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孫女追憶祖父：是革命者而非政治家

陳長璞：我的祖父陳獨秀

在陳獨秀的孫女陳長璞看來，陳獨秀終究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政治家」。不過，歷史的進程並不是一個充滿書生意氣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記者/季天琴

春季的安慶正下雨，城外的葉家沖綠色蔥蘢，杉林籠在薄霧裡。驅車前來的人們，操著安徽各地的土話，在陳獨秀墓園中看到了好幾撥。

儘管陳獨秀一生淡泊，直至貧病交加客死異鄉，但最終還是魂歸故里了——1947年6月，其逝世5年之後，其三子陳松年遵其遺囑，將他的靈柩自四川江津縣的原墓穴中遷出，順江運回故里安慶。

陳松年的幼女陳長璞立在墓園，講述父輩的故事——在漫長的動蕩歲月里，陳松年刻意躲過政治，才把其父的遺骸留在了故土，把詭譎的歷史風雲埋在了長江邊的城外。

陳獨秀，這位曾經被全中國的年輕人崇拜的偶像，別說死後多少年無人念起，就在他的最後歲月，業已顯得寂寞不堪了。

同為安慶人，事隔多年，葉尚志才初識這位鄉賢。在牛棚里，葉尚志讀到了秘密流傳的陳獨秀的《金粉淚》。陳獨秀在南京坐牢5年，遺有《金粉淚》詩56首，由摯友汪孟鄒夾帶出來。後人有幸逃過十年浩劫，交到一大紀念館。

《金粉淚》幾乎全是憂思國難，體恤民瘼之作。葉尚志對其中一首七絕評價甚高：「民智民權是禍胎，防微只有倒車開。贏家萬世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來。」

1937年，年僅18歲的葉尚志參加革命工作，但是他稱，「我的前半生對陳公茫然無知」。抗戰開始他在抗大學習、工作，那時的陳獨秀已成為「日本間諜」、「漢奸」、「托匪」，從此談虎色變。

長久以來，陳獨秀寂寞地站在歷史長河的角落裡。 被好奇心所牽引，葉尚志試圖去了解陳獨秀——在這些粗暴簡單的標籤下，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在其嫡親孫女看來，陳獨秀更是一個人格魅力無窮，政治命運悲慘，生前評價不一，身後常起紛紜的獨特歷史風景。

然而作為一名研究者，陳長璞清晰地意識到陰影曾是多麼強大。在上個世紀70年代，她悄悄地收藏關於祖父的一切信息，父親陳松年警告她「爺爺的事是你不能碰的」。

陳獨秀曾是戴著9頂帽子的反面人物，1980年代後，8頂帽子已陸續摘掉。

已經離休的原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統戰部副部長葉尚志多年來致力於為陳獨秀「平反」。經過他和陳獨秀家屬多次上書，新一代中共領導人已經重新評價陳獨秀。

即便如此，陳長璞還是試圖走進陳獨秀的內心。在她看來，陳獨秀終究是一個特立獨行的理想主義者，「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政治家」。

不過，歷史的進程並不是一個充滿書生意氣的文人所能掌握的。

文人論政

當陳長璞初步接觸祖父時，她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複雜而陌生的世界。倘若要理解陳獨秀，就必須了解晚清到民國的轉變。

生於清光緒五年(1879年)的陳獨秀曾說自己出生於紳士們向來是瞧不起的「小戶人家」， 他的叔父中舉後官運亨通，當上了正四品的道員。陳獨秀兩歲喪父，後來成了這位沒有兒子的道台大人的嗣子。

他是在祖父那一把威嚴的白鬍子底下開始讀書生涯的。這位祖父看中了他的小聰明，恨不得他一年之中四書五經都讀完，背書背不出，便使勁動手打。

可怕的是陳獨秀無論挨了如何毒打，總一聲不哭。後來白鬍祖父便對鄉人說：這孩子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

1896年，17歲的陳獨秀神奇地考取了第一名秀才。據他自己說，他把《昭明文選》上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文不接下文的填了一篇皇皇大文，沒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師」。

次年，陳獨秀初次出門到南京鄉試。他們乘坐輪船，船頭上扯著一面黃旗，上書「奉旨江南鄉試」六個大字，一路上威風凜凜向南京駛去。

鄉試共3場9天(每場提前一日入場，後一日出場)，陳獨秀在鄉試有極其辛辣的刻畫：

「考頭場時，看見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條大辮子盤在頭頂上，全身一絲不掛，腳踏一雙破鞋，手裡捧著試卷，在如火的長巷中走來走去，走著走著，上下大小腦袋左右搖晃著，拖長著怪聲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處，用力把大腿一拍，蹺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這個「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陳獨秀看呆了一兩個鐘頭，他聯想到「這班動物得了志，國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所謂掄才大典，簡直是隔幾年把這班猴子、狗熊搬出來開一次動物展覽會」。

在這一連串的聯想後，陳獨秀轉向康梁學派。

在他那個年代，外來者正準備瓜分古老的家園，傳導了上千年的價值觀開始崩潰，維新派寄望於皇帝，希望變革制度，後來又被證明為幼稚的幻影。排滿情緒正在升起——只有將中國重新收回到漢族人的手中，變革才可能真正發生。

1901年，陳獨秀留學日本。三名熱血青年闖入學監姚煜的房間，將姚煜按在地上，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咔嚓一聲便剪去了姚的辮子。

隨後幾年，陳獨秀目睹的都是令他沮喪的事情。在他的老家安慶，徐錫麟試圖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他的心肝被恩銘的親兵挖出炒來吃了；當年一同剪下學監辮子的鄒容病死獄中，時年18歲，他那本《革命軍》風行中國。

