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長華：余冠英的《詩經》研究

　　 作為一位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著名學者，余冠英先生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拋開作為學術機構領導所起的作用不談，僅他個人生前出版的學術著作就有《樂府詩選》、《詩經選》、《詩經選譯》、《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漢魏六朝詩論叢》等多種。全面評價余先生的學術成就並非筆者的目的，本文只對余先生在《詩經》研究方面的貢獻予以評述，以就正於方家。

　　 余冠英先生的《詩經》研究是從詩篇的選注和選擇開始的。這項工作起於1953年，那時余先生在北大文學研究所供職。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經選》，《詩經選譯》也幾乎同時出版發行。從《詩經選譯?後記》中可以看出，余先生決心從事這項工作，與他受郭沫若白話翻譯屈原《九章》的影響不無關係，郭氏1992年出版的白話詩譯《卷耳集》也或多或少給了余先生以啟發。不過，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中國《詩經》研究界，余先生的這項研究其著手是相當早的（註：參見李華：《余冠英古籍整理成就述評》，載《文學評論》1999年2期。）。指出余先生《詩經》研究中的這個時間，並不是想藉此說明更多的問題，而只是企圖強調和肯定余先生在以注釋和翻譯為介入方式的《詩經》研究方面所應佔據的重要地位。

　　 余先生對《詩經》的注釋和翻譯工作不僅著手早，而且達到了高水平。金開誠先生曾認為余先生的《詩經》譯文不僅「訓詁上比較信實」，而且「很富於詩味」（註：金開誠：《詩經》，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14頁。），這個看法是很準確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余先生的《詩經》研究代表作《詩經選》自問世以來，就受到學界和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截止到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2版，此書已連續8次印刷，印數也超過20萬冊。根據較為可靠的分析推測，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詩經選》的直接讀者和間接讀者事實上已經超過了100萬人。由這一數字我們不難看出，余冠英先生的《詩經》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學術發展史上，已經產生了重大影響，並佔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當然，僅從一部著作問世後產生影響的大小來判斷其學術成就的高低和學術貢獻的大小，這也許並不十分科學。但是，從傳播和接受的角度看，引進「影響」因素來評價一部著作，不僅有其可行性，而且也相當可靠，它起碼從一個角度一個方面反映出這部著作受讀者歡迎的程度。一部距離人們日常生活十分遙遠的古典文字研究著述，如果不是因為它既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又選擇了多層次讀者都可接受的方式，那麼如此深受讀者歡迎的情形就不可能產生，這是不言自明的。首先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就有理由充分肯定余冠英先生的《詩經》研究無可替代的學術意義和學術價值。

　　 余冠英先生的《詩經》研究之所以能夠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最主要的是因為他的研究成果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並且具有同時代學者所不及處。

　　 我們知道，《詩經》是一部中國早期文化的百科全書，對它的破譯和研究當然可以選擇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余冠英先生選擇的是文學視角。他認為《詩經》「標誌著中國文學史的光輝的起點和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源頭」，「三百零五篇作品代表兩千五百年前約五百年間的詩歌創造」。（註：《詩經選?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頁。以下凡引此文不再一一註明。）這是余先生對《詩經》的一個基本看法和定位。在此基礎上，余先生「從原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著眼」，對三百零五篇進行檢核和篩選，從中挑選出一百零六篇作品，以作為自己《詩經》研究的重點展開對象。這一百零六篇作品中包括《國風》七十八篇，《小雅》二十三篇，《大雅》三篇，《周頌》二篇。從上述篇目分布情況可以看出，余先生選篇重在《國風》和《小雅》，尤其特別看重其中的民歌和民謠。余先生說，這些民歌民謠之所以重要和寶貴，一方面因為它們是「人民以自己的聲音歌唱生活，自己的眼光觀察現實」；另一方面，余先生認為自己之所以選擇這些詩作為解讀和分析的對象，乃是因為「這些詩一般都具有一目了然而挹之無盡的單純而深厚的美」。實際上，余先生堅持的前一個方面是他所認可的「思想性」標準，後一個方面則是「藝術性」標準。兩者二而一、一而二共同落實在了《詩經》民歌民謠的頭上。這是余先生看待、研究《詩經》為自己確定的基本立場，也可以說是余先生對待古代文學遺產的一個基本態度。今天看來，僅用思想性和藝術性兩者作為衡量和評判古代文學遺產的標準似乎略顯簡單，但是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明確以此為文學研究指導思想，並且率先應用於文學研究實踐，這無疑是很了不起的。近半個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歷史表明，把《詩經》當作文學作品來看待、來研究，余冠英先生是功不可沒的。

