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u ri 的法律6

賠錢減刑，行不行？《紅樓夢》里，賈雨村判薛家殺人案。賈法官初也想拘拿兇犯，怎奈薛家勢力頑強，只好令其賠付「許多燒埋銀子」。被害人「無甚話說」。重慶，一母親被酒店老總率眾打死，老總揚言「大不了花200萬元買條人命」。派出所以「刑事和解」的名義，令老總賠付被害人家庭28.5萬元人民幣，不用償命。一個是不成文的潛規則，一個是成文的「刑事和解」規則…[詳細]

重慶母親遭酒店老總率人打死：28.5萬元私了追問刑事和解有多正當

[刑事是公約，私人不能和解！]刑事公訴，是國家與犯罪人之間的對話，不是個人對個人的討說法。它以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實現遏制犯罪並以恢復被破壞了的法律秩序為使命，著眼點在於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秩序的維護。任何人、任何機關，不能就國家公訴案件進行庭外和解，因為在法理念上，公共利益不容讓渡…[詳細][不能和解，卻和解了，叫被和解]還有專家從「修復性司法」高度評價，認為這「突出反映了司法理念從報復性司法向修復性司法的轉變」。但也應看到，「修復性司法」雖然強調犯罪人與被害人的溝通與交流，也提倡通過道歉、賠償、社會服務、生活幫助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質損失或精神損失得到補償。不過「修復性司法」並不以「輕刑」為「賠償」的必然結果。於具體的個案中，賠償並不一定代表悔過，被告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很難判斷，也很容易偽裝…[詳細][防止被和解，要用到「先刑後民」原則]由刑事侵害產生的民事賠償，在司法實踐中應當遵循「先刑後民」的一般原則。而這一案件刑事審判尚未開庭，民事和解不可能先期進行。就算要進行民事和解，也只能由被告人或其家屬與受害人家屬進行協調，並在法官的主持下形成賠償和解協議——請注意，只能就刑事附帶民事部分進行賠償和解。公訴部分，仍不能由侵害人和受害人自行協商決定…[詳細][若在美國被和解，連被害人都是有罪的]美國刑事程序法上對被告人在庭審之前接觸被害人就有諸多約束，如果被害人因接受了被告人的賠償而改變原來證詞，不僅被告人會被追訴「妨礙作證罪」，被害人也將被控以「偽證罪」…[詳細]被和解之謎，還得從被賠償說起[現實：被告一旦坐牢，民事賠償便打白條]現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審判固然節約了司法資源，但卻在立法上人為地分割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與獨立的民事訴訟。明明都是民事訴訟，前者竟然至今仍不承認精神賠償！就算是「直接物質損失」，在被告人領刑之後，也多半不願賠償，被害人通常也能拿到一紙賠償判決，不過只是永無兌現可能的「法律白條」…[詳細]

[為誘導被告兌現白條，法律開始打折扣]法院著力推行「以賠償換輕判」，試圖通過被害人與被告人提前達成的賠償協議，來緩和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如果不給被告人一點甜頭，被告人就沒有積極履行賠償義務的動力。權衡之下，作出犧牲的也就只能是法律的公平與正義…[詳細][令被告賠償，總好過原告上訪]上訪案件中七成屬涉訟案件。法院雖然作出了最終裁判，但當事人仍不服，得不到賠償的被害人，和認為裁判過重的被告人家屬都是有腿有腳的人，他們一倔起來，就會將上訪作為畢生的事業。因此，法院迫切需要提高當事人服判息訟率，最大限度減少上訪…[詳細]知易，卻行難[本質是法院的失職]至於被害人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通常得不到賠償，那並不是被害人的錯。既然被告人有能力賠償，為什麼不強制執行，為什麼必須通過犧牲公平的「輕判」才能促使被告人主動履行其賠償責任？我們只能說，「以賠償換輕判」是法院以賤賣法律與公平的方式在掩蓋自己的失職…[詳細]

