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道路

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道路

韓毓海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及對我國的影響自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歷史進入空前大變革時期。中國必須把主動應對這一世界大轉變、實現科學發展、轉變增長方式變成我們的自覺意識。處理和應對當前危機的先決條件，首先在於必須正確認識這場危機發生的根源。造成這場危機的直接原因在於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美國「非銀行金融系統」的崛起以及不受監管的擴張。這主要表現為：自上世紀末以來，美國的主要支柱型大企業紛紛放棄「主業」或者「本業」，改行從事金融放貸業務，而這種大規模的「不務正業」，恰恰又是美國當局長期實行的「金融去管制化」政策放任支持的有意結果。例如，通用電器(GE)這家由愛迪生所創立的工業設備企業，已經「成功轉型」為非銀行性的金融放貸巨頭。其中，通用金融占公司利潤的15%，通用商業融資占公司利潤的27%，2007年，通用資本的利潤額佔到公司凈收益的45%，而通用工業卻僅占公司利潤的5%，而這一部分的利潤主要還是在美國境外（特別是由「通用上海」）實現的。通用金融部門之所以能夠輕而易舉地創造這麼高的利潤，其所採取的主要手段就是，通用電器公司利用其「企業信用」這個最大的無形資產，即「3A」評級，得以低息從銀行獲得貸款，然後立即轉手以高息貸給那些信用評級較低、甚至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企業，這樣，著名的通用電器公司就由一個歷史悠久的工業設備製造企業，轉變為一個主要依靠放高利貸牟取超額利潤的企業。這種非銀行企業的金融化，乃是上世紀末以來美國經濟、產業結構發生巨變的主要標誌，而通用電器的上述轉型並非特例，甚至可以說，GE的金融化程度在美國超級企業中還遠不是最高的。第二，為了在技術上規避貸款的風險，這些金融化的大企業再與大銀行聯手，以發行企業證券和股票的方式，一方面獲得巨額高利貸利息，另一方面又把貸款風險社會化了。第三，由總部設在紐約、資本匱乏、監管鬆散的11家保險公司，為那些沒有得到3A評級的借貸企業提供擔保。它們擔保的竟然是「經濟不下滑、不衰退、次級貸款房主不會拿不出每個月都要交的按揭款」，而這無異於欺詐。於是，當債務鏈條斷裂之時，首先因無力賠付而陷入崩潰的是保險公司，然後是金融化的大企業，隨後是銀行，進而是股票市場、股民和全社會，最終便是美國的信用評級機構。而信用評級機構的破產，無異於「美國信用」的破產。進一步說，美國經濟這種結構性的問題，特別是大企業的金融化，乃是由於當今世界金融秩序的不合理造成的。它主要表現為長期以來，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出口國不得不以購買美國國債白條的方式，將其通過生產、出口所賺取的大量美元外匯還給美國，而這就使得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地放手花錢、肆無忌憚地放貸，最終便是通過將債務和風險社會化、全球化的方式，以分散美國經濟的風險和債務。值得注意的是，危機發生之後，美國政府所採取的「最為有力」的舉措，就是由美國國家財政部出錢，去救助那些要垮掉的銀行，並將資本大規模縮水的大企業「國有化」。而這種大規模「國有化」的舉措，甚至被某些不明就裡的人士歡呼為「美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他們卻忘記了，當前美國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早已經是天文數字，這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本身實際上根本沒有錢去救銀行、「國有化」負債企業，因此，美國進行所謂的「國有化」的資金，只能是動用中國等國家存在美國的美元存款，或者說，只能是通過印鈔票使得美國國債進一步貶值而實現。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美國所採取的應對危機的方式，只是通過向中國和世界分散和轉嫁危機，以此來迴避造成危機的上述兩個最根本原因：一，美國經濟的結構性痼疾；二，世界金融秩序的不合理。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對我國造成了深刻的影響，特別是沿海地區已經融入美元經濟體的出口加工企業所遭受的打擊最為沉重。不過，這恰恰是從「反面」論證了我黨在世紀初便提出的科學發展的英明論斷的高度正確性、預見性。不過，科學發展觀的落實和推行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由於在沿海地區形成了美元經濟體的利益集團，它們通過出口經濟和金融制度，在中國經濟中控制、形成了中國的美元經濟部分，且不肯放棄這種利益，因此，一個時期以來，中央的調控政策很難觸及它們。從這個意義上說，恰恰正是當前的經濟危機，為我們走上科學發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當前，由於我們有黨中央的英明戰略決策，由於中國經濟有很大的非美元部分，由於我們廣闊的腹地和西部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由於我們有著龐大的內需市場，這就為中國經濟擺脫美元霸權，擺脫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鑄起了幾道堅實的防火牆。科學發展觀正是針對我國原有發展方式所具有的越來越嚴重的矛盾提出來的。第一，加大了我國的環境和資源壓力。目前我國人均碳排放量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但是，生產凈出口產品產生的碳排放卻超過了我們總排放量的百分之二十，這些產品並非為中國人民所消費，而是銷往了發達國家。