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境內史前原始技術積累篇

一、史前社會概況和史前自然觀（一）社會概況 中國的史前時期，即有正式歷史記載之前中國境內古人類的發展史，包括直立人和智人階段，以及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三皇五帝的傳說階段，直到最後建立夏朝。這一時期的跨度很大，從約從200萬年前到公元前21世紀。 早期猿人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組成血緣家庭，若干個血緣家庭形成了較為鬆散的社會組織。由於猿人脫離動物不久，所以其婚姻還處於雜交狀態。晚期猿人婚姻狀態有所進步，先由原始雜交過渡到同輩群婚，再過渡到一個家族的男子與另一個家族的女子群婚。到母系氏族後期，人們開始了定居的生活，對偶婚開始取代群婚。原始審美和宗教觀念開始出現並得到持續發展，還產生了最早的文字元號。由於女子在採集生產中的重要地位，以女性為中心的母系氏族形成了一個以老祖母為核心的原始社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男子在生產部門中突出地位的出現，原來男女在氏族中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男子開始佔據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婚姻由對偶婚向一夫一妻制過渡，父權制隨著家庭的出現而產生，財產按照父系繼承，世系隨父系計算。父系氏族形成後，私有制開始萌芽，貧富分化逐漸加劇，階級對立慢慢出現，由此最終導致了原始社會解體，國家開始產生。（二）史前自然觀 天地萬物的起源和人類自身來自何方，是今天的人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大概也是史前的人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關於這兩個問題，我國就有「盤古開天地」和「女媧造人」兩個著名的神話傳說。盤古開闢了天地，用身軀造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而女媧又在荒涼寂寞世界上揉團黃土、揮動藤條造就了生機勃勃的人類，並建立了婚姻制度，使人類繁衍不息。這兩個神話傳說中創造了兩個原始神。生活在祖國土地上的史前先民們，還把某些發明創造歸功於一些神話了的英雄人物，譬如神農氏發明農耕，遍嘗百草；伏羲氏發明漁獵，始造書契；遂人氏鑽木取火，教人用火；嫘祖養蠶，倉頡造字等等，無不反應了先民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改造。由於史前對客觀世界理解的局限性和生產力的低下，先民們企圖藉助巫術、原始宗教、幻想、神話等來理解自然，改造世界，並認為萬物有神，萬物有靈，進行圖騰崇拜，祈禱祭祀等，是可以被今天的人們理解的。二、舊石器時代從直立人到晚期智人階段 我們偉大的祖國是古人類的最早發源地之一。在我國遼闊的領地之內，古人類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人類化石和舊石器時代遺物。至今已發現的各個時期的古人類地點共200多處，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個階段的人類化石。我國境內已發現的直立人有河北的河泥灣猿人、雲南的元謀猿人、陝西的藍田猿人、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山東的沂源猿人等；早期智人有陝西的大荔人、山西的許家窯人和丁村人、廣東的馬壩人等；晚期智人有山西的峙峪人、北京郊外周口店龍骨山的山頂洞人、內蒙古的河套人和扎賚諾爾人、陝西的黃龍人、台灣的左鎮人和長濱人等。 中國舊石器時代是中國歷史最早的階段。這一時期的人類，從直立人到早期智人再到晚期智人，以打制石器為主要生產工具，過著以採集和狩獵為主的極為艱難的原始生活。下面以河泥灣人、許家窯人、峙峪人和山頂洞人為例，簡單介紹一下中國境內舊石器時代在狩獵和縫製等方面的進展。 泥河灣是河北省陽原縣東部的一個小村莊，位於桑乾河上游的陽原盆地。距今約二百萬年前，遠古的人類就活動在這片土地上。1978年中國考古工作者在泥河灣附近發現了大量舊石器和哺乳類動物化石，其中包括大量的石核、石片等石器以及製作石器時廢棄的石快等。泥河灣遺址群經過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0多位專家、學者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在東西長82公里、南北寬27公里的桑乾河兩岸區域內，發現了含有早期人類文化遺存的小長梁、馬圈溝、馬鞍山等遺址80多處，出土了數萬件古人類化石、動物化石和各種石器。在我國目前已經發現的25處距今100萬年以上的早期人類文化遺存中，泥河灣遺址群就佔了21處。