　　 進入具體的《詩經》問題研究，余先生起碼在以下三個方面顯示出了一位《詩經》專家的深厚功力和高超水平。

　　 首先，是對《詩經》研究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敲定。不管從哪個角度入手，只要把《詩經》作為研究對象，圍繞《詩經》產生的學術史和經學史問題就成為研究者繞不過去的問題。對此，余先生或綜合前人成果作出選擇，或自出機杼，都做了通達而圓滿的回答。這其中主要有《詩經》的成書時間、風雅頌的得名、古代采詩制度、《詩經》和禮樂的關係、儒家對《詩經》保存和流傳的貢獻等。比如談到風雅頌的得名時，余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明確肯定音樂是風雅頌得名的根據。特別是在說到一向爭議頗多的頌詩時，余先生先引王國維《說周頌》中的意見「頌之聲較風雅為緩」，認為「聲緩可能是頌樂的一個特點」。隨之又將清人阮元《釋頌》說頌字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頌樂是連歌帶舞的，舞就有種種樣子，因為有這一特點所以叫做頌的觀點提出，然後通過辨析，指出阮說雖然影響較大，但只是一種可供參考的假說，因為「容字也有舒緩的意義，讀頌為容，可以助成王說」。最終不止是一般性肯定了王國維的觀點，而且引阮說佐證王說，使人們對《周頌》的理解更圓通，也印象更深刻了。另外，余先生區分三頌，說《商頌》大約是公元前八、七世紀之間宋國的詩，《魯頌》是前七世紀魯國的詩，二者體裁風格受《風》、《雅》影響，因此和《周頌》不同，這也是非常重要的見解。特別是余先生1963年在《關於改詩問題》的一封信中提出，《詩經》是經過統一修改的，修改的原因是為消滅方言歧異和便於合樂，修改者是周太師和各國樂官，還有孔子。這個看法現在看來是相當新穎相當精闢的。

　　 其次，是廣泛吸納前人成果又多含新見的註解。余先生認為自己從事《詩經》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把《詩經》里優秀的作品擇要推薦給一般文藝愛好者」。而要使一般文藝愛好者能夠了解這些古老的詩篇，就必須對《詩經》詩句作必要的解說。由於「《詩經》的解說向來是分歧百出的」，對此余先生主張「注釋工作不能完全撇開舊說，一空依傍」。不完全撇開舊說，當然也不能完全相信舊說，「正確的態度是不迷信也不抹煞古人。正確的方法是儘可能多參考從漢至今已有的解說，加以審慎的抉擇」。余先生認為，對於舊說要「辨明哪些是家法門戶的成見，哪些是由於斷章取義的傳統方法而產生的誤解，哪些是穿鑿附會，武斷歪曲，哪些是由於詩有異文或字有歧義而產生的分歧」。可見余先生對注釋所取態度是相當審慎的，因此他把自己定位為「拘謹派」。當然，有了謹慎的態度並不等於一定會產生嚴謹、無可挑剔的注釋實踐，但是有無這個態度對於注釋實踐所產生的影響理應是不無區別的。

