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對中國路徑的求索

　　湯用彤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1919-1922)深造期間留影。「昌明國故,融會新知」的思想就是在此時醞釀成熟的。此照片系首次公開發表。

導 言

　　中國文化正處在返本開新的歷史新時期。返本才能開新﹐返本更重要的是為了開新。

　　《光明日報》國學版為探討文明發展進程中的中國路徑﹐釐清先賢思想遺產﹐正當其時。

　　家父用彤先生作為會通古今的大家﹐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的治學宗旨作為返本開新的途徑﹐通過對民族文化自身演進及中外交流史的梳理﹐總結規律以探索中國文化發展的路徑﹐為後人留下了豐厚的遺產和鏡鑒﹐值得我們深入發掘﹐並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創新。

　　──湯一介

　　作為承上啟下的一代宗師﹐湯用彤（1893～1964）的一生是20世紀中國學術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20世紀世界發展大勢是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同時世界文化也走向中國。湯用彤順應並推動這一潮流﹐以「昌明國粹﹐融會新知」為治學宗旨﹐首先深入研究中﹑西﹑印三大文化體系在接觸之前的特性﹐繼而探討其衝突與融合的歷史過程﹐並將之上昇到文化發展一般規律的高度加以深化。總結湯用彤的學術貢獻﹐對探索中國文化建設路徑極富啟迪意義。

　　返本﹕探研中國文化特質﹐梳理思想變遷之跡

　　「返本」簡言之﹐就是返回本體從而實現生命的本性﹐亦即與超越性的天道為一的人生境界。像歸真﹑復命﹑通玄﹑履道﹑體極﹑存神等均為返本之異名。魏晉玄學中「由用達體」﹑「由末達本」的「返（復）本」問題﹐作為儒道釋三教由差異到會通的生長點﹐在佛教中國化的進程中起了關鍵的催化作用﹐也是復性論興起的前奏﹐從中可見理學之緣起。對這一問題的楬櫫﹐肇自湯用彤。

　　湯用彤認為﹐孔孟之時﹐雖已有本末之說﹐但直到秦漢之際仍為本根論﹐未及本體層面。至王弼以深具道家特色的「返本」思想來詮解儒經《周易?復卦》大義﹐發展出「以無為本」和「體用一如」的本體觀念﹐標誌著中國哲學成熟到擺脫經驗思維而進入以理性思辨天人之際恆常本體的新時期。通過漢易與玄學易在《復卦》解釋上的「新陳代謝」﹐湯用彤梳理出漢代學術向魏晉玄學演變的基本線索﹐即把漢學向玄學的發展視為宇宙生成論到本體論的轉變。他歸結出玄學家之中心問題是「本末有無之爭」﹐玄學是以「由末返本」的方式融合儒道釋﹐首創從本末之辨的角度來解釋三教之爭﹐從而開啟了現代意義上玄學與三教關係的研究。湯用彤的研究範式影響廣泛而深遠﹐緣於他注重把返本問題置於中國思想演進的全體中評判其根本特性的治學方法。

　　「返本」是儒道釋三教共通的問題意識﹐這一問題的闡明﹐有助於理清複雜的三教關係及理學發生的脈絡。湯用彤以此為切入點﹐透過紛紜的史料﹐以「返本」貫通眾說﹐梳理出佛教與道家﹑儒家由衝突至融合的互動關係﹐從而打通了中國文化史研究的難關。

　　湯用彤認為「由末返本」是魏晉南北朝儒道釋本末（體用）之爭的實質。他通過對這一時期儒道釋異中之同﹐同中之異的分疏﹐指出在返本（本體）觀念上的會通是三教由衝突至融合的關鍵﹕「魏晉以來﹐學問之終的﹐在體道通玄。曰道﹐曰玄﹐均指本源。三玄佛法均探源返本之學。釋李之同異﹐異說之爭辯﹐均繫於本末源流之觀念。黨釋者多斥李為末﹐尊李者每言釋不得其本。而當時又常合玄佛為道家﹐以別於周孔之名教。道訓與名教之同異﹐亦為本末之別。」

