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何對「文化漢奸」周作人手下留情?【

洪燭

(2010-12-31 10:42:25) 毛澤東為何判定周作人是「文化漢奸」?毛澤東為何對「文化漢奸」周作人手下留情?毛主席怎樣評價「文化漢奸」周作人?1919年，湖南人毛澤東(那時還是無名青年)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期間，還去過八道灣造訪魯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見留在家中的周作人。毛澤東與周作人有過一面之緣。解放以後，周作人就自己的問題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提及「本來也想寫信給毛先生，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便請先生代表了。」據唐弢《關於周作人》一文所述：「從周總理那裡，聽到毛澤東主席看完書信後說的幾句話。毛主席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周作人自然感激人民對他的寬大處理。他應中國文聯安排去西安參觀時，曾對陪同人員說：「我認識毛主席毛潤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就數毛潤之了。」

【青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也是因楊昌濟的介紹。他與蔡和森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7號(今為吉安左巷8號)，與另外六位年輕人(皆是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合租了三間北房，共擠一張大炕，火燒得很旺吧?毛澤東曾寫道：「八個人居三間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期間，常與李大釗、鄧中夏等暢談國事、家事、天下事，天寒地凍的北京，曾燃燒過他們火熱的青春。毛澤東還去過八道灣造訪魯迅，可惜失之交臂，只遇見留在家中的周作人。】怎樣評價周作人? 洪燭有時候，談魯迅難免提及周作人，談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魯迅作為比較。文壇上也習慣以周氏兄弟相稱。用他們的三弟周健人的話：「就以魯迅和周作人來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後來兩人所走的道路，為什麼竟這樣不同?……在青少年時代，他們攜手走過一段路，他們都上新學堂(當時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學，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五四時期，都投入新文化運動……」兩人命運的軌跡還曾經有一個共同的交叉點，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紹興老家北上，將北京作為第二故鄉謀生並發展事業，都在北京大學教書。「『知堂』老人和他的長兄魯迅，都是《新青年》五四運動中推進新文學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他們後來都是語絲社的領導人。老人在北京大學任教數十年……」(曹聚仁語)只不過魯迅在北京只住了十四年，1926年轉去廈門，而周作人則在北京城裡生老病死。從這個道理上講，就個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與北京這座城市的關係尤為密切。魯迅是1912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點，先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相當於外省市駐京辦事處)，直到1919年購買了公用庫八道灣11號的舊宅院，才把全家從紹興搬遷到北京，兄弟兒女團圓。可見周作人可能是1919年攜帶家眷北上的，住進八道灣後至死都不願挪移。三弟周建人在八道灣只住了一年八個月，就去上海另謀生路了。魯迅又比周健人多住了近兩年，因和周作人發生矛盾(文壇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衝突)，而搬到磚塔衚衕及後來的西三條衚衕，「永遠地離開了八道灣」(周建人語)。周氏兄弟從此不相與謀。周作人從此將八道灣作為自己隱逸的樂園，甚至「七七」事變後北平成為淪陷區，眾多文化名流以各種方式敦促其南遷，他也不願離開八道灣一步。在八道灣遇刺，在八道灣就任偽職，直至在八道灣戴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灣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是非榮辱，於1967年5月16日死在這座破敗的院落，其時身邊無一人。八道灣11號院最初是魯迅獨自奔走購置並修繕，後來變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為其葬身之地。