說白了，在華外商企業佔了我們排放量的70%，它們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毛主席早在1961年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文中就曾經指出過：我們絕「不要圖虛名而召實禍」，經濟工作的當務之急，應該是「提高產品質量，增加品種、規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我認為這是對科學發展最早、最經典的闡述）。一個時期以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恰恰使得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虛名，卻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背負了巨大的資源壓力。第二，不利於我們擴大內需和發展民生。我國的出口企業主要是外商獨資企業。我們只是靠提供土地和廉價勞動力搞組裝，總利潤低於3%；因為銷售市場在外面，所以外商對增加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中國的內需市場絲毫不感興趣，而是拚命壓低工人工資，從而進一步抑止了中國的國內消費和內需；加上賺錢是他們的唯一目的，因而對於中國的環境、教育、醫療不承擔責任。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這種「兩頭在外」的外資企業引進越多，對它們的照顧、妥協越多，我們在科學發展、在民生上面也就越邁不開步子。第三，這類外資企業出口再多，恐怕也無益於我們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一份國外的研究報告甚至也這樣批評我們的國有大企業：「2002年，中國公司用於購買本國技術的費用不足全部科技設備預算的1%，中國最好的公司與國內供應商的聯繫也最少，因此，中國的技術供應商便不會得到來自國內最好的公司的『需求拉動』，從而刺激他們進行自主創新的能力。」。我們自己的企業拿了錢去買國外的技術，忘記了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那為什麼不把錢投到我們的自主研發上呢？現在絕不是簡單的沒有錢的問題，而是國家只管投錢，但卻沒有建立起嚴格的考核制度、監管制度。如果科研機構拿了國家的錢沒有搞出真東西，那就是犯罪，需要追究相關科研機構的責任，如果國有企業的領導人不扶植和優先購買中國的自主技術，那就是瀆職，也應該追究責任。第四，出口換美元，美元在我們這裡是不能花的，只能存起來等待貶值，這樣我們就是以我們的實體經濟支持了美元，而不是支持了人民幣經濟。這好比我們山西往日本出口煤炭，但換來的是美元，這些美元只能存在中央銀行或者交給國家外匯管理局，結果是儘管出口了那麼多煤，我們山西還是缺乏自身發展的資金，還是窮。而我們應對這些矛盾的方案，就是把經濟轉向內需，而轉向內需就要促進國內消費。當前，我們遇到的根本問題，若簡單一點說來便是老百姓手裡沒有錢，或者由於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壓力，老百姓即使有點錢也不敢消費。而要解決老百姓無錢消費的問題，短期方法當然是可以通過創新金融手段，鼓勵按揭消費、乃至發放消費券等方式來刺激和帶動需求，但這等於將經濟風險和經濟產能債務化、社會化，而且充其量只能起一個短暫啟動內需的作用，從根本上說，擴大內需，需要通過擴大就業和提高勞動者工資和收入來解決，需要通過加大在教育、醫療、住房這些民生方面的投入來解決。一句話，只能通過堅決落實科學發展觀來解決。世界經濟危機反思那種一方面把出口換取的美元還給美國，另一方面再引進外資的畸形發展模式。我們有2.5萬億的美元儲備，怎麼還需要大量引進港台、日本、韓國乃至印尼的資金呢？這就是因為我們的消費市場在國外，投資也來自國外，這暴露出中國經濟的一個部分的增長，乃是依靠美元而不是人民幣來驅動的，暴露出這一部分實體經濟所支持的乃是美元經濟，而非人民幣經濟。片面鼓勵沿海經濟與港台地區、日韓等國接軌，說白了就是鼓勵其與美元經濟體接軌，因為上述這些地區都屬於美元經濟體，是美國經濟的附庸。當前，由於我們的經濟中存在人民幣經濟與美元經濟兩個部分，結果就造成了宏觀經濟政策陷入到矛盾和兩難的境地：即一方面要保持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為了手裡的美元儲備的緣故，又不得不維護美元經濟體不垮台。審時度勢，我們當前必須考慮：目前美國彷彿是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號，我們不能為了維護美元經濟體的安全，而犧牲自己宏觀經濟的健康，那將是很危險的舉措，可能被美國和美國的附庸們所嚴重損害。其實，國家可以把一部分外匯儲備拿出來做擔保，讓工商銀行或者哪一家國有銀行向山西發放人民幣信貸，然後山西省又利用這些人民幣信貸去支持有利於本省和全國長遠穩定發展的項目。二、關於中國道路60多年前，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曾號召全黨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去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並對世界形勢作出科學判斷，以「進行一次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今天，我們同樣需要從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發展觀出發，認識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並對當前國際局勢作出科學判斷，我們今天同樣需要一次深刻、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科學發展觀啟蒙運動。我個人認為，從世界歷史路線圖的角度觀察，迄今為止，現代人類社會大致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轉變：公元10世紀開始的「唐宋之變」、16世紀開始的西方社會推動的資本主義大轉變、20世紀興起的科學社會主義大轉變。按照日本京都史學派的奠基人宮崎市定的研究，中國的「唐宋之變」是人類社會最早由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最近英國學者約翰．M．霍布森出版的著作《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的理論基礎就是京都史學派關於中國率先進入現代的論斷。