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守墓家族的背影

一個蒼涼的詞：忠義

如果有問：你目睹過「忠義」嗎？貨真價實、恆久不渝的忠義？你可能猶疑：難道它是罕見的？它有被逐出現實之虞嗎？

是。無論「忠」或「義」，都越來越顯蒼涼，古意越來越濃。

在「忠」這點上，宗教信徒是最深沉的實踐者，對上帝、佛祖、真主等神靈的忠誠和篤信，乃其最日常的精神操守。所以，談論宗教情懷的忠並無意義，我們只有將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在世俗領域，政治和權力堪稱「忠」之最踴躍的招募者、最激烈的競爭者，比如君王、黨魁、主義。這類忠，多棲息於意識形態的綁架之下或狂熱的蒙昧之上，多是靠嗓子和口號、靠決心和宣誓、靠精神馴化和集體運動來進行，且伴以盛大的政治祭祀或儀式（上世紀的「忠字舞」，那種紅海洋的高潮意境，那種跳大神般的手舞足蹈，將之演繹到極致）；這類忠，虛虛實實、亦真亦幻，要麼犬儒使然、要麼迷信所致。個別者確實脫胎換骨、身心並殉，堪稱無私廢己；更多者則捕風捉影、掩耳盜鈴，實為臉譜化的表情投入。即便對「國家」「民族」這樣大體積的抽象物，「忠」也是有條件的，一旦須以性命和大額私利相抵，背叛起來並不難。所以，意識形態上的「表忠」「獻忠」「效忠」，雖搞得聲勢威猛、震耳欲聾，但可疑性最大。這類「忠」的邏輯往往是：從一致的獻媚——到一致的唾棄。

如果說極權政治下的「忠」確屬愚忠——棄之不惜的話，那其餘情形呢？日常生活中，對婚姻、友誼、承諾、託付、信念、職守，當代人有多大底氣信奉和實踐「忠」？我們的精神行囊里還能檢索出這個古老的字嗎？

撇開儒家倫理，單從生命類型和精神美學上看，「忠」，象徵著一種人格的超穩定狀態和高鈣特質，顯示著一種執著、敦厚、倔強、不疑的秉性和契約意識。就像一株大樹，透過茂盛枝葉，你會感受到它有一股垂直、飽滿、沉實的定力，由此奠基了不動蕩、不易撼的品格。人亦如此，凡忠誠者，無不在精神上底盤重、根須深，有著強烈的守護意識和穩固能力。

現代人的精神輪廓，越來越不像樹，基本上呈顆粒或粉末狀，日日夜夜處於失重、懈散和懸浮狀態，隨遇而安、隨波逐流、隨物賦形、隨行就市……靈魂難以成型、成器。現代人的一大特點，即腦子活泛，沒有邊界、紀律和敬畏，難以和自我發生契約，變通、搖擺、伸縮、進退，無不優遊自如，如橡皮筋。

「義」，更是個越來越像古董的字。隨著鄉土和江湖時代的結束，隨著鄉紳倫理、士子文化和俠客精神的消隱，它正漸漸退出世俗生活。按現代人的價值眼光，諸如「季布一諾」「屈原沉湘」「不食周粟」「趙氏託孤」「岳母刺字」「士為知己者死」「寧玉碎不瓦全」等古義，不僅在是非和理性上不嚴謹，還意味著道德上的魯莽和霉陳，有迂腐、刻板、僵硬之嫌。

世上沒有哪塊土地像華夏這樣盛產「忠義」。在古代，凡偶像，其精神底座上都刻著「忠義」二字。叔齊、伯夷、屈原、季布、聶政、荊軻、蘇武、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義」，《水滸傳》里的「忠義堂」，更把這一道德臉譜渲染到極致。尤其關羽，因義薄雲天被推上道德聖殿的頭把交椅，由之衍生的關帝崇拜，催生了鄉土中國最大的世俗宗教，除了關公廟，他還是儒、釋、道三家廟堂共邀的客座神。

「忠義」，乃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人生的關鍵詞。

有次，和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朋友聊天，我半開玩笑地說：忠義精神，應進入國家「非遺」保護名錄才是。朋友當真，急切問：那傳承人呢？誰是它的標誌性載體？總不能是全體國人吧？他問的很專業，按世界「非遺」確認章程，該項目除了珍貴和瀕危，還要有當世傳承人才行。我怔住，是啊，哪兒找這樣一個活在當下且古意十足的人生標本呢？但很快，我眼前一亮：北京崇文區的佘家，袁崇煥的守墓人！