　　湯用彤通過解剖返本問題﹐發掘出不同文化交互作用的規律﹕漢魏時﹐外來佛教以表面相合而與道教調和﹐附屬道術為「佛道」﹔兩晉南北朝時佛教與儒﹑道因見不同而衝突﹐由此催生出「本末」之論以解決三教矛盾﹔此後三教會通理論漸趨成熟﹐佛教與中國文化因見真實相合而調和。由此﹐他總結出文化衝突到融合的三階段理論﹐立論高遠﹐文約義豐﹐堪稱其學術精魂所在。基於這一文化視角他發現了佛教與儒道本位文化的融合對於催生宋明理學的作用。

　　湯用彤從魏晉玄學及三教關係的發展中﹐闡明了人生返本說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指引作用﹐並歸納出本末（體用）範疇的思想結構。而體用範疇的確立﹐構築了後世道教哲學﹑佛學和理學發展及三教會通﹐乃至中西文化論爭的基本詮釋架構。隨後﹐任繼愈的《理學探源》及其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和馮契﹑湯一介先生的哲學史等著作都是在湯用彤所開啟方向上的繼續推進和深化。由此﹐三教關係成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延續至今。

　　在湯用彤看來﹐作為人生本性的本體是內在具有的﹐因而達到本體境界方為「返本」。他接著在分析「中國之所謂理」時﹐以「超越的﹐內在的」（Transcendent, Immanent）來解釋「『理』之在上﹑在中」。湯用彤於此明確意識到了中國哲學內在性和超越性的問題。中國哲學的內在超越性這一特質﹐後經牟宗三﹑余英時﹑湯一介諸先生闡發﹐已在國際範圍內成為文化研究的焦點之一。湯用彤對返本問題的關注﹐是基於以下理念﹕外來文化的輸入必須先找到與本土文化相符合的地方﹐並順應本土文化的特性﹐才能落地生根得以發展。現代新儒家標舉「返本開新」以為法門﹐對此王守常﹑錢文忠指出﹕事實上﹐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更多地是做了「開新」的工作﹐「返本」在當時未遑顧及。湯用彤則做了迄今為止尚未得到真正理解的「返本」的工作（《國故與新知的稱星》）。20世紀儒學發展經歷了由體系構建到學術研究的演進軌跡。祗有通過對本民族文化發展史進行具體而深度的梳理總結（即真正的「返本」工作）﹐方能使思想體系建構的「開新」建立在紮實的基礎之上。

　　作為傑出的思想家﹐湯用彤研究方向和重點之選擇皆深蘊復興民族的精神動力。他重點研究漢唐佛教史﹐是因晚清以降傳統文化遭遇西學﹐與當年儒學經受佛教衝擊的境遇相似﹐皆面臨退守乃至生存危機。如何主動對西學加以選擇﹑傳介和吸收﹐是決定中國文化現代命運的關鍵所在。湯用彤期望從歷史上成功化解佛教的征服中找出回應西學挑戰的方法。他高揚主體性道德人格以復興民族本位文化﹐並堅決站在這一立場上考慮外來文化的吸收問題﹐如此雖強調了外來文化對中國影響之深﹑衝擊之巨﹐但同時也使人對中國文化的未來充滿了信心。復興中華文明是他鑽研外來文化的根本立場和出發點。對此﹐賀麟看得真切而明了﹐他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中說﹕湯用彤「根據他多年來對中國文化學術史的研究和觀察﹐對於中國哲學發展之繼續性有了新穎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掃認中國哲學的道統在孟子以後﹐曾經有過長期失傳的偏狹舊說。他認為中國哲學自來就一脈相傳沒有中斷。即在南北朝隋唐時代﹐當佛學最盛﹑儒學最衰時期﹐中國人並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來文化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國利用之﹐反應之﹐吸收之﹐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並促進中國哲學的新發展……這種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發展史的新指針﹐且於積極推行西化的今日﹐還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淪亡斷絕的新保證。而在當時偏激的全盤西化聲中﹐有助於促進我們對於民族文化新開展的信心。」而「民族文化新開展」正是新儒家的標幟。

　　「越是研究中國哲學﹐越要多瞭解外國哲學」

　　湯用彤在學術領域獨闢蹊徑﹐成就斐然﹐源於他在跨文化對話背景下對文化雙向選擇中的中國文化建設路徑問題的獨特思考。近代以來﹐文化建設路徑問題一直困擾著中國知識界。面對中西文化的危機﹐作為學衡派核心人物的湯用彤藉其廣博學識﹐抓住了外來文化的本土化這一關鍵問題。「昌明國故﹐融會新知」的思想是20世紀文化紛爭的產物﹐是湯用彤解決上述問題的理路﹐也是他進行外來文化中國化研究的指針﹐貫穿於畢生的學術研究。這一思想不僅反映了他的哲學文化觀﹐而且還是他首創的治學方法﹐突破了古今中西之爭長期糾纏的體用框架而獨樹一幟。如果說湯用彤的儒學﹑道教和玄學研究是就中國思想自身發展方面立論的﹐即「昌明國故」﹐那麼其佛教和西學研究則意在探索外來文化中國化的過程﹐即「融會新知」。這實際就是中外文化雙向交流與選擇的過程。

