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允金、劉林元：中國改革：從克服弊端到制度創新

中國改革：從克服弊端到制度創新張允金、劉林元 摘要：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經歷了一個從主要是對舊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進行克服、以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到通過制度創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並推動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歷史過程。這一轉換是由中國改革的背景的變化和改革目標的更新決定的。通過改革的不斷發展和深化，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規律和趨勢不斷地被我們所認識。

　　關鍵詞：改革；克服弊端；制度創新；經濟增長方式

　　啟動於20 世紀70 年代末的中國社會主義改革，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它不僅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和根本性變化，而且在發展道路的選擇方面為當代以及今後的中國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支撐。在改革實踐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探索方面的最新成果。在通過改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方面，必須認識和把握好兩大任務：一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極大地增加全社會的物質財富；一是逐步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極大地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促進社會和諧。

　　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啟動的主要歷史背景是傳統社會主義模式在實踐中逐漸暴露其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發展的內容和方面，這也是改革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同時，中國社會主義在經過了50 多年的實踐發展之後，我們在充分認識社會主義在指導中國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 也逐步認識到原先存在於認識方面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並沒有像之前想像的那樣自然地表現出來。實踐中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給予各國馬克思主義者以充分信心的同時，也遇到了嚴重的挑戰，面臨著許多在實踐中必須要解決的重大問題。這些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後來鄧小平總結的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隨著各國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日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在解決這個問題方面首先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改革的性質及其宏觀背景

　　在中國改革全面啟動的年代，為了揭示社會主義改革的必然性並同時認識改革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我們經常引用恩格斯1890年在《致奧托.伯尼克》一文中說過的一段話： 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該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恩格斯的這段論述為中國改革的全面啟動提供了理論支持，但在這裡，恩格斯所說的「改革」並不完全等同於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改革的含義。恩格斯所說的改革主要是指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再構建 ( reform)」。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由於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必然引起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不斷變革，從而使整個社會主義在整體發展水平邁上一個新台階的基礎上的「再構建」。而我國的改革在其啟動的年代顯然主要是針對舊的體制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某些內容和環節的糾正，它還不完全具備恩格斯所說的這種性質。隨著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和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改革才開始逐漸地表現出恩格斯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再構建」的性質。

　　從歷史發展的大視角來看，中國社會主義改革是20 世紀40 年代開始的新的科技革命引發人類社會發展大變局的產物。新的科技革命作為一種原動力，它拉動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矛盾的新變化， 同時深刻影響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三者共同構成認識中國改革的基本要素。從宏觀上看，中國30 多年的改革，不僅與這場科技革命相關聯，也與百餘年社會主義運動、數百年資本主義發展、乃至數千年人類文化相聯繫。從這一視角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考察和歷史的梳理中同時體現出前瞻判斷：一方面，社會主義是否定資本主義的社會運動，由於資本主義以全球為活動舞台，因此，中國改革只能被置放於世界歷史進程中來認識；要超越對二者僅僅做內因、外因關係分析的思維，看到互動中的中國與世界，把握其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的實質：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與整個世界的不斷進步相互關聯、相互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形態需要整合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共性規律和中國特色之間的關係，同時要正確處理好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在改革與發展相互促進的基礎上，實現社會主義從民族特色向一般模式的轉變。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發展必然要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而馬克思主義認為把握規律需要一個過程。因此，中國改革同時是探索現時代社會發展規律的實踐形式；改革越是深入發展，其整體性質越是明晰，所體現的時代要求就越是具有一般性：不僅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會趨向現代化，而且馬克思主義的現代化會推動其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需要依據時代條件變化，重新解讀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完成馬克思主義從原創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變。而這一轉變過程中既包含著馬克思主義科學性的內在要求，也體現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現實需要。

　　我們在論述中國改革的歷史作用時，經常使用的一個概念是「第二次革命」，這主要是從它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全面和深刻的影響角度來評價的。也就是說，一方面，中國改革是時代的要求，是要解決社會主義現實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直接影響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種種障礙因素， 改革那些在舊體制中長期存在並日益加劇的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以使社會生產力能夠在生產方式和上層建築的不斷發展中重獲解放和發展。同時還要在改革的實踐中推進馬克思主義的全面發展，解決社會主義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特色之間的辯證關係，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在改革基礎上不斷向前發展並同時能夠彰顯社會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的導向作用。