2004年夏，我參與指導的央視《社會記錄》播出了4集紀錄片《佘家故事》。這是個深深感動和震撼我的故事，一個家族和一座古墓默默廝守370年，只為一記祖訓、一句承諾。這個家族的精神基因，即「忠義」。

在曲阜孔林，聖冢旁有處景點，叫「子貢廬墓處」。孔子死後，學生子貢守墓6年，後人立碑頌之。因子貢為孔墓所植皆楷樹，世人便發明了「楷模」一詞，表彰這位聖徒。佘家守墓已過370個春秋，墓主非聖人可比，歷史亦不會予佘家如子貢那般的榮耀，但意義也就在這：這是一個樸素的百姓故事，這是一戶淡定的市井人家，它孤獨、安靜、隱蔽，它習以為常地去做一件事，它把美德兌現為常識和習性，演繹成一種碌碌無為、朝朝暮暮的生活。

說真的，若為忠義申請「非遺」，這是我迄今所知唯一有資格的傳承人了。當然，這足以令世人蒙羞，故可行性為零。

那個被吃光的人

古英雄有兩類：一乃造反的綠林，以叛逆之志收拾天下，可謂梟雄。一乃棟樑之士，挽危局於欲墜，忠烈是也。比較兩廂，梟雄為「攻」，忠烈為「守」；前者的生命姿態若野馬之奔、決堤之涌，呈狂飆恣肆狀；後者則憂憤鬱悶，所吟乃悲竹之聲，所繪皆病梅之美。從大勢上看，後者的悲劇早就註定了：「攻」為順，「守」為逆，攻者所為乃踐踏掃蕩，摧古拉朽；守者則笨拙的很，他做的是托舉苦撐之事，力遜分毫，即覆頂殞命。

後者的險境在於，他腳踩的地面早已綿軟松陷，無基實供其運氣發力了。更要命的是：他孤立，獨柱一根！既無依託，又無環繞，同僚早已暗暗做了白蟻，在梁木上蛀起了眼。接下來，他要承擔為時代沉痾和積弊——替罪頂過的厄運。史上的忠烈，如岳飛、于謙等，都出自該行列。如果說前者多亡於刀劍、裹屍馬背，那後者多死於心碎，窒息於沼池爛塘。

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祖籍廣東，明萬曆進士，初任福建邵武知縣，但他心繫天下，有拯世之志。此時的大明，紀綱廢弛，佞人當道，頹象畢露。而北方的後金，像一條粗獷而饑渴的巨蟒，在努爾哈赤的激情領舞下，血氣高漲，飛沙走石，大有吞象之勢。據史記，當時明將聞金膽顫，攤上出征詔命，竟嚎啕慟哭，哀己不幸。1622年，13萬明軍覆沒，崇煥主動請纓，以書生之軀擔武將之職，鎮守寧遠孤城。1626年，努爾哈赤猛攻寧遠，崇煥血書立誓，將老母妻兒遷至城中，奮戰3日，以萬卒破十倍之敵，努爾哈赤亦為炮火所傷——此役乃其平生惟一敗仗，不久郁終。皇太極為報父仇，又率兵猛攻寧遠，均被擊潰。崇禎元年，崇煥被授兵部尚書兼右副督御史，督師薊遼。

崇禎二年（1629年），皇太極從內蒙繞道，偷襲京城。崇煥星夜馳援，風雪行軍3晝夜，於城南與敵激戰，崇煥身先士卒，「兩肋中劍如蝟，賴有重甲不透」，皇太極知難，悻悻退兵，自此未再犯京師。

此時的袁崇煥，已成大明殘局唯一有效的棋子。本來，這枚棋子若運籌得當，至少可讓敵我在戰略推手上多幾個來回。可惜，史上那令人吃驚的一幕又上演了：皇太極略施小計，一項「私下通敵」的暗網自天而降，縛住的不是別人，正是心無旁鶩、一心抗金的袁崇煥。罪名輕易成立了，崇禎三年9月初7，崇煥被「寸磔」於西市。寸磔，即凌遲，即千刀萬剮。「皮肉已盡，而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方止。」（清·計六奇《明季北略》）

