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瀾:佛教是唐朝的一大禍害 用藝術做販毒廣告

核心提示:現在,從《中國通史簡編》中抽出有關唐朝佛教的那兩節,和年表一併印行,題為《唐代佛教》。佛教在唐朝是社會的大禍害,出版這本小冊子,就是要揭露它在當時說的、乾的都是些什麼,史學工作者該給它一個怎樣的評價。有人問,你說佛教一無足取,佛教難道沒有一點好處嗎?它在文化領域內曾作出不少成績,例如,藝術方面就有許多值得保護的不朽作品。    我說,佛教利用藝術作販毒廣告,藝術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作為藝術品,保護是必要的,但指出其毒害性,尤其有必要。藝術以外,門類尚多,統稱為「外學」,佛書認為「應與毒藥等而視之」,「外學」與「內學」(佛學)完全是兩回事,「外學」即使有某些成績,決不能掛在佛教的賬上。比如,釋月田著《寧坤寶笈》,竹林寺僧著《婦科秘方》,二書如果真有什麼好處,那隻能說婦科學上添了些新治療法,與佛學毫無關係。和尚研究婦女病,佛經里有根據嗎?因此,我在這本小冊子里,只論「內學」,不論「外學」。

唐代佛教壁畫 資料圖     這是我同張遵騮同志合寫的一本小冊子。遵騮同志幫助我研究唐朝佛教,窮年累月地看佛藏和有關佛教的群書,分類選輯資料百餘萬言。我憑藉這些資料,寫了《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中關於唐朝佛教的兩節。遵騮同志在編輯資料的同時,隨手錄取有關佛教的重要事件,起自隋朝,迄於五代,編成《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     現在,從《中國通史簡編》中抽出有關唐朝佛教的那兩節,和年表一併印行,題為《唐代佛教》。佛教在唐朝是社會的大禍害,出版這本小冊子,就是要揭露它在當時說的、乾的都是些什麼,史學工作者該給它一個怎樣的評價。有人問,你說佛教一無足取,佛教難道沒有一點好處嗎?它在文化領域內曾作出不少成績,例如,藝術方面就有許多值得保護的不朽作品。     我說,佛教利用藝術作販毒廣告,藝術性愈高,流毒也愈大。作為藝術品,保護是必要的,但指出其毒害性,尤其有必要。藝術以外,門類尚多,統稱為「外學」,佛書認為「應與毒藥等而視之」,「外學」與「內學」(佛學)完全是兩回事,「外學」即使有某些成績,決不能掛在佛教的賬上。比如,釋月田著《寧坤寶笈》,竹林寺僧著《婦科秘方》,二書如果真有什麼好處,那隻能說婦科學上添了些新治療法,與佛學毫無關係。和尚研究婦女病,佛經里有根據嗎?因此,我在這本小冊子里,只論「內學」,不論「外學」。     顯然,評價唐朝佛教,不是一次、幾次所能評定的,也不是像我這樣做通史工作的人所能勝任的。這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和宗教學家付出大量勞動,寫成有力的專門論著,真正從理論上摧陷而廓清之。相信在我們的偉大時代里,這種論著是一定會出來的。這本小冊子只是我在編寫《中國通史簡編》時附帶作出一次嘗試性的評價,如果因這一次評價而引起多次評價,因評佛教而擴大為評各種宗教,那麼,在反對唯心主義的工作上,總算是起了些有益的作用。     天竺上古歷史,渺茫難知,大約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即佛教教主釋迦活著的時候,天竺社會(有人考證,當時是奴隸制度正在瓦解的社會)里普遍地、尖銳地、極其嚴重地進行著階級鬥爭。