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幻想文學如何實現本土化？

[導讀]幻想文學一直是兒童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瑰麗奔放的想像、曲折離奇的情節、超凡入聖的英雄，及意蘊深厚的內涵，吸引著孩子們的閱讀興趣。

幻想文學一直是兒童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瑰麗奔放的想像、曲折離奇的情節、超凡入聖的英雄，及意蘊深厚的內涵，吸引著孩子們的閱讀興趣。自《魔戒》《哈利·波特》的引入，中國的圖書市場便颳起了一股強烈的「幻想風」。從對西方幻想文學的單純引進，到中國本土作家的幻想文學創作，中國的幻想文學經歷了從簡單模仿到本土化創作的歷程。

7月19日，由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會、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主辦、兒童文學雜誌社承辦的中國幻想文學創作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此次會議不僅對近年來中國幻想文學創作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與總結，而且推出了20餘部幻想文學新作，如黃春華的《貓王》《貓王Ⅱ》，星河的《槍殺寧靜的黑客》，晏菁的《我是你的守護星》等；范先慧的「黃絲結筆記系列」，及黃穎曌的《黑夜鳥》等作品。這些作品在本土化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有的從上古傳說中尋找資源，如李秋沅的《以尼瑪傳說》；有的穿越到古代歷史，融歷時性、文化性、勵志性為一體，進行時空穿越，如彭緒洛的「時光定位鍾系列」(包括《幽靈船》《骷髏旗》《假國師》《麥加城》)；有的從漢字的特點出發，圍繞著人與人、人與字、字與字之間演繹動人的故事，如張之路的《千雯之舞》。然而，在中國幻想文學本土化的道路上，這仍只是一個起點。如何更好地融入中國元素，走出對西方的亦步亦趨，實現中國幻想文學的本土化，以創作出像《魔戒》《哈利·波特》那樣的經典，仍是一個亟需探討的話題。

幻想文學的發展不僅僅是模仿

兒童幻想小說是從西方傳過來的舶來品。自《哈利·波特》在中國市場上的成功，便引發了國內模仿的熱潮。事實上，模仿一直是中國幻想小說創作的主流。那麼，我們講本土化創作，是不是就要否定模仿呢？本土化與模仿並不矛盾。沒有模仿就不可能有本土化，本土化一定是在模仿的基礎上完成的。而中國幻想文學現階段的狀況，恰恰不是要丟棄模仿這根拐杖，而是要更好地使用它，以過渡到獨立行走的階段。

模仿是借鑒，也是一種學習。對於西方幻想文學的經典之作，我們首先要學習其藝術手法與成功經驗。科幻作家潘海天說：「我覺得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我們現在去找自己的路很難，還是應該盡量先學習……首先我覺得我們要在形式上學習充足化，盡量把他們已經研究透的東西先複製過來，把形式學足了，才能談到超越他們，然後找到自己的路子。」潘海天說的「形式」其實就是藝術手法。如中國的幻想小說創作，可以借鑒《哈利·波特》符合兒童口味寫作的手法，以在打開書本的第一頁、閱讀的第一分鐘、故事的第一段就抓住小讀者；學習其設置懸念的方法，使故事環環相扣，充滿緊張、刺激、驚險的閱讀氛圍，促使小讀者不得不讀下去、讀完它；學習其講究故事性，有頭有尾，有放有收，波瀾不斷，在運動中表現人物的性格，以滿足兒童的閱讀心理；學習其將魔幻世界與校園生活進行有機結合，在小讀者熟知的校園生活場景中展開魔幻故事，在魔幻世界的奇特氛圍中表現校園生活，既熟悉又新奇，既真實又虛無玄妙，引起小讀者的共鳴。當然，我們也可以學習其對人物性格設定，敘事結構的安排，及草蛇灰線(諧音法 、讖語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的寫作技巧。這點正如潘海天說的，只有先把西方幻想文學的形式學足了，才能談到超越。科幻作家吳岩說得好，我們不要怕引進很多作品，因為在短時期內模仿很多；但人不會靠模仿生活，作家總會想超越模仿。從長期看，我們要能包容這種短期內的模仿和嘗試。

模仿是一種學習，但這種學習運用到創作中，卻不是簡單的依葫蘆畫瓢，而是根據中國文化、國情及兒童心理特點將其進行合理的轉化。李利芳也說：「向西方優秀幻想文學學習借鑒是正常可取的，但目的在於對對方文學經驗的分析和反思，是審美思想習得後的升華創造，而不是簡單的模仿跟蹤。」對西方的文學經驗，我們首先是了解，然後才是消化吸收，在此基礎上才能轉化創造。還是以《哈利·波特》為例，其對草蛇灰線寫作手法的運用，主要以諧音法 、讖語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5種為主，如果中國的作家對這些手法只是生搬硬套，作品就會出現方枘圓鑿、扞格不入的情況，因為漢語與英語不同，中國的敘事傳統也不同於西方的敘事傳統，中國的實用理性、樂感文化更是不同於西方的思辨理性、罪感文化。就好比在中國開麥當勞店，不能不顧及中國重人情的特點，本是在西方的快餐店，移植過來卻成了中國人聚會、聊天、休閑的場所。