泥河灣標準地層記錄了第三紀晚期至第四紀地球演化和生物、人類進化的歷史，這些遠古的文化遺址分布面廣、內容豐富，囊括了古人類學、舊石器考古學、古生物學、第四紀地質、古地磁學、古氣候學和年代測定等多個學科，幾乎記錄了人類的起源和演變的全過程，是一個天然博物館，對探索世界早期人類的發展及其文化的演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泥河灣遺址群，已成為國際標定的第四紀地層代表地點，其研究價值可與世界公認的人類起源地——東非的奧杜維峽谷相媲美，這已被國內外地質和古生物工作者所公認，成為進行地層對比的標準剖面。泥河灣早期文化遺存的密度之高，年代之久遠，不僅在國內絕無僅有，在世界上也極為罕見。泥河灣遺址，幾乎已經成為遍地是寶的「舊石器考古的聖地」。特別是2001年馬圈溝遺址的發掘，首次發現了距今約200萬年前人類進餐的遺迹，人們驚奇的發現了古人類分食獵物的場景。現場以散落著大象的骨骼為主，間有石製品和天然石塊，一件燧石質的刮削器巧置於一條大象的肋骨上，肋骨上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的痕迹。這勾畫出了當時泥河灣人群體肢解動物、刮肉取食、敲骨吸髓的活生生的進餐場面。泥河灣遺址群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早的人類起源地。泥河灣遺址群向人們昭示：人類不僅可能從東非的奧杜維峽谷走來，也可能從中國的泥河灣走來，這向人類起源的「非洲唯一論」 提出了強有力的挑戰。在許家窯遺址中，人們發現了很多大約12萬年前的石流星（在打制石器的一端拴上繩索），這樣的石流星不僅可以擊打獵物，而且，在擊中奔跑的獵物後，繩索還會把奔跑的獵物的腿纏繞起來。 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狩獵和戰爭的需要，祖先們又發明了射程更遠的武器——弓箭。山西的峙峪人在大約3萬年前就完成了這項偉大的發明，他們用粗樹枝或竹子做弓，用細木棍做箭桿，用燧石或火山玻璃（黑曜石）磨製成石鏃（箭頭），這在當時已足以使他們成為他們所在土地上的真正的王者。峙峪人除完成了一場狩獵革命之外，還掌握了用火和鑽孔技術。 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的山頂洞人在18000年前已開始用骨針引線，縫製獸皮衣服。人們在山頂洞人的洞穴里發現了一枚尖端銳利，針身圓滑，尾部穿孔的骨針，針長82毫米，直徑3.1～3.3毫米，這是今天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縫紉工具之一。此外，在上述洞穴還同時發現了紅色氧化鐵(Fe2O3)粉末和若干塗紅色顏料的裝飾品及山頂洞人製作的項鏈，這表明當時的山頂洞人已開始使用紅色礦物顏料。三、新石器時代母系氏族社會與父系氏族社會階段 中國大約在公元前1萬年就已進入新石器時代，一般認為這個時代延續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以外的有些地區結束的時間要更晚些。新石器時代以農耕和畜牧的出現為劃時代的標誌，表明人類已由依賴自然的採集漁獵經濟躍進到改造自然的生產經濟。磨製石器、制陶和紡織的出現，也是這一時代的基本特徵。中國各地遍布新石器時代的遺存，其分布範圍、文化內涵和起迄年代各不相同，在生產經濟上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中國新石器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源頭，當然也是中國古代傳統科學技術的源頭。特別是以中原為核心的一脈相承的新石器文化，與後來青銅時代的夏商周文化緊密相連，並同周圍地區有著密切的交互影響，便是中國歷史連續發展的具體例證。新石器時代包括母系氏族時期和父系氏族時期兩個階段。據史學家介紹，母系氏族社會制度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持續了大約10萬年左右的時間，而父系氏族社會卻很短，它是一個過渡時期，然後就出現了私有制，進入了文明社會。 有些學者認為我國先秦古籍《穆天子傳》、《山海經》等書中常見的西王母，可能是西戎部落傳說的母系氏族的首領人物。《淮南子》中所謂煉五色石以補蒼天的女媧氏，也當是母系氏族全盛時期帶領人們開闢荒原的一位首領。在這一時期，出現了從植物的種植髮展而來的農業，從動物馴養、繁殖發展而來的畜牧業。有了這兩項生產事業，就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比較可靠的食物來源，為原始社會的發展奠定了比較可靠的物質基礎。我國古代傳說中比較著名的兩個人物——伏羲氏和神農氏，就是發展原始畜牧業和原始農業的代表。原始畜牧業和原始農業的分工，是人類社會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從此，開始有了交換，又不斷出現一些新的發明創造。母系氏族在全盛期之後逐漸衰落，過度到父系氏族時期。父系氏族時期可以說是個英雄的時代，大河中下游地區成為人口聚居區，關中平原、河東盆地則形成了華夏部落群，炎帝、黃帝、蚩尤還有此後的堯、舜、禹是這一時期的主角。堯、舜、禹時期也是向奴隸社會過渡的階段，禹擁有了夏後氏的稱號，即諸夏之王，隨著夏朝的建立，中國史前時期也宣告結束了，從而進入了文明時代。 我國地域遼闊，新石器時代遺址豐富，據不完全統計，在全國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7000多處，其中經過發掘的約400多處。