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聲：以平常心看日本，才能看見一個正常的日本

撰文 趙瓊

作家李長聲先生被譽為「文化知日第一人」，他的文字延續了黃遵憲、周作人以來的知日傳統，不但有知識、有見識、有態度，為讀者「知日」帶來新意。

新近出版的《李長聲自選集》由《雪地茫茫呀》《況且況且況》《反正都能飛》組成。知名編劇、策劃人史航評說：長聲老哥旅日三十餘年，看慣島國春光，也看穿春光里的秋色，他不是仇日派哈日派，他就是知日派，他知道這個民族的頹美喪忍和，他時常一語道破天機而不以為能。他這個人太好，按說性情這麼好的人，不該寫出這麼好的文章。

BIBF期間，我們採訪到了李長聲先生。

騰訊文化：您這套自選集的書名都很有意思，《雪地茫茫呀》《況且況且況》《反正都能飛》，書名怎麼來的？有特別的意義嗎？

李長聲：如今作文出書，起名為難，「語不驚人死，不休」。日本文學裡我喜愛俳句和隨筆，偶爾興之所至，也寫寫所謂漢俳。不過，我們的名家努力把漢俳寫得像古典詩詞，除了自然數的外形類似而外，並沒有俳趣。我寫的也算不上俳句，有點近乎日本叫「川柳」的打油詩罷了，追求的是滑稽。

這三本書的三個書名取自我的三首偽漢俳，分別印在封面上：雪地茫茫呀/如何踩上第一腳/人生想當初；無盡地重複/噪音聽來也耳順/況且況且況；滿屏錯別字/蒼鷹誤作了蒼蠅/反正都能飛。

從情境來說，所表現的分別是徒步、火車、飛機，人生不斷地變換前行的方式，越來越快。我這輩子不可能坐上火箭了，雖然小時候曾畫過坐火箭超英趕美什麼的。我寫的是隨筆，內容駁雜，只能歸攏在「日本」這個題目下。既然說不清，那就逗逗趣。每本還有副標題，和正題也有點關聯，若即若離。「雪地茫茫啊」副題是「生活並審美」，腳踏實地；「反正都能飛」所指錯別字是「文學及出版」的事，而「歷史與文化」經常是「況且況且況」的重複。

李長聲自選集

騰訊文化：可以談談您的寫作與日本的關係嗎？

李長聲：我是年將不惑去日本的，從年齡來說已難以改造，好在日本愛拿來人家的東西加以改造的年代早已過去，也沒有改造人的意思。之前在國內做編輯，動筆是改稿，基本不寫作。

到日本不久開始給北京的《讀書》雜誌寫關於日本的隨筆，可以說，我在日本壓根兒是一個觀察者，甚至是旁觀者，並非一頭扎進水裡嗆幾口水或許能學會狗刨式游泳的生活者，更沒有躋身於主流社會的念頭。我有一本比較早的集子就叫作《東遊西話》，幾乎表達了我的生活方式。始終在中國文壇上比拼，近兩年突然被劃為海外的華文作家了，似乎被另類。

當初學日語，用日語寫過日記，但寫不來文章，一向用中文寫作。在洋涇浜語言泛濫的環境里，我是固執中文純粹性的，不夾帶怪詞兒，像電視劇的鬼子說中國話，硬讓看客當日本話聽。

有個電影叫《武士的一分》，恐怕看完了也不明白怎麼個「一分」，我是堅決譯作「武士的底線」的。不過，如今國內流行用日語，我反倒未得風氣之先。每聽「日料」之類的說法不禁起雞皮疙瘩。

日本詞語也有被改造的，例如「暴走」，日本指飈車，我們拿了來，真的是「走」而且「暴」，健行變成了暴走。當然也受到日文及日本文學的影響，但包子好吃不在折上，並不表現在搬弄幾個外來語上。

