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張少悌　高力士墓誌

一、關於高力士千年墓志銘的出土

有關高力士的存世石碑，原先僅有墓道碑一塊，由肅宗之後的代宗根據玄宗遺旨所立。奉旨撰文者為唐代尚書駕部員外郎潘炎，書寫人是太中大夫將作少監翰林張少悌。此碑可謂關中名碑，是研究中唐及高力士本人的珍貴文物。可惜在200多年前已經斷裂為三截併流失民間。直至八十年代初才被有關部門陸續找出，但碑文上半部已經字跡模糊。復原後因碑文半數毀容，其史學研究價值已經大打折扣。

至1999年7月間，陝西蒲城高力士墓再次被人盜墓，經有關部門同意，緊急對該墓進行保護性發掘。在出土文物中，最有史學價值的就是主墓室內，隨高力士棺槨深埋地下越千年的高公墓志銘一合。墓誌蓋上陰刻篆書「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贈楊州大都督高公墓誌」，蓋下是約0．8米寬，1．2米長的青石陰刻帶行書風格的楷書墓志銘。銘文豎排45行共1435字，除少許字外，基本保持完好。奉旨撰稿與書寫者也是潘炎及張少悌。潘炎是中唐清廉正直、才華橫溢的大臣，而張少悌則是當時最有名的書法家。如果說高公墓道碑相當於現代的「公開刊物」，而高公墓志銘則是「內部刊物」；前者多講讚美之語，後者則是好壞直說，公正評價。由此可見，後者具備更真實更可信的史學價值，是研究中唐及高力士的國寶級文物。

當時，《南方日報》發表消息稱高力士墓在陝西蒲城被保護性發掘，高力士是廣東茂名人。受茂名市委領導和報社委託，我等一行三人，於1999年10月28日飛赴西安，隨即由《陝西日報》社派出專人專車，送到120公里外的蒲城高力士墓保護性發掘現場。現場仍在繼續施工中，經有關部門破例同意「高力士鄉親」進入墓室，我們如願以償地進行了二天的實地考察採訪，取得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包括當時尚屬保密的高公墓志銘的照片。當年11月初，拙作《千秋功罪今評說》和部分照片在《茂名日報》發表，但出於採訪時的有關承諾，高公墓志銘照片及原碑文（當時我兄長曾石江已讀文斷句）未曾刊載。

《高公墓志銘》最可貴之處，在於它是由與高力士基本同朝代的人（當時認識高力士的人），在高力士完全失去權力後所撰寫的。其真實性、可信性，遠在唐以後歷代以及近、現代人撰述的正、野史之上。

二、從墓志銘看高力士的身世

無論新、舊唐書或二十四史中的唐史，對高力士的身世都有述說，可信度也很高。而高公墓志銘的出土，則進一步印證了他的身世之迷。「馮之先北燕人也，衣冠屢遷，不常厥所，章再通越，遂為強家」從碑文可悉，他的祖先為現今河北人氏，當初也是東遷西搬，居無定所。直至後來到了當時的百越之地廣東，才成為當時當地的強家望族。墓志銘雖然沒有直述其家族強盛的原因，但旁證了其家族興盛，與他們善於和當地俚族首領冼夫人家族結合的結果。到了高力士的曾祖馮盎，已是「皇唐初高州都督、耿國公，廣韶等十八州總管」，擁有「頤指萬家，手據千里」的實權了。他有智癸戈、智戴、智代土等三個兒子。「耿公知而內舉，請以分憂，朝庭許之。癸戈為高州剌史，戴為恩州剌史，代土為潘州剌史」。後來，潘州府君讓位給兒子君衡（即力士父），成為「父沒子繼南州故事」，並得到朝庭的批准。不料由於「按察使」嚴刑迫供和誣告造反，高力士「家遂籍沒」。未滿十歲的馮元一，由廣東歷盡萬水千山被遞解到都城長安，閹後入宮，「賜姓為高，改名力士」，當了太監高延福的養子。其少年時代的艱辛可想而知。而武則天了解其身世後，也有意栽培他。「將之別令女徒鞠育，將復公侯之慶，俾加括羽之冫余，令受教於內翰林」。高力士終於「學業日就，文武不墮，必也射乎。五善既閑，百發皆中，因是有力士之稱。自文林郎官博士轉內府丞」。艱苦的磨練，使他在「事君之難請言其狀，盡禮者或以為諂，納忠者時有不容，直必見非謂之鏟上，嚴又被憚不得居中。古所謂為臣不易者，以此。」的困難條件下做到「蕃而不勞，親而不黷，諫而不忤，久而不厭。美暢於中，聲聞於外」。能夠長期處於「居中」地位。

三、高力士維護朝野和諧穩定功不可沒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墓誌稱「內侍設監，自公始也」。高力士確實首開了宦官干政的先河，為後來各朝代的「宦官弄權」留下制度上的穩患。但是，「內侍設監」並非高力士自己任命自己，而是出於當時皇帝對他信賴，是封建社會制度必然的弊端。懋官只是說他：「事有嫌累，微瑕有玷」。而事實上，高力士為當時的朝野大局和諧穩定，立下汗馬功勞。

