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晚了，美國還是應該反思對俄國做錯了什麼

3月16日，克里米亞公投以96.77%的高票贊同脫歐入俄，3月17日，烏克蘭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議會宣布，克里米亞獨立成為主權國家，並申請加入俄羅斯聯邦。18日普京簽署條約正式宣布克里米亞與塞瓦斯托波爾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並發表震驚西方世界的長篇演說。一系列抉擇令對手眼花繚亂。西方大國至今只能以揚言制裁應對，給人以不知所措的感覺。烏克蘭反對派主力之一季莫申科更是只能在美國媒體上發表言辭空洞的呼喊。兩相對比，令中國人頗有韓喬生指導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普京堪稱迅雷，對手則堪稱掩耳盜鈴。

或許有人事先感受到形勢將會如此發展，在克里米亞公投結果出來之前，一些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已經開始檢討失敗。3月15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刊發了題為《美國為何不理解普京》的署名文章，作者為美國喬治敦大學歐亞、俄羅斯和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安傑拉·斯滕特。同日在該報刊發的還有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小傑克·F·馬特洛克撰寫的《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待俄羅斯如失敗者》。兩篇出自美國人之手的文章均以冷戰後美俄關係為切入點，對美國的一系列行為作出了反思性的回顧。

美國前駐蘇聯大使小傑克·F·馬特洛克

安傑拉·斯滕特在文章的開篇回憶，1974年，他在莫斯科列寧圖書館落滿塵土的主閱覽室里泡了幾個月，研究陷入困境的蘇德關係。在作為研究生、教授和決策者的40年里，了解蘇聯和俄羅斯的實際運作方式是他的天職。與安傑拉·斯滕特一起開啟記憶之門的還有小傑克·F·馬特洛克。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和俄羅斯外長過去一周的會談未能解決烏克蘭危機，這讓馬特洛克回想起當年的那一幕：

美國喬治敦大學歐亞、俄羅斯和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安傑拉·斯滕特

1987年9月的一個下午，在紐約的一間會議室里，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遞給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一份蘇聯侵犯人權的清單。謝瓦爾德納澤注視著舒爾茨，通過翻譯說：「喬治，我將對此進行核實，如果你提供的情況是對的，我將盡我所能來糾正問題。不過我要告訴你：我這麼做不是因為你讓我做，而是因為我的國家需要我這麼做。」

舒爾茨回答說：「愛德華，這是我們做事的唯一理由。我向你保證，我絕不要你做我認為不符合貴國利益的事情。」

他們站起來，握了握手。我目睹此景，既感動又驚訝，意識到冷戰結束了。作為美國駐莫斯科大使，我的工作將比我的前任容易很多。

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左）和前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

但美國從未讀懂俄羅斯並非冷戰輸家

當下的烏克蘭危機勾起馬特洛克回憶的同時也引發了他的感慨：現在公開使用的語言比當年我們不管是公開是私下使用的語言要尖銳得多。克里星期三公開表示：「如果作出錯誤選擇，形勢可能急轉直下。」他威脅要實施制裁。

安傑拉·斯滕特也遺憾地發現美國對俄羅斯的關注隨著新聞周期和學術流行趨勢增減。文章中寫到，十餘年來，美國對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興趣不斷增加，從而忽視了俄羅斯：它充其量只是新興市場「金磚國家（BRICS）」縮寫當中的一個字母，而且是最不吸引人的一個。可如今，愛德華·斯諾登、索契冬奧會和烏克蘭危機的三連勝促使大家談到了新冷戰和普京會花多大氣力搞「大國」政治。我的收件箱和語音信箱中滿是製片人和記者要我發表意見和提供分析的請求，比如赫魯曉夫1954年為何要把克里米亞交給烏克蘭？普京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左）和前蘇聯外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

文中安傑拉指出，蘇維埃制度研究可能像蘇聯自身一樣，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專註而深入地了解俄羅斯——尤其是克里姆林宮的動機和圖謀——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重要。如若不然，美國就必定會重複「重啟關係」的周期，對改善對俄關係滿懷期望，然後遭遇一連串的失望。奧巴馬總統重啟關係只是冷戰結束以來的四次類似舉措當中的最新一次。

在安傑拉反思對俄研究日益薄弱的同時，馬特洛克則拋出了俄羅斯不是冷戰輸家的論斷。

馬特洛克在文中稱，我認為，我們不會看到冷戰捲土重來。俄羅斯與西方的緊張關係更多的是因為誤解、誤傳和對國內民眾做做樣子，而非意識形態或國家利益真的存在衝突。現在面臨的問題比冷戰時期少多了，危險性也小得多。但是不了解冷戰是如何結束的，對俄羅斯和西方的態度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於解釋我們現在看到的局面有所幫助。

人們普遍認為，西方促使蘇聯解體，從而贏得了冷戰勝利。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事實是，冷戰的結束是通過對雙方都有利的談判實現的。