崇煥死了，死在崇禎上吊前的第14個年頭上，死在他拚命維護的社稷手裡。細究死因大概多餘，讒言、構陷、昏帝、個人清高與過度自信……這些元素在忠烈生涯里皆可找到。「寧為直折劍，猶勝曲全鉤。」原屬詠志的清風之嘆，竟與其後的命運有著驚人暗合。是歷史之巧？還是精英的宿命？

死因不究，死狀卻耐人尋味。

除了看客的喝彩，那一片片血沫飛濺的皮肉，也被當場競拍，嚼一口，啐於地，呸一聲「漢奸」……愛國者即這樣被另一群愛國者給分食了。應該說，這樣的場面確讓我們——「人民群眾」的後嗣們尷尬，因為雖同為錚骨，但來自民間的待遇卻不一樣：于謙就義，百姓哭泣，冒殺身之禍去祭奠；岳飛赴死，街民流淚相送，詛咒奸佞；熊庭比下獄，市井流傳歌頌他的抄本和繡像……無疑，這些精神答謝是對英靈最好的撫慰，如此的民心確給「人民」概念添了光彩，也隱隱旁證了那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崇煥的遭遇又如何解釋呢？那份悲涼與絕望，恐怕只能以「深淵」來喻之了。沒有響應、聲援，沒有體恤、同情，歷史上的同類在臨終前多少都會找到一點的精神依傍和溫暖（那點溫暖足以讓一個死囚帶著足夠的尊嚴和對未來的信心，從容地告別這個世界），在他這兒，真是片鱗半爪也沒有。除了袁崇煥，誰會冤得這般痛徹？誰被拋棄得這般赤裸？基於此，崇煥之死在史學上有「第一冤案」之稱。

這一回，「人民」真的失察、失聰、失明了。

其實，此般歷史悲情從未拂袖而去，幾個世紀後的今天，我也沒覺得有什麼特殊力量能把這兩類「人民」、兩款「愛國」拉扯開。想想吧，在罪證如山、眾口鑿鑿、只有一個信息源和輿論調門的前提下，你有何理由不躋身於那「正義」合唱？比如「反右」「文革」，比如「將某某永遠開除出黨」的大會上，有誰落後過？據史載，崇煥死後，「暴骨原野，鄉人懼禍不敢問」，那顆死不瞑目的血顱，終日懸於桿上，忍受空蕩蕩的落寞和曝晒。

黑夜裡的黑影

接下來的事，是我真正要說的。

「寸磔」後不久，某月黑風高夜，一身手矯健的黑影偷偷攀上了城桿……一大早，守卒發現，崇禎朝最重量級的頭顱不翼而飛了，這可是驚天大案，朝野惶惶，巷語紛紛，皆不得其蹤，它神秘蒸發了。

明亡後，因抗清之故，袁崇煥繼續以「國家公敵」的名義列入諱語。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不知何故，這位文治武功的天子突然挂念起那個被祖輩構陷的宿敵，唏噓之餘，頒詔曰：「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

悲憫也好，欽敬也罷，這份來自敵營的尊重，總算給了崇煥一個見天日的機會，也讓一戶人家走進了歷史的視野。

原來，那黑影乃崇煥舊部，姓佘，名不詳，後世稱「佘義士」。盜得頭顱後，將之葬於自家後院，從此隱姓埋名，守墓至終。去世前，他囑咐家人將己埋在主公旁側，並要求子肆做到三件事：永不為官，勤於讀書，世代守墓。

這份口囑，為一部長達370年的家族故事作了奠基。

袁崇煥，這個流浪的冤魂，終於有了人間的地址。

該址的現代描述是：北京崇文區東花市斜街52號。

我的同事為拍攝《佘家故事》，跟蹤數年，留下了豐富的影像資料，也使我得以鄰近地感受這個家族。

某天，我特意走了趟那個地方，下車才發現，那兒竟毗鄰廣渠門，廣渠門，不正是崇煥與清軍最後交鋒的戰場嗎？事實上，墓園的氣象出我意料，非但不見恢宏，反而幽僻得有點落寞：青磚矮牆的小院，水泥箍成的饅頭墳，碑刻「有明袁大將軍墓」，正前有石案，一束枯花散落；將軍墓旁有個更小的墳，主人即那位冒死盜顱的佘義士了，佘碑低矮，中有裂縫，顯然被修復過。小院二十多平米的樣子，收拾得很利落。

