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V《北京記憶》黃土地青春歲月

黃土地青春歲月BTV《北京記憶》

文/李亞新

延川縣因乾坤灣而聞名於世，而這裡也是知青之鄉。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曾有近3000名知青在此插隊落戶。這些知青中出了不少成就斐然的作家，從他們的回憶和文學作品中，我們得以回顧那些難忘的知青歲月……

作家厚夫在回憶北京知青時寫道：1969年2月初，也就是農曆的1969年春節前夕，這些北京知青乘著西去的列車，一路向西。到西安後，乘火車到煤城銅川；再從銅川乘汽車到延安。到延安後，地區按照指標先分到各縣。到各縣後，縣裡再次分配到各公社的各村莊。這樣，北京知青像下階梯一樣，由北京到省城，由省城到縣城，再由縣城分配到各村，大概花費一個星期的時間。據資料介紹，當時延川的知青是各村隊長們趕著毛驢車從縣城接回村裡的。我的家鄉禹居大隊梁家溝村，雖說在公社所在地，屬於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村子，但當時一不通公路，二不通電，人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與北京城簡直是天上與地下之別。那19位從北京天上降落到偏僻落後小山村的知青，首先要過「生活關」的考驗。

頭一年，知青們吃公家發下的糧，他們往往前半個月管飽吃，後半個月餓肚子，沒有調劑觀念，也不會節省過日子。

爺爺說：「這些知青像星星一樣從天上撒下來，撒到咱這山溝里。他們來時，用麵包喂狗、餅乾餵驢，把韭菜當麥苗哩……」我們這小山村裡的孩子怎也不相信這事是真的，因為我們這群孩子中的大部分甚至連麵包與餅乾都沒見過，而從爺爺的講述中，那應該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種東西了。至於把韭菜當麥苗，這更讓農村孩子們好笑。在孩子們驚訝感慨後，爺爺又說：「這些娃娃原來什麼也不會，可只用了半年功夫，鋤鐮老钁樣樣會使，成了好受苦人了！咱山溝里條件不好，這些娃娃們可受罪了！」

陝北方言，把「幹活」說成「受苦」，把農村人叫做「受苦人」。「文革」時期的延川乃至整個陝北，受苦是農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知青插隊延安初期，延安廣大農村仍是「毛驢馱水，牛耕地；煤油點燈，粗布衣」，甚至飯都吃不飽。

土窯洞里既沒有木板床，更談不上席夢思，只有一盤小土炕，多人擠到一起，衛生條件自然無法保障。在陝北農村，人們除了每年夏天在村前小河洗上有數的幾次澡之外，一年四季再也不洗澡。農村人又沒有換洗衣服，這樣虱子、跳蚤這些窮人的寄生蟲就尾隨而至。

北京知青來到農村，不服水土首先表現在對於虱子與虼蚤的抵抗能力差。這些機警的小蟲們，嗅到與陝北農村人不同的人體氣味，往往能準確地捕捉目標，群起而攻，饕餮大餐。習近平當年曾在距我的家鄉禹居村六七公里左右的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他在2005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曾接受過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欄目記者的採訪。他說當年在延川農村插隊，是過了「五關」的歷練——即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他對跳蚤尤其記憶深刻，「當時跳蚤搞得我們痛不欲生。我皮膚過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膿包，全身長瘡啊，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嚴重到我們把六六粉撒到床單上睡覺，否則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後沒事了，硬扛過來……」在當時的陝北，虱子和跳蚤幾乎是家家無法驅除的寄生蟲，知青們也一樣。久而久之，他們適應了這種「虱子多了不癢」的生活。

再說吃的問題。母親說，這些知青們當時受了罪，經常有時候連飯也做不熟，她那時經常幫女知青們做飯。

延川著名知青丁愛笛說他曾一連吃過三個月的辣椒面伴飯。他說能吃三個月辣椒面伴飯，還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看來，知青們了解民生，哀民生之多艱，是從吃與住開始的！