由於我國地域遼闊，各地自然地理環境很不相同，以原始農耕文化為主體的中國諸多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多樣，內涵豐富，特點鮮明，各有創新。 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可謂滿天星斗，多個新石器時代文化各自獨立發生髮展；在一定地域內先後產生的幾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自身的發展序列。這些文化在發展和擴張中，彼此發生接觸，產生了交流互動。特別是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北方草原上的新石器文化，三個區域交相輝映，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面貌相互交融，有漸趨一致的傾向，可能共同組成了中華文明的源頭。綜觀中國境內的新石器時代，生產力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發展，重大發明和成就很多，原始的技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下面結合中國境內的幾種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簡單介紹一下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成就。（一）原始農業得到長足發展 在黃河流域，適應黃土地帶的自然環境，新石器時代早期就主要種植了耐旱作物粟（俗稱小米）和黍。比如在7500年前的磁山文化（1972年於河北邯鄲市武安縣磁山鎮首先發現而得名）遺址中就發現了大量的碳化了的粟粒，這證明我國的黃河流域是栽培粟類植物最早的地方。北方其他地區也都普遍發現了粟的遺存。它們作為在中國最早培植的穀物，從遙遠的新石器時代起，長期成為華北居民的主要食糧。此外，磁山文化遺址中還出土了碳化的核桃，這糾正了核桃是漢代張騫出使西域時傳入中國的說法，同時也將我國的核桃栽培史上推了5000多年。 秦嶺、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區，因氣候溫暖濕潤，沼澤眾多，則以稻作農業為主。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如浙江省浦江縣的上山遺址、湖南省道縣的玉蟾岩遺址和江西省萬年縣大源仙人洞遺址都發現了栽培稻的痕迹。栽培稻是一種由野生稻向人工栽培稻演化的稻種。在上山遺址中還發現了一粒1萬年前的碳化稻米，這一發現對研究人類栽培水稻的歷史有重要意義。從較早的彭頭山文化（1988年於湖南常德市澧縣彭頭山遺址首先發掘而得名）、賈湖文化（1961年於河南舞陽縣賈湖村首先發現而得名）、河姆渡文化（1973年在浙江餘姚市河姆渡村東北首先發現而得名）等開始，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都以稻作農業為主。其中在賈湖文化遺址和河姆渡文化遺址中都出土了保存極好已經碳化的稻穀和大米，以及葫蘆等其他農作物。值得一提還有賈湖古酒，中國科技大學博導、賈湖遺址主要發掘者張居中教授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著名教授、博士帕特里克·麥克戈溫合作，通過對出土陶器上的附著物進行研究證明：9000年前賈湖人就已經掌握了酒的釀造方法，所用原料包括大米、蜂蜜、葡萄和山楂等。目前，這一酒中鼻祖的古配方已在美國複製成功。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粟、黍、稻等糧食作物，在世界作物栽培史上居於突出的地位。其他如農業工具、耕作方式等，也不斷有所改進。例如，在河姆渡遺址伴隨稻穀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主要是骨耜，有170餘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還留著殘木柄和捆綁的藤條。骨耜的功能類似後世的鏟，是翻土的農具，這說明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已進入「耜耕階段」。 中國古語有「五穀豐登」的說法，實際上這些農作物在新石器文化時期就已基本完備。稻、黍、粟（稷）、麥、菽（大豆）、麻等農作物在幾千年前甚至上萬年前就已慢慢開始成為人類重要的衣食來源。我國境內的原始農業得到了長足發展，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的中心之一。（二）廣泛飼養家畜 在整個新石器時代，無論南北，都以飼養豬、狗等家畜為主，並且具有與定居農業密切結合的性質。現在世界上已經公認豬和狗的馴化家養始於我國的賈湖文化。我國的河姆渡文化、崧澤文化（1961年於上海市青浦區崧澤村首先發現而得名）等遺址中還出土了豬形陶器和刻畫豬紋的陶器。雞和黃牛，早在磁山文化中可能已是家養的動物。兩者的骨骸在仰韶文化（1921年在河南三門峽市澠池縣仰韶村首先發現而得名）中繼續有所發現，但數量仍不多，也不普遍。