　　中國文化在遭遇外來文化時才更清楚地顯示出自己的特徵。因此﹐湯用彤特別強調﹕「越是研究中國哲學﹐越要多瞭解外國哲學。」他開設中西印課程40餘門﹐主要是為加強學生的哲學思維訓練﹐使其知曉研究中國哲學必須對外國哲學有深刻理解﹐瞭解外國哲學特有的概念﹑範疇和推論方法。如是才能將中國哲學的研究置於更為廣闊的背景之下﹐找到新的角度﹐達到新的高度和深度。講授這些課程﹐為他的外來文化中國化研究奠定了廣博深厚的基礎。厚積薄發﹐自然不同凡響﹐故其著述雖多專論﹐但讀之如飲醇醪﹐回味悠長﹐總會得到文字之外的啟益。

　　僅在中國文化的視野裡很難把握自身真面目﹐只在西方文化視野下也難深入國學。湯用彤把中西文化都放在更宏闊的世界文化的視野中去比較﹐既能入乎其中﹐又能超出其外﹐以作為「他者」的西學為參照物來反觀自身﹐努力凸顯中國文化自身的特點。這也說明在中國路徑的探索上﹐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全按傳統模式﹐而應是確立中國文化主體性的綜合創新。在湯用彤開闢的研究框架基礎上﹐學界從不同角度繼續深究中國文化不同於西方的特質﹐中國文化建設的自覺性和獨立性日漸顯揚。這說明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學界對凸顯中國思想自身特質的時代意義有了越來越充分的認識。

　　湯用彤關注的西學領域極為廣泛﹐幾乎涉及了整個西方哲學通史及其前沿領域。他從西方哲學不同學派切入﹐以歷史比較方法敘述哲學各流派的基本特徵﹑源流﹐著眼於探索中西哲學文化的雙向詮釋和會通﹐並提出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他認為中西文化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不能因為兩種文化的表面相同而強求一致﹐也不能因為存在差異而加以排斥﹐而應不囿於名相﹐尋求相通之處。這種「明其大異進而求其大同」（趙敦華語）的比較研究其實是中外學問的會通。由是﹐他既注意文化現象的普遍性﹐又注意其特殊性﹐堅持共性與個性的相互統一。他的著作﹑授課及治校方針都體現了上述精神。

　　湯用彤引介西學﹐首重其與中國傳統精神相契合之處。因為他堅信真正屬於真善美者必然超越東西方界限﹐而含有永恆的價值。湯用彤主張應當透過中西特殊歷史文化的表象﹐來尋求具有普遍性﹑永久性的現代精神。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認為西方文化不但不違背民族文化傳統﹐反而會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可見他不僅將西學作為一種客觀知識介紹給國人﹐而且用西方的方法解析國學﹐並將西學精義化入國學﹐從而建立起獨樹一幟的文化理念﹐為現代中國哲學文化的重構做出傑出貢獻。

　　湯用彤注重參考西學的成就﹐但又強調世界不同的文化﹐特質各異﹐相互理解殊為不易﹐切不可輕率比附﹐更不能用一種文化為標準來評判其他文化﹕「國情不同﹐民性各別﹐瞭解已甚艱﹐傳譯尤匪易。固有名辭（或西洋哲學譯名）多不適用﹐且每易援引泰西哲學妄相比附﹐遂更淆亂失真。」這裡明確批評了不加深究﹐盲目套用西學範疇﹐抹煞本土思想固有特點的錯誤做法。湯用彤主張在學習外來文化要從國情出發﹐揚長補短﹐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整合中探尋發展之路﹐避免了激進與保守的偏頗﹐臻於平和公允的圓融境界。湯用彤的文化觀追求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是具有深遠前瞻性的正確洞察。他融鑄古今中外的學術成果﹑治學方法和精神﹐都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趙建永（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天津社科院哲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