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天下：晚明經濟充滿活力 卻為何急劇走向覆滅

柳友娟製圖

晚明時期的中國歷史，是值得關注的。大明王朝從公元1368年朱元璋洪武建元開始，到1644年崇禎帝於煤山自縊身亡，前後277年，之後又有南明朝廷延續至1662年。晚明時期，通常是指從萬曆初（1573年）至崇禎末（1644年）的這段時間。

從經濟層面來看，晚明時期的中國經濟充滿生機與活力。中國的茶葉、絲棉紡織品及瓷器大量進入世界市場，中國經濟開始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漩渦，並與世界經濟發生密切關係。同時，伴隨著「西學東漸」，思想領域也發生巨大的改變。早期全球化對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開始產生重大影響，可以說這是一個中國開始融入世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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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隨著張居正改革的人亡政息，大明朝臣陷入無休止的內耗爭鬥，最終在攘外與安內的兩難選擇中、在內憂與外患的雙重夾擊下，明王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覆亡，崇禎帝也演出了一幕並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而從繁華的頂峰跌至覆亡的低谷，前後只不過數十年。

萬曆新政令人耳目一新 官場痼疾終致前功盡棄

談及晚明的官場政治，不能不提萬曆新政。萬曆初，輔佐年幼皇帝的張居正，親眼目睹嘉靖、隆慶時期的混亂政局，指出其時「皇室驕恣，庶官瀆職，吏治因循，邊備鬆弛，財用大匱」的五大弊端，提出「國家興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財政」的整治對策。於是，在萬曆頭十年里，他通過整頓吏治、邊防和賦役改革，令大明王朝氣象一新。

吏治方面，針對當時各級官吏「毀譽失實」「名與實爽」及各衙門因循敷衍的官場之風，張居正於萬曆元年實施「考成法」，提出「綜核名實」「精核吏治」考核政策。他裁撤冗員，獎勵勤政，強調「用人唯才」，並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推行，令官場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風格大為改變，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經濟上，面對「國用不足」「府藏空虛」等嚴峻的財政形勢，張居正提出「量入為出」「痛加節省」的理財原則，嚴加控制宮廷財政支出，壓縮政府行政開支。同時，針對當時存在的小民田產已失而賦稅照納、大戶田產增多卻無稅糧的局面，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簡化徵稅手續。此次改革，全國共查出700多萬頃隱瞞土地，超過了明朝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使政府控制的納稅田地面積有了大幅度增長。

十年新政，卓有成效。明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萬曆五年太倉銀庫歲入數已達隆慶元年的2.17倍； 吏治腐敗現象有所遏制，邊疆防禦也大有改觀。萬曆時期成為明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於新政觸犯了執政的官僚集團、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整個官僚集團的消極抵制。萬曆十年，張居正因病溘然長逝，反對者群起攻之，十年新政一朝付諸東流水，張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後被清算的悲慘命運。

新政的失敗，原因複雜。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萬曆新政是當時傳統政治體制內的一種調整行為，而這種體制內的調整終究是有限度的，首先要保證支撐現有體制的利益集團不能利益受損。這是傳統政治體制下的制度缺陷，也是張居正改革難以逾越的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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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特彆強調以德治國，總是寄希望於聖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覺、清官的表率和能吏的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規範。但歷史事實表明，僅靠官員道德的自我約束是不夠的，因為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權力逐利的本性。張居正改革最終未能完成制度性設計，使體制產生自我適應和調整的能力，而只能僅僅依賴於體制內個人的良知與威權進行改革，難免走向失敗。

張居正身後的個人悲劇，進一步惡化了晚明的官場生態。他生前榮蒙隆恩聖眷、死後遭遇皇帝翻臉無情的下場，令繼任者深以為戒，做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緊隨而來的「倒張運動」，更是暴露了古代官場得意時門庭若市、蒙難時落井下石的痼疾。「當其秉政之時，舉朝爭頌其功，不敢言其過。至於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不敢舉其功。」同時，由於張居正離去，朝內少了一位強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間原有的矛盾不斷激化，開啟了晚明政壇的派系門戶之爭。

隨著天啟初為張居正平反翻案，官員們又開始忙於洗白保身，「黨同伐異」之風隨後愈演愈烈，致使晚明朝政在朋黨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天啟後期，閹黨亂政，殘害忠良，「朝中善類為之一空」，將萬曆新政帶來的社會新氣象折騰得蕩然無存。加之此前「萬曆三大征」已將新政的經濟紅利基本耗盡，特別是朝鮮之役使明朝國力大傷。戰爭中諸多外交事件的處理上，明朝政治機制的低能和政治腐敗均暴露無遺，故而朝鮮戰爭被視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轉折。