家羊遺骸在馬家窯文化(1923年首先發現於甘肅省臨洮縣的馬家窯村而得名)中經常出土，有的還用它隨葬，這時除普遍地飼養了綿羊外，還有少量的山羊。水牛的馴養當以南方為較早。河姆渡文化發現有較多的水牛骨，可能已開始飼養，其後逐漸發展。至今新石器時代的馬骨只有零星發現，家養可能較晚，一般認為，至遲在龍山文化（因1928年首先發現於山東章丘市龍山鎮而得名）階段也已開始了家養。從總體上說，豬、狗、牛（黃牛、水牛）、羊（綿羊、山羊）、馬、雞，我國古代文獻中的所謂「六畜」已基本齊備。（三）制陶工藝不斷進步 在距今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浙江上山、湖南玉蟾岩、江西大源仙人洞等遺址中都發現了早期陶器，數量很少，胎質粗厚疏鬆，陶泥既夾炭也夾砂，燒成溫度較低，都屬於中國目前所知的最原始的陶器，在世界上也應是最早的陶器之一。 陶器成形是從手制、慢輪制過渡到輪制，陶窯有橫穴式和豎穴式兩種基本結構。裴李崗文化（1977年首先發現於河南新鄭市裴李崗村而命名）已經出現橫穴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日益發展。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陶器燒成溫度一般為850～950℃，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達900～1000℃，有的甚至可達1050℃。中國史前陶器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彩陶和蛋殼黑陶。 距今約8000年的大地灣一期文化（1958年於甘肅天水市秦安縣的一個河灣首先發現而得名）遺存出土了三足缽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國迄今發現時間最早的一批彩陶。二期出土的人頭型器口彩陶瓶，通高31.8厘米，瓶口是一個罕見的人頭形狀的雕塑，其形狀象徵一母腹。整件陶器融造型、雕塑、彩繪藝術於一體，被認為是我國史前雕塑藝術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大地灣文化出土的彩陶處於彩陶的萌芽階段。後來仰韶文化的彩陶成就也很顯著，但彩陶成就尤為突出的是馬家窯文化。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的彩陶衰落以後，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又延續發展了數百年，將彩陶文化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馬家窯遺址發現了規模很大的制陶作坊，生產的器物有碗、缽、盆、瓶、尖底瓶、壺、罐、瓮、帶嘴鍋等，彩繪分布在器物的外壁，有的器物甚至內壁也繪有彩繪。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器型豐富多姿，圖案極富於變化和絢麗多彩，是史前彩陶藝術發展的頂峰，是世界彩陶發展史上無與倫比的奇觀，也是人類遠古先民創造的最燦爛的文化之一。它不僅是工業文明、農業文明的源頭，同時它也源遠流長地孕育了中國文化藝術的起源與發展，它那神奇輝煌的藝術魅力至今還在震撼著我們的心靈。馬家窯文化具有非凡的文化價值、欣賞價值及收藏價值。馬家窯陶器類型中有一件陶器值得一提，這就是舞蹈紋彩陶盆。它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人物圖畫之一。它的紋飾，同旋渦紋一樣與水有關。盆的內壁上，由成組的豎線分成三個區域，每區中，分別畫著五個手拉手的人物剪影，她們整齊地側著頭，踏著整齊的步伐，辮子甩向一側，尾巴似的飄帶甩向另一側，靜止的畫面上展現了節奏和律動。俄羅斯芭蕾中四小天鵝的經典舞蹈，在五千年前的黃河邊就有了相似的表現。如果盆里盛上水，人物的倒影映出來，更是美妙無比。這件陶器的紋飾，畫師是經過精心構思的。它反映出，奔流的黃河水不僅滿足了馬家窯人的物質生活，也是馬家窯人精神生活所離不開的。 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以其胎薄質細、火候甚高、造型優美而顯示出最為高超的工藝技術。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曾特意要求看一看黑陶。蛋殼黑陶器皿是山東龍山文化特有的標誌性陶器，也是我國古代制陶藝術的巔峰之作。這類器物超薄的器壁如同蛋殼一般，僅有0.5～2毫米，因此有「蛋殼黑陶」之美譽。蛋殼黑陶陶面修飾主要是素麵和磨光，還加以鏤孔和裝飾纖細的劃紋。龍山文化製作蛋殼黑陶使用的陶泥全部是經過了反覆淘洗的細泥，陶胎內不見任何雜質，其質地細密堅硬，幾乎沒有滲水率，說明龍山文化時期的制陶工匠對陶土的選擇和燒窯技術的掌握均已達到了十分高超的境地。就是今天的研究人員模仿燒制如此輕薄的陶器也是相當困難。蛋殼黑陶中有一件高柄杯值得一提，該蛋殼黑陶高柄杯高22.6厘米，口徑9厘米，為泥質黑陶。器表烏黑髮亮，細管形高柄，圈足底座，杯腹中部裝飾六道凹弦紋，細柄中部鼓出部位中空並裝飾細密的鏤孔，貌似籠狀，其內放置一粒陶丸，將杯子拿在手中晃動時，陶丸碰撞籠壁會發出輕脆的響聲，杯子站立時，陶丸落定能夠起到穩定重心的作用，設計十分巧妙。