林德山：民粹主義政黨為何在歐洲大行其道？|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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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伴隨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在一系列選舉政治中的突破，民粹主義在歐洲蔓延。目前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構成複雜，其發展是歐洲社會環境變化的產物，是歐洲社會經濟環境急劇變化與政治結構的變化相對滯後的矛盾在政治上的體現。而民粹主義特有的話語和行為方式對大眾需求心理的迎合，媒體和技術變化所提供的條件，也是民粹主義政治發展的條件。
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直接衝擊到了歐洲既有的政黨結構，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更滲透到了主流社會之中。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未來空間首先取決於歐洲危機的持續狀況，其次取決於民粹主義的政治動員能力，或者說其話語的影響力。
民粹主義政黨為何在歐洲大行其道？
林德山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
原題《左與右的共奏——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現狀、影響及未來》原載於《探索與爭鳴》雜誌2016年第12期
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
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民粹主義是與特定的政治組織及其活動相連的。民粹主義是一個不確定的概念，不同的時代以及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學者們的描述中，「民粹主義」所指不一。而媒體中的「民粹主義者」更是一個缺少共同思想指數的泛泛之詞。這可以從被媒體稱為「民粹主義者」的構成中看出。但從其表達的政治理念來看，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訴諸於大眾或人民而反對既有的權力體制或當權派。在此前提下，戰後歐洲的不同時代，民粹主義的主體力量及其表現出的政治特徵也不相同。
早期的民粹主義繼承了戰前民粹主義的政治特徵，它主要體現為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形式的否定，傳統的極右政黨是其主要的政治載體。而到20世紀60年代末，伴隨西方國家的社會變遷尤其是後工業社會的變化，民粹主義的主體訴求轉向了對既有的體制，尤其是對傳統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否定。依託於新社會運動的新左派成為其主體形式。但到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一些新的激進右翼政黨的崛起，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後，眾多歐洲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國內和在歐洲選舉政治中的突破，歐洲民粹主義的主體由新左翼轉向了新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儘管如此，其他的民粹主義力量也不同程度地發展，它們一同形成了對歐洲傳統政治結構的挑戰。
1. 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
目前，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本身構成複雜。大致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與歷史上的極右政黨相近的傳統型極右政黨；另一類則是在後工業社會的背景下獨立發展而來的，它們在政治主張和思想特徵方面明顯區別於傳統的極端主義的右翼民粹主義力量。
傳統型極右政黨的主要代表有英國國家黨、德國國家民族黨、荷蘭前中間黨等。它們實際上是傳統的極右政黨的繼承者，其政治主張帶有強烈的反既有民主制度特徵，也表現出更大的極端種族主義傾向。德國國家民族黨也因此被稱為新納粹組織。從政治影響力和人們對其政治主張的態度來看，這類政黨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即使是在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政治範圍內，這類政黨也已經不佔主導地位。
目前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治力量中佔主導的是新型的右翼政黨，或稱之為激進右翼（radical righ）政黨。其典型代表包括：法國國民陣線，奧地利自由黨，瑞典民主黨，獨立希臘黨，荷蘭的前富圖恩名單黨和荷蘭自由黨，挪威進步黨，英國獨立黨。這些政黨都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在各自國內，以及在歐洲議會選舉中實現政治突破的政黨，大都在相應的選舉中取得（或曾經取得）國內第二或第三大黨地位，一些党參加了（或曾經參加）國內的聯合政府。
