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文初：大清在中亞的爭雄戰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遠聞新聲」

　　 摘錄：在康熙看來，噶爾丹最大的威脅，是對蒙古各部族的「煽惑」，也即蒙古內部的統一趨勢將動搖大清根本，因大清的崛起取決於滿蒙結盟，其對中原帝國的有效統治也賴於這一聯盟。他還說，「本朝不設邊防，賴有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也就是說，控制蒙古，乃是其對整個中亞局勢有效控制的前提，蒙古是大清的西北長城。

　　 對十七世紀大清帝國對外戰略的認知，如果放在全球史視角看，大清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無疑是重要的。如果將視角轉向內亞，當時的國際關係格局則遠為複雜——歷史研究的責任就在重建這種複雜關係——過分簡化的歷史解讀無異於智力犯罪。

多邊關係中的內亞三角

　　 事實上，十七世紀大清在北部疆域所面臨的局勢，絕非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而是一種「雙重三角」的多邊關係——這裡所說到的「雙重三角」，包括「內」「外」兩重框架——其外三角，為俄羅斯——大清——蒙古；其內三角則是以蒙古為軸心，為準噶爾——喀爾喀——漠南蒙古內部關係。內三角局勢的變化，不僅直接影響著大清與俄羅斯之間的外交折衝、制約著大清的帝國家戰略，甚至影響著十七世紀後半期至十八世紀前半期大清帝國的統治，以及整個中亞的局勢。但這種認識要直到最近學術界的內亞視角出現後才清晰呈現出來。

　　 這裡所謂的內亞，指的是夾在大清與俄羅斯帝國之間的蒙古諸部落。自蒙元帝國崩潰後，蒙古諸部處在一種各自為政、割據稱雄的無政府狀態。依其地理分布，大約分為漠南、漠北與漠西三部分。漠西蒙古稱衛拉特，以準噶爾為中心，西方一般稱之為厄魯特、卡爾梅克；漠北蒙古即喀爾喀部落，分左右兩翼，他們散布在鄂畢河和葉尼塞河一帶；外貝加爾地區的則是漠南蒙古，他們的勢力範圍一直向東延伸至遼河流域。

　　 漠西蒙古分為四部，包括準噶爾、土爾扈特、杜爾伯特與和碩特部。其中土爾扈特部最初定居準噶爾，十七世紀中葉遷移至伏爾加河下游，十七世紀末游牧到伏爾加河河口及烏拉爾河流域。和碩特部此後也南遷青海，留下的稱小和碩特部，在十七世紀30-70年代，這四部便由準噶爾、杜爾伯特、小和碩特以及輝特組成。1672年後，噶爾丹成為衛拉特諸部首領，統一了準噶爾地區、天山南北，且向中亞地區擴張，建立了準噶爾汗國。在其領導之下，準噶爾汗國迅速壯大，成為中亞細亞強國。其極盛時期的勢力所及，東起杭愛山西側，西至衛拉特本部、中亞一部分，直至歐洲東南部的伏爾加河、頓河流域。北抵額爾齊斯河中下游的托波爾河，南至青海，與印度接壤。

　　 噶爾丹是一個具有遠大抱負和軍事才華的政治家，他的戰略目標是統一蒙古諸部落，恢復成吉思汗時代的榮光。

　　 漠北蒙古一般稱喀爾喀人，從地緣政治看，他們既處在蒙古諸部落的中間地段，也橫亘在大清與俄羅斯兩大帝國之間，其在中亞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他們對此也有著清醒的認知。作為成吉思汗的後人，他們同樣繼承了蒙古部落的征戰精神，他們是一群野心勃勃的戰士，有著統一蒙古諸部並獨霸中亞的雄心。

　　 漠南蒙古1636年，在盛京大會上，漠南蒙古諸部落奉大清為可汗，為最早歸順大清的蒙古部落。

蒙古部落的統一之路

　　 蒙古諸部落自元後一直處在分散分裂狀態，但部落統一之路卻始終沒有終止。內亞國際局勢的變數以及整個亞洲國際關係的變化，都受這一因素的影響。

　　 入主中原後，滿清對漠南蒙古的控制一步步強化，其勢力自然也在向漠北蒙古滲透。獨立的蒙古諸部為此深感威脅，所謂「唇亡齒寒」。諸部落貴族感覺必須結束內爭、鞏固秩序、建立統一政權，這就是1640年的衛拉特和喀爾喀諸部落的大會盟。

　　 這次大會盟制訂了《蒙古衛拉特法典》。法典的主題包括調整各部落關係，鞏固統治，推崇黃教，最核心的還是在共同對付外敵——所謂的外敵，自然是指兼并了漠南蒙古並直接威脅到漠北蒙古的大清——法典把共同對付征服者作為全體社會成員的職責。