這件高柄杯的體態造型輕盈，挺拔秀麗，製作技藝美妙絕倫，是一件絕無僅有的史前藝術珍品。 此外，華南地區的硬陶火候高達1100℃，表明這個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窯結構和工藝技術也有了明顯的進步。其中曇石山文化（1954年於福建閩侯縣曇石村首先發現而得名）遺址中發現了我國最早的原始瓷器上釉技術，這些原始瓷器都施有青綠色釉，其中有一盞四五千年前曇石山人使用的陶燈，精美異常，堪稱「中華第一燈」。（四）石器的進步和改進 在新石器時代的石制生產工具和武器中，有一定數量的打制石器，細石器仍有殘餘，但磨製石器尤為發達，且器形多樣，有鏟、刀、鐮、磨盤、磨餅、磨棒、鑿、匕首等。例如裴李崗文化（1977年首先發現於河南新鄭市裴李崗村而命名）的帶足石磨盤、石磨棒、狹長圓弧刃的薄石鏟和帶鋸齒刃的石鐮等，特徵非常鮮明，極為精緻。薛家崗文化（因1979年最早發現於安徽潛山縣的薛家崗而得名）的大型多孔石刀，從1孔到13孔均有，且全為單數孔。在孔眼周圍繪有紅色花果形圖案的刀、鏟，在我國新石器時代實屬罕見之物。特別是十三孔石刀，號稱「中華第一刀」，現藏於安徽省博物館。又如圓山文化（1897年首先發現於台北市圓山而得名）的有段石錛和有肩石斧也很具代表性，這也是我國東南部地區新石器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從考古發掘的材料推知，有段石錛起源於我國東南閩粵贛等地區，然後向北、東南傳播，傳至台灣後，再經台灣傳播到菲律賓及東南諸島。由考古實物可以斷定，圓山文化屬於大陸東南沿海一帶新石器文化系統。 值得一提的還有在新疆地區發現了很多新石器時代的岩畫。新疆岩畫不僅數量多，而且樣式也極為豐富，新疆岩畫主要分布在阿爾泰山、天山、昆崙山，以及三山環抱的準噶爾盆地、塔里木盆地周緣的丘陵山地。新疆岩畫在反映生殖崇拜方面，有著突出的重大貢獻，不僅數量多、質量高、年代久，而且畫面熱烈、健美。最令人驚奇的是在昆崙山、天山、阿爾泰山都發現了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的洞窟彩繪岩畫。這些洞窟岩畫，以赭紅色為主，雜以少量的白色或黑色。畫面上的女性生殖器顯得莊嚴、神聖，給人一種神秘感，突現對女性生殖崇拜的崇高感。這些洞窟彩繪岩畫是非常珍稀的母系社會的形象實錄。隨著母系社會時期人們從群體婚制逐步向對偶婚制發展，母系社會也開始向父系社會過渡了，女性生殖崇拜也開始向男性生殖崇拜轉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近年來在天山中部呼圖壁縣康家石門子發現的大型岩畫。這些男性生殖崇拜岩畫，規模之恢宏，造型之優美，人體之碩大，技藝之嫻熟，堪稱舉世無雙之精品。整個岩畫在220多平方米左右的巨大畫面上，雕刻出數百個人物，形象鮮明，栩栩如生，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屬於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五）制玉工藝的興起 在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以石家河文化（因1957年最早發現於湖北天門市石河鎮而得名）、良渚文化（因1936年在浙江餘杭市良渚鎮首先發現而得名）、紅山文化（因20世紀初於內蒙古赤峰市紅山首先發現而得名）等為代表，制玉工藝相當興盛，甚至可能已成為獨立的手工業部門。夏商周以後制玉工藝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代表了江漢平原史前玉雕的最高水平。小型玉器中有玉人頭、玉鷹、玉虎頭和玉蟬等，都屬於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精華部分。這些玉器體積小、重量輕，紋飾簡潔，做工卻很精細，它們大多出土於成人瓮棺之中。石家河文化中的玉人頭基本都具有「頭戴冠帽、菱形眼、寬鼻、戴耳環和表情莊重」的特徵，但在造型上富於變化。這些玉制的人頭形像可能代表著石家河先民尊奉的神或巫師的形象。石家河文化的動物形玉器多為寫實造型：展翅飛翔的玉鷹生動逼真、惟妙惟肖；玉虎頭方頭卷耳，生氣勃勃；玉蟬寫實的形象，開創了商周時期玉蟬造型的先河。 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琮、玉璧、玉鉞、玉璜、玉鐲等，製作精美，規格定型，雕刻有繁縟的獸面紋飾。它們多出土於大、中型的墓葬里，具有貴重禮器、佩飾品的性質。良渚玉器的用材，多為就地取材的透閃石和陽起石系列的軟玉。器型，以器用劃分，有禮器，有佩飾品，有工具，還有柱形器、冠形器、三叉器、錐形器、牌飾及玉人和動物玉雕等其他器物。不僅器型豐富，且獨具特色，宗教色彩顯著。具有權力象徵的玉琮、玉鉞、玉璧、玉璜等禮器以及玉環、玉鐲等佩飾品的大量出現，則被學界公認為是我國文明曙光出現的重要象徵。良渚文化主要治玉方法大致有四拉鋸、鑽燧、磨減和磨光等。 紅山文化的玉雕工藝水平較高，玉器有豬龍形缶、玉龜、玉鳥、獸形玉、勾雲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特別是內蒙古赤峰市紅山出土的大型碧玉C型龍，周身捲曲，吻部高昂，毛髮飄舉，極富動感，是紅山文化玉器的代表作，被譽為「天下第一龍」。