1969年1月，史鐵生與清華附中初64-3班十二位同學輾轉來到延川關家莊插隊。

清華附中學生是住宿制，早已習慣集體生活，但村莊的困苦和孤獨還是令他們不適。與史鐵生同住一個窯洞的孫立哲承認當年宏偉的理想過後，有一種無法挽回的失落和茫然。他回憶，那時沒有柴，窯洞里寒，大夥睡涼炕睡不著，有人找到一個好辦法，就是用大衣裹著腦袋，有嘴裡的哈氣，就不覺得冷。

知青剛來時國家負責供應主食半年，一月45斤，知青吃午飯時老鄉都藉機躲起來，知青就想法掰半個饃給老鄉。

這批知青來到延川時正是青黃不接之時。村民說以前到了這時節最難熬。白天幹活，中午還能吃頓乾飯，下午就只有稀湯飯，還美其名曰：吃乾飯沒用，會壓壞炕板石。稀飯入腹，不待傍晚已是腹中咕咕。人們抓撮鹽，開水一衝，一碗鹽水入腹，趁著腹中飽脹倒頭便睡。

在黃土地上摸爬滾打

為改變農村窮山惡水的落後面貌，知青們白天大幹基本農活，晚上打壩夜戰，十分辛苦，即便這樣成效依然很低，因為用的多是硬軲轆手推車，有時車輪陷在土裡根本推不動。知青林拴志給黨支部建議用膠輪車提高勞動效率，黨支部商量決定購買六輛膠輪車。車買回來，林拴志自己動手把它們一台台安裝好投入使用，運土速度果然比先前快了很多。到了秋天收割莊稼時，社員們要用木杴揚場，有時候就是沒有風，一直到天黑也不能揚出去。林拴志又想，要是有台揚場機該多好，於是他把想法和黨支部說了，結果黨支部大力支持他，他自己動手做了一台，但當時村裡沒有電，根本無法使用機電設備，最後只好用木架結構，安裝皮帶輪，用柴油機帶動，試用後效果確實不錯，一大堆糧食沒用半小時就揚完了。但好景不長，由於揚場機是木製結構，柴油機轉速又快，沒用多久就散架了，這讓大家很是失望了一陣。不過社員們也從中看到，只有科學技術才能提高農民的勞動效率。

知青史鐵生

史鐵生到陝北才18歲，在貧瘠的村莊，史鐵生的多才多藝還是體現得十分明了。他帶去一箱書籍，會針灸，知道一些中醫知識，愛吹口琴。會寫一手好隸書，在廚房門框貼上紅底黑隸「御膳房」字樣，在自製棋盤的楚河漢界寫了句工整隸書：「河邊無青草，不用多嘴驢。」

史鐵生那時的主要工作是喂牲口，副業是給村裡當畫匠，畫傢具。他本身有先天性腰椎裂柱病，村裡人給他安排了相對輕鬆的農活。在艱辛的環境中，史鐵生做事始終敬業和細緻。「讓鐵生喂牛，既是照顧他身體不好，同時也相信知青不偷牛飼料。耕作時牛要加料，要把黑豆泡軟，撒在草料里，是非常細的活。牛棚四面通風，半夜三更加草是很受罪的，有的老鄉偷懶，而鐵生從來不會。他們隊里的牛養得好，其他隊的牛不如它。」誰也不曾想到，他在攔牛時遭遇一場瓢潑大雨。大雨澆透了他，讓他發燒感冒，引起腰椎裂柱病發作，才釀成後來終日以輪椅為伴的大患。

史鐵生以後在自己作品選的封底淡淡地寫了這麼幾句話，算是對「清平灣」生活的一個悲情總結：「插隊期間努力勞動，種了一年地，餵了二年牛，衣既不豐食且難足，與農民過一樣的日子，才見了一個全面的中國。三年後小疾衍成大患，雙腿癱瘓，遂轉回北京。」