但歷史會創造戲劇性的巧合：1949年1月拘押於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周作人被保釋出獄，在上海逗留了半年，於8月間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平，怕連累家屬而不敢直回八道灣，暫時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的紹興會館，託人打探消息。紹興會館正是魯迅早年初進北京時期的寓所。周作人住紹興會館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魯迅?令他如坐針氈的更應該是他自身前途叵測的命運。周黎庵回憶：「上海剛一解放，津浦路已經通車，他急不可待地北歸。據去送行的朋友告訴我，那時旅客擁擠，車行遲緩，情況狼狽得很，但畢竟又回到闊別四年的苦雨齋中」。寥寥數語，勾勒出一個落魄者的歸心似箭。周黎庵還描述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於學生尤炳圻家中的情況。尤宅是橫浜橋一座極擁擠的舊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面臨水呈暗綠色的混濁且狹窄的蘇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麼使人受得了，若與北平新街口八道灣幽靜寧謐的環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了。」但我想環境的差異並不是真正的原因。八道灣在顛沛流離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靈企望的庇護所，他急需一方與世無爭的凈土，以舔拭傷口。這就是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 當周作人多年前自紹興投奔北京，懷著怎樣的心情?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也許雄姿英發、胸懷壯志，抑或是其作文時一貫的閑適散淡?他在北上的路上，肯定想像不到，北京這座城市即將給他巨大的榮耀，也將給他終生的恥辱，他是在向二十餘年後自己的滑鐵盧靠近。對於北京而言，他還不能算做一般的失敗者，歷史是以「漢奸」的名稱來裁判、評定這個人，他不僅是這座城市的叛徒，亦是民族的叛徒。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於80年代邀請專家開會重提周作人問題，與會者各抒己見，「但對周氏曾經背叛祖國墮為漢奸一事，則一致認為無法推翻。」(據香港文化報報道)周作人曾自稱他思想中有一個叛徒，另外還有一個「隱士」，但那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叛徒」的稱謂甚至不無炫耀。「在『五四』時代，他對中國封建傳統的儒家思想是竭力加以排斥的，同時對古文學也是反對的，當時他確實是以一個『叛徒』而兼戰士的姿態出現於文壇的。」(任訪秋語)至於他後期由傳統文化的叛徒而蛻變為民族的叛徒，已不可寬宥了。兩者榮辱不言自明。這不是白玉微瑕的問題了。北平淪陷時周作人不願隨眾多文人南遷，情願留守八道灣，此為一例。又據說出獄後，胡適等人曾許以教授席邀其去台灣，他拒絕了，還是執意要回朝思暮念的八道灣。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究竟何在呢?他命運的轉變似乎總是與八道灣有關。魯迅曾在八道灣寫了《阿Q正傳》，而周作人《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等也大多是在八道灣寫下的。他給八道灣的書房先後取過兩個名字：苦雨齋與苦茶庵，並分別以齋主和庵主自命。別人曾以老僧來形容他，他臨死前還風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轉世的，只可惜了在自己膜拜的這方世外桃源里也犯下過罪行——不知因為八道灣本非凈土，還是主人玷污了它?」八道灣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衚衕，它完全是因為魯迅與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關的是與非、榮與辱。任訪秋感嘆過八道灣的風景，我想那是因為主人名聲的緣故，這樣的街景在北京城裡幾乎隨處可覓：「八道灣位於西直門內，街道比較偏辟，大門裡有一棵幾丈高的白楊，微風一吹，即嘩嘩作響。再進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齋』。後來又曾改名為『苦茶庵』。這是他的書房兼會客室。」謝興堯也頗欣賞八道灣，「沒有絲神秘朱門大宅門的氣息，頗富野趣，特別是在夏天，地處偏僻，遠離市井，庭院寂靜，高樹蟬鳴，天氣雖熱，感覺清爽。」據說當年每有客至，周作人總是彬彬有禮地遞一柄日本式的由竹絲編排再糊以綿紙的輕巧的紙扇，再奉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確是隱士清淡之所，絕非庸論擾攘之地」。只是解放以後，八道灣一直門可羅雀，惟獨在紅衛兵運動做批鬥現場時熱鬧過一陣子。八道灣啊，一言難盡的八道灣。不知為什麼，我更願意回想早年的周作人，那樣更輕鬆一些。當然，是從1919年他自南方遠道而來投奔北京開始。我一次次地猜測著他當時的心情。