因赤峰境內多有龍表玉器出土，故赤峰被稱為龍的故鄉，紅山文化的先民應為龍的傳人。此外，說到紅山文化，就不能不提位於遼寧省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1981年文物普查時被發現，佔地面積50平方公里。考古工作者對這裡進行了多次發掘，陸續發現和辨認出一批屬於紅山文化的玉器。而每一次發掘都引起巨大轟動，特別是2002年至2003年，在該遺址出土了包括玉人、玉鳳、玉龍在內的20多件玉器。其中，出土的玉人、玉鳳為紅山文化玉器中新發現的器類，此前在紅山文化考古中從未發現過。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已出土的玉器不僅具有很高藝術價值，同時也反映了中華文明黎明時期人的哲學觀念，比如說以玉為佩、以玉為祭、以玉為葬等等。這些用玉的觀念，反映了中華民族思想、意識、信仰的發展變化。（六）建築技術日趨提高和小型城堡的出現 建築中大量的是人們居住的房屋，大體有橫穴窯洞建築、半地穴建築、地面建築和干欄式建築等幾種形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築屬於土木混合結構，牆基由隨地而起到挖槽築基，牆體多為木骨泥牆，後來出現相當進步的土坯牆，居住面由硬土面、草拌泥進而再塗抹光潔的白灰面，房柱基礎為夯砸陶片墊底、置放礎石或木板等，間架形式有單間、套間以至連間之分，還開始在夯土台基上營造地面房屋。其中許多建築技術和傳統，在商周時代得到了繼承和發展。 九千年前的賈湖人的住房就以半地穴式單間房為主，也有少量依次擴建的半地穴式多間房。而七八千年前的大地灣遺址出現了原始聚落，原始聚落呈扇形多層分布，四周有濠溝環繞，聚落的中心是一片公共墓地。大地灣遺址不同時期的房屋也經歷了一個從穴居建築到半地穴式建築再到地面建築的過程。後期的有些房屋建築遺址不僅規模宏偉，而且形制複雜，被稱為中國史前建築發展史的「一塊活化石」。編號為 F901的建築，是大地灣的標誌性建築，是我國史前時期面積最大、工藝水平最高的房屋之一。更為神奇的是，在面積達130多平方米的主室，地面由一種類似於現代水泥的混凝土鋪就。經考證，其化學成分、物理性能等，均相當於現今100號水泥砂漿地面的強度。中國和日本專家一致認為，這種建築材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混凝土。在混凝土地面之下，還使用了一種可防潮保暖，堅固地基的類似現代「人工合成輕骨料」的建築材料的雛形。這個總面積420平方米的對稱的複合式建築，開創了後世宮殿式建築的先河。這裡還有我國最早的獨立存在的地畫，清晰完好地繪製於居住房屋內的地面上，保存如此完好的大面積原始繪畫，在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存和史前考古中均極其罕見，堪稱中國繪畫的鼻祖。 紅山文化的女神廟、積石冢、大型土台建築祭壇遺址是牛河梁文化遺址的代表性建築。此三個遺址點依山勢按南北軸線分布，壇廟冢三位一體，規模宏大、氣勢雄偉，是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祭祀的中心場所。從牛河梁壇廟冢三合一的布局，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北京的天壇、太廟和明十三陵，這兩者的吻合說明，草原上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頭之一。 至於在河姆渡發現的干欄式房屋，是為適應南方多雨潮濕環境而出現的一種榫卯木結構建築，別具一格，顯示了中國史前建築的多樣性。在河姆渡遺址各文化層，都發現了與這種栽樁架板高於地面的干欄式建築遺迹有關的圓樁、方樁、板樁、梁、柱、木板等木構件，共達數千件。第4層的一座干欄式長屋，樁木和緊靠的長圓木殘存220餘根，較規則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東南走向。現存最長一行樁木長23米，由西南到東北的第 1、2、3行之間的距離大體相等，合計寬約7米，推知室內面積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間距1.3米，這是設在面向東北一邊的前廊過道。建築遺迹範圍內，出土有蘆席殘片，陶片以及人們食後丟棄的大量植物皮殼、動物碎骨等。這座大型干欄式建築當屬公共住宅，室內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間。干欄式建築是中國長江以南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重要建築形式之一，河姆渡發現的干欄式建築為這種形式最早的建築之一。 在我國早期的一些新石器文化聚落遺址的外圍，便挖掘有溝壕，這是一種比較簡易的護圍設施。後來出現了以夯土版築或石塊壘砌的圍牆，形狀較為規整，工程規模也比過去大為提高。如浙江良渚古城遺址，山東章丘市城子崖城址，河南登封市王城崗城址和淮陽平糧台城址，湖北天門市石家河古城址、湖南澧縣城頭山古城址和內蒙古包頭市涼城老虎山城址等。城堡的出現主要是為了加強防禦，它是與原始社會末期戰爭的頻繁和劇烈程度相聯繫的。