正是這種簡樸和冷清，讓我確信置身於一家私人墓園。這是純正的百姓領地，是人住的地方，從草木到瓦片，皆透著一股民宅生活氣息。供養它的是人之血脈、體溫和炊煙，而非意識形態和權力資本。官方紀念館的豪華修飾和政治油漆味兒，這裡是沒有的。

小小墓園有雙重身份：將軍墓和義士冢。至此憑弔者，也有了兩個矚目點：忠烈英德和俠士高義。

物換星移，370個春秋，佘家後裔共17代人恪循祖訓，棲息在遠離祖籍的皇城根下，守著先人，守著先人守著的東西。佘家的生涯故事和崇煥墓的命運沉浮，就像屋檐和瓦草，早已融為一體。人和墓，不是隸屬與管理，而是一種親情，互偎互依、相濡以沫的親情。某種意義上，將軍墓乃佘家的另一座祖墳，精神祖墳。

墓，是佘家的人生基石，也是全部家當。

墓，即宅。守，即業。死，即生。

家難國殤

縱觀佘家墓園的命運，有一現象頗值深思：當時代將之忽略和完全遺忘時，它是恬靜和安適的；一旦社會和權力有染指企圖、哪怕施予宣揚和彰顯時，它反陷入危機與掙扎。

和墓的寂廖一樣，這個家族的人丁並不興旺。

如今，佘家嫡傳只剩下一位白髮老嫗：佘幼芝女士。她今年64歲，退休前是一家小儀器商店的售貨員。半個多世紀來，她已成墓園最親密的見證人和敘事者。紀錄片《佘家故事》中，佘幼芝反覆念叨這樣一段話：「反正先祖臨死的時候，就是這麼交代的，要輩輩守墓，不再回南方了，袁將軍是廣東東莞人，我們家是廣東順德人，都不回了……」

墓園所在的位置，過去不叫東花市斜街，老北京稱「廣東義園」或「佘家館街」。民國初年，康有為領頭、各界人士捐資在墓旁修將軍祠，康有為題聯：「自壞長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壯山河」。

1949年後，小院里來過一些大人物，周恩來、宋慶齡、朱德等，都曾在清明來祭掃。1952年，市政府擬把城裡的墳墓全部外遷，有4位名流給毛澤東寫信，籲請善待崇煥墓。他們是：葉公綽，柳亞子，李濟深，章士釗。信是5月14號寫的，16日，毛親筆復函：「明末愛國領袖人物袁崇煥先生祠廟事，已告彭真市長，如無大礙，應予保存。」

據佘幼芝回憶，她小時候，家有十幾間瓦房。1955年，崇文區建第59中學，徵用佘宅，另給佘家找了房。為了守墓，佘家沒搬，大伯一家住袁祠的南屋，幼芝隨母搬進從前羊圈改的房子。大伯和母親去世後，幼芝就在這間房裡結了婚，時值1964年。不久，「文革」開始，袁墓被扒，祠堂傾毀，將軍碑陳於荒草，義士碑被墊了台階，佘家收藏被付之一炬，唯一倖免的是幼芝父母與外婆的一張合影。很快，原本狹小的院落，又擠進多戶異姓，並紛紛蓋起私房。

終於，浩劫結束，一項拾遺補缺和物歸原主的政策開始了。

從1978年起，佘幼芝四方奔走，籲求修復墓祠。這一求就是十幾年：無財無物，無權無勢，僅憑一張婦人嘴在各個道場笨拙地遊說，尤其要就「公——私」「家——國」的動機質疑作各種澄辯，其尷尬和澀苦可想而知。

這個以冢為宅的家族迎來了和平年代最大的考驗。第17代傳人和先人一樣，有著犟性子，佘幼芝發誓：一日未復墓祠，一日不剪頭髮！此間，她因病住院，無助時寫過一首自勉詩，其中一句：「苦守靈園三百載，誰知我氏心中情。」

