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否在過度消費張愛玲？——從張愛玲的《少帥》談起

我們是否在過度消費張愛玲——從張愛玲的《少帥》談起

投稿郵箱：yixuezhe@rucdm.com

編輯微信號 xuezheqy

本文為「壹學者」原創文章，歡迎投稿

作者：李斌

　　《少帥》簡體版的出版，使得張愛玲熱潮又一輪出現，有人認為從《小團員》開始，張愛玲的「新作」就不斷出現，從而引起了一些擔憂:現在是不是過度消費了張愛玲?說實話，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張愛玲本身就是個」話題女王」，新時期她在大陸的時興，是順應了時代的需求，張愛玲、金庸等作家作品恰逢其時。在當下，張愛玲作品魅力不減，我個人意見認為具體原因如下：

　　首先，討論對一個已故作家而言，出版所謂不完整(未成稿)作品究竟好不好，我個人認為是可以出版的，主要看我們以怎樣的態度去對待這個事情。卡夫卡的作品也是在違背他本人生前意願的前提下被出版的。同樣，西川、駱一禾也讓海子更加豐滿。很多諸如此類的個案，證明了這種做法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不言而喻，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心理，也都想自己或自己所關注的對象能最大程度上樹立一個光輝的、良好的形象，尤其是對於中國人而言，自古就有大團圓或者愛而美之的心理，這無可厚非。不過我認為，除了正常程度的傳統行為和心理作用外，我們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去接受一個比較豐富、多面的真實形象呢?如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也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人們對二十世紀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的認知，還原了這些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身上的一部分人性。當然，我個人並不支持或者鼓勵去挖人隱私或黑幕，我只是主張在合理的範圍內去還原一個人的生活或者形象。

　　就張愛玲個案來說，如果出版未完成文本這種做法是心存善意或者是至少中立的，是為了豐富了人們對張愛玲的認知，推進張愛玲的研究，也是一件可以接受的事情;如果出版的目的是為了單純的惡化或者醜化，其行為就值得商榷。當然，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在讀者中引起了什麼樣的效果，解讀到什麼程度，這並不是出版者所能操控的。

　　其次，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對待張愛玲?胡適指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這是一種灼見，不管是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文學樣式的更迭，還是時代的風雲變化，其中有一個似真似幻的身影一直在若隱若現，生生不息，那就是通俗文學。

　　《唐傳奇》《金瓶梅》等不必贅言了，就算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20世紀早期，熟悉現當代的讀者應該知道20世紀早期的徐枕亞、張恨水、張資平一類作家在當時的市場影響力有多大，可以說不遜色於魯迅。有統計「徐枕亞的《玉梨魂》先後再版超過三十次、張恨水的《啼笑因緣》也數十次再版」。這裡面最紅的作家，是張資平。以四人感情糾葛為題材的小說《飛絮》(1926年初版)為例，5年內印刷了12版。」[1]，再看金庸瓊瑤，以及今天大量功成名就的網路作家(現在網路文學研究者正在想法設法把網路文學歸入到通俗文學的小說類型中去，用以界定合理的來源和身份。我個人認為網路文學中還是有一部分比較嚴肅的文學，這類作品的影響力還有待查證，不過從近些年網路文學的推評來看，影響力最大的還是通俗文學，且網路文學主要的類型也是通俗文學)，都是對當下文學格局的一種實證。

　　我們不妨把文學從內部做一個比較：就現實情況來看，形式自由靈活、局面豐富繁盛、影響巨大的網路文學足以證明通俗文學生命力的強大，其緣由無非是由於生存壓力的巨大，或者價值觀的多元，讓使人充滿輕鬆、釋放壓力的通俗文學佔據了絕大市場。

　　相對於生機勃勃的通俗文學而言，傳統的嚴肅文學則被人冷落，中國當代傳統嚴肅文學生存空間原來越閉窄，影響力越來越式微。當然有研究者對整個當代文學的現狀與未來持一種更為悲觀的態度：「今天我們面臨的電子化、數字化的影像、聲音與互聯網傳播時代，可能真的是另一個文明時代，我們不妨稱之為『視聽文明』的時代，這是與傳統的口傳文明、書寫文明不同的另一個文明時代。文學面臨最大的難題則是:在『視聽文明』時代如何生存下去?這一切不應該成為我們拋棄或逃離文學的理由，相反，正因為要面對一個到來的新文明的挑戰，我們要困守文學和文字，要守望『剩餘的文學性』——這是我們維繫傳統記憶，警惕視聽文明可能災變的一項義務和責任。」[2]很顯然，陳教授是把文學和其他類型做了比較，得出了這一觀點，有其合理性和讓人警醒的效果。在這個背景下來看張愛玲熱，可能會說得更清楚些：儘管就張愛玲是不是一位通俗作家大家還各執一詞，但卻都認定其作品具有較為濃厚的俗世氣息。在今天她的作品能夠一再被大眾接受，也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再次，是關於因果關係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究竟是誰在決定我們的眼光和道路?眾所周知，出版物的最終面世，特別是在當下環境中的面世，肯定要經受作者、出版者、讀者(批評家)、市場相互之間複雜關係的影響。但對一般作者(劉慈欣在2015年10月14日北大中文系的座談會上曾經談到，他早期創作科幻作品時，遭到出版社的多次退稿。很多其他作家在未出名以前，被退稿也是家常便飯)或者說已經逝世的作家而言，出版方具有更大的決定權。反過來說，就算普通讀者對某種文學有需求，但如果商家不出版，普通讀者的這種需求就無法獲得滿足。

　　在這個前提下來說，作為一個普通讀者，決定權並不在我們手中，因為商家和市場之間有一個相互制約又相輔相成的關係，任何一種市場的形成，都是諸多商家發現商機、爭奪市場、引領潮流、奪取勝利的最終體現。我們知道商家必然要出版東西，但是出版什麼具有相對的偶然性，舉例而言，讀者可能知道最近在出版張愛玲作品，那麼，是重版以前的經典呢，還是出版未完成稿?這種決定權就掌握在出版者手裡。是他們決定了讀者的目光和道路走向，是他們決定著讀者關注的熱點，他們那些鋪天蓋地的廣告，眾聲喧嘩的推榜，書店中顯而易見擺放位置，時刻都在影響著讀者，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讀者的選擇。

　　總而言之，張愛玲未成品作品的出版，是否存在過度消費，得看讀者怎麼界定。或許絕大多數讀者也就僅僅讀了一遍，在談論著是否存在過度消費的，也就是「守望著剩餘的文學性」的少數讀者而已。

　　[1]王茜：《從張恨水到茅盾：看民國小說風尚》，華西都市報，2015年04月25日

　　[2]陳曉明：《守望剩餘的文學性·自序》，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p5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