新政的失敗、黨爭的興起、遼東的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興機會，預示著開始走下坡，故後人有「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之嘆。

內外交困時黨爭從未間斷 旦夕責效間君臣離心離德

崇禎帝即位時，所接手的已是一個內外交困、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他不僅要面對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更要面對前朝留下的頹靡政局。「今日吏治、民生、夷情、邊備，事事堪憂」，是其處境最生動的寫照。而「此時不矯枉振頹，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嘆，又透露了其內心的焦慮與期冀撥亂反正、中興王朝的強烈願望。為此，崇禎帝幾乎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舉措。

然而，長年累月形成的官場積弊，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不再是明察苛求就能糾正的。在強大的慣性帶動下，朝內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尋，冰炭互角」，黨爭從未間斷。崇禎帝不得不長嘆：「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

作為年僅17歲的年輕皇帝，崇禎帝求治心切，卻又自視甚高，猜疑多心。對臣下旦夕責效，趨於繁苛，最終造成屬下畏首畏尾、莫敢盡言。崇禎一朝17年，兵部尚書換了14人，刑部尚書換了17人，內閣大學士前後任用50人，還有7名總督被殺。這一局面的後果便是，君臣之間離心離德，削弱了王朝統治能力，加劇了邊防與內政危機。

以邊防為例，從熊廷弼到孫承宗再到袁崇煥，幾任有為的遼東邊將，莫不因朝內黨爭而受牽連。熊廷弼遭「閹黨」誣陷，落個被殺後又傳首九邊的下場；孫承宗因受「閹黨」爪牙無端攻擊，被迫辭官回鄉；袁崇煥的悲劇固然有皇太極反間計的影響，但也是明末黨爭的直接惡果。崇禎帝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煥時，並沒有把他處死的意思，只是「暫解任聽勘」而已。可朝廷中有人硬把袁崇煥與黨爭糾纏在一起，終於使其罪狀層層加碼，喪失了轉圜的可能，導致悲劇發生。對崇禎帝而言，殺袁崇煥無異於自斬手腳、自毀長城，此後再難謀求足以克敵制勝的帥才，「明亡征決矣」。

內政方面，即便到李自成農民軍火燒鳳陽明祖陵的地步，朝臣們仍然醉心於黨派鬥爭。為了達到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往往欲置對方於死地而無所不用其極，更把國家社會利益丟諸腦後。黨爭的結果，使明王朝徹底喪失了全面掌控內外局面的能力。面對日益嚴重的民變危機，在撫與剿之間舉棋不定；面對日益惡化的邊境局勢，在對清兵和與戰中優柔寡斷，喪失了一次又一次機會。因此，說明末黨爭導致明朝滅亡，是毫不為過的。

氣候異常催生蝗災和瘟疫 成為壓垮明朝的最後稻草

從「吏治、民生、邊備、夷情」等層面分析，明朝的傾覆已不可避免。但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存在，不照樣可以拖它百來年？再說，無論哪個王朝，真正能撼動根本、置王朝於死地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兩三百年才有一次（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明亡，為什麼偏偏是在崇禎朝？

全球史的研究視野，或許可以給我們新的啟示。從全球史角度觀之，這一時期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存在經濟衰退、人口減少、社會動蕩、政權更迭等危機，這一現象被稱為「17世紀危機」。有學者認為，全球氣候變化是17世紀世界普遍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氣候自14世紀開始轉寒，17世紀達到極點。15世紀初以後，出現過兩個溫暖時期和3個寒冷時期。大體而言，16世紀和18世紀可算溫暖時期；17世紀和19世紀則為寒冷時期，其中又以17世紀為最冷。

明朝後期，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這一輪小冰河期，使得全國進入一個異常乾旱的階段。綜合南北方誌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崇禎一朝達到災變的高峰。

崇禎九年開始，因氣候乾旱引發的特大蝗災從陝西東部、山西南部及河南開封一帶，逐漸向東西方向擴展。至崇禎十三年，黃河、長江的中下游和整個華北平原都成為重災區。崇禎六年山西又爆發瘟疫，至崇禎十四年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錯雜」「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一個運轉正常、理政能力強勁的政府，面對如此慘烈的災情，尚需全力以赴，遑論已是腐因畢呈、沉痾難起的晚明政府。縱觀中國古代社會，持續災荒、饑民遍野，是農民揭竿而起的重要誘因。自然災害往往成為壓垮當時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明王朝也不例外。

原標題：明王朝的「亡國悲劇」由何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