上世紀60年代，清華附中是大批幹部子女的聚集地，也是紅衛兵運動的萌發地。這些學生將在學校里就已具備的「精英意識」帶到陝北農村，在經歷了1966、1967年的殺伐紛爭後，許多人抱著浮士德改造世界的情懷。

來自清華附中在延川插隊的作家陶正曾說：「我當時的全部感受只用一個字就可以概括：『干』，嘴裡還得說接受教育，心裡念叨的是改造農村改造中國。陝北窮，落後，能大有作為，這是真的。志同道合的17人編成一組，專挑荒僻窮困的地方落草紮根。」

「如果北京知青沒有來，路遙和我們這些人的人生可能會大不相同，或許就一輩子當個農民。」路遙和習近平是插隊時的朋友。陝西詩人曹谷溪對《博客天下》說，他認為北京知青給延川這個閉塞小縣城帶來的衝擊巨大。

「我們這兒的人看到北京知青刷牙，指著說『你看這個娃娃在嘴裡掏什麼呢？』有知青開玩笑，『要不是我們北京知青，你們連刷牙都不知道』。」延安知青文化網站發起人之一拓隨娃告訴《博客天下》。

赤腳醫生孫立哲

孫立哲是在關庄公社插隊的清華附中學生，他的父親是位醫生，他耳濡目染從父親那裡學到很多醫學知識，到延川後，成為當地知名赤腳醫生。他敢在擀麵案板上做闌尾切除手術、婦女子宮大出血手術。他的事迹很快在縣裡傳頌開來，他是延川百姓家喻戶曉的「救命菩薩」。據說當時的衛生部不相信一個赤腳醫生有做過三千例手術的神奇事迹，專門派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黃家駟教授實地考察。黃教授考察一個月後，得出孫立哲的醫術相當於一個從正規醫學院畢業並有三年臨床經驗的專科醫生的結論。這樣，孫立哲名聲大震，《人民日報》專門報道了他的事迹，當時的中小學課本也登了他的事迹。1974年，風靡延川的《延川十唱》中第一唱就唱的是孫立哲：「一唱孫立哲，赤腳好醫生，天天出診在山村，土窯洞里治大病。」那時，孫立哲已經出名，乘著一輛草綠色救護車到處巡診。他來到梁家溝村，給村裡一個叫「尋吃」人家的小女孩看病。村裡大人、小孩聽說孫立哲到村後，竟把尋吃家的院子圍得水泄不通。

陶正，也是當時有名的北京知青，他是以清華大學高中畢業生的身份來到延川關庄公社鴨巷村插隊的。陶正來陝北，一沒帶多少衣服，二沒帶像樣的被褥，卻在一個髒兮兮的軍大衣里包來一部油印機，在插隊的小山村辦了一份油印小報。由於有人反映這小報有問題，當地主管領導要求去核實，曹谷溪就是奉命去查的兩個人之一。兩人一遇，竟相見恨晚，直談得昏天黑地。這之後不久，延川縣就有了本標題為《工農兵定弦我唱歌》的詩歌集。雖然署名為「延川縣工農兵文藝創作組集體創作」，其主要編創者就是曹谷溪、陶正、白軍民和日後名滿天下的路遙。

這本小書就是延川作為詩歌縣的定鼎之作《延安山花》的初稿，日後作為內部期刊《山花》的「史前版」。《山花》的創刊，開創了延川文藝的「山花時代」。從此，以路遙、曹谷溪、聞頻、陶正、荊竹、海波等人為核心的「山花作家群」登上中國當代文壇。陶正當時最有名的詩歌，是與高紅十合作的長詩《理想之歌》。

1970年，從小喜歡唱京劇的北京知青楊世傑因為一次全縣的文藝匯演而嶄露頭角。延川縣將他調到縣裡，臨時組成「延川縣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此前的楊世傑因為瘦小，擔糞上山痛苦不堪。1971年，楊世傑所在文藝宣傳隊成為正式宣傳隊，定編定崗。路遙也進入宣傳隊正式擔任創作員，撰寫劇本，「文藝宣傳隊成為路遙創作的源泉和襁褓。」楊世傑說。