馬特洛克試圖將俄羅斯人對美國的怒火轉移。他說美國人只想結束冷戰，但並不想要蘇聯解體，蘇聯很快解體，人們往往將其與冷戰結束混為一談。但它們是兩個不同的事件，而且前者不是後者的必然結果。再者，蘇聯分解為15個不同的國家不是美國造成的，也不是美國想要的。我們希望戈爾巴喬夫建立一個蘇聯共和國自願聯盟，不包括波羅的海三國。對蘇聯解體感到痛惜的俄羅斯人不要忘了，是民選的俄羅斯領導人鮑里斯?葉利欽與其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同僚合謀用鬆散的、無權力的「聯合體」取代了蘇聯。

馬特洛克在闡述對上世紀冷戰輸贏勝敗的不同觀點時，安傑拉·斯騰特則以自己為例，檢討了冷戰結束後美國對其冷戰對手缺乏研究興趣。

其在文中回顧，20世紀70年代，他在哈佛大學走上了蘇維埃制度研究之路，那正是這項研究的鼎盛時期。當時，大家對蘇聯興趣濃厚，美國和蘇聯處於確保相互摧毀的狀態，學習蘇聯政治的研究生可以拿到很高的獎學金。這個學科是20世紀40年代末創立的。當時，華盛頓逐漸意識到自己對新的冷戰對手了解甚少，而這是非常危險的。政府資助地區研究，包括蘇聯以及從東亞到拉美的其他地區，因為它意識到，有必要培訓了解該地區乃至其語言、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的人。

文中指出，當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12月發表歷時11分鐘的講話、宣布蘇聯不復存在時，對這些蘇聯問題專家來說，形勢也變了。我們當中的大多數人變成了俄羅斯問題或者歐亞問題專家。就我而言，這意味著丟開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政治局功能的備課筆記，改談選舉、政黨和影響外交政策的公共輿論。這意味著要把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看作獨立國家。人們很難理解俄羅斯及其鄰國如何能擺脫蘇聯體制的殘餘影響。

20世紀90年代是困難重重的10年。蘇聯這個敵人消失了，按理說，自由市場和民主的俄羅斯即將出現，為什麼還要投入政府和基金會的資金研究俄羅斯和歐亞問題並實施研究生交換項目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可以自由前往俄羅斯各地並討論之前諱莫如深的各種話題時，對我們知識的需求卻急劇減少。

美系列舉動喪失俄方政治信任

兩位作者在分析了對俄羅斯的誤讀和缺乏研究後，在文中梳理了美國冷戰後對俄諸多「罪狀」後，直陳美國政府屢次背信棄義，稱美國一系列的舉措破壞了美俄雙方的政治互信。

馬特洛克在文中寫道：即使在蘇聯不復存在之後，戈爾巴喬夫依然認為「冷戰結束是我們共同的勝利」。然而美國卻堅持視俄羅斯為失敗者。在1992年的《國情咨文》中，老布希說：「承蒙天恩，美國打贏了冷戰。」這種言論就其本身來說並不特別有害。但是之後三位總統的所作所為證實了這種態度。

安傑拉在文中指出，喬治?W?布希政府上台後，也曾謀求與俄羅斯改善關係。在國務院，我們在擬定一項讓俄羅斯加入北約的計劃，希望使莫斯科成為歐洲冷戰後安全體系的一分子——如今，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的行為恰恰是在謀求顛覆這個體系。有幾個月特別給人以希望，當時俄羅斯是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的夥伴。在那之後，重啟關係的工作因為伊拉克戰爭、2003年喬治亞革命和2004年烏克蘭革命而宣告失敗。

安傑拉在文中披露，他首次從事政府工作是在國務院政策計劃辦公室任職。當時正值1999年科索沃戰爭使美俄關係瀕臨崩潰之際。莫斯科認為華盛頓無視俄羅斯的利益，試圖毀掉俄羅斯與傳統盟友（也就是塞爾維亞）的關係。這對俄羅斯對美國的信任產生了毀滅性影響。這番論調與現在聽到的言論極為相似。柯林頓政府與俄羅斯重啟關係的嘗試就此告終。

安傑拉似乎覺得普京很冤。他說弗拉基米爾?普京2000年當選總統，開始奉行親西方的方針。2001年9 月11日恐怖分子襲擊美國後，他是第一個打電話和主動提供支持的外國領導人。美國出兵阿富汗，他給予合作，而且他還自動撤掉俄羅斯在古巴和越南的金蘭灣的基地。