作為人類第一次現代大轉變的「唐宋之變」，有如下五個重要內涵。首先是交通的革命和世界廣泛聯繫的形成。實際上，元帝國已經開拓了一個跨文化和跨歐亞的廣闊的陸上交通線，交通日益依賴於運河和海洋，宋、明、清皆定都於運河沿線．1405年發生了鄭和大航海，到1433年共7下西洋。從那個時代開始，通過陸地與海洋交通線的開拓，中國已經和世界緊密聯繫起來，一個由中國帶動的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開始形成。其次，從經濟上說，宋代田賦只佔國家稅收的不到一半，另一多半來自鹽利、工商貿易關稅（包含海洋貿易和北方對契丹、西夏和遼的貿易）。明正統元年(1436)，江南官田折納「金花銀」，這意味著皇家土地第一次變成了貨幣資本，一條鞭法實行貨幣稅收，標誌著貨幣經濟的普及，標誌著市場效率和「勤勞革命」的原則支配了經濟的發展。包括晉商、徽商在內的「十大商幫」興起，商品經濟發達。第三是焦炭冶鐵技術的突破和迅猛發展，與此相關的是航海巨錨的生產與瓷器冶煉技術的突破，這些標誌著第一次現代能源和製造業革命。第四是科舉制度消滅了貴族制度，使得國家能夠通過一種比較客觀的尺度，平等和高效地從全社會選拔人才、集中人才和掌握人才。第五是文化上走向自由，就儒家而言，就是從注釋「五經」中解放出來，更專註於個人化、思想性和議論性的「四書」，民間文化開始發達，這導致了四部傑出的長篇小說的產生，與古代和當時的世界比較，應該說這是一次全面的文藝復興。特別是宋明新儒學提出了宇宙乃一「本然自生之和諧」的洞見，不承認有任何造物主、「第一因」的主宰，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非常先進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的著名語錄所倡導的是天下的關懷，提出的是世界和全人類的視野，主張從全人類和全世界的立場上看待問題，代表著現代人類思想和精神的第一個高峰。而在上述五點中，中國與世界的聯繫、對世界的影響尤其重要。出於穩定世界局勢的考慮，在這種廣泛的聯繫中，被稱為「朝貢體系」的世界貿易和金融秩序，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一向有「華夏不治夷狄」，即不統治華夏文明圈之外國家的信念，所謂「朝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指世界各國人民各自帶著自己的物產和收穫，定期向人類共同的祖先和大自然表示感恩的儀式，這種儀式定期舉行，而主要是由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中國承辦。故《春秋繁露》解釋說：「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人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先之應也。」聯繫世界的朝貢貿易體制和朝貢金融體制，體現了中國文明對於現代世界的第一次勾勒，其核心就是一個全球合作型社會的理想，即現代社會不僅僅是一個世界聯繫日益緊密、貨幣商品經濟日益發達、能源和技術不斷進步、文化思想日益具有自由和創造性的社會，而且是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與社會團結緊密融和在一起的社會，是一個強調尊重人類共同歷史文化遺產、感恩自然的社會。人類現代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發生在16世紀，並在19世紀達到高峰，這是由歐美國家所推動、並形成了以「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制」為核心的西方列強主宰、分割世界的強權秩序。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體制奠定了現代世界第一個「強權政治」構架，它把西方列強之間的武力競爭與對抗作為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強權秩序與中國所勾勒的世界秩序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指向一個全面競爭型社會，後者則指向通過和平、合作謀發展的合作型社會。概括起來說，西方現代性具有「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全面競爭型社會為本位、為中心，以軍事和金融擴張為兩個基本動力，這乃是歐美社會驅動的第二次大轉型的根本。社會學家查爾斯?蒂利說：在1500年以前5個世紀里，歐洲統治者們一門心思全放在準備戰爭、支付戰爭費用和彌補戰爭損失上，從中產生了為國家籌集、經營和投放戰爭借款的銀行家階級。1492年，西班牙軍事佔領美洲，從而開啟了歐洲以軍事掠奪世界謀發展的殖民地經濟模式，而西方的金融籌款制度，又為其軍事擴張提供了強大的金融動力。從金融上說，16世紀以來，歐洲先是以美洲白銀換取中國物產和黃金，為其崛起積累了大量財富，在1810年之後，白銀枯竭卻掌握了大量黃金的歐洲，則以金本位制粉碎了世界白銀貨幣體系。「二戰」後變為美元本位，1971年之後變為由美國國債驅動世界經濟的債務經濟模式。在所有這些體系中，歐美國家通過軍事霸權和金融霸權統治世界這一點沒有改變。由於在歐美崛起的過程中，軍工與金融是兩個主要動力，所以才造成軍工集團和金融集團始終是兩個最大的資產階級集團。當然，科學技術的飛躍式發展，也是這次大轉變的一個突出標誌，但是，西方世界的科技革命，始終具有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節約僱傭勞動力這兩個取向，後者體現了資本積累最大化的原則，體現了儘可能大量使用當時還很廉價的自然資源、以機器的方式代替人的勞動，實現資本最大化的原則，因此，在資本積累的邏輯支配下，掠奪自然、排斥人和人類勞動，這是西方科技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弊端。概括來說，現代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大轉型，帶來了人類軍事技術和金融技術的飛躍性革命，伴隨著生產科學技術的飛躍式發展，但是，它也造成了為爭奪殖民地而進行的兩次最殘酷的世界大戰，帶來了一個嚴重不平等的世界結構，帶來了南北對抗和東西方的對抗，帶來了人類文明遺產的毀滅、特別是帶來了大自然的嚴重破壞，帶來了對科學技術的嚴重誤解和誤用。