北京女知青董靖和韓美芹因為有跳舞以及唱京劇特長，進入宣傳隊。宣傳隊深受基層群眾歡迎，宣傳隊的知青去各大隊演出時都能遇到自己的熟人和朋友，他們拿出最好的食物，甚至宰羊來款待宣傳隊。

陶海粟畢業於清華附中，當年是共青團縣委副書記，張家河公社書記。有一年秋天，由於雨多路滑，種小麥的化肥遲遲送不到公社，陶書記急了，在喇叭里通知所有青壯年農民步行到城裡背化肥，第二天便有上千名泥腿子浩浩蕩蕩冒雨進縣城。陶書記領著這些農民，從農副公司庫房一包一包地往出搬運。這一舉動使當時的縣革委會大為震驚和感動，立即抽調人馬，於三日內將所需化肥全部突擊運送到位。

在關庄公社張家河大隊的北京知青丁愛迪，插隊第二年就當上了隊長。他看到社員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現象，心裡很著急，便心生一計。一天一大早，他挑著一挑糞上山，順便提著一桿秤。在上山送糞的必經之路，每來一個社員，他就攔下把所擔的糞稱一稱。這下露陷了，有的壯小夥子只挑了25斤不到，而有的婆姨挑了足足100多斤，最多的滿月婆姨挑了150斤還多。誰要是不服氣，他就讓稱稱自己挑的那擔糞，有145斤。

晚上召開社員大會，丁愛迪宣布，凡挑過100斤糞的社員，一年工分按10分計，不夠100斤按比例減。幾個挑不到25斤的男人每天工分只有兩分多，而幾個平時最多只能掙六分的婆姨居然掙到10分。

丁愛迪這一按勞分配嘗試在隊上炸了鍋，得到多數社員支持。當年，隊上就獲得豐收。丁愛迪由此名聲大噪。

習近平在《我是黃土地的兒子》一文中寫道：「我生活在他們中間，勞作在他們中間，已經不分彼此，他們對我坦誠相待，讓我做赤腳醫生，做記工員、農技員。

20歲那年，又選我做大隊黨支部書記。我和社員一道打井、打壩、修公路，發展生產，改變家鄉面貌。我已認定，這裡就是我的第二故鄉。

1993年，我再回梁家河時，有鄉親提到，當年我在村裡創建鐵業社，為村民增加收入;我帶領大家開挖出陝西省第一口沼氣池，讓村民用沼氣照明、做飯。可是，我所記得的，是他們曾經無私地幫助過我，保護過我，特別是以他們淳厚樸實的品質影響著我，熏陶著我的心靈。」

夢魂牽繞地深深眷念

1970年代中期，北京知青已滲透到十多萬人口的延川縣的各個領域。那時，許多知青已經開始參軍、招工、上學，紛紛離開延川縣。而留在延川的知青，也成為民辦教師、公社專干、文化館專干、宣傳部幹事等。當然，北京知青與當地青年通婚現象也不在少數，有當地小伙娶北京姑娘的，也有延川姑娘嫁北京小伙的。

陶海粟當公社書記期間，為人和工作表現都十分出色。記得有一位農民在參加農田會戰中不慎扭傷了腳住進醫院，陶書記親自買了糖果去醫院看望，僅此一舉，不知使多少老百姓受到感動。陶書記的優秀之處還在於，他不徇私情，在任何是非面前都表現出一種堅決而分明的立場，以滿腔熱情維護正義，用鐵石心腸懲治邪惡。憑這些，他在廣大幹部群眾中贏得極高聲望。那時，那一帶流竄著一個名叫「憨鎖」的人，這傢伙五十多歲未曾婚娶，自稱會給人「施法」，所到之處，白吃白喝外，總愛調戲農家婦女，人們恨之入骨卻不敢慢待。只有陶書記能鎮住此人。當他賴在誰家不走時，只要村中隨便一個人在遠處向那家主人喊一聲：「晚上多做一個人的飯，陶書記下鄉來了——」主人會意，立即回復：「噢，是公社陶書記到我家吃飯嗎？那讓我趕緊準備喀！」這時，憨鎖會如坐針氈，不顧主人再三「挽留」而立即逃之夭夭。

