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翰《中國邏輯的崩潰》09

【網閱提要1—1】——社會學研究表明，不同人群的力量對比並不簡單地取決於數量的多寡，而首先取決於組織程度。商鞅的「弱民」路線，就建立在大眾內部分化的措施之上。——中國人「窩裡斗」的習性由來已久，形成原因則指稱不一，而實際上是從商鞅主持的一場劣根性培訓開始的。——在「連坐法」的威脅之下，秦國人要想苟延性命，都需要做好哪些基礎工作，掌握哪些看家本領？一是樹立敵對意識，把親人鄰里當成監視對象。二是窺探他人隱私。三是背後議論人，彼此交流情報。四是圈內人互相束縛。五是痛下黑手，向官府告密。——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被迫放棄道德觀念和健康情感，徹底改造了人性，變成了一隻只豺狼，而且建立了一種內部傾軋的利益得失關係，成為「窩裡斗」群體習性養成的起點。20世紀四五十年代，大陸曾經流行一首紅歌《團結就是力量》。但那是對民眾大聯合而言的，對於國家政權來說就恰恰相反了，因為歌里唱出了「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滅亡」——就是顛覆專制政府。團結真有如此大的威力嗎？是的。社會學研究表明，不同人群的力量對比並不簡單地取決於數量的多寡，而首先取決於組織程度。商鞅是否已經領悟到幾千年後的理論，不得而知。但他對組織資源的運用的確達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的「弱民強國」路線，就建立在大眾內部分化和國家壟斷組織資源的措施之上。【「窩裡斗」的培訓工程】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因為勇於揭露家醜，曾經掀起過一陣不小的旋風。他指出中國人的窩裡斗「天下聞名」。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也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如果柏楊先生所言不虛的話，那中國人還真不是什麼好東西。中國的內鬥由來已久，是不爭的事實，但個中緣由卻指認不一。柏楊認為「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裡斗，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這是窩裡斗，還是要窩裡斗」。心理學家朱建軍則解讀為「中華民族的性格是一種病態的『口欲期固結』」。精神分析學派將兒童的成長劃分為口欲期、肛欲期和性蕾期。「口欲期」是指一歲前兒童注意力集中在口欲上，處於一種完全不自立的狀態，依賴養育者生活。朱建軍分析，中國人緣於專制文化導致「從兒童開始的一生中，人的自我探索行為、獨立自主意願被嚴重壓制，肛欲期應該具備的獨立性在多數人的一生中都沒有機會發展。民族性格只能成為『永遠的口欲期』」。「兒童沒有能力自己去獲得『食物』，只能在父母分配的份額中盡量多得到一點。而為了多一些『食物』，他要戰勝的競爭對手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口欲期的人也是一樣，他們不懂得如何通過合作向外尋求，獲得自己的利益，而是最善於通過廣義的『兄弟姐妹』，也即同事、親人、同胞競爭而獲得利益。這就是中國人的『窩裡斗』，也是中國人妒忌心格外強烈的原因。」（朱建軍《心靈的年輪：中國文化的心理分析和救贖》）還有一種觀點，或許可以叫做「封閉論」。認為在一個資源有限的封閉環境中，人群的競爭就會格外地激烈。中國人口眾多，資源較少，又因為限制自由，交往的圈子相對固定，所以從外面觀察，就象「內部」爭鬥不休的樣子。但也有人不以為然，列舉出「我國自春秋戰國迄於清代中期，人口總量一直在1000萬到6000萬之間波動，而疆域一度北接西伯利亞，西至鹹海，南包南海諸島……」在這些地廣人稀、資源充足的時期，又何以仍然內鬥不止呢？今天紐約、東京的人口密度也不會低於北京吧，何以從沒有聽說這兩個城市的市民搞「文攻武衛」，互相鬥得死去活來？類似的觀點不一而足，還有關於反思的反思。周寧在《「被別人表述」：國民性批判的西方話語譜系》一文中，從梁啟超最初提出國民性批判的話題，一直追述到魯迅創作出「阿Q」這個活靈活現的文學典型。聯繫西方從孟德斯鳩、赫爾德到黑格爾「試圖在現代世界觀念秩序中確立中國的國民性」的話語形成，指出「西方有關中國國民性的話語傳統，作為一種知識霸權支配著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中的國民性批判」。就是說，中國的國民性是一個外來的話題，是由西方世界提起並沿著西方否定中國人的思路進行的，包括討論的「主題、思維方式、價值評判體系、意象和辭彙以及修辭傳統」。這些說法分別從某一方面揭開了問題的一角，啟發了國民性的探索。