　　 余先生在《詩經》各篇注釋中確實實踐了他為自己確定的原則。第一，余先生的注釋是在廣泛參考前人成果的基礎上作出的，從不妄下結論。余先生作注以採用清代學者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之說為多，但又不拘於馬著。一般地說，余先生所下注文都很簡明平實，乍看起來，似乎有些不經意。可是我們如果稍加審查就會發現，余先生的注釋大多是有古注根據的。比如《周南?關雎》這首人們耳熟能詳的詩，第一句「關關雎鳩」，在「關關」二字下，余先生注為「雎鳩和鳴聲」。這個注釋看起來簡單，似也不經意，事實上「和鳴聲」三字起碼隱含了三條舊註：一是《玉篇》：「關關，和鳴也」。二是朱熹《詩集傳》：「雌雄相應之和聲也」。三是王先謙《三家詩義集疏》：「《魯》說曰：關關，聲音和也」。有這三個舊注作根據，余先生的注釋就顯得很牢靠了。再比如《周南?卷耳》「陟彼砠矣」一句，余先生注「砠」為「戴土的石山」。其根據是《毛傳》：「石戴土曰砠」。朱熹《詩集傳》注「砠」照搬《毛傳》，一字未改。不過，「砠」字也並非僅此一說，高亨先生就曾注為「山中險阻之地」（註：高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頁。）。由此可見，余先生下注不僅於古注多所參考，而且是經過認真鑒別、有所選擇的。第二，余先生注《詩》雖尊重古人、多參古注，但又不一味尊古信古，而是既尊重古人又堅持自己意見，在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不斷下新注出新解。比如《魏風?伐檀》第一章有「河水清且漣猗」句，其中「漣」字作何解釋頗有不同意見。《說文》曰：「大波為瀾，瀾或從連，作漣」。《爾雅?釋水》也引「漣」為「瀾」，謂「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為瀾。」如果徑以《說文》和《爾雅》之說為據，那麼釋「漣」通「瀾」為「大波」就是一個既有古文字根據又簡便省事的結論。但是，本詩的第二、三章與之對應的詩句分別為「河水清且直猗」、「河水清且淪猗」。照《詩經》重章的一般規律，下一章相應句中只換字而不換大相徑庭之意，也即字異而句義大體相同。如此，則「直」、「淪」兩字須也有「大波」或相近義方解得通。但是，此二字卻自有另解，如「直，波文之直也」（朱熹《詩集傳》），「水平則流直」（方玉潤《詩經原始》引蘇轍語），「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毛傳》、朱熹《詩集傳》），可見兩字的意思與「大波」之說既不同也不通。這樣，即有理由認定，上述兩種解釋中必有一方屬於理扞格者。細審上下文意，三章詩的第三句均為「河水清且」如何如何，其中不變的「清」字理應是個關鍵。「清」在這裡應釋為「清靜」或「平靜」。如此解釋在第二、三章中串連上下意思都很暢通，而惟獨在第一章中卻講不通，即河水既清清悠悠、平平靜靜，為什麼又會冒出泫然大波？這實在於理難通。正是看到了這一點，余先生才果斷棄《說文》、《爾雅》之說不取，而注曰：「風吹水面紋如連鎖叫做『漣』。」有學者曾對此提出尖銳批評，謂余先生下此注不曾細心查閱一般文字學著作（註：劉毓慶：《雅頌新考》，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頁。）。實際上，余先生不僅細心查閱過文字學著作，如《正韻》即謂：「風行水上成文曰漣」，有古文字知識作基礎，而且還注意聯繫上下文意，不迂腐照搬，才作出了既符合古文字學字義、又符合詩歌特有韻味的解釋。另外，《周南?漢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句中的「方」字，余先生在看到舊注釋「方」為泭、筏、桴而與詩意不合時，毅然放棄舊說，釋「方」為「周匝」，即環繞；《邶風?燕燕》釋「差池其羽」為「詩人所見不止一燕，飛時有先有後，或不同方向，其翅不相平行」，都是余先生髮前人所未發的通達的卓識。因此，我們認為余先生在注釋方面以其平實的敘述為專業研究者和一般讀者掃除了許多理解上的障礙，這個貢獻在同時代學者尤其在文學史家中是不多有的。