喀爾喀內亂

　　 但結盟是暫時的，內部的紛爭——土地、人畜和汗位的爭奪在一個資源缺乏的游牧區域，幾乎是永恆的主題——或許也是歷史命運吧。

　　 1661年喀爾喀汗諾爾布逝世，其長子與次子為汗位繼承發生爭戰，輝特部的羅布藏仁欽支持長子墨爾根登上汗位，遭西喀爾喀大多數王公貴族的反對，為表示抗議，其中一些領主帶領部眾遷移至右翼土謝圖汗領地，因土謝圖汗同樣反對墨爾根繼承汗位。

　　 出於土謝圖汗的壓力，墨爾根被迫下台，而羅布藏則出走衛拉特尋求保護。成袞繼任新的汗位，但那些出走到土謝圖汗的領主們並不響應新汗召回的命令，左右翼之間關係惡化。

　　 成袞向清廷和噶爾丹請援，希望化解糾紛，處在喀爾喀蒙古東西兩端的大清與準噶爾也就趁機介入喀爾喀事務——大清一直在用各種懷柔手段、豐厚的禮品等方法將其影響向蒙古地區滲透，而準噶爾汗國也正好有干涉喀爾喀事務之意，其一貫政策本來就是聯合蒙古各部落反對共同的外敵，他認為自己是當然的領袖，但其統一野心並未得到多數蒙古王公的認同。雙方的介入是喀爾喀局勢變為越發複雜起來。

伯勒齊爾會盟

　　 為解決喀爾喀內訌問題，1686年，在庫倫的伯勒齊爾地方舉行蒙古各部落的大會盟，會議由清廷出面敦請西藏宗教領袖主持，清廷派遣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為代表，噶爾丹也派出使者參與會盟。會議選出60名寨桑（部落首領）對喀爾喀左右翼的衝突進行公斷，並簽署協議。500多件訴訟案一一得到裁決，左翼領袖土謝圖汗、哲布尊丹巴亦認可其公正。參與會盟的喀爾喀各汗王、親王、北京和拉薩的代表均以向佛祖宣誓的方式起身表態，土謝圖汗和扎薩克圖汗且相互行擁抱禮，表示同意「永行和好」，恢復喀爾喀地區的和平與秩序。清廷代表阿喇尼在呈文中報告，這次會議達到了預期的目的。

　　 然而，在執行時，土謝圖汗卻背叛誓言，拒絕交出右翼人馬，噶爾丹也對蒙古王公與拉薩宗教領袖平起平坐的無禮提出譴責。

　　 會盟體制並未解決蒙古各部落間的內訌。

喀爾喀與噶爾丹之戰

　　 更為致命的是，土謝圖汗部眾還襲擊了準噶爾派往清廷的商貿使團，公開挑釁噶爾丹，導致衝突升級。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左翼土謝圖汗突襲右翼扎薩克汗部，將其俘虜並淹死；1688年正月，土謝圖汗之子擊殺了噶爾丹胞弟（扎薩克圖汗成袞死後，噶爾丹支持其子沙喇繼位，遭土謝圖汗反對。噶爾丹派幼弟率兵300人扶持沙喇，土謝圖汗為此派軍隊將其擊敗），雙方乃以兵刃相見。

　　 1688年，噶爾丹率兵三萬，開始遠征喀爾喀部，蒙古部落之間的一場大戰於此拉開帷幕。

　　 喀爾喀各部落聯合一致在敖魯龜地方向噶爾丹挑戰，在一場連續三天的惡戰後，噶爾丹獲勝，喀爾喀紛紛奔逃，一些部落進入內蒙，一些進入外貝加爾湖地區（歸附俄國）。土謝圖汗和呼圖克圖則得到康熙允許，到內蒙避難。噶爾丹推進到克魯倫河，要求將兩人交出作為議和的條件，儘管康熙十分清楚錯在土謝圖汗等人，但他正想藉機控制喀爾喀各部，拒絕了噶爾丹的要求。於是，蒙古內部的糾紛就演化為大清與噶爾丹的直接交鋒。

康熙的軍事遠征

　　 噶爾丹的崛起及其對喀爾喀的征戰，直接威脅到大清在蒙古的利益，也對康熙的權威構成挑戰。如何應對這個強大的對手，就成為日後康熙國策的根本，自1690年始至1697年，康熙動員40萬軍隊與噶爾丹的一戰再戰，且三次親征，這在康熙個人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此後的1715年、1720年直到1722年康熙逝世，他還在一再發動遠征準噶爾的戰爭）。而其後繼者雍正、乾隆，也一再以戰爭方式對待準噶爾汗國，直至1757（乾隆二十二年）才最後將其征服。