應該說，周作人也是通過北京獲得輝煌的，他前半生的光榮當令人炫目。眾所周知，30年代是他佔盡風騷的燦爛時期，南有魯迅，北有周作人，後來再加上京派與海派劃江而治，各佔半壁江山，周作人「儼然是北方文壇盟主」(謝興堯語)。1934年周作人發表了《五十自壽詩》，當時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錢玄同、林語堂、沈尹默等)均爭相唱和。魯迅曾評價這一勢態：「周作人自壽詩，誠有諷世之意……群公相和，則多近於肉麻……」但由此可見周作人其時在中國文化界的顯赫地位。從那一年起，人們開始以知堂老人稱之。當時的八道灣香車寶馬、貴賓雲集的場面亦可想而知。那時候周作人給眾人的印象是一位新型的士大夫，溫文爾雅、博學多才，「生活習慣除了東洋風之外，還明顯地帶有老北京的味兒」(謝興堯語)。估計那時候周作人已適應北京的生活，也不再挑剔北京的茶食之類了，和正宗的老北京惟一的區別恐怕只在於：描繪看京劇。正如他在《消寒新詠》中提及：「我不喜看我，卻常收集些梨園史料，此殆如足跡不入狹邪者之讀《板橋雜記》、《南浦秋波錄》乎。」當然，他性格中一貫未改變的還是鄉愁：「對於故鄉的『人』或者有的因性急而不滿意，但對於故鄉的物大抵沒有人不感到懷念……我們說到土產，覺得有興趣，便因為是故鄉的出品，如不是我的，也總是別個人的故鄉所出產，我們吃到甚至只是說到的時候，回憶過去的情景，或是想像中的別處地方，雖是沒有到過卻也同樣有意思的背景與事情。以一個具體的實際故鄉為基本，聯繫到別的各個故鄉，即是整個中國的可愛，這種感情並不是抽象的可以製造出來。」這份情愫可以說貫徹了他的一生，他在晚年給鄉親寫信也說：「閱報知浙江亦苦旱，鄙人雖去鄉已有10餘年，然頗為故鄉擔心……」鄉愁是偽裝不出來的。即使能偽裝鄉愁，恐怕出偽造不出《故鄉的野菜》等一系列美麗絕倫的文字。所以我要說，周作人是本世紀北京城裡最著名的一位懷鄉症患者，以文字作為證明。遊子的心情被他表現得淋漓盡致。據說，1919年，湖南人毛澤東(那時還是無名青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期間，曾去走訪過八道灣，與周作人有過一面之緣。 解放以後，周作人就自己的問題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提及「本來也想寫信給毛先生，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所以便請先生代表了。」據唐弢《關於周作人》一文所述：「從周總理那裡，聽到毛澤東主席看完書信後說的幾句話。毛主席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周作人自然感激人民對他的寬大處理。他應中國文聯安排去西安參觀時，曾對陪同人員說：「我認識毛主席毛潤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就數毛潤之了。」(引自佟韋《我認識的周作人》一文)。

周作人在八道灣遺老遺少已是一種氣息。在北京城呆久了多多少少會有所感染。譬如周作人，我彷彿看見了遺老遺少的影子，雖然他既非八旗中人，從紹興遷至北平時已是1919年底《五四運動發生之後)。他寓居在八道灣的苦雨齋里，以齋主自命，表面淡泊超脫，實質上已沉浸於遺老遺少之頹廢氣象，與其兄，「怒向刀叢覓小詩」的魯迅先生，恰成鮮明對比。1934年他寫《五十自壽詩》，引來群公相和，肉麻吹捧，連魯迅都聽不下去了：「文人美女，必負亡國之責，近似亦有人覺國之將廣，已在卸責於清流或輿論矣。」彷彿一群遺少在爭相吹捧一個文化遺老，從此眾人皆以「知堂老人」稱之。而且正像魯迅無意間預言的那樣，周作人及其周圍的遺老遺少，身不由己地成了亡國奴，而知堂老人在國破家亡的命運中，也未能保持住自己的一世名聲。這是一個小事精明、大事糊塗的遺老。 1967年5月6日。鬱鬱寡歡數十年的周作人，孤苦伶仃地病卒於八道灣小屋的鋪板上，死時身邊無一人。遺囑中有一句「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 確實，自抗戰勝利後，他一直是這個社會上「多餘的人」，世人皆以「漢奸」視之。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雖然活著，但已形同行屍走肉。據說1953年第一次普選時，他連選舉權都沒有：「有一年值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年，街道上照例用紅紙貼出基層居民的選民姓氏光榮榜，我曾親見選民榜上八道灣11號選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則榜上無名。」(引自張鐵崢《周作人晚年遺事》)周信子和周芳子是分別嫁給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的一對日本姐妹。可見周作人的政治身份連她們都不知。苦雨齋主的餘生，都在默默吞咽自己種下的苦果。周作人在發表《五十自壽詩》時，曾以「京兆布衣」自命。只可惜，在北京城裡，他一直不曾做成一個真正的布衣(前半生名聲蓋世，後半生又被取消了政治權利)。關於周作人與北京的關係，我還能再說點什麼嗎?我只能留下這樣一個簡潔的結論：北京造就了他，可是他又毀滅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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