統治階級中某些人(其中也可能有少數被統治階級中企圖逃避現實鬥爭的人)看到前途的險惡,紛紛進入森林,專心探索解脫險境的方法,所謂「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就是都想逃脫階級鬥爭的現實危險,繼續享受剝削民眾的權利。超生者即不死於鬥爭之謂也。     不過「九十六道」並未想出什麼解脫的好辦法來,一個小國王的嗣子釋迦卻想出來了。因此,「九十六道」被宣稱為「外道」,而釋迦所說的「道」則被認為無上正等正覺。他的「道」演化為廣泛流傳的佛教。有人說,佛教的「眾生平等」說,有反對婆羅門獨佔社會最高地位的進步意義。又說,釋迦本人曾勸導一個掏糞人(社會地位最低的人)出家,與其他人同為佛弟子,這也是進步的。不過,我們還得看另一面,佛教所謂眾生,包括所有禽獸和蟲豸,各種禽獸與各種蟲豸都與人平等,人殺死它們就得受惡報。人與動物中的害獸、害蟲平等,實際是保護害獸、害蟲,任其傷害人,這裡有什麼進步意義?     佛教擺出一副離塵出世(超階級)的假面孔,實行階級欺騙以達到階級壓迫、剝削的真目的,它騙人的根本方法是高唱苦、滅(空)二諦。它把人的一生看作只是一個生、老、病、死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始終貫穿著一個「苦」字。     誠然,生、老、病、死在人的一生中是免不了的,也是不足為奇的自然現象,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在一生的境遇上,苦樂懸殊,何止千里、萬里,怎能說是一樣的苦呢!這樣,階級的不平等,輕輕地被抹煞了。佛教抓住一個「苦」字擴大為一切(包括過去、現在、未來三世)皆苦,說人間世界是苦海、是火宅、是穢土,所有人都按照前世自業(自己原有的,不是外來的)的高、下、勝、劣,在苦海中無止境地六道輪迴著。     剝削階級當前製造災難、苦痛的罪行,又輕輕地被抹煞了。照所謂「自業」的說法,美帝國主義者到處殺人,被屠殺的人都是「自業」;又如,在長崎、廣島投原子彈,一時死者數以萬計,難道可以說美帝無責任,責任在死者的「自業」嗎?自業的說法,漫無標準,流弊不可勝言,例如,殺數百千萬人的現行犯,也可以說成因死者的「自業」而無任何責任,佛教是什麼階級的工具不是很明白了嗎。佛教依然還是抓著這個「苦」字,指出脫離苦海的道路,那就是苦、集、滅、道的所謂「四聖諦」。其中最重要的一諦叫做「滅諦」。「滅諦」又化名為「涅槃」,意義是無苦地、安寧地、對來世大有希望地死去。作惡多端、在鬥爭中束手無計的統治階級,眼看鬥爭的敵手信佛教後,鬥志消沉,自願走涅槃之路,哪有不喜歡之理。     可是接受欺騙,放棄鬥爭,忍現世一切苦,望來世大安養的被統治階級,卻上了一個莫大的當。這一大當,使統治階級踴躍讚歎,歡喜無量,吹捧這種教義的發明者,救苦救難,至高至大,高大到無以復加,一向被天竺人尊為造物主的大梵天,大自在天,都拜倒在佛的腳下了。人們寫出成萬卷的書來歌頌佛教如此不可思議的法力和功德,其實只要刺破它的一點,就會全部泄氣,垮下台來。     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的東晉朝,有個佛教徒王謐,為保護佛教,無意中說出從哪一點上刺破佛教這個大牛皮。他說「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無法辯護),意以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失去依據)矣」。三世即因果,罪福即報應,掃除因果報應之說,便掃除佛教的實理和根要。統治階級用因果報應來推廣佛教,是理所當然的。