常有人說日本話曖昧，其實中文更曖昧，但中文是中文本身曖昧，而日本是說話方式曖昧，所以從國民性來說，中國人不像日本人那麼曖昧，而是好自以為是，動輒下結論。

古代中國人寫日本很瀟洒，同情他們遠在天邊，但自從甲午戰敗，中國人寫日本就滿懷悲情了，大都帶有使命感。上世紀80年代「出國潮」以來也如此，甚至情感更複雜，有人找他山之石，有人澆胸中塊壘，也有人打鬼藉助鍾馗，似乎都不大有文學意識。對於文學性，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所以我一向強調我寫的是隨筆。

騰訊文化：我知道有幾個在日華人專門寫日本的公號，例如日本華文文學筆會，但好像年輕的作者特別少，為什麼在日本的中國年輕人很少參與中文寫作？

李長聲：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來日本的人，如果把日本比作河，那麼，他們大都在中國的岸邊洗手或濯足，或者打打水漂，而年輕人，相當於他們的下一代，下了水，甚至到中流擊水。不要念念不忘這一代年輕人是中國人。他們或許聽郭德綱相聲，但不用中文寫作，不感興趣，更沒有那種情結。我期望他們用日文寫作，獲得芥川獎什麼的，然後我們的大小媒體就可以鼓噪華裔日本作家如何了得。我向來認為應該拿兵馬俑當禮物送給國外，到處的博物館裡都立著，中華文化不就走向世界了嗎？

騰訊文化：被譽為「知日作家」，會有壓力嗎？

李長聲：「知日」，也就是知道日本罷了，在日本年頭多了，所謂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被說成「知日」當然有壓力，這表明我寫的東西有人信，更得「下筆如有神」，有神在看著，知之為知之，不能裝，不能信口開河。

應該以平常心看日本，才能看見一個正常的日本。有些文章常說日本如何如何，所以很可怕，這種心態就不免有問題。總覺得人家可怕，也就是處於敵對的角度或立場看待它。日本人愛強調自己特殊，到處宣揚這種特殊，世界也真就覺得它特殊，把它看得怪怪的，簡直沒了人樣。

李長聲先生

騰訊文化：現在寫日本的人越來越多了，為讀者更好地了解日本提供了可能。在您看來，國人寫日本有哪些好與不好？

李長聲：如今是全民寫作的時代，幾日游，回來就可以恣意汪洋。無所謂好不好，因為看走眼，說不定有舉燭之趣。僑居日本，對日本就無所不知，怎麼可能呢？長住久居也未必知，甚至好些人近乎文盲。他們回國探親什麼的，也大講日本，必須的，自有他們的觀察和見解。講不講由他，聽不聽由你。寫不寫由他，讀不讀由你。至於信不信，要經過你的腦袋，那就是你腦袋好不好使的問題了。

騰訊文化：您認為日本文化是建立在跟中國文化唱反調上，具體怎麼講？

李長聲：日本拿來中國文化，漸漸有了民族意識，要創立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也不可能另起爐灶，而是採取了一些手法，首先就是跟中國唱反調。例如茶道，常說日本審美出自茶道，那麼茶道的審美從哪裡來的呢？本來吃茶來自中國，不僅吃，還重視器具，茶碗、茶罐什麼的，起初以中國舶來品為貴，叫「唐物」。

人們對於外來事物總會不由自主地珍視，比本家更固守。平民百姓沒有那些奢華的東西，於是一個叫千利休的，提出搞茶道用不著「唐物」，朝鮮半島老百姓吃飯的粗瓷碗就行，日本人自己燒制的七扭八歪的碗就行，平民百姓們跟風，漸漸形成了一種審美。

傳說某人有一個精美的唐物，拿給千利休看，他不予理睬。某人一氣之下摔碎了，別人覺得怪可惜了的，拼粘成原狀，這時千利休就大叫其美。實際上我們中國人更經常參與這樣製造美意識，但不如日本把一種美堅持得那麼久，他們畢竟有所謂萬世一系的歷史背景或情結。