而最近發生的美國金融危機、全球一系列重大的生態災難、世界範圍內貧困人口的急劇增加，特別是美國在全世界軍事冒險的不斷失敗，標誌著那種單一強調全面競爭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發展方式，正在陷入深刻的危機中。現代人類社會的第三次大轉型，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為標誌的，它是對第二次現代轉型的批判和揚棄。第三次大轉型有四個創新和一個基本目標，四個創新是：一，以生產資料的優化配置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二，通過政治制度變革，增加國家能力，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趕超發展來促進世界的平等；三，把人民福利的提高視為衡量發展的基本尺度；四，以和平、合作的發展模式代替競爭與爭霸的發展模式。一個基本目標是通過創新和揚棄舊的發展模式，追求人類的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有一條，就是以合理分配、配置生產資料的方式，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弊端，就是少數人壟斷生產資料，資本的性格是不擇手段地攫取短期利潤，這勢必導致生產資料迅速地被配置到「利潤最大化」的領域，生產部門的不平衡和社會的不平等因此就不可避免。如果沒有社會的約束，如果沒有社會鬥爭和民眾抗議、如果沒有社會保護運動，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單憑市場，資本主義一定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經濟危機，資本主義代表片面的發展觀，而社會主義的基本標誌，就是生產資料的更合理、更協調、更公正的分配和優化配置，這是歷史的結論。馬克思的《資本論》從金融貨幣資本與工業勞動資本的關係入手，深刻地解釋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係，揭示了經濟發展與社會不平等擴大的根源。當代歐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斯拉沃熱?齊澤克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深刻指出：「馬克思將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對立界定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它們的對抗達到了極致——交換價值獲得了自治，它轉變成了自我推動的投機資本這樣的幽靈，而它之需要生產力和現實的人，僅僅是將他們作為自身暫時的可處置的具象。……馬克思的這一分析在今天具有無比的真實性，因為在今天，虛幻世界與真實世界之間的緊張關係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無法忍受的地步：一方面，我們進行著期貨、併購等瘋狂的、唯我獨尊的投機，遵循其內在的邏輯；另一方面，現實以生態災難、貧窮、第三世界社會生活崩塌之後爆發出來的疾病、瘋牛病等形式不斷地追迫了上來」。正如《紐約時報》一篇文章的標題所揭示的：今天的「一切都被馬克思說中了」，在當今世界歷史發生根本性大轉變的時代，一切進步的人、一切共產黨人，都應該像齊澤克那樣，結合當代世界的現實，認真重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以對真理的追求、清醒的頭腦，結束那種六神無主、像熱鍋上的螞蟻、迷信資產階級庸俗思想的狀態。第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趕超發展與促進世界的平等。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從私人壟斷銀行和跨國壟斷企業破壞公平、公正的世界市場入手，深刻描述了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徵，提出了通過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的民族革命，爭取國家政治、軍事和經濟主權，這是發展中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統治，擺脫跨國公司壟斷、國際資本金融壟斷，實現獨立自主的快速發展、建立一個更公平的世界市場、更合理社會的必由之路。蘇聯由一個落後國家，迅速建成一個能抗衡帝國主義秩序的世界強國的歷程，證明了列寧道路的正確性。今天美國的產業資本已經大規模地「升級」為全球金融壟斷資本，正是它們造成了今天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和金融危機——這一切更證明了列寧的論斷。第三，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為人民謀幸福」、提高人民福利特別是廣大最基層人民的福利視為衡量發展的基本尺度。前幾年獲得諾貝爾獎的英國籍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和他的比利時同事約翰曾做過一個重要的研究：他們比較了1947-1979年間印度和中國的人口死亡率。印度由於信息的相對暢通，沒有發生像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大範圍饑荒，但是中國一旦糾正了信息暢通的問題，就徹底杜絕了饑荒，而且，由於中國的醫療制度的普及，中國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較印度快了許多。結果是，30年來中國比印度少死了1億人之多！一億人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數字。他們的研究指出：通過比較印度和其他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這是新中國對於人類作出的最大貢獻，也是中國模式的主要特徵。