他得到的回報是什麼？喬治·W.布希總統的一些毫無意義的讚揚。那時，小布希總統在外交上迅速擊其要害部位：北約進一步在波羅的海和巴爾幹半島擴張，並計劃在那裡建立美軍基地；退出《反彈道導彈條約》；未經過聯合國安理會批准而入侵伊拉克；公開插手烏克蘭、喬治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然後，試探俄羅斯領導人會劃的某些最強硬的紅線，討論將喬治亞和烏克蘭納入北約。美國人，作為門羅主義的繼承人，應該明白，俄羅斯對外國主導的軍事同盟靠近或觸犯其邊界會有過敏反應。

克里姆林宮以為，俄羅斯在2001年9月11日的襲擊事件發生後支持美國，華盛頓就會承認莫斯科在後蘇聯地區的「特權利益範圍」。當時如同現在一樣，當美國在烏克蘭支持想要與西方拉近關係的群體時，克里姆林宮感覺遭到了背叛。

烏克蘭問題提醒美國亡羊補牢

兩位作者在此時撰文反思冷戰後美國對俄的態度，最終回歸當下愈演愈烈的烏克蘭危機這一話題。公投後，美俄雙方仍處於相互較量之際，兩位作者也對美國當下態度和策略發表了看法。

馬特洛克在文中稱，儘管冷戰早已結束，但新的俄羅斯有時顯得與當年的蘇聯頗為相似；我們仍然需要運用數十年前掌握的蘇聯政策研究方面的技巧，以便弄清普京將在烏克蘭展開怎樣的最後較量。

安傑拉也在文中分析，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不斷惡化，而這可以歸結為雙方迥然不同的世界觀和期望，時間可以追溯到1991年。具體說，克里米亞危機的根源是蘇聯解體。當時，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按照斯大林劃定的邊界成為了獨立國家。相當一部分俄羅斯人很難接受烏克蘭是獨立國家，也很難接受赫魯曉夫心血來潮把1783年就屬於俄羅斯的克里米亞「送給了」烏克蘭。普京甚至在2008年告訴布希，烏克蘭不是真正的國家。

因此，馬特洛克毫不客氣地指責正是沒有處理好冷戰後美俄關係且常年盛氣凌人的美國激怒了俄羅斯，引起了過度反應。文中寫道，奧巴馬總統大張旗鼓地試圖「重啟」與俄羅斯的關係，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就是一項重要成就，而且在諸多地區問題上，在悄悄地加強合作。但另一方面是，國會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之時喜歡插手別人事情的嗜好開始產生壞的作用。《馬格尼茨基法》是專門針對俄羅斯侵犯人權的做法而出台的，好像侵犯人權的狀況沒有比俄羅斯更嚴重的了，這激怒了俄羅斯的統治者們，與廣大俄羅斯民眾心目中美國是一個不共戴天之敵的形象是吻合的。

可悲的是，美國盛氣凌人的行為引起了俄羅斯的過度反應，如此反反覆復，對兩國關係產生了嚴重不良影響，這樣一來，過去用來結束冷戰的秘密外交不可能用來解決突如其來的烏克蘭危機。這是43%的俄羅斯人傾向於認為危機的背後是西方插手以及俄羅斯受到圍攻的原因所在。

普京軍事佔領克里米亞導致局勢惡化。如果這導致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聯邦，這很可能造成一個相互指責和經濟制裁的時期，讓人想起冷戰。那樣的話，就沒有贏家，只有輸家：特別是烏克蘭，可能不會像現在的樣子存在下去，還有俄羅斯，將變得更加孤立。反俄羅斯的極端分子也可能在其周邊興風作浪，恐怖行動增多，而對於俄羅斯推動建立的經濟聯盟，來自周邊國家政府的阻力可能更大。

所以安傑拉直言，眼下還是忘了重啟關係這回事吧。除非有效掌控當前危機，防止它變得更加危險，否則就很難集中精力處理俄羅斯和美國有著交叉利益的具體問題：伊朗、敘利亞、阿富汗、北極。

最後她不無揶揄地說道：當烏克蘭危機結束之後，像我這樣的所有俄羅斯問題專家都從電視屏幕和電波中消失之後，美國還是有可能與俄羅斯建立有效關係的，但其基礎不是重啟關係，而是務實態度。到了那時，美國的大學和政府內部有誰還具備對所有俄羅斯問題的專業知識、興趣和熱情呢？面對種種風險和挑戰（也有機遇），除非我們致力於幫助新一代人了解這個昔日的對手和可能的夥伴，否則就不可能準備好妥善處理與普京之後的俄羅斯一代之間的關係。

讀者從兩位美國外交問題專家的字裡行間不難發現一種失意感——他們在美國不受重視。這種失意感恰如前愛荷華州議員Greg Cusack致稿觀察者網時候所表現的老一代政治家的正確意見在華府不受重視。兩位專家在華盛頓失利前一刻發表的分析，堪稱為美國以及西方提前準備好了下台階，還需要鋪上紅地毯么？

（本文綜合《參考消息》刊載的《美國為何不理解普京》、《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待俄羅斯如失敗者》兩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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