作為這類政黨典型代表的法國國民陣線也屢屢創造了歷史。2002年總統大選中，其候選人勒龐在第一輪投票中擊敗了法國社會黨候選人若斯潘，進入第二輪。2014年和2015年該黨又分別在歐洲議會選舉和法國地方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成為得票率第一的政黨。與上述傳統的極右政黨不同，這些新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反自由主義民主但不反民主本身，反移民、反歐盟但並不一定主張種族主義；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普遍強調和主張更為嚴厲的法律和社會秩序，而這與各種保守主義政治力量的思想主張更為接近。
被歸為這種新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還有義大利力量黨（現在的自由人民黨）和義大利北方聯盟。但它們在觀念主張方面表現出了與上述右翼政黨的區別。由貝盧斯科尼領導的義大利力量黨，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義大利的政治腐敗醜聞後的政治大洗牌中崛起並贏得執政機會的。作為該黨核心的貝盧斯科尼也是以典型的渲染民粹主義方式——宣稱不再相信「老的政治階級」，該國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政治家必須聽從於「普通義大利人」的意願——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的。但與勒龐不同，貝盧斯科尼並不赤裸裸反對移民。另外，成立於1991年的義大利北方聯盟是一個帶有鮮明地方民族主義特色的政黨，主張義大利的聯邦主義，它反對南部義大利，反對非法移民。
總之，這類新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之間雖然在觀念主張方面也有出入，但在反精英、反移民、反歐盟和福利沙文主義方面，表現出了共同的特色。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以後，這類政黨政治上的不斷突破顯然利用了各國以及歐洲的經濟危機。而伴隨著這類政黨政治上不斷發展，歐洲民粹主義的政治影響日趨擴大，人們對歐洲民粹主義蔓延的恐懼心理也在增加。尤其是在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後，這兩者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點。一方面，義大利五星運動、荷蘭自由黨以及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紛紛表態，意欲促進各自國內的相關進程；另一方面，各國以及歐盟領導人也在不斷發聲，警示人們警惕民粹主義政治方式及政治力量的蔓延。
2. 歐洲其他民粹主義政黨的相應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上述發展趨勢無疑成為歐洲民粹主義的主要特色，媒體以及學界的一些研究往往因此而泛泛地將歐洲民粹主義的蔓延等同於極右政黨的發展。但歐洲民粹主義政治現象並不局限於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的政治圖譜上，來自左翼的民粹主義始終存在。而且，面對經濟危機和歐盟危機，一些左翼民粹主義政黨也有一定的發展。
從反建制要求的角度來看，對於歐洲主流政治力量尤其是保守主義力量來說，傳統的共產黨以及一些激進的社會主義政黨都帶有天然的民粹主義性質。因此不難理解，西方的主流媒體包括學界常常把far left或極左（extreme left）力量等同於左翼民粹主義力量，其中首先包括各國共產黨以及與之有淵源的政黨。但嚴格地說，傳統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所基於的階級觀念，是不同於民粹主義所基於的「人民」觀念的。所以，一些學者把站在社會民主黨左邊的左翼力量（即所謂的far left）分為四類，即共產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民粹社會主義者（populist socialists）和社會民粹主義者（social populists）。
其中民粹社會主義政黨有著類似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帶有更強烈的反精英、反建制的訴求，更強烈的折中主義思想意識，更為強調認同而非階級意識（尤其是地區主義和民族主義）。而社會民粹主義黨與傳統的民粹主義運動很相近，它往往有一個強有力的人格化的領導和一種本質上破碎的思想，將左翼和右翼的思想糅合在一種反建制的訴求中。它們中的許多並不被極左所承認，許多甚至並不反對資本主義，甚至也算不上激進。許多只是曇花一現，在歐盟沒有長期的代表。它們主要在東歐地區有一定影響。但過去十年里，面對持續的經濟危機，在反緊縮、反歐盟的旗幟下，西歐一些受危機影響較大的國家（主要是在南歐地區），不時有這類組織出現。