森通過把社會公正分配納入到經濟學的視野中，指出：改善大多數最底層勞動者的福利，這才是實現社會公正的真正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中國的發展模式既是理想的，也是理性的（成功的）。世界銀行2007年公布的報告指出：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向世界金融機構借貸的160個國家中，只有中國、印度和韓國通過利用外資的方式成功地實現了發展，其餘150多個國家均陷入債務危機，截至2006年，第三世界國家的債務總額達3.7萬億美元，20世紀80年代，阿根廷、巴西、印尼、伊拉克、墨西哥、菲律賓、俄羅斯和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國家亦淪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之一。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於2004年無償贈款4000萬美元給世界銀行，用於支持第三世界的發展，這一點只有中國能做到，印度和韓國也做不到。由此可見，「利用外資謀發展」在世界範圍內是一個特例，而中國利用外資成功的原因主要在於以下四點：一，政治穩定，政府的高效和執行能力；二，門類齊全的產業基礎；三，社會平等；四，高素質、善於合作的勞動力。而上述四點，主要應該歸功於長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打下的堅實基礎，它說明改革開放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它表明：30年社會主義建設與30年改革開放是一個有聯繫的整體，任何割斷這種聯繫的企圖都是不能允許的。第四，以和平、合作的發展模式代替競爭與爭霸的發展模式。上世紀70年代末，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精闢冷靜地分析世界局勢，作出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將在一個階段長期共存的深刻判斷，帶領我們回到揚棄、而不是簡單否定西方發展道路的馬克思主義立場，指出：要抓住資本主義陷入1971年金融大危機的關鍵戰略機遇期，大膽打開國門，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和先進經營管理經驗。同時，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和平發展不是放棄鬥爭，這是因為和平發展與霸權主義這兩個理念是根本上對立的，和平發展就是對霸權主義模式的否定和創新。他老人家說：「中國這麼多人，融到人家那裡是根本不可能的：現在的世界市場已經滿滿的了，打進去都很不容易，搞不好就會成為人家的附庸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妄圖把中國變成他們的附庸國，所以我們要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社會主義，理直氣壯、旗幟鮮明。」關於改革開放的總體路徑問題，小平同志曾這樣設想：到了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應該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上日程。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他特別指出：「中國情況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來了，還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億多人仍處於貧困之中，也不會有穩定。中國搞資本主義行不通，只有搞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社會才能穩定，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含義就是共同富裕。」在1990年7月視察國家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場館時，小平同志更尖銳指出改革開放的目標不是簡單的增長、致富，而在於發展的目標和路徑這個關鍵問題，發展的目標和路徑是前提、是基礎。他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但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十一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對照當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全面、深入、準確地理解鄧小平理論，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國際地位，我們的發展之所以能夠導致國際力量態勢對比的新變化，絕不是因為我們手裡有了幾個美元、「一部分人富起來了」那麼簡單的事。從國際視野看：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我們和平、合作謀發展這個基本目標、這個基本的發展路徑日益深入人心，是這個路徑和理念在國際上得到歡迎和支持的緣故。例如，今天的歐洲開始響應中國以和平、合作謀發展的號召，逐步拋棄了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戰略均勢和對抗為保證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強權政治，日益強調談判、重視外交和商業關係的根本作用，日益強調國際法，強調說服的作用，摒棄武力，不主張進行武力威逼。近代以來，一直都是中國跟著西方的世界觀走，現在歐洲開始跟著中國倡導的模式走，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然，歐洲的這種轉變引起了霸權主義國家的極大不滿，美國著名的鷹派人物卡根最近指出：「歐洲人發明了強權政治，但是，現在卻相信基於良好願望的理想主義，可見歐洲正在背叛歐洲的傳統，今天的歐洲已經淪為不分是非、不分敵我的軟弱勢力。」