　　 再次，保持原詩風味的翻譯。關於如何把《詩經》原文譯成白話，余先生曾自定五點要求：「一、原作如果是格律詩，譯文也要是格律詩。二、原作如果是歌謠，譯文要儘可能保存歌謠的風格。三、逐句扣緊原詩的意思，而不是逐字硬譯。四、譯文要讀得上口，聽得順耳。五、辭彙和句法要有口語的根據。」余先生認為，這五條規定說明，譯詩除要求符合自己所理解的原詩的意思外，「還要求語言流暢可讀，並且多少傳達一些原詩的風味情調」。（《詩經選譯?後記》）不難看出，余先生對《詩經》的白話翻譯是經過嚴肅認真的思考，並一定程度上上升為理論的。不僅如此，在翻譯實踐中，我們看到余先生的白話譯文，其聲律之嚴格，語言之暢達，傳達原詩風味情調之準確，即使在一流的《詩經》專家中也是不多見的。比如《鄭風?將仲子》是一首著名的情歌，歷來研究者無異辭。余先生研究此詩，不僅注釋簡明準確，而且白話翻譯也可謂爐火純青、臻於極品。本詩原文讀者耳熟能詳，茲不另引，僅把第一章譯文抄在下面：「求求你小二哥呀，別爬我家大門樓呀，別弄折了杞樹頭呀。樹倒不算什麼，爹媽見了可要吼呀。小二哥，你的心思我也有呀，只怕爹媽罵得丑呀」。應該說這段譯文是相當精彩的。如果稍作比較，讀者就會看得更加清楚。如金啟華先生將此章譯為：「仲子仲子聽我講，不要翻過我屋的牆，不要把杞樹來壓傷。並不是為了愛惜它，怕我爹媽說閑話。仲子仲子我記掛，爹媽的閑話，也叫我害怕呀！」（註：金啟華：《詩經全譯》，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171頁）袁梅先生譯為：「仲子仲子求求你，莫將我家裡牆跨呀，可別踩斷杞樹杈呀。豈敢疼愛杞樹杈呀？我怕我的爹和媽呀。仲子仲子我想你呀，爹媽說話也可怕呀」。（註：袁梅：《詩經譯註》，齊魯書社1983年版，第240頁。）如果能夠不帶偏見、平心靜氣，通過這個比較，余先生譯文的獨特高明處，讀者是不難體察出來的。另外像《邶風?匏有苦葉》、《衛風?氓》諸篇，都稱得上是《詩經》白話翻譯的上乘之作，即使如《大雅?生民》、《大雅?公劉》這樣翻譯難度較大的長篇，余先生也都作了出色的處理。據中國詩經學會會長夏傳才先生說，他也曾試譯《詩經》中的某些詩篇，但凡余先生譯過的，他一般不再翻譯。他認為就《詩經》的白話翻譯而言，目前學界還很難有人能夠達到余先生譯文的水平。

　　 綜上可見，余先生在《詩經》的選篇、注釋和翻譯中，自始至終都表現出一種實事求是的嚴謹，以及對藝術相親相近的細膩把握。他的原詩注釋是力求入於古又出諸古以求貼近實際的，他的譯文則是在完滿保存原詩風味情調基礎上的二度創造。因此可以說，從文學角度切入《詩經》，余冠英先生的研究的確達到了他那個時代能夠達到的最高水平。

　　 作為文學史家，雖然余冠英先生的《詩經》研究只是他全部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然而，余先生以他特有的嚴謹求實態度和對文學的敏感的詩性把握，而為建國初期的《詩經》研究創造了一個制高點。這其中除了我們在前面已經討論到的內容之外，還有兩點值得今天學者們認真學習和總結。

　　 首先，余先生為《詩經》專家普及和推廣《詩經》樹立了典範。雖然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余先生就已是知名學者，但從他研究《詩經》之初，就沒有以《詩經》研究專家自居，而一再強調自己研究《詩經》的目的「是把《詩經》里優秀的作品擇要推薦給一般文藝愛好者」，以使這項研究「在古代文學的普及工作上有一些用處」。余先生這話是很真誠的。凡是對中國現代《詩經》研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五四以前的《詩經》研究基本上未超出經學範圍。五四以後雖然有魯迅、胡適、郭沫若以及古史辨學者等的具有扭轉舊風氣意義的《詩經》研究，但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並未全面伸展開來。此後，聞一多先生的《詩經》研究既開一代風氣，又具有未可限量的發展前景，但聞先生英年遇難為中國《詩經》研究史留下了不可彌補的遺憾。新中國成立後，古代文學專家事實上需要承擔的有兩大任務：一是整理古代文學遺產；二是利用文學宣傳人民、教育人民，也貼近人民。這是余先生著手研究《詩經》的時代大背景，也是他必須面對的《詩經》學界的實際狀況。如果真正從學術選擇的傾向性方面看，我以為余冠英先生的《詩經》研究與聞一多先生的《詩經》研究是緊相銜接的。比如說聞一多強調研究《詩經》必先讀懂文字，聞一多說《詩經》是詩是文學作品（註：參見夏傳才：《詩經研究史概要》，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262頁。）。這些正是余冠英先生後來在《詩經》研究中所反覆重申的，因此可以說余先生的研究工作是沿著聞一多《詩經》研究的方向走下去的。但是，意識形態方面對學者專家接近大眾的要求卻是此前學者所不曾遇到和經歷的新問題。這樣，既要以專家身份整理古代文學遺產，又要使研究對象起到宣傳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兼顧到幾個方面的因素，余先生才把自己的《詩經》研究定位於：一注重民歌民謠；二從文學的視角切入。關於學術研究中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問題（當然也包括《詩經》研究中普及和提高的關係）曾經是建國後學術界再三討論的話題，孰是孰非，必須歷史地看待，似不應把歷史當小說，隨意指點，這樣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在這樣的前提下，余先生的《詩經》研究既達到了學術研究的高品位，又把高層次、高水平的學術成果納入到普及和推廣之中，並做到兩者的完美結合，這是很不容易實現的。當然，不以專家學術研究為高，而以研究表現底層人民生活的作品為好，把學術研究自貶與接近群眾、表現人民生活結合在一起，無疑是當初余先生一個真誠的願望。不過這個願望並沒有影響余先生《詩經》研究的高品位和高水平。在這一點上，余先生把自己與同時代許多《詩經》研究者區別開來了。正因為如此，我們有理由充分肯定余先生的《詩經》研究在現代學術史上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