千利休的茶道是「草庵茶」，主張簡素、靜寂、枯淡，實際上奢華的「書院茶」更源遠流長，但不如千利休後代善於經營，不那麼興盛，以致連一般日本人幾乎也只知道所謂「三千家」。

還有一種手法就是把中國的文化及審美推至極致，就當作它自己的。例如簡素，這是從南宋文化藝術里拿來的，特別是禪宗，本來就崇尚簡素，被日本加以極致化。簡素不等於素樸或簡單，做出這種美是費工費事的。

京都有一座金閣寺，還有一座銀閣寺，是遊客必游的去處。金閣是上世紀50年代重建的，所以它屬於世界文化遺產，卻不是日本國寶。80年代重新貼金，令遊客驚嘆其金輝燦爛。它代表了日本文化的華麗一面，像和服，像三島由紀夫的文字。這種華麗基本是接受中國文化的印記。

日本文化的另一面則以銀閣寺為代表，那就是被大肆宣揚的所謂日本美。銀閣並沒有貼銀，而是塗了黑漆，泛起銀光，因年久失修而剝落如疤，可能我們中國人便看見衰敗，國家興亡，但日本人看出美，稱之為「侘」。如果修繕得煥然一新，恐怕銀閣也就無「侘」可言了。有意思的是，日本人也多是遊覽金閣，於是寂寥的銀閣寺更顯得「侘」。

就漢字文化圈來說，反中國文化就是反傳統，所以日本文化壓根兒具有「前衛藝術」的潛質。

騰訊文化：常有人說到京都尋找唐朝，能找到么？

李長聲：有點難，一是需要有唐朝知識，二是要知道哪些是日本改造而創造的。有一個說法：崖山之後無中國，那麼，日本則可以說應仁亂後有日本。應仁是年號，動亂髮生在1467年至1477年，長達十一年，整個京都幾乎都變成廢墟。豐臣秀吉掌權後重建，但不是回復原狀，而是大加改造，譬如街市的格局不再搞中國式對稱。明治維新對傳統又進行了一次大破壞，特別是廢佛毀寺。日本的很多所謂傳統，建築乃至習俗，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了搞旅遊而復原、重建乃至偽造的，後世日本人尚且不明底細，更何況我們外國遊客。

李長聲先生

騰訊文化：如今盛行誇日本的工匠、工匠精神，您怎麼看？

李長聲：我覺得全世界的工匠都一樣，都具有所謂的工匠精神。例如義大利、法國，某日本評論家認為歐洲工匠比日本傳承得更好。中國更是個工匠大國，恐怕盛讚日本工匠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國的事情，少見多怪。如果說工匠有什麼精神，我認為那就是做事認真。同時要看到，工匠具有落後性，因循守舊，不善於經商。日本手工藝的現狀是氣息奄奄，一方面被中國價廉製品衝擊，另一方面後繼無人。正因為如此，他們才大力宣揚工匠，鼓吹工匠精神，挽狂瀾於既倒。

騰訊文化：聽說日本喜歡立規矩，守規矩，乾乾淨淨，彬彬有禮，您覺得呢？

李長聲：大致是這樣。例如我親身經歷了他們從手機一問世就開始制定規矩，車上總在廣播不要用手機，茶館也有不能用手機的告示，大家漸漸都自覺遵守。

日本生活的規矩古時候多出自禪寺，特別是永平寺、總持寺。道元是日本曹洞宗鼻祖，開山永平寺。他從南宋的禪寺帶回來規矩，給廟裡寫下了如何做飯、吃飯的規矩。後來傳入民間，形成習俗，很多規矩至今仍遵守，也就是傳統。

我們講究改朝換代、破舊立新，向來以不守規矩為能事。例如飛機降落，廣播說不要打開手機，但嘟嘟聲彼伏此起。看看乘客都一臉的文化，卻少了點教養。不能用法不責眾壯膽。不責眾的就不是法。不過，好些場合與其說不守規矩，不如說國內沒立規矩，或者不懂外國規矩，一旦立了，懂了，一般還是會遵守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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