這種言論恰恰表明：當今世界不僅有人不願看到中國的發展，而且也不願看到歐洲的團結乃至歐盟的壯大，而是希望歐洲退回到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時代那種彼此互相威脅、彼此互相攻伐的狀態中去。與中國走得越來越近的不僅僅是歐洲，也包括美國內部那些真正有頭腦的思想家。日前，北京大學邀請著名語言學家、當代最傑出的人文知識分子諾姆?喬姆斯基來華演講，在接受採訪時，喬姆斯基這樣分析今天的世界局勢：「今天的美國政府害怕中國，這裡的害怕恰恰並不是因為軍事上的威脅。這並不是開玩笑，國際關係多少有點像黑社會，比如黑社會老大發現有人沒有交保護費，又沒有方法脅迫他就範，美國對中國恰恰就是這種情況。……面對充滿敵意的美國政府，委內瑞拉出口部分產品到中國，拉美其他主要的出口國，如巴西、智利、秘魯也紛紛向中國示好，加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中國開始讓他們獲得利潤，這些貿易挖了美國的牆角。美國政府官方報告《國家戰略分析》把中國視為首要的長期威脅，這當然不是出於軍事原因，沒有人認為中國會在軍事上侵略別人，也沒有人認為中國會希望發展更厲害的防禦武器，就因為美國威脅不了中國這麼簡單的原因。」中國與美國的根本不同是發展理念的不同，這就是我們主張和平、合作謀發展，而美國國內的保守派卻依然把當今世界理解為「美國的戰利品」，不肯放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作為美國國務院官員的卡根這樣露骨而直率地說：「美國所能夠想像的、唯一的、穩定成功的國際秩序，就是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同時，美國無法想像一個不用武力、特別是美國武力保護的國際秩序。美國從來沒有不使用武力而實現理想社會的經驗，美國從來不相信存在一個成功的超國家的治理經驗，因此，美國不可能遵守國際法和國際機制，美國認為：規範國際行為的法律之所以能夠存在，就是因為有美國的武力來保護它，現在歐盟和中國要求美國遵守國際法，這如同要求秩序的締造者遵守秩序一樣可笑。」他還說：「9?II之前，美國戰略圈已經把矛頭對準了中國，從更廣泛的意義層面上看，這已經成為美國戰略計劃的一個組成原則。把中國看成下一個重大戰略挑戰者，這種觀點在柯林頓時期的五角大樓里就形成了。布希上台前後，尖銳指出中國並不是美國的戰略夥伴，而是一個戰略競爭對手。至此，中國是美國的挑戰者的原則得到官方確認。」「感謝上帝給我們提供了這種無情的挑戰，使我們緊緊團結起來，保衛國家的安全並接受歷史賦予我們的道德和政治領導使命。」但是，這位卡根先生過高地估計了美國的實力，過低地估計了要和平、求發展的世界大勢，在這一點上他恰恰不是他自己所標榜的「現實主義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最近指出：美國的戰爭機器已經徹底退化為了機器，今天的美國只能靠先進的機器打仗，因為沒有白人中產階級願意去送死，結果政府只能動員那些黑人和少數族裔青年上戰場，歷史證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靠先進的機器不能解決問題，決定戰爭勝負的只能是人，而美國缺少的恰恰就是人。一場伊拉克戰爭，造成了3萬多美軍傷殘，美國政府必須付給他們每人800萬美元，光這批人的撫恤金就夠今天的美國喝一壺了。《超級帝國主義》一書的作者邁克爾?赫德森指出：造成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真正因素，其實是龐大的軍事支出和海外軍事基地的建立，並不是它一直強調的對華貿易，而自奧巴馬總統執政以來，這一點顯得尤為突出，因為他進一步升級了阿富汗戰爭，今天，對於朝鮮和伊朗，美國不是不想進行軍事干涉，而真正制約了美國霸權主義的其實是美國現在沒有錢了，美國必須在窮兵黷武與國家全面破產之間作出選擇。今天的美國制約中國的唯一辦法，只能是利用冷戰的餘孽、利用中國周邊那些「錯誤估計了形勢」的二、三流國家給中國製造麻煩，它的手段已經非常有限。因此，與卡根這種強權政治的宣傳不同，美國國內也有清醒的聲音。喬姆斯基說：「美國有一份關於文學和科學研究的雜誌，裡面的文章在美國是比較受推崇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戰略分析家約翰?史坦布蘭諾兩年前曾在這本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警告美國政府，尤其是當政的布希政府，軍事侵略政策最終將帶來毀滅性的災難。這個觀點得到了一群嚴肅的戰略分析家的普遍認同。他們認為，應該由中國領導聯合呼籲愛好和平的國家，同美國的軍國主義相抗衡，而不能由歐洲領導，因為歐洲是美國的同盟。」喬姆斯基的精彩分析，透闢地講解了當前的國際形勢，這表明，由於我們堅持和平、合作謀發展的理念，當今的世界力量態勢對比確實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他更提醒我們，我們對霸權主義最大的「威脅」，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堅持和平、合作謀發展的新的發展觀。如果我們分不清國際力量態勢的大勢、大局，跟美國比核彈頭、GDP，比誰的胳膊根子更粗，乃至跟著美國的節拍與它搞冷戰對抗，而不抓住機遇改革開放謀發展，為人民謀幸福，那就是走左的道路；但是，如果我們給美國當跟班，不能抓住戰略機遇期，迅速地主動轉化、提升，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眾志成城，對於形勢和科學發展觀有高度的思想自覺，那不僅僅是右，而且更將有可能淪落到拉美、前蘇聯、東歐乃至伊拉克那種境地。我們必須警惕地注視著並有效防禦著帝國主義的軍事動作，時刻以高度清醒的頭腦、有效的戰略分析保證中國的和平穩定發展；同時，要到世界的各處去尋求合作，去宣傳和平、合作謀發展，這樣做，我們不但可以從根本上深深地制約美國的霸權主義，更可以改造不合理的世界秩序，可以改變世界地緣政治的不平衡局面——這樣，我們就給一切霸權主義造成了根本上的打擊和威脅。