其中良渚古城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東西長1500～1700米，南北長1800～1900米，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城牆底部普遍鋪墊石塊作為基礎，寬度4～6米，石頭基礎以上用較純凈的黃土堆築，部分地段地表還殘留4米多高的城牆。良渚古城與其同時期已發現的古城相比，規模最大，水平最高，號稱「中華第一城」，一個良渚古國的雛形也幾乎要呼之欲出了。（七）骨器、木作工藝、絲織物等的出現和改進 我國許多新石器文化制骨工藝發達，骨器種類繁多，製作精緻而規整。比如，河姆渡人的骨器製作就很發達，有耜、鏃、魚鏢、哨、錐、針、管狀針、匕、有柄匕、梭形器、鋸形器、鑿、匙等各種器物，廣泛使用於生產和生活領域。還有笄（jī）、管、墜、珠等裝飾品和蝶形器、靴形器等暫不明用途的器物。磨製普遍精細，少數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圖案花紋或雙頭連體鳥紋，堪稱精美的實用工藝品。另有20餘件象牙製品，其中刻有雙鳥朝陽圖像的蝶形器、鳳鳥形匕狀器、雕刻編織紋和似蠶紋的小盅等，顯示了當時骨器製作的精湛技藝。說到史前的骨器製作，賈湖文化的骨笛是不得不提的，骨笛的製作反映出了賈湖人高超的計算水平。分屬於賈湖早、中、晚三期的二十多支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骨笛，經研究已具備了四聲、五聲、六聲和七聲音階，並出現了平均律和純律的萌芽。這一發現徹底打破了先秦只有五聲音階的結論，把我國七聲音階的歷史提到八千年前，它的發現將改寫中國音樂史，同時它也是世界上同時期遺存中最為完整而豐富、音樂性能最好的音樂實物。它可能是後世管樂器的始祖，對後世中國音樂史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在中國乃至世界音樂史上都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木作工藝在我國從南到北的史前文化遺址中也多有發現。河姆渡人的木作工藝就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鏟、杵、矛、槳、槌、紡輪、木刀等工具外，還發現了不少安裝骨耜、石斧、石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樹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頭下部砍削出榫狀的捆紮面，石斧當是捆綁在左側，石錛則捆紮在前側。河姆渡遺址出土的許多建築木構件上鑿卯帶榫，尤其是發明使用了燕尾榫等，標誌著當時木作技術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層出土一件瓜棱狀斂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層的硃紅色塗料，剝落較甚，微顯光澤，經鑒定是生漆，這是中國迄今最早的漆器。此外，跨湖橋文化（1900年於浙江杭州市蕭山區湘湖村發現，是由古湘湖的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間有一座跨湖橋而命名）遺址還發現了獨木舟及相關木作加工遺迹。獨木舟保存基本完整，船頭上翹，比船身窄，寬約二十九厘米，離船頭二十五厘米處，寬度突增至五十二厘米，弧收面及底部的上翹面十分光潔。船史專家認為這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獨木舟，在造船史上書寫了輝煌的一頁，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與文物價值。新樂文化（首先發現於遼寧瀋陽市新樂遺址並因該遺址下層的遺存而得名）文化遺址中出土的「木雕鳥」是瀋陽地區出土年代最久的珍貴文物之一，也是世界上保存最久遠的木雕工藝品，雕工精細，稱得上是稀世之物。 在我國多處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都出土了陶制紡輪，這說明史前的紡織手工業已經出現，並且已經掌握了使用紡輪來進行紡織的技術。最為典型的是屈家嶺文化（1954年於湖北京山縣屈家嶺首先發現而得名）的彩陶紡輪，做工精緻，出土量大，可見當時的紡織手工業已很發達。河姆渡人也開始了編席紡織。在河姆渡發現有蘆葦席殘片，採用二經二緯的編織法。質量較輕的木紡輪，連同大小輕重不一的陶紡輪、石紡輪，可供抽紗捻線之用。還發現了據認為可能屬於原始腰機部件的木質打緯刀、梳理經紗的長條木齒狀器、兩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軸等。此外，良渚文化的錢山漾一地還出土有絹片、絲帶和絲線，是中國遠古時代最重要的家蠶絲織物。 除骨器、木製工藝、絲織品外，我國境內的個別新石器文化遺址中還出現了原始文字性質的契刻符號和青銅器。比如八九千年前的賈湖文化龜甲、骨、石、陶器上契刻符號中的個別符號與商代甲骨文有相似之處，所以，賈湖刻符很可能與漢字起源有一定的關係。如此則證明，刻劃是漢字的主要來源之一。賈湖遺址出土的甲骨契刻符號比安陽殷墟甲骨文早四千年，比素稱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紙草文字還早一千多年，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雛形。