首先，崇煥墓面臨一個「職稱」問題。在中國這個官文化主宰的道場里，凡有價值的物件，無不渴望一件類似「黃馬褂」的身份標籤，這不僅決定日常待遇，更涉關其自保能力和安全係數，涉關它在危機時所能籌集到的外援。尤其在政治大一統、私產沒有庇護的年代，來自權力系統的鑒定和封號極重要。佘家小院也一樣，經了那麼多風雨驚悸後，它想為自己求一幅門神了，算個小小護身符罷。1984年，在佘幼芝呼籲下，崇煥墓被定為市級文物，職稱不高也不低。但就在此時，老問題又來了：拆遷。第59中學為擴建，欲把墓遷往龍潭湖公園。佘幼芝急了，幾百年了，這墓可從未動過啊……眼瞅著老太太氣喘噓噓到處求告，小院的其它住戶不滿了：舊居不拆，安得新廈啊。冷嘲熱諷、奚落挖苦撲面而來。幸好，第59中學的提案被駁回，墓址不動。

天不負人，在社會各界的響應下，崇煥墓開修。

1992年4月5日，清明這天，修葺一新的將軍墓迎來了首批祭訪者。那一天，佘幼芝換上新衣，剪去了長至腰間的髮辮，那髮辮早已霜白。

墓修了，消去了佘幼芝的最大心病。若說還有啥指望，即崇煥祠了。慢慢，事情有了眉目，2002年初，北京市文物局拍板：重修崇煥祠，兼設紀念館。

誰知，對佘家來說，有史以來最大的壞消息驟然而至：52號院的19戶居民全部遷出，另予安置，佘家也在其列。

晴天霹靂。它意味著，宅與墓、生與死、家與國——這場延續370年的精神組合，即要被剝離開了。紀念館無疑是更時尚、更現代化的做法，但它卻是對「形影不離」「朝夕相處」的粗暴拆解。於佘家而言，這是骨和肉的拆分。

這等於把崇煥墓的保姆給驅逐了，把三百年前那個偉大的遺囑給殺死了。它光大了崇煥的名位和聲望，卻把崇煥墓賴以生存的土壤給剔除了。也就是說，兩份同棲共生、渾然一體的東西，它抽取其一。在我眼裡，這甚至有「買櫝還珠」「殺雞取卵」的味道，我把守墓這個「活」的精神行為看得比墓地更貴重，更有心靈的光輝和文化的延續價值。

無處安放的祖業

當然，官方並未把佘家完全撇開，作為答謝，作為裝飾，擬聘佘幼芝為紀念館顧問。這份榮譽，與棲息意義的「守墓」已有質別，它意味著佘幼芝及其後人，不能再以生活的方式進入祖宅，只能以客人的名義「回家」。

這算什麼呢？文化拆遷？精神征地？

這不僅是個不平等條約，還是個缺少理性和智慧的設計。

佘家，不僅是為崇煥墓服務最久的生活傭人，更是其最天然、最權威的精神法人。佘家的忠義，崇煥的忠烈，還有什麼比二者更能彼此詮釋、互為註腳的嗎？還有比這更完美的精神組合嗎？明明一家人，為何硬將之拆散呢？

為方便旅遊嗎？為弘揚文化和促成更大範圍的公共消費嗎？

那就更應維護資源的完整性啊。佘家故事，本身即一支獨立的精神資源、一道罕見的靈魂風景，在當代，它比遺址更稀缺，更有資質成為「名勝」。如果說，墓是物質遺產，那守墓即「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活著的遺產。

我實在不解那個政府行為。難道僅僅為了易主？為了讓墓地回歸人民群眾的懷抱？這樣的物質歸屬和戶主變更有意義嗎？莫非在對方眼裡，崇煥墓只是一處地產？

有段影像記錄了這段日子的佘幼芝，畫面中她泣不成聲，傷慟至極。我理解老人的悲憤，她的人生就要變了，這個家族的人生就要變了。

老人一次次交涉、哭訴，希望奇蹟發生，希望政府有所動搖，遺憾的是，對方與她一樣，所有的耐心都基於一個固執的企圖：說服。

我們的編導，用鏡頭見證了雙方的一次對話，下面是一段語音場記——

接待人：「時代變遷了，我們的思想是不是也能變一變呢？」

佘幼芝：「別人的先祖都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麼房子、地、金銀財寶，我的先祖卻不是的……這個忠義精神，如果說我要把這個守好了，那這就是祖先留給我的遺產。」

接待人：「所以說，我就想能不能，第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的住和看墓，不要給它混在一起，就是說這個不矛盾。你可以天天來這裡頭，天天來看，你晚上回家住，這兒有值班的，你也改善改善住房條件，別一輩子老住那個平房，你是不是也趕上享受一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東西呢？我剛才的那個詞可能您不愛聽，那咱換一個詞，就是說我們不要叫聘，您就是終身榮譽館長。」