在中國歷史和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關頭，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合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結合馬克思主義真理，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揭示和闡釋了中國道路的先進性，標誌著我們從長期模仿、追趕的被動的地位，一舉轉化為當今世界上主動的、建設性的乃至主導的力量。宣傳和落實我們的發展道路、方式和目標，就要求我們提高自己的視野、水準，理直氣壯地提出我們對世界大事的看法，表達我們對國內時局的判斷，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是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我們需要有自己的聲音，深刻地揭示世界的真相、理直氣壯地表達對自己長遠利益的訴求。大力宣傳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既是要讓我們的人民了解真理的道路，也是旗幟鮮明地讓全世界了解我們的立場，了解我們對於人類進步和中國發展的創新思路。我們同時必須認識到，我們的發展路徑和理念，一直受到來自國際和國內的、左的和右的干擾。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教授克里斯?布拉莫爾在《現代中國》雜誌2009年7月號發表了《走出黑暗——中國轉型之路》一文，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確實在快速增長，但是，中國也幾乎錯失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即沒有繼續發展和完善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醫療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沒有高度重視環境和資源的保護，更沒有適時地將其經濟能力轉化為政治和理念上的自主性，而是在某些自詡的「主流經濟學家」的鼓噪下，轉向了盎格魯一薩克森模式，過於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長，結果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包括：只重視產品的價格優勢，而不是質量優勢；只重視勞動力的廉價，而不重視勞動力工資的提高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過分重視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而忽視就業、環境；追隨美國式的醫療改革，而忽視人民的健康和福利——這些都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製造了嚴重瓶頸。幸而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使得盎格魯一薩克森模式遭到了世界性的唾棄和質疑，這同時也再次給中國提供了一個建立小康社會主義的機會。他指出：「胡錦濤和溫家寶認識到：另外一種可選擇的現代性對他們而言是可能的，中國果斷邁向小康社會主義的時機現在已經成熟，中國的轉型之路，標誌著中國領導世界時代的真正開始。」「天下大亂，首先是亂了西邊」。如果說這是「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那麼面對世界巨變，只要我們能夠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科學發展觀，就能夠把握世界歷史變革的主動權，我們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就是光明的。面對當前世界格局，我們面前的道路無非三條：第一條是巨變當前，毫不覺悟：以為人家出錢，我們賣資源，人家出技術，我們出勞力，人家賣債券，我們賣實體，這樣挺好、挺公平，而且以為這種發展模式是可以持續的。第二條是有所覺悟，但無所作為，兩手攥空拳沒有辦法，只有忿忿不平，最多只是在原有的道路上修修補補，這其實等於沒有真正覺悟。第三條就是致力於打破這種不合理的分工體系，瞄準技術的最高端、人才的最高端和管理的最高端，突破封鎖、突出重圍，實現跨越發展、轉型發展——這就是真正的覺悟，是巨變當前的真正覺醒，是真正的擺脫了自發意識，走向科學發展的自覺意識。三、關鍵是觀念的轉變轉型發展、科學發展，關鍵在於同志們觀念上要轉變，因為人是最大的生產力，具有先進發展理念的人是歷史進步的火車頭。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在資本主義陷入空前危機的時代，有些同志卻依然深深地迷戀美國道路、迷戀資本主義的發展路徑、迷戀舊的發展模式和價值觀，實際上，在今天的美國，除了一如既往、處心積慮地轉嫁自身的危機、將其債務「全球化」之外，恐怕連奧巴馬本人也不知道美國究竟該往哪裡去。有人竟然以為只要跟上美國就萬事大吉了，這實可謂是巨變當前、大夢未醒。今天社會「自發意識」的突出表現就是：由於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路徑認識不清，以至於對於中華文明不自信，對於美國太迷信。而要確立起對科學發展道路的自覺的真理意識，必須通過「對歷史形勢的科學判斷」來達成，必須通過深刻的學習和研究來達成。@美國以債務驅動的過度消費的發展模式是不合理、不可持續的。今年7月1日的《經濟學家》雜誌上有一篇文章指出：1970年以來，佔美國人口五分之一的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加了60%．而佔五分之四的人口收入卻下降了10％，其中，靠中國發了大財的沃爾瑪一家的收入，競比三分之一美國家庭（一億人口）的收入總和還要高。為了怕這麼多窮人造反，美國政府想出來的「歪點子」，就是讓老百姓能夠借債消費，通過鼓勵和宣傳借債消費這種寅吃卯糧的愚民政策，來打腫臉充胖子。但是，這裡的錢從哪裡來呢？一方面是把美國自己的資產泡沫吹大（直到今天終於開始吹爆），而更主要的就是向窮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借債。美國利用我們出口的物美價廉的商品、利用我們借給他們的錢來安撫國內的形勢、安撫國內廣大的窮人，用我們的錢繼續維持著他們高度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同時卻反過來打壓我們。