需要強調的是，歐洲左翼民粹主義力量是一種不定型的政治力量，這與過去30年尤其是冷戰結束前後的歐洲政治背景的變化密切相關。這其中首要的問題是對待既有制度（或西方民主）的態度。據此，可以將泛義的far left歸為兩類：一類是激進左翼（radical left），指那些主張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但接受民主的力量；另一類則是極端左翼（extreme left），指那些否定自由民主、拒絕與資本主義做任何妥協的力量。其實，這兩類大多都有共同的淵源，即與歐洲傳統的共產主義有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末之前，歐洲共產主義力量在一些西歐國家的政治結構中占重要地位。但冷戰結束以後，這些政黨面臨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在此壓力下，整個歐洲共產主義力量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型。一個普遍的趨向是淡化了傳統的革命意識或反建制色彩，逐步接受甚至融入到既有的西方民主制度中。
具體來說，除少數共產黨依然堅持其傳統的激進立場外，大多數傳統的共產黨組織出現兩種演化趨向。一部分轉型為新型激進左翼政黨，即試圖將傳統左翼與新社會運動尤其是生態主義相結合。這種趨向在北歐國家的傳統共產黨組織中最為突出，如由一些共產黨演化而來的瑞典左翼黨、丹麥社會主義人民黨和紅綠聯盟、芬蘭左翼聯盟、挪威社會主義左翼黨。另一部分則轉向了民主社會主義，意在填補社會民主黨中間化後的傳統左翼空白。其中包括由德國民社黨演化而來的德國左翼黨，由過去的毛派組織荷蘭共產黨（馬列主義）發展而來的荷蘭社會黨。
兩類力量都可被歸為上述的激進左翼範疇。這些力量事實上已經放棄了傳統的階級概念，或為其注入了新的因素（即超越傳統的藍領階層的工人階級概念，變成了更具有大眾意義的被僱傭勞動者），因此在一些人看來變得更為民粹主義化了。有些則更為突出工人階級的民族意義，更像是民族主義者。荷蘭學者卡斯·穆德（Cas Mudde）也認為，當這些曾經的共產黨不再將自己呈現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而呈現為「人民的心聲（vox populi）」之時，它們已經將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與一種強烈的民粹主義話語結合起來了，成為了左翼民粹主義政黨。
除了上述與傳統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黨有關係的力量外，在目前廣義的左翼民粹主義力量中還有一些新型的力量。除了那些堅持更原始的生態主義理念的綠黨外，一些新型力量應運而生。其中典型的有義大利的五星運動、西班牙的「我們能」。義大利五星運動最初是一個為具有共同趨向的人們提供交流的社會網路平台，2009年正式成立後發展迅速，先後在2013年義大利參眾兩院的選舉以及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得票率第二，由此也引起義大利乃至歐洲政治領域的廣泛關注。雖然一些媒體將五星運動歸入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範疇，但其成員稱之為「運動」而非政黨，認為它超越了傳統左右範疇。該黨的名稱也顯示了這一點。
人們更多是因為其反建制、環境主義和反全球化的趨向而歸之為左翼「民粹主義」。而西班牙的「我們能」也是2014年新成立的政黨，是在反緊縮組織的抗議運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針對不平等、失業和經濟不振，要求重新進行反緊縮談判。按照黨員數量，該黨已成為僅次於人民黨的西班牙第二大黨，而在2015和2016年接連兩次的大選中它都位居第三大黨。但無論是義大利的五星運動還是西班牙的「我們能」，它們都不再簡單只是傳統的左翼範疇，即不再簡單只是基於對社會經濟關係的理解。只是從其對平等的訴求意義上說，它們被歸為泛義的左翼範疇。
上述來自左右兩端的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已經在不同程度上衝擊到了一些國家既有的傳統政治結構，同時也強化了民粹主義的思想情緒在整個歐洲的蔓延之勢。
2民粹主義政黨發展的環境和條件
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以及民粹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蔓延，是世紀之交的歐洲政治生態變化的重要體現，而這一政治生態的變化是歐洲社會環境變化的產物，它凸顯了歐洲社會經濟環境的急劇變化與政治結構的變化相對滯後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民粹主義政治特有的話語和行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對這種現狀不滿的眾多社會大眾的心理需求。而媒體和一系列技術的變化也為民粹主義話語和政治方式的傳播提供了條件。
1. 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挑戰
20世紀70年代以後，歐洲一系列社會環境變化對歐洲既有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提出了挑戰，進而也衝擊到了歐洲既有的政治傳統。