佘幼芝：「如果政府需要我的話，我就回來，如果不需要我回來，那我就不回來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地是國家的地，房子現在也成了國家的，如果說這個墓非要換給別人守，行不行呢？當然也行，但我的看法，那樣它就失去了一種意義。」

接待人：「我想咱們目的都一樣，你今天來跟我談這個，也是為了把祠修好，咱們要方方面面考慮。第一它作為文物，現在是市級的，將來可能是國家級的，文物有文物法的規定……將來要是修出來，裡頭絕對是不能生火、做飯的，不能這麼去生活。」

佘幼芝：「如果說您讓我搬走的話，那就意味著不在這守墓了，什麼叫守墓呢？形影不離，是吧？一直在這兒，我們先祖死的時候就這麼跟後人說的。我們要輩輩守墓，一代傳一代，也不回南方老家了，先祖的遺志到現在，已經第17代了，時時刻刻在我們心裏面。祖先不讓做官，17代了沒人做官，但祖先讓我們讀書，為什麼讀書？讀書好明白事理。」

……

搬遷，已是板上定釘。考慮佘家有困難，文物部門用佘家應得的補償款30萬元，又貼了4萬2千元，幫其買了套房子。2002年5月22日，佘幼芝一家離開了52號，去了幾公里外一個新區。

焦平，佘幼芝之子，2003年 6月，遇車禍身亡，年僅29歲。這位佘家第18代人的不幸，竟然又和守墓有關。2003年，廣東東莞建袁崇煥紀念園，邀請佘家派人守衣冠冢，也許想彌補在京不能守墓的遺憾，焦平願意前往。當時他在蘇州打工，若去守冢，即意味著要在廣東定居，正談戀愛的他，希望和女友同去，於是決定先赴吉林拜見女友的父母，不料此行踏上黃泉。

2004年初，紀錄片完成前，編導再次探望佘幼芝，也許剛經歷了喪子之痛，老人情緒非常激動——

「我現在心裡特別激動，別提這事，一提這事，我心裡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在我孩子面前，在我先生面前，我怕他們替我著急，我也不敢難受啊，我就背地裡，上廁所或者做飯的時候，我的眼淚啪噠啪噠往下流……我總覺得這是我的遺產，他們說，房子、地是政府的國家的，但是守墓是我自己的遺產啊，他們不能剝奪我這個權利。我要求不高，我要求一點也不高，我要求在附近，哪怕給我一個半平米的小房，叫我離那兒近一點就行，我出來進去的，我天天能看到它。我心裡頭疼，我這心都疼……我回去一看，野草叢生，草那麼高了也沒人剪，那裡面什麼都有，什麼塑料袋、煙捲頭，還有他們施工單位往裡濺的白灰，我自己拿條帚掃都掃不出來，一點一點往外摳。」（語音場記）

被充公的精神私產

不錯，歷史的主語是人民群眾，但要說所有的精神資源都是從「人民」這個大蛋殼裡孵化出來的，那也太誇張了。許多民間精神的主體，並非人群中的多數，而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極少的零星和異端。

今天的督師墓園，至少有三層文化涵義：袁崇煥的政治操守；佘義士的行為倫理；數百年的家族守墓。以上涵義已構成三份精神資源，既各自獨立，又彼此註解、互為知音。而且，其主體皆個人和私家，與「人民群眾」扯不上，和時代主流及世俗群像也格格不入。它們是以精神個案的身份被歷史存檔的。

三者同棲一檐，相依為命，共同塑造著一個大大的詞：忠義。且一個比一個更遞進，更有難度和挑戰。尤其後者，那個綿延三百年的承諾故事，那場17代人的誓言接力，更像個精神孤本（前者的孤獨，只是時代的孤獨，史上並不乏同類）。另外，在角色和功能上，後者還是前者的收養者和敘述者。

私以為，墓園至少應有三塊碑：將軍碑，義士碑，還有一塊，我最看重的一塊——守墓紀事碑。顯然，當代官方是慣於「抓大放小」的，它對大人物、即第一塊碑更器重。換言之，它對有形的古董更熱心。

或許，它覺得家族守墓之行為意義不大，太陳腐，太務虛；或許，它覺得世上並無什麼精神私產或文化自留地，一切美德和事迹皆屬「人民」，應掛於「群眾」名下，登記在「集體」功勞簿上；或許，它覺得由政府來收編民間遺存，才是文化的福音和正途，更符合現代邏輯和社會職能……