[法院職責很小，法官權力卻很大]在賦予了法官以充分的自由裁量後，竟然沒有任何的約束條款，也找不到必要的監督措施。在司法腐敗還未得到根本遏制的當下，寬泛的自由裁量權勢必為法官創造出數不勝數的尋租機會，我們能放心讓法官們在無制度約束的環境中依「法」「賠錢減刑」嗎？…[詳細][否則，200萬-28.5萬=171.5萬，哪去了]有網友認為，飯店老闆已經花了不下200萬了。因為沒有法律部門出面就是最好的解釋。還有網友認為，人家說的花200萬並不是給死者家屬，而是上供用的…[詳細]結語：邱興華被執行死刑後不久，某地法院傳出消息，一殺人犯因積極向被害人賠付，最終領到了免死金牌。邱興華泉下有知，不知道會不會慨嘆他沒能生在「賈史王薛」那樣的富貴人家？若然，邱某今天也許會還活在某個勞改農場里接受再改造。「寬嚴」的標準如何掌握http://view.QQ.com　 2007年08月17日08:27 　 南方網　 王琳　我要評論(20023)種種跡象表明，今年司法領域的年度最熱辭彙，已非「寬嚴相濟」莫屬。最高司法機關的要員們言必稱「寬嚴相濟」，各地司法機關爭相倡導「刑事和解」，以「當寬則寬」的名義推出名目不一的「賠錢減刑」，而鄭筱萸案、邱興華案，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司法機關「當嚴則嚴」的標本。從近３０年中國刑事司法政策的變遷來看，由數次強調「嚴打」到今天強調「寬嚴相濟」，某種程度上不失為一種進步。但「寬嚴相濟」從來不是一個新鮮事物，更非簡單的一句口號或一種姿態。自１９７８年法制恢復與重建以來，「罪刑均衡」作為司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事實上一直存在於刑事法制之中。制定於２８年前的刑法就明確規定了「罪刑相適應」，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為每一種罪名分別設置各不相同的刑罰，就是「寬嚴相濟」的體現。對累犯與初犯，主犯與從犯，抗拒者與坦白者等等適用刑責的不同規定，也都體現了「寬嚴相濟」的精神。於司法實踐中，作為一種理念的「寬嚴相濟」不宜成為處理案件的依據。「當寬則寬，當嚴則嚴」的解釋基本等於廢話一句，問題在於，哪些案件「當寬」，什麼條件下又「當嚴」，如果這個標準不是依據法律，而是依據各地司法機關甚至依賴於司法官員來自由掌握，那麼問題就大了：我們在「寬嚴相濟」之下，該如何保證不會出現「當寬卻嚴，當嚴卻寬」？其實沒有人去質疑「寬嚴相濟」這句正確的廢話，各地自行提出的種種確定「寬嚴」的標準才是輿論關注的焦點。比如這半年來引發最大爭議的一個標準便是：對被告人積極賠付的而被害人也予以諒解的，給予輕判。不少司法官員、法律學者把這類「以賠償換輕判」，稱之為「恢復性司法」的中國式實踐。其實這哪用從國外近幾十年才興起的、多針對未成年犯罪人的「恢復性司法」上去找依據。《紅樓夢》里，賈雨村新官上任遇上了「薛家主僕故意殺人案」，賈法官最初也想拘拿兇犯，以扶善良。但在門子的提醒下恍然大悟：被害人之所以告了一年的狀，只因家中人口稀少，「欲得些燒埋之銀」；而薛家仗勢欺人，偏不相讓，故此案一直懸而未決。賈法官於是當機下判，令薛家賠付了馮家「許多燒埋銀子」，作為被害人的馮家終也「無甚話說」。這段「葫蘆僧亂判葫蘆案」可謂「寬嚴相濟」的典型判例，無人上訴也無人上訪的結局，大抵可稱為實現了「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只不過，在曹雪芹的筆下，「葫蘆案」的判官踐行的是官場「潛規則」，是個見不得光的負面形象。而今天的「以賠償換輕判」，在一些法學家和司法官員的筆下卻已然具備了制度的正當性，不但被廣為認同，還被公開宣揚與推廣。如果我們能跳出「注釋法學」的狹隘視野，就會發現這類出離了司法底線的「以賠償換輕判」，其實意不在「寬嚴相濟」。在「信法不如信訪」的現實之下，在上訪案件七成涉訟的尷尬之下，法院迫切需要提高當事人的服判息訟率，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上訪。現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以司法效率為主要追求，「刑民合一」式的審判固然節約了司法資源，但在賠償上卻僅限於「直接物質損失」，而且就算是最低限度的「直接物質損失」，被告人若領到實刑多半也不願賠償。被害人本因刑事犯罪蒙受損失，又在賠償上遭受「二次傷害」，發生上訪也就在所難免。司法機關著力推行「以賠償換輕判」，正是要通過被告人與被害人達成賠償協議，來緩和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但如果不給被告一點甜頭，他就沒有積極賠償的動力。權衡之下，作出犧牲的，也就只能是公平與正義。對被害人而言，有賠償總比沒有好；對被告人而言，輕判總比重判好；對法院而言，犧牲一點正義沒有什麼關係，正義又不會上訪。這麼一個於三方均有利的「以賠償換輕判」，在「寬嚴相濟」的幌子下被一些地方司法機構隆重推出也就自然而然了。邱興華被執行死刑後不久，某地法院傳出消息，一殺人犯因積極向被害人賠付，最終領到了免死金牌。邱興華泉下有知，不知道會不會慨嘆他沒能生在「賈史王薛」那樣的富貴人家？若然，邱某今天也許會還活在某個勞改農場里接受再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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