　　 縱觀這長達七十多年、歷經康雍乾三朝的清准戰爭（準噶爾也歷經噶爾丹、策妄阿喇布坦和策凌三朝），可以看出在大清帝國前期歷史中準噶爾的分量，或許可以說，清准中亞爭霸是大清帝國前期生死存亡的關鍵，而其對俄外交，都只是外線，一定程度上，對俄外交的戰略謀劃，以對準戰略這一重心為轉移的（詳見下一篇）。

　　 清准之戰先是以準噶爾強勢東征喀爾喀為主線，期間經過烏爾會河之戰（康熙二十九年六月、1690年，雙方共投入兵力4萬餘人，以清軍失敗告終）、烏蘭布通之戰（1690年7月6日至8月5日，據最新研究，此戰基本上打成平手，參見黑龍《準噶爾蒙古與清朝關係史研究》），以及昭莫多之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動員15萬人並親率中路主力遠征4000多里）。在昭莫多戰役中，噶爾丹失敗，僅率數十騎突圍，大清獲得決定性勝利。

　　 這次戰後，噶爾丹已無力挑戰清廷，而大清也由防禦轉向進攻。儘管準噶爾本部已經為政變的策妄阿喇布坦（噶爾丹侄子）控制，噶爾丹已不能回去、再也無力重整旗鼓，但康熙認為其人「不可留於人世，一刻尚存，即為生民之不利」，「務必剿除」。故在第一次親征後回京不到三個月，就決定再次親征。1696年10月，康熙親率大軍前往呼和浩特。三十六年（1697年），第三次親征，同年，噶爾丹逝世，大清爭霸中亞的對手算是暫時被制服。

　　 康熙的這種勞師遠征，備受漢族大臣們的非議，滿蒙王公其實也少有認同。這其中有著戰爭勝負難定的考量、兵者兇器的道德考量，但最主要的還是戰略思路不同。

　　 那麼，康熙的戰略思路究竟是怎樣的？

　　 在三次親征準噶爾勝利之後，康熙曾在與漢族大臣李光地的談話中，總結過自己的戰略思路：

　　 汝輩漢人，說予向征噶爾丹時，不必如此窮黷，身蹈不測之下；太平當休養生息。此都是不知事務語。本朝以四十八家為藩籬。噶爾丹自恃強勝，煽動四十八家，若四十八家為所煽誘并吞，我兵出則彼去，我兵歸則彼來。噶爾丹邊釁一動，兵疲於奔命，民窮於轉餉，欲休養生息，得乎？所以予不憚親征，去此大害，今而後庶可言『休養生息』四字（轉自姚念慈《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

　　 在康熙看來，噶爾丹最大的威脅，是對蒙古各部族的「煽惑」，也即蒙古內部的統一趨勢將導致大清根本的動搖，因大清的崛起取決於滿蒙結盟，其對中原帝國的有效統治也賴於這一聯盟。他還說，「本朝不設邊防，賴有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也就是說，控制蒙古，乃是其對整個中亞局勢有效控制的前提，蒙古是大清的西北長城。

內亞霸主地位的確立

　　 在這樣的征戰過程中，康熙自身的身份也在悄然發生變化——由自詡的天下共主、各部族的仲裁者轉變為一方勢力的保護者，再進一步轉變為整個蒙古地區的征服者——在征服準噶爾部的戰爭之中，大清完成了由部落盟主向中央帝國的轉型，內亞霸主的地位最後確立。

　　 中原帝國很少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地位的戰略意義，他們更願意構成長城這樣的攻防體系，對外實施隔離，對內自我封閉。但這種隔離政策可以說從來就沒有成功過，付出的代價卻相當昂貴——僅以明代長城為例，這項延續百年、耗資巨大的國防工程自建成之後就沒有發揮過作用（據黃仁宇估算，一英里長城的成本費用達44500兩白銀），而沿長城一線的九邊重鎮卻仍需布置50萬以上的軍力幾乎耗盡了大明的國力（養活這些軍士，和平年份的常費在800萬兩以上。若軍情緊急則須另撥，如1500年至1502年間，因蒙古內侵，緊急撥付款項就達415萬兩白銀）。大明之敗也許能做這裡找到根源。

　　 從中原帝國的歷史看，其戰略致命處也是在長城以外的游牧民族區域，即蒙古地帶。歷次中原政權的顛覆多少都與來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南侵有關。康熙的軍事征服及其在中亞霸權的確立，或許是解決中原帝國北部邊患、實現內亞一體化的某種命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