不過，真要回到中國人的內耗，或說「窩裡斗」的話題上，又不完全是這麼回事。它本來這就是中國社會甚至民族的一個基本特點，與西方比照只是獲得了更明確的意義。因為它並非文化形成的，也不是非要藉助現代性對比才能顯現的，如果非要對比的話，秦朝前後的變化已經判若兩個世界，更不要說明清與春秋戰國的強烈反差了。按照商鞅「民弱國強，民強國弱」的「國民背反」律，人民「團結就是力量」，是破壞「強國」事業的潛在因素，應依法予以剷除，沒有法律也要趕緊創製這樣的律條，代之以普及和發展群眾性的矛盾關係。就是說中國人的內鬥，是「弱民」政治的一個直接產物，是由商鞅發起的全民「劣根性」培訓的結果。屬於「訓練有素」的專業水平，完全不是文化等外部事物消極影響所能達到的，那樣只能達到「業餘組」的水準。它的馴化依賴整個商君法系，「連坐法」則是「培訓大綱」，商鞅充當了這場培訓的總設計師和首任總教練官。《漢書·刑法志》記載：「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說的就是商鞅主持秦國變法，制定連坐和族刑的刑事株連制度。「族刑」是一人犯死罪，處決全家全族。「連坐」是一人犯罪，有一定關係的人連帶受罰。這兩種刑罰方法都起源在奴隸制時代，但多數情況下只用於戰爭中不服從命令的軍人，而且是臨時置刑。商鞅通過立法手段，使之制度化日常化了。秦國的連坐有許多種，比如行伍連坐、職務連坐、責任連坐，而涉及面最廣最基礎的是「什伍連坐」：在嚴格戶籍登記管理的基礎上，把居民五家編成一「伍」，十家編成一「什」，捆綁成一個聯保組織，一人犯法，什伍都要受罰。特殊之處在於商鞅為組織內成員規定了互相監視的義務，並獎勵告密。能夠檢舉他人的「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有意隱匿者處以腰斬。這成為當時居民關係的指導法則。這套制度突然施加在秦國百姓的頭上，猶如天上壓下個大磨盤，讓人莫不茫然失措。老百姓從來都是自己過自己的小日子，哪裡管得了別人的許多事情。可如今不管不行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身邊什麼人、什麼事開罪了國家，就可能受到牽連，處分罰款、甚至掉腦袋都是小事一樁，還有更可怕的被一劈兩截（腰斬）。這種情況下要避免「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怎麼辦？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苦練求生技術，人人練、家家練、全民大操練。那麼，根據「連坐法」的要求，秦國人要想苟延性命，都需要做好哪些基礎工作，掌握哪些看家本領呢？第一步，樹立敵對意識。原本父子夫婦，街坊鄰里那樣相親相愛和相扶相助的親情鄉情，在「什伍連坐」的框架里都變成了相互糾舉與有罪同罰的關係，彼此成了監察和防範的對象。這就要求人們樹立起普遍的敵對意識。而且按連坐法劃定的範圍，首先要以身邊人——親人和近鄰為對象，隨時準備發現他們的過失，送交政府懲治。同時，也要防備圈內人構陷自己。鬥爭是從家庭內部開始的，法律規定，如果妻子搶先告發丈夫，可以免於被罰為奴，保留陪嫁的衣物和奴婢；丈夫揭髮妻子，不但可以脫罪，還能將女方的財產佔為已有；互相隱瞞的，則殺無赦。家人尚且如此，朋友四鄰就更不用說了，超出圈子則有點多餘或屬於無用功，不在法律圈定的利害關係之內。這可能是「窩裡斗」盛行，「窩外斗」少見的初始原因。第二步，窺探他人隱私。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還會保存自己的一點小秘密，不可能事事公開，廣而告之。關鍵是別人有知道的必要嗎？正常情況下當然沒有，但連坐法生生將大家的身家性命扯在了一起，就不僅是「必要」而是「要命」的問題了。於是各人就必須使出看家本領，挖掘所有陰暗的角落，不太專業但絕對有創造性和無微不至。今天網路上的「人肉搜索」是無論如何趕不上的，只是有時不免無聊或下作，爬牆頭、聽房根、道聽途說、以訛傳訛什麼的無所不有，收集的內容個人隱情偏多，模稜兩可的不少，都是有情可原的。雲夢秦簡的《法律答問》上有一個告奸的案例，記載「某甲」把兩個白天作愛的男女捉起來送到官府請賞，說某伍的甲押著男子乙、女子丙，報告說：「乙丙相與奸，白晝見某所，捕校上來詣之」。所以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中國人喜好探聽他人隱私的積習從那時算起來由來已久了。第三步，背後議論人。每個人都成為周圍人的監視對象，也在時時窺探著他人的一舉一動。一旦發現什麼風吹草動或尋摸著什麼陳芝麻爛穀子的消息，大家就要背著當事人溝通交流，議論和甄別一番，決定是否採取共同行動，把情報出賣給政府。「誰人背後不說人，誰人背後不被說」就是最好的寫照。且不說一家一戶犯罪要牽扯其餘四家或九家，即使一家之內某人違法犯紀，其他家屬也未必認可，所以家裡家外地背地裡議論人，對避免「連坐」實在是極其必要的。