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陶海粟猶豫再三之後，一舉考中北京大學。臨走，幾百名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自發來到公社，依依不捨地為好書記送行。近40年過去，那一帶百姓依然念念不忘這位北京來的好後生，他們常常把所有在當地當過書記的人拿來與陶書記比較，當有不遂心者，便會罵：「狗日的連陶書記腳後跟也拾不上！"

丁愛笛等 知青 代表

丁愛笛帶領全村百姓沒日沒夜苦幹巧幹，打壩造田，栽種果樹，發展副業，僅過幾年工夫，就使村子初具新農村規模。他與同村的女青年張海娥結婚，立志紮根農村成為全省知識青年的先進典型。聯產承包責任制後，他考取上海一所大學，離開他深愛的黃土地。前幾年，有人在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節目看到他。節目中說他大學畢業後下海經商，多次被騙，甚至血本無歸，但屢敗屢戰，又重新打拚，成為一家知名民營公司的總裁。他雖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鑠，神采奕奕。他說，有在延川插隊時吃過的苦墊底，這輩子沒有邁不過的坎！

習近平在梁家河村插了七年隊，鄉親們沒有因為他是「黑幫」子女歧視他，反而讓他入了黨，選舉他擔任大隊黨支部書記，讓他放手工作。習近平是1975年被鄉親們推薦到清華大學上大學的，這樣他離開了插隊七年的梁家河村。2005年，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接受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欄目記者採訪時說：他在離開梁家河的那天早晨醒來，發現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院子里為他送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鼻子。鄉親們將他一直送到延川縣城，當晚住在一間房裡，睡在一張炕上，拉了一夜話。第二天，在延川縣照相館照了合影，成了習近平和鄉親們永遠的紀念。

1974年，陶正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到北大中文繫上學去了。再後來，他成為北京市一名專業作家。新時期以來，他以陝北農村生活為題材創作的多部中短篇小說，先後多次榮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優秀短篇小說獎，在文壇颳起過「陶正旋風」。

史鐵生回到京城後，為了不自殺，開始文學創作。他把目光投向當年插隊的小山村，並在那裡找到溫馨而美好的記憶。1983年，發表了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並獲獎。

延川走出的作家不僅有路遙、陶正、谷溪、聞頻、荊竹，還有高紅十、梅紹靜、葉延濱、陳行之等。

雖然離開了那片黃土地，卻夢魂牽繞地深深眷念著她。北京師範大學技術教育學院博士生導師袁克定教授說，每過兩三年，我總要一個人背著行囊回到村子裡，看看鄉親們。前不久，我回到村子時，鄉親們殺了一隻羊款待我。我和鄉親們喝著酒，吃著羊肉，拉了一晚上話……」說著說著，他眼圈有些濕潤，話語有些哽咽：「我這次回到北京，突然有個想法，我想立個遺囑，讓家人在我死後，把我的骨灰勻出一部分葬在村子裡。我這輩子無法和這個小村子分開了……

延安的許多鄉村接待過這種「回來看看」的北京知青，十年前甚至有上千人的集體還鄉活動。這些大多已經年過六旬的昔日青年往往會認為，這片神奇的黃土地給他們的人生打上了一個強烈的烙印。

習近平曾兩次回到梁家河村看望鄉親們，並想辦法為村裡修了小學、修了橋。他在自述中說，「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彷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裡，永遠是黃土地的兒子。」

陝北的黃土地養育了共產黨的前輩，又養育了他們的後代。高天厚土般的情感如波浪起伏綿延不絕的黃土高原，讓曾在她的懷抱里吸吮過她的乳汁的人，永遠對她懷著深深地眷念……

文章作者：李亞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