真是典型的「人民主權論」，不僅實物充公，精神也要充公。在我看來，它至少疏忽了幾點：首先，那份精神從來即「非公」的，根本談不上回收，所謂的收，只能是徵收、沒收。其次，能被充公只有物理的東西，精神可不是隨隨便便能被易主的，除非想讓那精神死掉；再者，它忽略了那精神依然活著，尚未斷氣，卻急於以「烈士」和「遺物」的名義草草入斂、掩埋了。

說得專業點，它眼裡只有廢墟和石頭，只有物質文化遺產，沒有「非物質文化遺產」。

從最實際的館藏角度看，把佘家剝離，等於流失了一支活的進行時態的精神資源，等於把園裡最有魅力的景緻給剔除了。殘剩的，只是兩座僵硬的墳頭，只是文化的歷史段落和物質部分，其活性標本和當代章節沒有了（三個故事變成了兩個）。如此，這個生機勃勃的園子將成純粹的遺址，將成「斷脈」的風景，只有墳頭，沒有人生和炊煙。

這樣的眼光和決策讓人沮喪。它不懂得放養蝴蝶，只會訂製標本——用來裱牆。

退一步講，我寧願看到佘家對精神領地的主動捐獻或棄守（雖令人遺憾，但畢竟體現了主權和自由），而非公權理直氣壯、毋庸置疑的收繳——這自信和傲慢嚇我一跳。在「私」轉「公」的整個過程中，我沒看到充分的商榷和平等的談判，面對佘幼芝的央求、無力和嘆息，公家似乎在做一件完全可控、毫無懸念的事，彷彿在宣布一項組織決定。彼此的「高姿態」和「低姿態」都刺痛了我。

官家真是太熱衷「公有制」和「國有化」了，太喜歡用「人民歷史」「人民創造」「人民歸屬」來覆蓋一切了。只要「人民」看上的東西，總要想法子弄來，重新註冊和署名。經過這樣的產權變更，人們往往最終發現，那東西縮水了很多，價值流失了很多，要麼變質了，要麼蒸發了，要麼失竊了。

是的，人民也會貪污。也會被貪污。

沒了體溫和炊煙，生活館變成了紀念館。活的，成了死的。

紀念館往往是炫耀館，炫耀我們中間曾分娩過某類人物、某種精神。孰不知，那些人和精神，往往都是自己時代的反面，是人群中的另類、異端，不僅倍受「民意」的排斥和奚落，甚至直接為其所害。

崇禎三年9月初7的刑場，「民意」是這樣參與歷史的——

「遂於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腔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嚙，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張岱《石匱書後集》）

這等於說，袁崇煥有兩重死：一是死於權力，一是死於民意。

假如歷史再給人民群眾一次同樣的機會，又能怎樣呢？

其實，魯迅的《葯》和「人血饅頭」，已給出了答案。

特殊情勢下，一個人要想做對一件事，須依賴幾個條件：一是信息來源的可靠；二是獨立判斷的能力；三是承擔風險和犧牲的勇氣。

尤其後兩者，最為稀有。它們能幫助一個人在輿論黑夜裡、在缺少信息的情況下——即使「摸黑」也能作出良知判斷和選擇。

佘義士的價值就在這。他憑的不僅是忠，不僅是對主公的舊情私誼，更有公共倫理的大義。在信息機會上，他和那些道聽途說、迷信御告的百姓幾乎平等，可貴的是，他使用了自己的見解，在群目失明之下，他有一種不盲從、不隨眾的判斷力，可以說，他是史上第一個在精神上給袁崇煥平反的人。最難得的是，在獨立判斷之後，他還有一種決絕的行動能力，不僅想，更要做。要知道，聰明人從來不乏，思考者也總有些許，而願擔風險的勇為者就不多了，何況滅門誅族的大風險。

最缺少的，即獨立思考之後的行動者。

所以說，佘義士做的不是一件私事，而是公事。這件事，多多少少替歷史挽回了一點面子。即便如此，若說佘義士代表「我們」，代表群眾的「大多數」，那也讓人汗顏，說明「我們」的臉皮太厚了。既然風險是一個人的，榮譽也應是一個人的。