被統治階級隨聲附和,信以為真,豈不是被騙充當了可憐蟲、冤大頭!     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正當農民大起義的前夕。此後,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以至隋朝,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階級鬥爭的另一種形式)進行得非常尖銳、劇烈,統治階級(漢族地主和非漢族地主)迫切需要維護統治的有效工具,佛教就在這種需要下,受到提倡和大力提倡,佛教因而繼續發達和大大發達。南朝士大夫有談玄(玄學也是一種麻醉劑)的習慣,談起佛教來,也以義門(談義理)為重,不同於北朝佛徒的偏重禪定(靜坐念佛)。至於搜括百姓「賣兒貼婦」錢來立寺建塔,以求大功德,則南北佛徒同一個樣。北朝士大夫不長於義門,在求功德方面尤其浪費財物,也就是百姓更得拿出「賣兒貼婦」錢來滿足求功德者的敲剝。隋文帝統一中國,大興佛教,南北兩朝不同風氣的佛教,合併發展起來,到唐朝才發展到了最高峰。唐朝佛教不僅作註疏、作法論超越南朝,而且習禪定、修功德也遠超北朝,佛教的禍害,全部暴露無遺。唐名僧吉藏在所著《法華經游意》里,說佛教是「逼引之教」。「逼」是逼使人厭惡現世的一切(包括本人的身體),「引」是引導人欣慕靈魂不滅,永享極樂。唐朝佛教極盛,五花八門,盡逼引之能事,受禍害的,歸根總是廣大勞動人民。這裡只把顯而易見的大禍害,列舉三條如下:     第一,寺廟林立,宣揚迷信。寺廟是封建社會裡地主統治的一種特殊組織。每個寺有寺主,又有少數執事僧,這些人是一寺的君長和官員,儼然居於統治者地位。普通僧眾則是被統治者,忍受虐待,無權利可言。例如他們生病,照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說:「病發即服大便小便,病起便用豬糞貓糞,或堈盛瓮貯,號曰龍湯,雖加美名,穢惡斯極。」    義凈替普通僧眾鳴不平,說:「嗚呼!不肯施佳葯,逐省(省錢)用龍湯,雖復小利在心,寧知大虧聖教。」統治僧生病決不會吃龍湯,被統治僧要治病就得不避穢惡,硬咽下去,這不是借「聖教」為名,實行階級壓迫嗎!又如禪宗六祖慧能,出家為行者,被指派在寺中當舂米工,碓重身輕,他只好腰間縛上大石,藉以運碓,腰腳都受損傷(見《曹溪大師別傳》),干力不勝任的重活。如果他不是傳授衣缽,離寺回鄉,定將傷重死去。寺內同寺外社會一樣,總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個階級,所謂「眾生平等」,無非是一句欺人之談。     釋迦在世時,他和僧徒可能經濟上區別不太懸殊,因為住處同是大富人施捨的精舍,吃飯同是沿門托缽乞食,釋迦對徒眾是教師,不是擁有財產的統治者。有人說,佛教戒律甚嚴,僧人生活從各方面都管得死死的。雖然釋迦不贊成像某些「外道」那種苦行,但僧人生活比起俗人來,還是屬於苦行一類。事實卻並不如此,誰能保證僧人(主要是統治僧)真的不吃酒肉(《高僧傳》里不乏酒肉和尚,花和尚也有),不入房室。即使他們持戒是真的,也無非為了起更大的欺騙作用。     僧人(持戒者)對窮苦人說教:你們沒吃酒肉,沒成家室,五戒中你們實行三戒,這就造了善因,來世必有善報。我們僧人出家力持五戒,也是為了來世呵!這樣,受騙者將是多麼舒舒服服。隨著佛教的盛行,許多近乎苦行的戒條逐漸廢弛,糞掃衣(撿取破布塊縫綴成衣服)進化為袈裟,打狗棒(乞食時用)變形為錫杖,寺主也就可以關起門來稱王稱霸,符合封建地主割據稱雄的慣性。寺產的來源一種是老和尚師徒相傳;一種是富人自帶一部分田產設置蘭若(寺廟),招集普通僧徒,用來耕種田地(城市中寺廟多用僧人經營工商等雜業)。