今天中美之間雖然說是互相需要，但究竟是美國需要中國多一些，還是中國需要美國多一些呢？實際上是美國需要我們多一些，但是，有些人就是沒有看到這種國際關係的實質，看不到我們自己的「本質力量」，總以為今天的中國離開了美國就不能活了。而事實上，從財政上看，2007年美國的GDP只有14萬億，它的國民總債務卻是52.7萬億，到2015年，美國的國民總債務與GDP的比例將達到100％；竟是我們的前途大一些呢，還是美國的前途大一些呢？很顯然，與美國這樣一個財政上破產的國家比較起來，當然是我們的前途更大一些，而當前有些人就是看不清大形勢，卻反過來拚命唱衰中國，神化美國，甚至鼓動大家有兩個錢就要趕緊轉移到美國這艘「泰坦尼克號」上去。有些媒體對上述基本的數字、基本的事實置若罔聞，盲目相信美國的宣傳，甚至死心塌地幫助美國搞宣傳，彷彿是被美國宣傳機構僱傭的，這就是錯誤地把我們總體上的主動，當作了總體上的被動，如此也就不能真正把握住我們的戰略機遇期。實際上，美國利用強大的文化、思想宣傳能力，在全世界範圍內造成了強大的美國迷信和美國崇拜，而只要這種心態和迷信不改變，美國就仍然可以被「打工國家」們養起來，美國經濟就永遠不會破產——而這就是文化乃至政治反過來決定經濟的好例子。山西省委領導同志認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絕不僅僅是政府拿錢刺激實體經濟，而更主要、更根本的目標在於轉變這種不合理、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只有認識到當前國際關係的實質，從美國迷信、美國依賴中徹底解放出來，從美國宣傳的愚民政策中警醒過來，我們才能真正具備發展模式轉變的思想和輿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今世界是否存在著文化戰爭呢？是否存在著「軟實力」的較量和激烈爭奪呢？毫無疑問是存在的。當今中國的輿論界流行著三個「共識」，或者三句話：一，中國幾千年來都是小農經濟、閉關自守；二，社會主義等於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等於貧窮落後；三，資本主義等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等於發財致富。而這三句話實際上沒有一句是科學的、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是經得住實踐檢驗的。它不但是十足的「三俗」，而且前兩句從文化上否定了中國歷史，也否定了我們近一個世紀的偉大奮鬥。以極其膚淺的所謂「社會共識」、普世價值系統地否定自己的歷史，這是前蘇聯共產黨垮台的根本原因所在。為什麼戈爾巴喬夫這些所謂的「高級知識分子」會把人家的路徑、目標、理念和模式當成「普世」的呢？這就是因為他們喪失了自己的路徑、理念、目標和模式的信心，而只是憑藉著長期「服從潮流」「追隨潮流」的習慣本能、迷信歐美庸俗文化的緣故。從這個意義上說，戈爾巴喬夫之流有什麼理念？除了做表面功夫和愛趕時髦之外，治國理政的戰略、理念他一絲一毫也沒有，抓住的只是道聽途說、嘩眾取寵的西方文化皮毛——而且是西方文化最庸俗的部分。說到這裡，我要重點提出，敵對勢力利用台港澳爭奪文化霸權、軟實力的問題。著名愛國華僑學者廖子光先生關於香港問題的意見，尤其值得我們深思。他說：現在國家不得不支持他們，不是因為中國經濟需要它，而是因為如果香港失敗了，中國在政治上很被動。但是，這些金融資本得到中國的幫助後，不謝謝中國政府，卻竟然去感謝什麼自由市場，還說自由市場就是好。同時，外國勢力支持這些金融機構，利用它們顛覆中國，傳播威脅國家安全的信息，影響中國的思想。同樣，對台灣，我們向他們開放商品市場和投資市場，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從祖國統一大業出發對台灣的「仁政」。既然是「施仁政」，那就必須理直氣壯地講清誰需要誰、誰依賴誰、誰對誰施仁政這個問題。如果搞得彷彿是台灣當局代表仁政，那麼就不但是經濟上失分，而且更是文化和政治上失分。實際上，圍繞著如何認識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激烈鬥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我們放棄、丟掉了魯迅，人家卻高舉起胡適這個殖民地文化的祖師爺。台灣的作家、文化官員龍應台，在世紀之交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書，她的核心觀點是：國民黨輸掉的是政權，但獲得的是文化領導權，因為他們代表西方的自由民主這個「理念」。用所謂的「大海」來對抗「大江」，用所謂「海洋文明」來對抗內地，這難道不是依照一種理念排斥另外一種理念嗎？敵對勢力利用港澳台為基地，大量出版妖魔化中國大陸、妖魔化共產黨的各種「野史」，其消費對象都是大陸遊客，香港文化產業依靠「中共黨史」大發橫財，這難道不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嗎？歷史證明：文化共識的取得，絕不能靠文化妥協來解決。有些人把洋奴文化捧上了天，把自己的人民和祖宗摔在地下，我們共產黨人就是要將底層勞動人民視為先進文化的主體和創造者，而不是被可憐、同情的對象，因為這就是中國革命文化的基本主題和理念，是五千年文明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創舉，是最大的仁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這是我們黨所揭示的真理。放棄這個文化創舉、放棄這個真理、放棄了這種大仁政，卷旗繳槍，我們的奮鬥就喪失了合法性。從最根本上說，我們有13億勤勞勇敢的人民，依靠內需謀發展，其實質也就是科學發展觀，就是依靠13億人民謀發展，發展的目的又是滿足13億人民的需求。我們的可持續發展不能依靠美國和美元經濟體，我們更不能走東亞幾國那種殖民地經濟的道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棄我們的發展目標，放棄我們對自己發展路徑的自覺。（《環球視野》第336期，摘自2010年第12期《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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