首先，全球化的新發展改變了歐洲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環境。20世紀70年代以後，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強烈衝擊到了歐洲經濟與社會。一方面，資本和生產的全球流動趨勢在改變歐洲全球競爭的外部環境的同時，也直接衝擊到了歐洲傳統的產業結構，並導致新的社會分化。經濟全球化在加劇世界範圍的國家間競爭的同時，也在不斷衝擊歐洲傳統的產業結構，並導致歐洲社會不同階級或社會群體之間新的分化。一部分高技術端的新興產業從業者擁有了新的機會，但傳統產業的工人就業機會卻受到產業轉移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面，生產和資本流動的便利也直接侵蝕了國家控制經濟和社會的能力。這一發展的直接政治後果就是戰後歐洲左右翼政治力量之間形成的政治共識的基礎失去。歐洲政治面臨一種方向性選擇。
其次，歐洲傳統社會發展模式受到挑戰，尤其是福利國家的危機成為影響歐洲政治生態變化的持續性問題。戰後歐洲普遍顯示出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充分就業和高福利的社會發展模式。這些也是歐洲能夠保持長期社會和政治穩定的最重要前提。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面對經濟滯漲和全球競爭的壓力，維持歐洲戰後經濟高速增長的環境不復存在，充分就業的狀況難以再現，這些侵蝕了傳統福利國家得以持續的基礎。20世紀80年代以後，致力於提高競爭能力的各國經濟改革競相以削減或壓縮福利為特徵。這無形中加劇了本已出現的上述社會分化趨勢，尤其是那些受全球化影響的傳統產業的工人。伴隨全球化的勞動力流動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分化形勢，那些受傳統福利體制保護的人們的不安全感愈益強烈。
再者，後工業社會的變化也直接影響了歐洲的政治生態環境。伴隨上述經濟和社會環境變化的是同一時期歐洲國家經歷的社會轉型，即從傳統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的轉型。這一轉型從兩個方面影響到了歐洲既有的政治生態環境。一方面，一些非傳統領域的事務在歐洲政治議程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它們超越了傳統的左右政治事務的範圍。傳統的左右政治事務主要是圍繞物質領域的生產和分配事務而展開的，其解決方式主要是基於勞動與資本間的平衡關係。而伴隨後工業社會的發展，一些非物質領域的事務，包括新的如生態之類的事務，以及一些歷史上長期存在，但在傳統的政治議程中不佔主導地位的事務如移民問題等，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也就是說，人們的不安全感已經從傳統的物質領域延伸到了非物質領域。
另一方面，社會結構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傳統產業工人隊伍的萎縮、一些新的產業領域的隊伍發展，後者更多與新技術的發展相關，它們進一步凸顯了日趨龐大的新中間階級的非同質性問題。這些直接衝擊了傳統政治領域的階級意識。兩方面的變化事實上都強化了一種政治生態趨向，即對基於階級利益的傳統左右政治的超越。新左翼和新激進右翼政治力量的相繼興起是這種政治生態變化的體現。
2. 主流政黨應對變化和挑戰的無力
面對上述社會環境的變化，歐洲各國的主流政黨都曾努力作出改變以應對挑戰。其努力主要是兩個方向：一是以市場化的改革為核心的國家經濟和社會改革；二是加強了歐洲的聯合，主要表現為歐洲一體化尤其是歐盟的發展。但在這兩個方向的改革中，人們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方式都佔據了主導地位，而它們都是以日趨嚴重的社會分化為代價的。
面對上述變化趨勢，歐洲各國相繼開始了對傳統經濟和社會政策的改革。這一進程顯然是由新自由主義政治方式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它以放鬆控制、市場化的改革和迫使國家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全面退卻，以及全面壓縮社會福利為特徵——最初是由右翼保守政黨引入的，從英國的撒切爾政府開始，逐漸影響到整個歐洲大陸。但在這一過程中，一些社會民主黨事實上也成為這一進程的推動者。面對政治競爭的壓力和人們對傳統社會民主主義政治方式的懷疑，包括凱恩斯主義政策方式的失靈和福利國家的危機，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普遍開始了對社會民主主義政治傳統的改革，其主要方向是在政策手段中放棄了傳統的大政府方式，加強市場化改革，改變主要依靠產業工人的傳統戰略，強調新中產階級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興起的「第三條道路」，是這種改革趨向的集中體現。儘管「第三條道路」是以超越左右，即超越新右派政治和傳統左翼政治為口號的，但因過分強調市場的作用，以削弱或抑制社會福利水平作為改革福利國家的主要政策手段，被認為更多體現了對新自由主義的妥協。正因為如此，人們認為新自由主義主導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歐洲政治議程。而它是由主流政黨共同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盛行是以更為嚴重的社會分化為代價的，其全面的放鬆控制政策被認為直接導致了2008年的歐洲金融危機。