這是無償勞動,當然收益很大,再加上佞佛人的施捨,一個私立的小蘭若,可能變為朝廷賜名的大寺廟。     勞苦群眾迫於苛政,投身佛寺或蘭若,雖然同樣受壓迫和剝削,比起俗官要錢要命的賦稅徭役(包括兵役)來,終究有些輕重的區別。所以國政愈苛暴,佛寺隨之愈發達,越是民不聊生,佛寺越有充足的勞動力;名為出世離俗,實際是富人花本錢立蘭若,新創一種發財致富兼并財產的巧方法。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廢佛,凡廢賜名的寺四千六百餘區,廢私立的蘭若四萬餘區,蘭若比寺幾乎多十倍,足見大利所在,有幾萬富人在做這個發財買賣。     尤其可憎的是一人出家為僧,便放棄本姓,自以為姓釋,是釋迦的兒子(所謂釋父、釋子),又是天、人師,好像自己成了個半中國半天竺的特殊人物,應該享受特殊的物質生活。在寺廟中,他們上自意識形態,下至細微的生活方式,總要奉天竺佛寺(主要是那爛陀寺)為模楷,即使小事如大小二便,也必須模仿天竺佛寺的煩瑣儀式。依式才能「奉律福生」,否則「違教招罪」(見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第十八便利之事)。僧徒的思想和行為基本上天竺化了(有些毫無中國人氣味的佛徒,還嫌它化得不夠),一個佛寺相當於一個在中國土地上的天竺佛寺。它有自己的法律(戒律),有些寺(多數在北方邊境上)甚至有自己的武裝(僧兵)。佛寺經濟是相當富裕或大富的,組織又是相當堅固的,自通都大邑到窮鄉僻壤,全國設立幾萬個大大小小這樣的宣傳據點,日夜不停地對民眾宣揚因果報應、忍受壓迫的教義,這能說是好事嗎?當然不能。     佛教傳入中國以前,土產的宗教迷信早就有了,但遠不及佛教所宣揚的那樣濃厚和完整,唐朝則是達到了頂點。迷信有各式各樣的品種,不論什麼品種,都必須反對。其中之一的宗教迷信,性質最頑固、最險惡也最腐朽,經過嚴肅地細緻地反覆鬥爭,這些舊社會殘留物,徹底掃除是完全可能的。第二,多立宗派,廣收徒眾。     唐太宗親身經歷隋末農民起義的大風暴,他在當時雖然是戰勝者,但農民的威力,使唐太宗為首的統治階級,不得不有所畏懼。用什麼方法來統治民眾,當然是朝廷首先要探索的問題。唐太宗宣稱「所好唯堯舜周孔之道」。其實,儒學只是他所好的一種,也就是各種有用工具中的一種。他知道宗教都是有用的工具,無論土產的或外來的宗教,他一概歡迎,特別是傳播已久的佛教,他認為「玄妙可師」。隋朝大加提倡的佛教,唐朝全部保存下來。唐是南北統一的大國,又是長達三百年的大朝,前期(初、盛唐)經濟繁榮,武功震鑠,經濟上足以容納寺院經濟的擴張,國勢上足以吸引外國大僧的東來並保護中國僧徒去西方求學,這些都是促使佛教發達的重要條件。更重要的是某些士人有「選官不如選佛」(做官不如當和尚)的經驗。     佛教大師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取富貴的途徑比士人的仕途快捷得多。抱有取富貴野心的士人,有學問又有文才,學佛條件比普通僧眾優越。他們出家以後,無衣食家室之累,專心求名,或倡立新說,或譯出新經,只要培養起大聲名,富貴便自然而至。許多大僧生為帝師,死贈美謚,遺產巨大,名公大官披麻帶孝,扶杖送葬,以做大僧的孝子為榮耀。試舉一個例:大僧玄奘改葬父母,僧俗會葬的人有一萬多,玄奘死後,朝廷替他辦喪事,用金棺銀槨藏他的骨灰,五百里內有一百多萬人來送葬(其中當然有看熱鬧的人),三萬多人宿在墓地上,表示慕戀之意。一個大僧享有如此崇高的尊榮,固然由於玄奘在佛學上有特殊地位,但也可見當時社會宗教狂熱達到了什麼程度。     