作為宦官，他屬內官，權力再大也不可能直接處理指揮朝政。他的職能作用，相當或近似於現代的「秘書長」，是下情上達的橋樑。他追隨玄宗50年，由少年陪讀到支持玄宗登基，由開元盛世到盛唐的沒落，他都忠心耿耿。墓誌說「玄宗至道大聖皇帝，中夜提劍，遲明登天，斗杓未移，氵爾氣如掃，攀龍附鳳，公實親焉。錄其翼崴之勛，遂有驟遷之命。」可見，在太平公主之亂中，高力士全力擁戴太子玄宗「登天」執政。開元初年，勵精圖治，任用姚崇、宋瞡等為相，革除弊害，鼓勵生產，經濟發展，史稱「開元之治」。墓志銘稱讚高力士追隨皇帝「布四海之宏綱，承九重之密旨，造月柔之議，削藁之書，不得而知也。其寬厚之量，藝業之尤，宣撫之才，施捨之跡，存於長者之論，良有古人之風」。意為他協助皇上制定、落實全國安定發展的宏圖大計，承擔皇上密旨的撰寫重任。將一些初步擬定的旨意、議案，改造表述得比較柔和，將一些繁雜文書，刪節削簡，辛辛苦苦地做了許多大家都不得而知的工作。他為人寬厚大量，業務水平優秀，具備宣撫才能，樂於助人，得到德高望重的長者好評，大有古人的風範。

「王洪之亂，輦轂震驚，禁軍一舉，玉石同碎。公親執捋鼓令於顏行。曰『斬級者無戰功，擒生者受上賞。』亻叔擾之際，人無橫酷者，由公一言也。」墓志銘上這段話，生動再現了高力士臨危不懼的過人膽略。當時，由於高力士果斷大叫一聲：「殺人者沒有戰功，活捉人者受上獎！」，結果沒有出現血腥屠殺的現象，維護了大局的穩定。「胡羯僭逆」安史之亂，玄宗出逃成都，在「跋涉艱難」之際又經歷「蜀有南營之叛」，也是高力士「公討而平之」。

在玄宗當政，大權在握時，高力士識大體顧大局，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在安史之亂後「皇帝再造」，當玄宗被尊為「太上皇」，無權無柄，完全失勢後，高力士並沒有附勢趨炎，而是忠心不二，追隨服侍。直至「上元初遭謗，遷謫安置巫州，知與不知皆為嘆息」。寶應元年，新上台的代宗通知高力士回京，他半路聞知玄宗、肅宗「二聖」死訊後，「下席長號泣血，勺飲不入口」，「俄易簀而長辭」。高力士「輿櫬至京。恩封贈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大都督，仍陪葬泰陵，書王命褒之也。公以寶應二年四月十二日安厝。」古代大臣死後，能夠根據先皇遺旨陪葬皇陵，是一種極大的榮耀，是先帝肯定的「忠臣」。而玄宗的泰陵，獲遺旨陪葬者僅高力士一人。這是歷經盛世又逢動亂，對世態炎涼深有體會的玄宗，給予高力士的充分肯定。墓志銘以潘炎所作一詞結束。

詞曰：五嶺之南歌大馮，桂林湘水神降公。君門九重閶闔通，開元神武復英雄。雲天雨露恩渥崇，惟展籌謀心膂同。五十年間佐聖躬，無瑕遇謫遷巴東。來歸未達鼎湖空，撫膺一絕如有窮。魂隨仙駕蒼穹，訁瑩山足茂陵中。君臣義重天地終。

本人並非史學專家，但我相信，高力士千年墓志銘的出土，能夠澄清不少當年的史實是非，肯定了高力士的歷史功績，並為高力士作了極有力的「正名」，也基本達到了「用刊青壟之詔長記黃陵之側」的目的。

（本文作者系主任記者、廣東新聞書畫院茂名分院院長）

局部

高力士神道碑。據史書記載，高力士死後，唐玄宗遺詔命陪葬於玄宗陵寢———泰陵。大曆十二年（公元777年），高力士墓前立碑一方。在歷年戰亂中，碑石遭受破壞，清乾隆時，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中曾提及「唐內監高力士墓碑石刻中斷、每行只存二十餘字」。說明此碑在二百多年前已殘缺，只存上半部分。值得慶幸的是，1971年在蒲城縣金粟山泰陵附近，找到殘碑的下半部分，現已接對完好，高力士碑碑身為純色大青石，高四米，寬一點五米。碑文共三十行，每行五十五字，共1650字。碑額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贈揚州大督都高公神道碑。」京兆府戶曹參軍李陽冰篆寫。正文為翰林待詔張少梯書。此二人均系當時著名書法家，筆力蒼勁。

碑文分三段。第一段寫高力士的身世：「公本姓馮諱元一。則天聖后賜姓高，改名力士，廣菅潘州人也。其先祖馮盎，五嶺之望族。皇唐初督都廣韶等一十八州，封耿國公。公童齡入侍玉階，則天聖后知必成器，賜以佳名，教以美藝。」說明高力士出身於名門望族，幼年入官，受到武則天的賞識，與唐史記述系嶺南討擊使李千里所進，後被太監高延福收為養子一說，不相符合，有待史學家進一步考證。

第二段記敘高力士的經歷：「武后故，韋氏窺大寶，已成禍梯，公實勇進，提劍而起。扶皇運之中興，佐大人之利見。自是之後，恩遇持崇，公卿宰臣，因以決事。公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驕，順而不諛，諫而不犯。故近無閑言，遠無橫議。」說明武則天死後，高力士協助唐玄宗平定韋後之亂，取得了玄宗的信任重用。

最後一段敘述高力士晚年：「及後出流巫州，然忠臣之心，常在官室。後聞二帝升遐，絕漿七日，銜哀而死，終於朗州龍興寺，年七十有九，士民聞之，皆為流涕，主上恩深，賜揚州大督都，遺詔陪葬泰陵，沒而不朽。」說明高力士的「忠臣之心」。玄宗對他也是恩禮相加。這塊碑文的重新發現，將有助於客觀公正地重新評價高力士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