　　中國改革是漸近式的改革，它首先是在關係中國人民最根本利益而發展水平相對滯後的農村展開的。作為一個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農村和農業對於中國社會發展所起的決定作用較其它社會主義國家更為突出。而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在過去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最為突出。在農村改革方面，過去我們積累起來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也決定了農村必將成為我國改革的突破口。我國在上世紀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期，曾經進行過以「三自一包」為主要內容的農村改革，這一改革雖然很快就中斷了，但期間的探索無疑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農村全面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20 世紀70 年代後期的中國，歷經多年內亂， 國民經濟瀕於崩潰，人民生活非常貧困，人民自主選擇空間很小，當時多數民眾最迫切的需求是解決溫飽問題，解決自主選擇權問題。此時，面臨生存壓力最大、佔總人口比重最高的廣大農民率先對傳統計劃體制發起了挑戰，他們從自身的迫切需要出發，開始探索以爭取經營自主權和「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是自己的」為特色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一探索引起了巨大的連鎖反應。緊接著在20 世紀80 年代初期和中期進行的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放權讓利改革等改革無不是以滿足人們利益和權力為著眼點和出發點的。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和農業開始，逐步向工業管理體制推進，再由經濟體制領域延伸到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各個方面，至今已經進行了30 多年。而從改革實踐中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來看，改革初期我們主要是針對舊的體制中存在的弊端進行改革，使生產力獲得解放。隨著改革本身的發展，我們在這一方面的任務逐步完成，改革進一步發展的主要動力，或者說改革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已經轉變為在實踐發展的基礎上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向前發展。改革的總體思路也已經由當初的.. 摸著石頭過河 、在探索中不斷總結不斷前進，發展為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下全面有序的展開。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改革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和科學化的結果，而在改革中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又會成為進一步推動改革的強大動力和理論指導。

　　二、改革的初始階段：在修正錯誤的基礎上逐步推進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方面作過一些有益的嘗試，但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卻使得這一探索始終沒有走上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到.. 文化大革命 結束的時候，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相應的體制方面都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弊端，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充分發揮造成了嚴重的桎梏。因此，改革初期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對舊體制中存在的弊端的克服。

　　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即蘇聯模式，它的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執政黨的高度集權、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文化的一元主義。中國改革一開始，就致力於解決蘇聯模式中阻礙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弊端。從這一角度來看，改革初期的思路是比較清晰的，因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已經證明了蘇聯模式不完全適應中國國情。作為一種模式，蘇聯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有其產生、存在的合理性，它在建立和鞏固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方面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它的各種弊端之所以會出現， 主要原因是在於沒有根據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相應地加以改變。而對於別的國家來說，主要問題是沒有根據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加以變革，盲目的照抄照搬，搞絕對化。

　　中國改革開始以後，鄧小平反覆指出我國社會主義之所以出現失誤，「根本原因是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 其原因，「一是因為多年來照搬蘇聯模式，沒有從本國實際出發；一是政策制定的太左 ，急於求成， 超越階段， 違背了客觀規律。」 對於蘇聯模式對中國的影響，鄧小平指出：「固定的模式是沒有的，也不可能有，我們既不能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做法，更不能丟掉我們制度的優越性。」

　　1988 年5 月，鄧小平再次指出：「坦率地說， 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裡，鄧小平已經明確地提出了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去克服蘇聯模式的弊端，並在中國的改革實踐中探索具體的解決途徑。」

　　在對舊體制存在的弊端進行克服的過程中，鄧小平從中國國情和發展需要出發，把這些弊端和錯誤集中表述為「什麼不是社會主義：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 兩極分化不是社會主義，僵化封閉不能發展社會主義，照搬外國經驗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法制也沒有社會主義；不重視物質文明搞不好社會主義，不重視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會主義。」這一概括具體指明了中國改革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成為這一時期改革發展的動力和衡量改革得失成敗的主要依據。

　　對於中國的改革來說，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國際國內條件十分複雜，再就是理論上的認識並不等於實踐中的解決。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長期積累的弊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得到徹底的解決。因此從中國改革的發展歷程來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過程中的艱巨性、複雜性也由此得到進一步的說明。

　　通過改革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是中國改革的直接目標。這一目標明確規定了改革所具有的二重性質：一方面，要對過去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錯誤做法進行糾正，目的是使社會主義的發展回到正確的道路上來，同時促進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在改革發展的成就和經驗總結的基礎上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規律，通過社會主義自身的制度創新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發展道路。前一個目標也是我國改革第一階段所要完成的歷史任務，到1992 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時已經基本理清了思路。

　　1992 年的南方談話是鄧小平理論體系形成的標誌，也是對蘇聯模式實現根本突破的重要標誌。南方談話完成了對蘇聯模式的三個方面的突破：

　　第一，根本突破了社會主義= 激烈化的階級鬥爭的公式。鄧小平深刻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傾觀念不僅在我黨歷史上反覆出現，也是蘇聯模式的主要特點。改革開放以來，「左」 傾觀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障礙，特別是蘇東劇變後，有人提出「階級鬥爭」應該重新回到中心工作地位上來，企圖動搖經濟建設這個中心。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論中提出社會主義=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共同富裕的嶄新公式，根本突破了社會主義= 激烈化的階級鬥爭的公式。