　　 其次，始終不渝地堅守學術立場。從五十年代初開始，隨著意識形態的日益強化和思想文化的日益工具化，中國文學界出現了為數不少的以某一專業領域學術權威為象徵或代表的「現象」，如人們所熟知的「郭沫若現象」等。這些「現象」所表現出的共同特徵是，隨著思想的不斷進步，學術水平卻在不斷退步。不用說，造成此一事實的原因主要不在學者們自己。試設想，如果當時政治上能再稍微從容和寬鬆一些的話，那麼學術界的情況肯定會比實際發生的要好。但是，我們似乎也有理由提問：當時的學者專家是否就是完全被動接受、完全違心去做的呢？顯然不是。事實表明，主動而熱切地追趕時代政治潮頭，是那個時代許多學者的衷心愿望。恰恰由於學者自身這種主動靠攏意識形態、主動服從政治需要，才使自己在爭得一點點可憐的政治發言權的同時，卻放逐了自己的學術研究，甚至連學者本應視為生命的學術判斷力也同時放逐掉了。這個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下，我們再看余冠英先生及其《詩經》研究，或許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很顯然，作為學者余先生是不可能超越那個時代的。因此，從態度上看，余先生對自己學術研究取的是低姿態，他未把自己的《詩》選和《詩》譯抬進學術殿堂，而寧願以古代文學的普及者和推廣者自居。這固然顯示了中國傳統學者的謙恭和謹慎，也難以否認其中隱涵有普及重於提高的價值認同。但問題在於，與同時代文學界一再發生的「思想進步，研究退步」的種種「現象」相比，余冠英先生用力甚勤的《詩經》研究並沒有迷失學術，更沒有追逐政治、屈從政治而失卻自己的學術判斷力。不僅如此，我們倒是看到余先生在他的全部《詩經》研究中從不生搬領袖語錄和套用政治概念，而是自始至終、一五一十地闡述自己的學術見解。即使在許多人看來最適宜於立招牌、樹旗幟的著作的「前言」和「後記」中，余先生也從不拉大旗做虎皮，說那些與學術研究無關的趨時話。時間已經過去四十多年，我們依然記得某原本與政治十分疏遠的著名學者在《詩經》研究中為配合政治需要而出現極為幼稚的失誤。與之形成鮮明對比，余先生一如既往、一往情深地守護著學術聖地，不奉迎、不旁鶩，實在令人欽佩。當然，余先生在重獲學術自由以後，也就不用去寫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推翻自己的學術檢討文章。我們只要把余先生寫於1955年的《詩經選?前言》和寫於1981年的《關於〈陳風?株林〉今譯的幾個問題》作一對比，就不難看出，余先生二十年前後的學術立場和學術風格基本沒有什麼變化。正因為如此，《詩》學界出現的「余冠英現象」也就沒有與同時代文學界發生的其他種種「現象」相雷同。余先生堅持為文學而文學的較為純粹的研究路向，所表現出的正是一個真正學者的品格和風範。

　　 余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三年多了，作為著名的《詩經》學家，他在《詩經》研究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是很值得我們加以學習和總結的。余先生從文學的角度研究《詩經》，其在現代學術史和現代《詩經》研究史上理應佔有重要地位。特別是近年來《詩經》的文化研究漸漸成為一種學術時尚，在不論研究者本人知識結構如何、所操武器齊備與否而一起奔向文化研究大道的時候，古代文學界的朋友如果重溫余先生的《詩經》研究著述，肯定會不無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