在對西方幻想文學的借鑒方面，日本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反思。日本的兒童幻想小說也是舶來品，它最初也是從翻譯和借鑒西方的幻想文學起步的。但日本的幻想文學作家，如錢淑英所說，並沒有完全按照西方現代幻想小說的路數，而是從對自然的感受中汲取創作的靈感，在人與自然的交流過程中抒寫內心世界。魔幻在日本作家筆下是一種奇特的意境，具有濃厚的傳統童話意味和傳統文化內涵。如古田足日的《蛇山的愛子》，既可以看出西方幻想文學的影響，包含有現代性的批判，體現出新神話色彩；又與西方幻想文學的巫術傳統及鴻篇巨製不同，它是介於童話和幻想小說間的精緻之作，閃爍著詩意、溫情、凄美和感動，體現了特屬於大和民族的藝術氣質，讓我們看到了本土化發展的路徑。

模仿是中國幻想文學本土化的基礎，但我們也要銘記張之路先生的一句話：模仿是必須的，但是模仿之後就是要創造！

傳統資源是幻想文學本土化的根本

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模仿對於本土化的意義，也承認在現階段模仿是基礎，但在中國幻想文學的本土化道路上，相比借鑒西方而言，整合傳統資源無疑更為關鍵。

浦安迪先生在《中國敘事學》中揭示中國敘事與西方敘事的迥然差別，一者為空間化的思維方式，一者為時間化的思維方式；一者的源頭是史書，一者的源頭為史詩。中西敘事文學的源頭與特色的差異，讓我們清醒認識到，中國的幻想文學創作之路應該重建體系，一個對傳統進行揚棄又有別於西方的全新體系。正如錢淑英所說，我們的出路應該在於自身話語的創建，即從傳統文化幻想的特質出發，在對自然整體觀照形成的意境中，使用屬於本民族的魔幻語彙。遺憾的是，當下的中國幻想文學，更多的是從歐美泊來幻想文學，以他們為範本進行模仿和仿照，充滿了西方化的形象、符號、語言，總體上依附於西方幻想文學的體系。

但是，同時我們也欣喜地看到一些作家正在努力回歸傳統，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幻想資源中汲取營養，並用現代感的敘事方式和現代性的普世價值觀來構建新的中國幻想文學。黃蓓佳的《中國童話》，便是從中國傳統神話和民間故事中精選出廣為人知的10個故事，如《牛郎織女》《小漁夫和公主》《獵人海力布》等，然後在這10個故事中添加現代特色的創作元素和豐富的藝術想像，具有傳統華麗濃重、自由浪漫的風格，洋溢著東方神奇和魔幻色彩。而薛濤的「山海經新傳說ABC」，包括《精衛鳥與女娃》《夸父與小菊仙》《盤古與透明女孩》，以幻想嵌套的敘事手法，將《山海經》中的三個傳說——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盤古開天闢地，巧妙地移進現代孩子們的生活，對中國幻想文學創作的本土化做出了先鋒性的探索。應該說，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衝擊，這種復活遠古神話、尋求民族文化的價值與幻想文學的本土資源的做法，在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領域是一種突破性嘗試，並具有一定的示範意義。

我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如果為幻想文學尋根溯源的話，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話、民間傳說、志怪小說和神魔小說，比如《山海經》《封神演義》《西遊記》《聊齋志異》《鏡花緣》等，這些作品不僅是中國文學寶庫中的一筆珍貴遺存，在世界經典幻想文學名著之中也佔有一席之地。中國的幻想文學要從上古神話、民間傳說及神魔小說中尋找靈感與素材，繼承其敘事傳統及藝術手法。《山海經》《搜神記》、唐傳奇、明清神魔小說，都可以成為當下幻想小說故事的緣起或素材。只是我們的創作不能僅僅停留在簡單的包裝，比如依據《山海經》寫現代幻想故事，如果只是簡單地借用過去的人物和故事符號，不能體現古今共通的文化心理、情感需求等深層次的內涵，那就無法創造出有價值的幻想文學組品。我們的作家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展示東方人的性情與風格，包括對自然的理解、寫意式的表達、以及空間化的敘事，如《西遊記》以數字作為情節結構的技巧、對自然的寫意式表達、幽默諷刺的手法等，都是值得吸收和借用的。此外，錢淑英還提到，我們需要在傳統的延續之中構建現代性，使幻想文學作品在溝通古老的同時體現現代價值觀念，對少年兒童的成長產生積極作用。