而全球化發展在加劇歐洲與外部世界以及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的同時，也驅使歐洲國家通過加強歐洲的聯合來應對挑戰，其結果便是歐盟的一體化進程加快尤其是歐元區的實現。在歐盟的問題上，歐洲左右翼的主流政黨再次顯示了共同的基本立場。正是由於這種共同立場，歐盟能夠從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相繼實現歐洲單一市場、統一貨幣以及歐盟擴大等重大一體化進程。歐盟的發展加強了歐洲作為一個整體在全球經濟和政治體系中的地位，一體化的進程也大大促進了歐洲國家之間在商品、服務和資本方面的自由流動。但在國家之間以及在國家內部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這種一體化進程的受益分配是不均的，一體化進程中充斥著大量的失落者，歐盟國家之間以及各成員國內部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疑慮也始終存在。
其中，反對之聲主要來自那些在上述發展進程中被邊緣化的力量。只不過，由於主流政黨的共同立場，這種不同的聲音被淹沒在了主流社會的認同之聲中了。一體化過程中存在的不平衡問題（包括國家之間的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也未能通過歐盟的制度性安排得到解決。因此，對於那些邊緣化力量來說，歐盟的一體化進程事實上是被新自由主義政治議程主導了。這進一步加大了各國內部那些被邊緣化力量的不安全感。也正因為如此，當金融危機在歐盟範圍內蔓延，尤其是因一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危及歐盟之時，疑歐和反歐力量的聲音顯得尤其強烈，而移民、恐怖主義威脅等往往成為觸發矛盾的焦點問題。這些成為激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發展的有利社會政治環境。
總之，儘管歐洲主流政黨都試圖通過改變自己的傳統政策來適應變化的環境，但在國內政治以及歐盟兩個層次上，主流政黨之間都顯示了相近的政策取向，這些取向都明顯忽視了社會弱者的聲音。在歐洲傳統的社會模式受到侵蝕的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政策實際是以犧牲而非修復歐洲傳統的社會團結為特徵的。主流政黨基於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趨同，意味著現代民主制度的多元利益表達機制的缺失。這一特點凸顯了既有的權力體制與變化的社會環境之間的矛盾。這為各類民粹主義政治力量的發展提供了機會。
3. 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方式本身迎合了部分民眾的心理和政治需求
在上述背景之下，歐洲民粹主義政黨自身所表現出的特點也為自己贏得了更多的機會。與歷史上的民粹主義主體趨向相比，目前的歐洲民粹主義從主體結構到思想訴求都有明顯的變化。新的激進右翼和激進左翼成為政治光譜中民粹主義發展的主體力量。與之對應的是民粹主義在思想訴求上的相對溫和化，反建制的訴求形式也變得相對溫和。這些無疑緩和了主流社會對其的排斥心理。
此外，民粹主義政黨在思想意識和政治方式方面的一些基本訴求和政治手段，因為迎合了一些民眾的心理和政治需求，也越來越多地被民眾所認可，尤其是在歐洲面對危機的形勢之下。
首先，民粹主義政黨的核心思想，即訴諸於「人民」與精英對立，迎合了一些民眾的心理需求，同時也確定了自我行為的合法性。對歐美不同的民粹主義政黨的經驗分析顯示，強調人民的中心地位，批判精英，把人民視為同質的存在，聲稱存在嚴重的危機，這些是不同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共同的思想特徵。在民粹主義的話語中，「精英」、建制、國家、體制等常常是引發危機、腐敗、破壞、功能紊亂的根源。在歐洲社會經濟動蕩不已、主流政黨對社會多元訴求漠視的背景下，民粹主義訴求的人民與精英的對立，無疑迎合了那些對既有權力體制不滿的人們的心理。但與傳統的反建制的民粹主義者不同，這類民粹主義者並不反對既有的民主制度，只是反對既有的當權者（即精英）。通過訴諸於人民主權，它們要求權力回歸人民。人民主權成為其合法性的基礎，儘管民粹主義者的「人民」概念並沒有具體的所指，不同力量往往會根據自己的需求來詮釋。
其次，民粹主義的狹隘政治主張因糅合了不同的本土文化因素，而贏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對移民和歐盟是歐洲民粹主義政黨最突出的政治主張。無疑，民眾對它們的認可受到了上述社會環境的變化，尤其是歐洲社會發展模式被侵蝕和持續的經濟危機的影響，但同時也是因為民粹主義的主張中融入了許多本土文化的因素。與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者不同，新激進右翼民粹主義的嚴厲的反移民態度，是基於其「本土主義（nativism）」的民族觀和其權力主義的社會秩序觀。本土主義堅持國家應該排他性地由本土集團（「民族」）的居民居住，那些非本民族的個人和觀念從根本上威脅到了民族國家的同質性。而權力主義則相信一種嚴厲的社會秩序，要求違反權威應受到嚴厲懲罰。前者體現了右翼民粹主義的排他性特徵，而後者則體現了其非排他性特徵，因為強調秩序和權威也是保守主義的一個核心要求。
