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的死結

中國知識分子的死結程萬軍　　世人皆知，「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殊不知離開了獨立經濟來源(稿酬)的魯迅，骨頭還能硬多久？當前「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是要不要與市場結合否則「餓死活該」的問題，而是目前的「市場」給了知識分子多大的尋求「經濟獨立」的空間？因為市場經濟「不完善」，所以知識分子要想取得經濟上的獨立，即便接近，也難免拖著一條長長的尾巴，「真正」二字便無從說起。　　在以往大一統的大體制框架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經濟地位」缺少最根本的支柱。即便是在今日中國有史以來經濟最活躍的時代，經商「下海」的知識分子雖然也有一些取得了成功，但由於他們的發展受到國內金融等「瓶頸」的必然限制，所以想成為世界重量級的經濟人物恐怕不是量的差距。「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給大多「下海」知識分子帶來的總體生存狀態不是「獨立」而是「飄搖」，所以，在現有狀態下，「經濟獨立」於大多知識分子而言，仍是奢望。　　在飄搖的生存狀態下，那些自詡為精英的知識分子，大多還是安於且力爭留在「體制內生存」，批判社會的「良知力量」，卻留戀或不得於不寄於「公家」籬下，想來真是一件「精神分裂」的怪狀。籬下知識分子，圖求人格的完全不依附，確是一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難事。　　胡勝華先生在談胡適的身份意識一文里，有一句話問得極是：試問有多少知識分子可以不倚仗政府、不倚仗公家、不倚仗體制而能夠我行我素，批判社會？試問又有多少知識分子為了擠進政府、擠進公家、擠進體制而不遺餘力，爭得你刀我槍……？　　如果把「公家」視為圈裡，「市場」視為圈外，那麼通過現實中的比較，不難看出知識分子的總體經濟狀況之端倪，雖然無論圈裡圈外，中國知識幾無真正的「經濟獨立」，但僅從收入與福利兩項指數對比，圈內知識分子仍具有圈外無法企及的穩定與優裕。如果把他們可有一比，圈外知識分子似享有家貓的地位，他們不必為酒飯發愁，因為早已有「主人」拌好上等的貓糧，他們往往在酒足飯飽之後，充滿同情地看著那些「找市場」的同類。而圈外知識分子呢，由於先天本不是「野貓」的成份，而後天又缺少森林的庇護，所以其狀態只堪比「流浪貓」——先天不「野」，是從家貓堆里跳出或被趕出來的；後天找不到森林，因為一方水土缺乏成林的氣候條件；故而，他們只能充當「流浪貓」，在「流浪」中以飢一頓飽一頓的代價換取有限獨立自由的空間。　　當中國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屢遭質疑時，當他們渴望「豢養」的「科舉心態」總是揮之不去時，我們不能不從「經濟地位」這個基礎上尋找答案。兩千多年的大一統封建專制社會，用俸祿的餌食把知識分子牢牢限制在「圈中」，即使在動亂年代，因為他們找米下鍋的依賴性，所以不是為地主所用、就是再次轉而依附在造反的農民身上。如此的經濟弱勢地位，深化的是「求用於老爺」的意識形態；鞏固的是先天的軟弱與依賴性。　　自古以來的知識分子，本質仍扒不掉「儒生」與「士大夫」這兩張皮，而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在小農經濟中，只有地主階級才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而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其他階層只不過是附在地主階級上的毛，知識分子概莫能外。「求用」與「不為用」成為知識分子(儒生)得志與不得志的一生最大價值體現。當「士為知己者死」的口號叫得山響之際，其精神本質與「有奶就是娘」的孩子已無涇渭的分明。儒生被大地主用則為「士大夫」，不用則為「腐儒」，這就是歷代知識分子獨木橋上的非此即彼的選擇。　　「十年浩劫」期間受難的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為什麼喪失了獨立人格？正如被當時紅衛兵都指責為「軟骨頭」的郭沫若，為什麼他們在新民主主義運動時期能夠傲骨臨風？除了政治高壓指數，若干年後失去獨立經濟地位正是一個致命因素，當個體的經濟不復存在，只有集體(單位)才能領到一口飯吃的「大鍋飯」時代降臨時，人們所失去不僅僅是生產力水平發展的動力，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獨立的經濟生活來源——舉國「入瓮」即時上演，嗷嗷待哺的個體何需「請君」？打破頭皮，擠進「公家」門坎，是一條光明的「養命」之路，在一個只有「圈養」的時代，恐怕只有退化為「家畜」才能夠生存下來。　　2000年以來中國知識階層雖有變遷，但若以「中產」的標準觀之，恐怕仍大多沒有完成這一質的演變。當今知識分子，信步「中產」佔多大比例？那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們，從收入講或許已躍「中產」，但從獨立經濟地位而言，或許與古代豪紳豢養的「食客」只是五十步與百步的距離，否則，就不會動輒以「利益共同體」的代言人身份，以扭曲的「經濟學原理」，來解釋權貴的「巧取豪奪」現象「正常不過」。這是知識分子渴望「收買」的精神發揚。　　在「公家」籬下發出「吶喊」的知識分子，大多還是如魯迅先生所言的「老爺，您的衣服破了」式的依附與幻想。「公家」就像一根放飛風箏的線，知識分子只能成為「公家」收放自如的風箏，何時可如大雁般自成隊列，領飛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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