　　第二，根本突破了社會主義= 清一色國家所有制的公式。清一色的國家所有制或努力往這個方向發展是蘇聯模式的主要內容。針對這種脫離社會主義國家實際情況的教條主義， 鄧小平指出：「多搞點三資 企業，不要怕。有的認為，多一分外資， 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三資 企業多了，就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這些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 這為我國實行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提供了理論基礎。

　　第三，根本突破了社會主義= 大一統的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計劃經濟是蘇聯模式固守的一道最為嚴密的防線。在它的影響下，長期以來人們僵化地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實行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實行市場經濟。鄧小平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一重大理論突破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石。

　　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確立，標誌著我們在對舊體制弊端的克服方面取得重大勝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改革也具有了新的實踐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我國的改革向全面改革和制度創新階段發展。在這一背景下，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確分析了我國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抓住了時代的機遇，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探索中賦予了中國改革以新的時代內容。

　　三、改革發展的新階段：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全面改革

　　中國改革經過了20 多年的發展，在21 世紀初，其主要任務由對過去的錯誤進行修正逐步轉變到制度創新基礎上，把改革和社會主義的「再構建」相結合，全面推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嶄新階段。

　　中國改革的最初目標主要是集中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範圍內。這既是由於我國改革的性質是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的要求所決定的，同時也是改革遵循的先易後難循序推進的戰略部署決定的。隨著改革的全面展開和向縱深發展，僅僅在體制範圍內進行改革已經不能適應改革的總體要求了。它必然要求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相結合，在制度創新的基礎上推動改革不斷向前發展。

　　在改革與發展的新階段，要全面創立和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必然要觸及到許多過去未曾暴露的深層次體制機制矛盾。要實現改革的新突破，必須要打破這些體制機制性障礙和瓶頸。破除體制機制性障礙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實踐來看，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面臨的一些障礙大多與制度、體制和機制的不完善有關。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 關鍵是要完善制度、體制和機制。這就要求我們堅持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辦法，進一步推進位度、體制和機制創新。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通過加大改革力度著力解決制約科學發展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在一些重要的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形成有利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制度、體制和機制。要以更大的決心加快改革，使關係經濟社會全局的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實現科學發展。

　　當前我國面臨許多深層次的矛盾，如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影響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究其原因，主要是體制與機制不完善，制度安排不合理，嚴重地阻礙了國民經濟協調快速發展。具體表現為：

　　第一，制度轉換滯後。改革的不同發展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同。因此，制度安排必須同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進入新世紀，我國經濟開始由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邁進。與此相適應，原來的發展方式必須改變，在制度安排上應由注重經濟總量向注重人的發展和經濟質量轉變，在此基礎上實現科學發展。但原來的體制機制還不能完全適應這一要求，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實現制度創新，以制度的創新推進改革的深入發展。

　　第二，制度耦合不夠。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所要求的各項制度是一個大系統，它由各子系統組成，各個子系統又由相應的制度所構成。只有實現這些制度之間的有效耦合，才能在制度層面上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由於我國體制發展中的制度創新和建設一是滯後，二是表現參差不齊，沒有實現有效的耦合，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因此遭遇阻力。

　　第三，制度缺乏統一。推進發展的進一步發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整個社會全力推進，在制度建設方面實現協調統一。在我國現階段，制度建設缺乏統一的安排，各個地方往往從自身利益出發，各行其是，這就造成了制度混亂，改革和發展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第四，制度導向不當。在競爭開放的現代社會，透明公正的制度有效支配著所有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著他們在行為方式方面的選擇依據和範圍，進而影響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制度的激勵作用必須符合社會價值的公共導向。但從我國目前的一些制度安排來看，其價值導向顯然不利於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五，制度約束不力。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需要法律和法規的約束。但我國目前的一些法律責任主體、執法主體責任不明，缺少硬性約束，已經不能適應改革和發展的需要，成為實踐發展中的「制度困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以轉變增長方式為基礎，但發展方式的許多問題屬於經濟的外部性範疇不能僅僅用資源配置效率來衡量，還要用發展的協調性、公正性、可持續性來衡量，不僅要靠完善市場體制來解決，還需要在完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的進程中來實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經過改革開放30 多年的經驗總結，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中央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三位一體發展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為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制度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四位一體」的發展體系要求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這不僅要求保持平穩較快的經濟增長，而且要求調整發展的目的、動力、結構、分配等方面的內容，客觀上要求從制度層面上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拓展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時期的一項制度安排。從我國改革的總體要求的部署出發，我們在制度創新方面必須充分反映中國實際和發展要求。在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和保證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 有序地通過制度創新完善制度建設，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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