而且，不同國家民粹主義政黨的本土主義，也融入了不同的本土民族和文化因素。例如，一些激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其本土宗教的激進立場，並通過訴求於一種嚴格主義的宗教立場來排斥移民和外來文化，抵制一些新的社會變化。希臘的激進右翼組織「金色黎明」就用本土宗教作為爭取信教選民的一個手段，把本土宗教當作「排斥標準」，尤其是用程式化的方式把伊斯蘭教妖魔化為「恐怖主義」和「伊斯蘭聖戰主義」的代表，把它們當作腐蝕其想像的社會同質性和文化純潔的因素。對於「金色黎明」來說，宗教被當作民族國家所屬的四個標準之一。也就是說，民粹主義的反移民主張糅合了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世界觀的多種因素，這也使得它能夠從不同的隊伍中贏得同情和支持。
再者，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民粹主義的政治方式迎合了民眾對現實的不滿和尋求變革的心理，用簡單化和狹隘的方式表達參與式民主的意義。簡單化和訴諸於煽動式的言行是民粹主義政治方式的顯著特徵。簡單化既體現為看待一些重要問題的簡單化，如把許多社會問題簡單歸結為移民和歐盟的問題，把所有的政治腐敗歸結為精英的腐敗，也體現為處理問題的簡單化方式，如訴諸於抗議式民主和直接民主（如全民公決）。與此相一致的是，民粹主義者往往利用一些煽動式的言行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標，強調人民與有魅力領導人結合，突出種族偏見、全民公決機制或否認階級差別，這成為眾多民粹主義政黨競選運動的基礎。
民粹主義顯然利用了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和尋求變革的心理，誇大了積極公民的作用，用狹隘的方式表達民眾的參與需求。它利用了大眾的失落感，他們認為自己被既有的體制所排斥。它通過突出普通人與精英之間的距離，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對立來增強參與者的團結，並通過領導人與其追隨者之間的一種情感約束而實現統一。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如果說民粹主義體現了民主的一種思想墮落，它也表示了一種要求參與式民主的需要，表示了積極的公民權利，這是那種功能良好的代議制民主所不能滿足人們的」。這也表達了民眾對民粹主義政治方式認可的認知心理。
最後，民粹主義政黨在組織和社會動員方面成功地利用了媒體以及新的信息技術。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媒體以及技術的變化對政黨政治的影響。突出魅力型領袖在黨的組織和動員中的核心意義，強調煽動式言行和直接的動員方式的作用，這是民粹主義政黨（尤其是一些新型的右翼激進民粹主義政黨）在組織和動員機制方面的重要特點。這兩者對於民粹主義政黨來說是相輔相成的，即魅力型領袖在黨的核心地位有賴於其特殊的動員方式和能力，而魅力型領袖的突出影響力又強化了這種動員方式在黨的組織動員中的意義。但民粹主義政黨在這兩方面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借用了媒體尤其是新媒體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便利。
民粹主義政黨由指責精英的腐敗而至否定代議制民主的機制，進而否定傳統的主流政黨的作用。作為替代，它突出魅力型領袖作為「純潔的人民」的直接代表的意義，他們無需經過傳統的層級化的政黨，而直接訴諸於領袖與人民的溝通和對話。很顯然，媒體尤其是新媒體在現代公共生活中的突出意義，尤其是信息技術的發展為民粹主義政黨的這一訴求提供了條件。而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民粹主義政黨也成功地利用了這種條件，同時也利用了媒體本身的訴求特徵來擴大自己在民眾中的影響力。因為對於媒體來說，比之於主流政黨的那些乏味政客的中規中矩的言行，民粹主義政黨的魅力型領袖的直接而驚人的言行往往更能激發觀眾的興趣和激情。事實上，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思想的蔓延也得益於這種「媒體民粹主義（media populism）」。
3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發展的政治和思想影響
作為歐洲政治生態變化的重要部分，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已經深刻影響了歐洲的政治格局及思想觀念，其未來走向也將是影響歐洲未來政治方向的一個重要變數。
1. 對歐洲既有政黨結構的衝擊
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發展的直接結果是對歐洲既有的政黨結構的衝擊。這種衝擊除了來自一般人們所強調的右翼激進民粹主義政黨外，也來自左翼的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它們從不同的方向衝擊了既有的政黨結構，尤其是主流政黨在既有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伴隨著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歐洲許多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政黨格局，而來自左右兩端的民粹主義政黨成為這一結構的重要構成。除少數兩黨制國家（如英國）外，歐洲大多數國家屬多黨制格局。雖然基本的格局在延續，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具體的政黨構成和結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此前，政黨的主體結構主要由來自左右的主流政黨和少數平衡性政黨構成。在該結構中，位居核心的主流政黨主要由各國的社會民主黨與右翼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政黨構成，而其他少數平衡性政黨主要包括與右翼主流政黨思想意識接近但規模較小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站在社會民主黨左邊的共產黨或其他激進左翼政黨。