而且越親近的人掌握的黑材料越多，利益關聯越緊，可能議論的越起勁。古時說「謗人」即是議論人，而不是誹謗人，但從詞義轉變可知，「謗人」雖然緣於議論，但在連坐法的壓力下是傾向於不談成績專挑毛病的，即便不是惡意中傷，也絕不會有什麼好結論。以至於「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第四步，互相束縛。相互監視和議論既有助於發現蛛絲馬跡，也能形成輿論氛圍，約束圈子成員的言行。初始的目的或許是出於向犯罪傾向做鬥爭，發出警告，阻止罪行，避免被動連累。但是商鞅之法，及至後代的中國法律，對百姓是唯恐刑罰不及的，罪與非罪的界限很難分辨。許多法律條文，象禁止讀詩書、發議論、講真話、騎電動車、擺攤經商靠雙手養家糊口什麼的，原本就不是懲辦犯罪，而是迫害民眾的。所以，是否會惹上官司，更多取決於眾人是否「告奸」，官吏如何審判——是「以事實為依據」，還是站在「政治高度」借力打力或藉機勒索。因此，周圍的閑言碎語便不得不聽，不但是非法行為，有創新的、與眾不同的、不被理解的、別人看不順眼的、甚至僅僅是令人愉悅的活動，都可能觸動他人的敏感神經，被列入禁忌。「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的後果，即便不是馬上遭到舉報和鎮壓，也要承受集體排斥的壓力，如果不妥協讓步，就將陷入嚴重孤立的困境。第五步、痛下黑手。前面一系列的功夫培訓，本意即在於親人鄰里相互檢舉揭發，何況在一個不斷猜疑與防範的持續高壓環境下，互相傷害的衝動日積月累，既使不是井噴式暴發，也必定源源不絕如水長流。除了原有對他人犯罪牽連自己的恐懼之外，仇恨和嫉妒也使相互作伐成了家常便飯。更何況「小報告」打對了還有意外的收穫，甚至可以獲得爵位獎賞和佔有他人財富。什麼鄰人相殘、出賣朋友、以至「大義滅親」便統統不在話下了。戰國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就評價秦國人：「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司馬遷《史記·魏世家》）。這不正是連坐法成功的表證嗎？而國家政權和政府輿論一再鼓勵和正義化無恥的告密行為，不斷地鞏固這種負面的人性。對那些不肯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則堅決打擊，直至消滅肉體，為天下人心清理出了一片只生雜草，不長鮮花的「正能量」環境。這種情況下，你不先在窩裡斗明白，到窩外去閑逛，那不是找死嗎？至此，內部敵視、窺探隱私、背地謗人、互告黑狀，這些「模範公民」的活命基本功都齊備了，有人說這是中國道德史上一次根本性的大倒退，相當準確。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被迫放棄道德觀念和健康情感，徹底改造了人性，變成了一隻只豺狼，而且建立了一種內部傾軋的利益得失關係，成為「窩裡斗」群體習性養成的起點。從商鞅變法到秦國統一，商君之法在秦王國扎紮實實地實踐了100多年。爾後，在秦國持續擴張和暫短統一的進程中，又得到一次突擊普及，可以說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連坐法在秦朝的執行情形已無詳細記載，但我們不難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一窺它的真容。當時上層精心設計的政治高壓和株連政策，營造了一個強度超過連坐法的類似環境，於是眾人在自保和投機心理的驅使下投入了一場瘋狗式的撕咬。黨內劉少奇、彭德懷、羅瑞卿等人你整我、我整你，眾親密戰友再對他們落井下石；文化圈內互相揭批成風，周揚牽頭羅織胡風、丁玲反黨集團的冤案，爾後自己也身陷囹圄；安徽一位叫張紅兵的少年竟然和父親一起檢舉母親的「反革命」言論，將親人送上了斷頭台；其餘象父子反目、朋友叛賣、戀人揭發，不一而足。正如冰心老人所說「那時沒有了人性，就變成了獸性！」「連坐法」從根本上說符合「弱民強國」的治理思路，對君主和政府而言，是保證其它法律執行和削弱人民團結的重要措施；對國民而言，「窩裡斗」的下作功夫和品格敗壞是作為中國人必不可少的生存能力與手段。中國國民的這些所謂「劣根性」因為符合政治需要，是個相對獨立的訓練養成和不斷鞏固加強的過程，其它因素應該是起到了配合和促進系統完成的作用。柏楊先生揭露中國人的「醜陋」，眼光犀利，但將內耗的習性歸結為文化的病毒，棍子有些打偏了，或不在根子上。其它試圖將中國的國民性格作為自然形成過程來對待的解釋，與商鞅的魔鬼式集訓比起來也無疑太軟弱無力了。何況後世的中國統治，一直堅持了商鞅主義精神和經驗，秦民的特性能不深入民族的骨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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