有人說,既然出家為了求富貴,那麼,有些貴族人家的子弟,出家為僧,難道還是借佛教取富貴嗎?不錯,貴族子弟確有出家為僧的,這種人多是中宗教毒極深,迷信思想迷塞了心竅,希望以出家的善因,換取來世更大的富貴。而且現世的富貴生活可以移到寺廟內去享受,現實生活不降級,來世福報大有希望,貴族子弟與佛寺成交這筆買賣,就不足為奇了。凡是大僧大都著書立說,因而獲得聲名,有資格創立新宗派。例如,東晉釋慧遠以後,有幾個大僧提倡念佛求往生,至唐太宗時僧人善導寫出《念佛鏡》等書,以此為本錢,親到長安去宣揚,很多士女接受他的教化。     凈土宗(西方彌陀凈土)大大發達起來。念佛是最簡易的修功德法,但也有人不喜歡這種修行法,偏要尋找煩難修行法。玄奘創唯識宗,弟子窺基著書四十餘部,闡發極端煩瑣細碎的唯識學。玄奘、窺基也是求往生,不過不是西方凈土而是彌勒凈土。煩瑣哲學終究要被人厭棄,唯識宗數傳之後,宗派衰落,彌陀凈土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彌勒凈土終於成了冷門,少有人問津。唐朝提倡佛學近似漢朝提倡經學。漢儒講經,用十多萬字解釋「堯典」兩個字,用三萬多字解釋「曰若稽古」四個字,當時經生認為這是大學問,其實都是些不值一看的廢話。     唐朝大僧講經,也像漢儒那樣煩瑣,義凈所譏學佛的人,「上流之伍,蒼髭(鬍鬚花白)乃成;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到老無成)」,能夠寫出一大堆著作的人,自然比「上流之伍」還要上流。人們讀了這許多書,頭暈目眩,對著書人發生欽敬心,更多的人見了這許多書,或聽了這許多書名,不讀不見先自驚服,隨眾讚歎,成為宗派的擁護者。佛教各個宗派不管它說得如何自相矛盾、對不上口徑,只要不違背宣揚因果報應、忍受壓迫的教義,都是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漢朝經學立十四博士,即朝廷批准的十四個宗派,派下經師只許墨守家法,不許別立新說。你要學儒做官,就在這十四派範圍內去學。其他有關儒經的說法(例如古文學派),都不算正牌經學。      佛教宗派也是一樣,宗派愈多,吸引嗜好不同的人也愈多,對統治階級只有好處,所以能創立宗派的大僧,都會得到朝廷的優待。統治階級政治昏亂苛暴,引起人心忿激,這時候特別需要引誘心懷不平的人主要是勞動民眾吸食精神鴉片,希望他們一槍在口,萬事全休。誰能翻出新花樣,吸引信徒,把虛頭把戲變成似乎真實不虛的東西,這個人當然是值得尊敬的大師了。宗派就是各種翻新的花樣,好比鴉片之外,有白面金丹,又有嗎啡海洛因。你不喜歡躺著吸鴉片,那麼,請立著吸白面;你不喜歡立著吸白面,那麼,請坐著打嗎啡針;反正你得有一種嗜好,才能滿足毒品商人的心意。佛教也一樣,你喜歡簡易,那麼,請念南無阿彌陀佛;你喜歡鑽牛角尖,那麼,請學唯識論;你喜歡作法念咒,那麼,請皈依密宗;你喜歡所謂圓融無礙,那麼,請研讀華嚴經疏。

  你要什麼,就給什麼,貨色齊全,供應不誤,反正你至少得信仰一個宗派,才能使統治者放心。禪宗南宗罵佛呵祖,不立文字,打擊了佛和法二寶。能不能說是無毒的宗派呢?不能。它把佛、法二寶統一於僧寶,我心即佛,也就是我即佛,我說的,就是佛法,語錄公案,別開生面,說不著書而其書汗牛充棟,數量不比其他宗派的書少。而且它罵佛呵祖,反對讀經坐禪,很像和尚造反,但是,著實賣弄一番以後,一部分人成為披著僧衣往來於公卿士大夫之門的騷人墨客,其餘的禪宗和尚們,悄悄地與律宗、凈土宗先後融合起來,干他們的迷信職業。     它對統治階級絲毫不曾失去使用價值。禪宗北宗的首領神秀與南宗首領慧能是死對頭,武則天請神秀到長安行道,親行跪拜禮。