而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一些新黨的崛起和進入議會，這種結構發生了變化。先是新興綠黨的崛起，然後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相繼取得突破，同時，一些新興的激進左翼政黨也有了穩定的發展。相反，一些傳統的自由主義政黨下滑明顯。由此而出現了一種人們所稱的「五黨格局」，即站在中間位置的社會民主黨和保守黨，站在保守黨右邊的激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或一般所稱的極右政黨）和（或）自由主義政黨，站在社會民主黨左邊的綠黨和（或）激進左翼政黨。與傳統的政黨格局相比，該結構中有兩個關鍵性的變化，一是主流政黨的相對地位明顯下降，二是來自左右兩端的激進民粹主義政黨的地位上升。也就是說，來自左右兩端的民粹主義政黨往往成為決定政府實際構成的關鍵。
如希臘的傳統大黨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急劇衰落，已經下滑到目前只是議會中最小政黨的地位，而新興的激進左翼聯盟目前暫時取代了其地位。在西班牙，在2015和2016年接連舉行的兩次大選中，由於「我們能」的迅速崛起，西班牙的政黨格局被打亂了，雖然傳統右翼黨人民黨和左翼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保住了兩大黨地位，但後者急速下滑，其在議會中的席位已經從2008年169席下降到2016年的85席。接連兩次的選舉都未能產生明顯的多數聯盟。很顯然，「我們能」嚴重侵蝕了主流政黨尤其是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的地位。
在其他一些政治較為穩定的國家，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也已經影響到了傳統的左右政治格局。在法國、荷蘭、德國和義大利，民粹主義政黨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已經成為影響國家政府組織的關鍵性變數。可以預想，在即將進行的2017年法國大選中，國民陣線的表現也將會是影響走向的最大變數。甚至是在兩黨制的英國，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結果以及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結果表明，英國獨立黨的崛起已經對目前的政黨結構以及政治趨向產生了重要影響。
2. 對歐洲思想觀念的衝擊：一種「時代思潮」
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發展的更深遠影響，在於它強化了民粹主義思想在歐洲社會的蔓延趨勢。對於傳統政治的維護者來說，民粹主義思想蔓延的影響甚至要大於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本身。這是基於對民粹主義性質的理解。對於他們來說，由於其反建制尤其是對既有的代議制民主的詆毀立場，民粹主義無疑是有害於民主的。許多學者因此把民粹主義視為感染了整個歐洲政黨體制的「病毒」。
此外，民粹主義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反移民和反歐盟的立場，也使得人們把它視為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是有損於歐盟的發展的。因此，面對那些帶有仇外特徵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歐盟成員國中的紛紛崛起，2010年歐盟主席范龍佩聲稱，民粹主義是「對歐洲最大的危險」。同樣，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之後，面對其他一些國家的民粹主義力量要求效仿英國的宣傳，歐盟的維護者們也呼籲警惕民粹主義的蔓延。
按照這種觀點所理解的民粹主義無疑是一種民主的異類，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無疑也是對民主的威脅。那些接受民粹主義觀念主張或支持民粹主義政黨的人們只是少數民眾，他們是受了民粹主義者的蠱惑。但這種理解既無法反映民粹主義在當代歐洲社會中的影響範圍之廣和程度之深的現實，也無法解釋何以如此的問題。
有關民粹主義的眾多亂象，以及許多有關民粹主義的學術研究都表明，民粹主義並不只是限於狹小的範圍。民粹主義蔓延的一個重要的表現恰恰就在於它作為一種思維或話語方式已經滲透到了主流社會之中。把對手描繪為精英代表而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真正代表，這已經成為主流政黨詆毀競爭對手的常用方式。如在2001年英國議會選舉中，當時的保守黨領袖黑格就指稱新工黨領導為「傲慢的自由主義精英」，並指責新工黨的精英完全不理會英國普通人民的情感和關心事務。其實，同樣的行為方式也發生在工黨身上。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有學者指出，至少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民粹主義已經成為西歐民主政治中的一種常態，並成為一種「時代思潮」。