借用傳統，除了神話故事、民間傳說、明清神魔小說之外，還可以借用傳統文化，如在小說中滲透儒、道、佛的文化精神，使傳統的思想成為幻想文學背後的靈魂，這是更為根本的中國元素。在幻想文學中滲透中國元素，是本土化進程的一部分。但不少人誤以為取一個中國人名，或設置一些中國的器具，夾雜一點上古神話的影子，便是中國元素。對此，張之路有精到的發言：「所謂中國特色的元素，強調的是特色而非模仿。它不單是一個中國的景物、一座建築，也不完全是前門大碗茶、風車和糖葫蘆這些表面的東西，它更多的是指那種精到的、哲學的、智慧的、一針見血的想像和表達方式。這些不顯山不露水的因素一旦出現在作品裡，立刻會被讀者強烈地感受到。」明代吳承恩的《西遊記》滲透了佛家思想，唐僧帶著三個徒弟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既是幻想世界的冒險，也是心靈上的歷練，所謂「心生則種種魔生，心滅則種種魔滅」；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佛理，都在生動有趣的故事之中得以體現。這些思想正是張之路說的「不顯山不露水的因素」，這些因素成了小說肌體的脈搏，讓人能強烈地感受得到。如果當代的作家也能將傳統文化的精義及價值觀巧妙地滲入文本的話，不但能提升作品的文化內涵與思想層次，還能讓讀者一讀便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從而獲得一種自我身份的認同感。

傳統是文學之根，也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繼承傳統，才有可能創新。只有充分利用傳統資源，中國幻想文學的本土化才能完成。所以我們的幻想文學，也需要來一次尋根的思潮。

構建幻想是為了更好地干預現實

幻想文學雖然是幻想，卻並非與現實無關。羅琳曾說：「我最偉大的生活之一發生在寫《哈里·波特》之前，後來我在書中寫的很多東西都與此有關。我最早的工作之一是在國際特赦總部的研究部門工作。被援助者的痛苦經歷，曾經讓我在無數個深夜的夢魘中，清晰地聽到撕心裂肺的尖叫，體會被囚禁的絕望，但這段經歷也讓我體會到人類的善良。我們不曾也不想親歷那些痛苦，但我們可以借用想像力的翅膀來感受他們的生活。人類的同理心能引導集體行動，這種能量足以拯救生命，使囚徒獲得自由。我在這個過程中貢獻的微薄力量，是我生命中最謙卑也是最令人振奮的經歷之一。」她的這段話讓我們感到《哈里·波特》雖然寫的是幻想的世界，而它的產生除了想像之外最重要的是現實生活賦予的。幻想是關鍵，現實是基礎。

從羅琳的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幻想文學的離開現實，恰是作者長期關注現實的結果。這種關注，包括了熟知、不滿、對峙和力求突破等諸種行為。考察一部幻想文學的作品，恰恰需要對作者寫作時的現實狀況有全面的了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幻想文學所包含的現實性因素並不亞於現實主義小說，只不過它的表達方式是隱喻性的。簡言之，幻想文學裡描繪的是被顛覆的現實和特定歷史境遇下人們的期望。

關於幻想與現實的關係，北京大學教授曹文軒說：「幻想只是華麗包裝，其實華麗包裝的還是現實中那些主題，人情親情等。」既然幻想文學表現的還是「現實中那些主題，人情親情等」，那麼首先便得關注現實，了解當代兒童的現實生活及精神狀況。這正如李利芳所說：「中國的幻想文學，需要立足當下中國社會背景與中國兒童的生存現狀，以幻想的第二世界隱喻現實，引領中國孩子的精神成長。」當下的中國正處於轉型期，面臨著形形色色的問題，孩子的生活世界也充滿著孤獨、恐懼、焦慮、痛苦等生命的疼痛。當下孩子的生活及心聲，當下的時代精神與社會實況，如果能很好地融入作品，就好比給作品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更容易引起兒童的共鳴。如何在幻想小說中以隱喻的方式折射出時代的面貌及兒童的精神狀況，這是能否贏得兒童讀者認可的一個重要維度，也是作家要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為了更好地了解兒童，寫齣兒童喜歡的作品，需要作家傾聽兒童的意見。在幾乎一切都市場化的今天，任何作品都是商品，都要經受消費者——兒童讀者的檢驗。作品賣得好不好，成功或失敗，都是由兒童讀者說了算。一本寫得再好的作品，如果沒有讀者，這部作品也是失敗的。讀者喜歡是作品成功的一部分。但讀者喜歡什麼樣的作品，這就需要作家通過各種途徑去了解他們的閱讀心理與期待視野——中國幻想文學的本土化，同樣需要保持兒童本位的創作觀。只有這樣，本土化幻想文學才能「具有突出的中國問題意識，發現並反映中國兒童的存在及心靈境遇，抵達現實主義創作難以實現的主題領域」，成為「關注中國兒童的精神人格、培植民族文化性格的有效通道」。

錢淑英說，構建幻想世界是為了更好地干預現實。而干預現實是以關注現實為基礎的。所以，為了更好地干預現實，幻想文學作家更要立足當下，關注生活。(黃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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