神秀所到之處,王公士庶望塵拜伏,每天受上萬人的禮拜。南方的慧能,依然得到武則天的尊敬,聚徒說法,並無阻礙。可見統治階級清楚地看出南宗打擊佛法,三寶剩了一寶,於事是無礙的。它是販毒商店出售的林文忠公戒煙丸,表面反對吸食鴉片,裡面卻含著足夠過癮的毒物,戒煙不礙吸煙,這就是南宗罵佛呵祖的妙用。不過,南宗興起、發達以後,天竺傳來的各宗派(包括達磨至弘忍的禪宗),次第衰落,在這一點上,應該承認南宗起了有益的作用。      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凡是宗教,包括佛教在內,都適應著剝削階級的需要而製造或加工出來,憑外力(統治階級的提倡)和自力(宗教本身的欺騙作用),盡量在社會裡紮下根柢。只要存在著剝削制度,宗教是不會消滅的,人工禁止也決不會生效。如果剝削制度消滅了,宗教失去依附,會不會自動消滅呢?那隻能說有被消滅的可能,自動消滅是不會的。因為宗教有一條根深深地生長在苦難深重的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土壤里,儘管階級翻身了,習慣勢力還要起一定的作用,宗教就依靠習慣勢力苟延殘喘,甚至找機會圖謀復辟。將死的蝮蛇,咬人一口,還是可以咬傷或咬死人的。所以,宗教餘毒不論殘存多少,必須從各方面進行認真的鬥爭,務期乾淨地拔掉這條含毒的根。     第三,麻痹農民,阻礙起義。推動封建社會前進的動力是農民戰爭。佛教恰恰為阻止農民反抗壓迫而說教。照佛經說,農民耕地必然殺死蟲蟻,犯了殺生之罪,死後一定入地獄受惡報。沒有不殺蟲蟻的農民,也就沒有不入地獄的農民。富貴人即使殺死人像農民殺死蟲蟻那樣多,或者更多些,只要拿出錢來做功德,來世受福報,當然不會入地獄。說得明白些,地獄是專為農民而設的。這正反映地主統治階級對農民的敵視,通過佛教對農民說,你們活著該受奴役,死後該進地獄。有些替佛教辯護的大律師,指出歷史上有稱彌勒出世下凡,發動起義的事例,這不是佛教也有積極作用嗎?對不起,你所舉事例是有的,但唐初已有大僧曇選嚴斥彌勒下凡是妖妄,深怕佛教與農民起義有絲毫關係。我看,曇選倒頗有道理,因為佛教教義里根本不存在贊成起義的因素,不先駁倒曇選的那些話,厚著臉皮替佛教拉農民起義的關係是無用的。當心律師變成訟棍。     地主統治階級殘酷地壓迫農民,不許農民有怨恨心,更不許起而反抗。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佛教對農民說教:你們前生造惡因,所以現世受苦報,如果你們不肯馴服,又造惡因,那麼,地獄等著你們,來世連農民也當不成了,人身是多麼難得啊!唐名僧道世就是「人身難得」論等方面的大力宣揚者。唐朝佛教空前盛行,佛徒著書浩如煙海,但沒有一個人肯說出佛教在政治上的作用到底是什麼?只有唐宣宗時,湖南有個名叫李節的小官僚說了老實話,他把佛教這架龐大的西洋鏡一下子戳穿了。     因此,我覺得有抄錄一段的必要。李節在《送疏言禪師太原取經詩序》里說:「論者徒知釋氏因衰代(世)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斗,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農民)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因果)而不責於人(眼前的壓迫者、剝削者),故賢智俊朗之士(即信佛的勇者智者)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農民不受佛教的欺騙,便被看作愚人),唯上所役焉(可任意壓迫剝削)。