另外，也不能僅僅把民粹主義理解為一種狹隘的訴求，至少應該區分民粹主義政治鼓動者與民粹主義思想觀念的接受者之間的認知區別。民粹主義之所以被日益廣泛的民眾所追捧，原因之一就在於當代歐洲民粹主義思想本身融入了不同的要素，其中包括許多來自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體系的要素。更重要的是，它表達了眾多民眾對既有的民主制度的不滿和對參與式民主的需求。如有學者所評價的，民粹主義「是一種包含在現代民主實踐中的可能性」。它為民主參與提供了一種想像的空間。
但這絕不意味認可民粹主義是解決既有民主制度缺陷的替代。無論是作為一種觀念體系還是作為一種政治方式，民粹主義並沒有真正提供解決問題的現實路徑。作為一種思想，從本質上說，民粹主義不只是與精英主義對立的，它更是與多元主義對立的。作為一種思想，其核心是訴諸於同質的「人民」與他者的對立，而無論是把這種「人民」理解為一種社會群體還是一個民族，它都意味著否認了多元群體或民族共存的權利，這是有違於現代民主的本質意義的。而作為一種現實政治方式，民粹主義政黨也並未真正為民主提供更多的參與機會。相反，事實上，幾乎所有訴諸於魅力型領袖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黨的組織中都體現了專制的特點。由此而言，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的蔓延在暴露出歐洲既有民主制度的危機的同時，也對既有的民主制度產生了威脅。
4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未來空間
討論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空間，既需要在概念上區分民粹主義與民粹主義政黨的不同，也需要區分不同的民粹主義政黨。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與兩種環境息息相關。
一是社會的危機狀況。訴諸於危機意識，這是所有民粹主義、同時也是所有民粹主義政黨共同的特徵。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往往也是伴隨著危機的。由此而言，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未來空間首先取決於歐洲危機的持續狀況，如果歐洲各國以及歐盟能夠抑制危機或走出危機，民粹主義政黨的空間將會被擠壓。
二是取決於民粹主義的政治動員能力，或者說其話語的影響力。一旦其話語失去了唯一性，其政治動員的能力和效果也將下降。由此而言，主流政黨在多大程度上對民粹主義的訴求作出妥協，或者說如何吸納民粹主義政黨的話語方式和政治要求，將直接影響民粹主義政黨的表現。從這兩方面來看，可以預想，民粹主義的發展不會是直線的，其想像空間也並不大。但作為一種思潮，民粹主義是既有民主制度的伴生物。從這一意義上說，民粹主義政黨的政治表現可能會起伏，但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將是一個持久性的因素。
從民粹主義政黨的不同構成的角度來看，首先要區分不同的民粹主義政黨的政治訴求特徵。相對來說，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更著重於其民族主義訴求，而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更著重於其社會訴求。由此而言，前者的意義是有限的，也是有條件的，而後者的意義則是更持續的。歐洲各國如何處理移民問題，歐盟的危機如何能夠被克服，將直接決定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空間。而對於激進左翼來說，其未來空間更大程度上取決於歐洲社會模式的問題能否得到解決。而這顯然不樂觀。由此而言，左翼民粹主義的影響將是更具持久性的因素。從上述民粹主義政黨對主流政黨地位的挑戰中也可以看出，左翼民粹主義政黨對社會民主黨的挑戰更具有持續意義。
再者，不同民粹主義政黨的發展都取決於它與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體系之間的關係。這其中存在著改變與被改變的關係。歷史上的其他激進主義政治力量的發展歷程表明，激進主義政治只有融入到主流社會和價值體系中，其直接的政治作用才會更大。可一旦融入到主流價值體系，往往被改變的也是它自己。政治立場和話語方式的相對溫和，是過去一個時期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發展的一個前提條件。但西方民主制度的演進歷史表明，其民主的思想和制度構成都不是既定不變的，其吸納和包容的能力也是不容忽視的。由此而言，隨著當代歐洲民粹主義思想中有價值的因素——主要指其對參與式民主的訴求——被主流政治所吸納，既有的民粹主義思想和政治的基礎也將被改變。當然，屆時的民粹主義會有其新的訴求和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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