在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遺址中也發現了文化刻畫符號。此外，在新石器文化晚期的齊家文化（因1924年在甘肅廣河縣齊家坪首先發現而得名）、山東龍山文化（包括岳石文化）等遺址中還發現了少量的青銅器，這說明在新石器文化晚期部分地區已進入了銅石並用的時代。 總之，考古學資料表明，中國史前文明經歷了從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野蠻蒙昧階段到氏族社會的繁榮和瓦解階段，在這漫長的歲月里，特別是新石器時代，先民們在原始的技術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科學已在原始的技術中開始孕育，中國古代的傳統科學技術在這一時期進行了重要的原始積累。儘管當時的先民們尚處於蒙昧與野蠻狀態，但他們在與自然界的鬥爭中，以自己的勞動、聰明和智慧，不斷地推動著原始技術的積累和發展。原始技術的不斷積累和處於孕育期的科學種子不斷孕育和撒播，預示著後來夏商周時期中國古代傳統科學技術即將萌芽，破土而出。四、巫術、宗教、神話與科學技術 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通過把古人類的信仰與有史時代人類早期的信仰進行比較，再與現今世界各地未開化民族及人群中仍可找到的信仰進行比較，可以對這些信仰形成更明確的觀念。根據這些比較，有些人類學家認為，巫術一方面直接導致了宗教的產生，另一方面又直接導致了科學技術的產生。但是，人類學家弗雷澤卻以為，三者是按巫術、宗教和科學技術這樣的先後次序出現的。還有一位人類學家裡弗斯認為，巫術和原始宗教是從野蠻人對世界懷有的朦朧的敬畏和神秘感覺中，同時產生出來的。 除此之外，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原始人把可以用經驗、科學的觀察或傳說加以處理的簡單現象和他們所無法理解，無法控制的神秘並不可估計的複雜變化的現象，明確地區別開來。前者引向科學技術，後者導致巫術、神話和祭祀。馬林諾夫斯基認為，原始宗教的起源應該到人對死亡的態度、人對復活的希望和信仰中去尋找。但是，也有另一些人指出，巫術要假定自然界中是有規則的，人通過適當的行為就可以利用這些規則去控制自然界；因此，從這個觀點來看，巫術是一種冒牌的自然法則體系，是偽科學。比如模仿性巫術的基礎就是相信同類事物可以感應相生，原始人用許多表演方式，以求穀物豐收、家畜興旺。這樣，就產生了祭祀，然後又產生了用來解釋祭祀的教條和神話傳說。部分中國學者認為在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絕大多數的神話傳說，是原始先民對一些不可理解的自然現象的解釋，絕非無稽之談。史前神話傳說中，包含了若干極其重要的古氣候和古地理環境的重要信息，對史前神話的研究，決不能停留在一般的對神話的詮釋上，僅以其充滿了幻想色彩的神異故事，便從其故事本身出發，探討各種各樣超自然力量的神靈，將神話傳說的研究引入神秘學方向，遠離事實真相。嚴肅的現代科學工作者的任務，應該由表及裡，去偽存真，透過其怪誕荒唐的故事外衣，深入發掘其內在的科學信息，將神話傳說的研究帶進一條嶄新的科學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傳染巫術則認為，事物一旦互相接觸，便具有永久的交感聯繫：佔有某人衣服的一片布並佔有他的肉體的一部分，例如頭髮或手指，他就處在你的掌握之下；如果你燒掉他的頭髮，他也會枯萎而死。這樣的巫術，有時由於巧合，好象也是靈驗的，但是，失敗的回數會更多一些；這時，巫師在失望的信徒面前，就有不可自保的危險。失望的信徒們很可能不再相信人可以控制自然，並且轉而去討好荒野中的捉摸不定的精靈「神或魔鬼」，希望這些精靈滿足他們的要求，也許這樣就過渡到某種形式的原始宗教。 與此同時，科學孕育於技術之中，處於萌芽狀態。也就是說，簡單工藝和技術的發展，火的發現和取得，工具的發明和改進，卻通過一條並不浪漫的途徑，但卻是更加可靠的道路，奠定了科學的基礎。在人類的生存中，人們還需要一些更深刻的信仰來滿足他們的探索不已的靈魂，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科學技術並不是在一片廣闊而有益於其健康的草原上發芽成長的，而是在一片無益於科學技術成長的叢林——巫術、巫盅、宗教、迷信和神話的叢林中蹣跚起步的。雖然這片叢林一再地對科學技術的幼苗加以摧殘，不讓它成長，不讓它壯大，但科學技術還是以其自身的強大生命力，一路坎坷地走過古人類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蠻荒時代，走過中世紀政教合一、暗無天日的窒息時代，走過現代人類爾虞我詐、烽火戰爭的爭霸時代，一路曲折地走到了我們今天，走到了現在的你我的面前，並必將以其更強健的步伐走向人類迷茫的不可知的未來，也必將為整個人類燃亮一座燈塔，為照亮整個人類的未來做出它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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