故雖變亂之俗可得而安,賴此也,若之何而翦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欺世)助化(助惡)之大益,而疾其雕鎪彩繪之小費,吾故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李節看到佛教有「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的欺騙作用,又看到佛教能使勇者、智者離開農民,農民只好俯首受奴役的好處。這些看法都有點對又都不對。李節以為統治階級中所謂「賢智俊朗之士」不幫助農民,農民就失去倡導,其實農民群眾中勇者、智者多得很,何在乎那些所謂「賢智俊朗之士」。李節又以為欺騙有極大作用,不知欺騙有一定的限度,統治階級只看「大益」,不惜「小費」,窮凶極惡地做壞事,把眼前社會變成活地獄,農民受不了眼前地獄之苦,誰還顧得死後的地獄!黃巢率領的農民起義軍就是農民要衝破眼前的地獄而發動起來的。那時候,任何被崇拜的絕對神聖物,「大雄」(佛)也好,「大慈大悲」(菩薩)也好,都化為死狗、死貓,所謂大益,從哪裡說起?義凈到天竺遊學,見寺僧租地給農民,收取菜蔬作租稅。義凈問寺僧何故不自種,答稱種地必傷蟲蟻,死後要入地獄,不如讓農民去種有益。我只管要菜吃,你入地獄,不干我事。這與李節所說「大益」、「小費」同樣是佛教極端自私自利的思想表現。     以上列舉佛教三條禍害,哪一條都是不能容忍的,特別是第三條,阻止社會發展,尤其有辭而辟之的必要。佛教在唐朝的盛況,看看唐人佛學著作的豐富,以及龍門、敦煌等等遺迹,可以推知其百一以至萬一。唐以後各個朝代又都利用過佛教,雖盛況不必如唐朝,但在局部地區,為害可能比唐朝更大。中國勞苦民眾受佛教的禍害,前後將近二千年。     夠了!夠了!自從人民革命勝利以來,工農兩大階級徹底地翻了身,凡有利於工農大眾的事物,都在飛速發展,凡不利或有害的事物,都在萎縮以至消滅無餘。佛教所欣慕的那個無餘涅槃,是指修行人獲得的個人最高聖果而言,現在佛教將獲得無餘涅槃的結果,「一切皆空」,不是很好嗎?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中國解放了,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從舊的束縛里得到解放,例如,從宗教迷信里,從唯心主義的思想牢囚里脫身而出,這對宗教徒說來,確是一件大好事。事實也正是這樣,許多宗教徒,包括佛教僧眾,很多人歸家生產,通過勞動、學習和改造,很有成績,相信一定能夠改造不勞而食的人,成為勞動人民。但是也還有少數人,依然為佛教讚歎,為佛教辯護,用穿鑿附會的方法,把無神論、唯物論、辯證法等等,都拉到佛教方面來,用意可能是想刷新門面,挽救佛教於彌留之境,不過這是徒勞的。     宗教徒如果改造成為真正有覺悟的勞動者,宗教迷信的頭腦還原為正常的頭腦,使五花大綁的心靈釋放成自由活動的心靈,這是多麼大的幸福啊!用勸人信教那樣的熱情來勸人不信教,這是多麼勇於補過啊!這樣的宗教徒,證明他們思想確實改造有效了。中國是多民族的大國,有的地方流行著這種宗教,有的地方流行著那種宗教,各地方宗教盛衰的情形也各有不同,如果思想已經改造了的宗教徒,以自己的體會和經驗支援別人擺脫宗教的鬥爭,將會收到很好的效果。作為一個愛國的宗教徒,誰不願意對祖國作出貢獻,自己擺脫宗教,又幫助別人擺脫宗教,這無疑是對祖國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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