佘義士是寂寞的，其家族更是寂寞的，非主流的。像其人丁一樣，數百年來，這支隊伍沒有被壯大和擴充過，孤苦伶仃，形單影隻。

我們既不是它的同道和親戚，更不是它的母體和孵化器。

唯一的可能是：我們是它的對立面。

問世間，義為何物

電視片《佘家故事》中，我加了這樣一段點評——

「我們見過無數表白出來的忠誠，高呼出來的忠誠，但你見過三百年默守一座墓的忠誠嗎？一個怎樣的家族才能勝任這樁孤獨而堅忍的事業？要知道，除了風險和無名的寂寞，命運和歷史從未向他們許諾過什麼；除了一份悄悄的心靈榮譽和自我器重，根本沒什麼犒勞和表彰在路邊等著——任何事到了這份上，恐怕也就無人去做了。」

做一件事不難，難的是做上幾百年，難的是世世代代和一件事生長在一起。何況袁崇煥不僅是舊朝罪人，更是新朝宿敵，替這樣的人守墓，堪稱刀尖上的事業，前景黑得一望無際，實無出頭之希望……

我相信，單憑理念和信仰做不到這點，因為這最終不是一個認識問題，而是對生命本色和行動能力的考驗。從認知到行動，有著漫長的路。認知或許能促成一件事，秉性往往輕易即促成一件事。而更多時候，會有這樣的情形：一個人的思想和智慧越深刻、複雜，解釋能力越強，其疑慮和猶豫即越多，做事所須理由即越多，選擇空間和彈性亦越大，反而難以生成定力。

我想，在這件事上，起決定作用的恐怕是最簡單的性情和家族傳統，即被稱為「基因」的那種東西。佘家血脈里，應有這樣一些元素：虔敬而專註的天性，不疑和務虛的氣質，遵守規則的本能，自我定義的價值觀，目不斜視的埋頭精神……這是一種有「原則」的活法，它單純而謙卑，對認定的事物不放棄，它需要榮譽和動力，但不是來自外界，而源於內心的自我肯定。或者說，它自身攜帶榮譽和動力，精神上自給自足。

相反，一個太務實、太騷動的人，一個東張西望、參照系太多的人，一個審時度勢、算術力強的人，是很難做到這點的。他太容易變卦和易轍，太容易魂不守舍，太容易被誘惑和勾引。

幾百年生涯里，你覺不出這個家族的焦慮，它在心理上是平靜、安詳的。你不覺得它在等什麼、盼什麼——連「平反」「翻案」，似乎都不在其心思內（「等待型」「眺望型」的做事，往往都是有條件、議價式的，一旦條件得不到滿足，即會放棄、改道甚至背叛）。它的生存姿態不是「等」和「盼」，而是「守」和「護」，是一種穩定的秉持、保養、延續。不變，即它的使命，即它的福份和生活。幾個世紀里，它似乎只對自己提要求，從未對世界提要求。

它唯一的要求，也是最後的要求，即請求權力別讓自己離崗，別讓先人的諾言毀在自己手裡，別讓祖祖輩輩的活法在今天結束。

佘家，一個瀰漫著古意和蒼涼的家族。

如今，這古意將被驅散，這蒼涼將被現代的烈日蒸發。

我們失去了什麼呢？

片子播出前，我給分集結尾添了這樣的話：

「隨著袁墓的交接，隨著私人守墓的角色被公共職能取代，這個古老家族的使命，就有了某種終結的意味。對於文物和遺址，時代有了更好的保養，但我也隱隱在想，是否我們就有了相應的守護能力呢？畢竟，修繕和守護、物質能力和精神能力是兩回事。願我們和我們的後人，再去拜謁袁公墓時，不會只看到一座死去的坆，不會只看到碑石上的美德，而忽略那些與之相濡以沫幾個世紀的東西。」

「若後世是公正的話，我想，任何時候，它都應該向那些參與過歷史留存和延續的個體——投去感激的一暼。沒有那些情誼的呵護，沒有那些無名塵土的覆蓋，再偉大的墓碑也會死掉的。」

這些，是我剋制了個人情緒之後的話，算是媒體立場和個人立場的平衡。

2004年11月

(摘自王開嶺文集之隨筆卷《精神自治》，2011年修訂版。噹噹、卓越、京東等皆有售。其中《精神明亮的人》為選集，其它獨立分冊為散文卷、隨筆卷1、卷2、文論卷、自然美學卷共五冊。卷2《激動的舌頭》尚在審查中，未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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