然後，武昌起義的果實落到了別處。滿族人的統治結束了，新世界卻並未到來。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在安徽擔任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倉皇出逃，差點在蕪湖丟掉了性命。流亡上海期間，他以編輯為生，在給章士釗的一封信中，他說自己「靜待餓死而已」，士大夫的痛感也讓他感慨「外人分割」的國運。

不過1915年，《新青年》雜誌創刊了，陳獨秀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歲月。他主辦中國最有影響力的雜誌，締造了一場象徵變革的文化運動，是北大的文科學長。

而這段時間裡最驚心動魄的一幕，發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頂花園。那天晚上，陳獨秀西裝革履，向下層露台上看電影的群眾散發《北京市民宣言》，以至於這位「五四運動的總司令」身陷囹圄。

那時的陳獨秀已經41歲了，人到中年卻毫無暮氣，如燃燒的乾柴，照著慘烈的世界，就連比他小得多的胡適也羨慕他的「年輕」。

而他自己赤膊上陣的行為，也讓他的孫女陳長璞感慨「他以一個意氣風發的文人書生去從事政治」，他縱於性情，痛快酣暢，不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有點沒有領袖「穩坐中軍帳」的風度了。

龍性豈能馴

在文化拯救的方案遲遲看不到結果後，陳獨秀介入實際政治，組建黨派，期待於更快的結果。他反感於周邊的世界，要做的正是摧枯拉朽的大事。

1921年，陳獨秀在中共一大上被缺席選舉為中央局書記。8年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案》。政治上的遊戲規則，並非寫下「滄海何遼闊，龍性豈能馴」這樣文字的陳獨秀所能理解。

在陳長璞看來，陳獨秀一生的悲劇，固然有其性格缺陷的緣故，更是中國民主革命曲折性的體現。他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由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反常，他才充當了政黨的創建者。

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是北大學生許德珩，聽過陳獨秀的課，對陳獨秀的性格有著獨到的描寫：

「陳獨秀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並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夾衣過冬，宿舍里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裡。當我見到這個記過布告時，十分驚異，並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布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布告牌砸了，並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長所知，經過蔡的調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並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也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

從處理事情的風格來看，陳獨秀實在不會協調人際關係。後來在《新青年》同人的分歧中，胡適也頗為抱怨陳獨秀的急躁性和獨斷性是毀壞《新青年》以及文人友誼的根由。到了建黨，陳獨秀每每與周圍人發生衝突，證明其書生的本色，缺少老於世故的手段。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除陳獨秀黨籍，並宣布他為「反革命」，原因是「因為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領導」。對此，幾乎無人敢反對，只有憤而不平的楊明齋，偷越國境向共產國際為陳獨秀鳴不平。

從此之後，陳獨秀淪落為斯大林中國革命失敗的替罪羊而被逐出歷史。他之前的功績一筆帶過，他要為大革命失敗負責，他背叛了中央，成為了托洛茨基派。

在被開除後的第二十五天，倔強的陳獨秀髮表了《告全黨同志書》，痛陳斯大林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和黨內的宗派主義。五天之後，陳獨秀又領銜八十一人發表了《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旗幟。

終身的反對派

大凡深入陳獨秀的世界，撇開意識形態的因素，看其精神，都會有所感動。陳長璞評價其祖父「一生為信仰所驅，不昧良知，不趨權貴」。

1932年10月，陳獨秀因謝少珊的出賣而被捕，55歲的陳獨秀第五次入獄。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評，宣稱「反對並圖顛覆國民黨者，即為叛國」。中央蘇區《紅色中華》則稱「陳獨秀叛黨以後，投降到資產階級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鋒」。

在政治上，陳獨秀是個四面不討好的人，成了真正的獨行者。這還是根源於他理想主義者的特立獨行。

在蔣介石的授意下，陳案於1933年4月以「危害民國案」在江蘇高級法院受審。陳獨秀當庭抗辯：「檢察官論告，謂我危害民國，因為我要推翻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反對政府，並非危害國家。」

老朋友章士釗仗義前來辯護，雄辯長達53分鐘，還故意給陳開脫：「現政府正致力於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予意已成掎角之勢，乃歡迎之來不暇，焉用治罪乎」。

誰料此辯護招來了陳獨秀的當庭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之《辯訴狀》為根據。」一審結果，陳獨秀以「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刑13年。經上訴，終審改判為8年。

1937年，日寇兵臨城下，蔣介石想放陳出去，要求陳寫一書面檢查。陳堅決拒絕。蔣很尷尬。胡適出使美國，臨行時致函蔣氏，籲請釋放陳獨秀，陳獨秀獲特赦。

同年，國共第二次合作，中國共產黨回到政治中心，只是陳獨秀已經遠離政治舞台。

陳獨秀提前出獄後，中共中央托朱蘊山等人遊說陳去延安養老，也為陳拒絕，說是「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

雖說此時陳獨秀已經無意黨派，但身份邊緣而不墜，上門遊說者仍然不斷。陳果夫、陳立夫欲聘陳出任勞動部部長之職。陳獨秀明白：「他叫我當部長是假，叫我點綴門面是真。他殺了我們多少同志，包括我的兩個兒子，把我關了許多年……這不是異想天開嗎！但是，今天國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蔣先生合作。」

周佛海、張伯苓等人拉他進國防參議會當議員，他一口拒絕。胡適邀請陳獨秀赴美，進行著書立說，他認為在國家危難關頭前去是不光彩的，對胡的從政也很不快。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和陳獨秀之間複雜的情感和友誼，在思想上，雙方衝突頗為厲害。1925年11月，胡適到上海治痔，住在亞東書店老闆汪孟鄒家。陳獨秀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看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各不相讓。有一天，又爭起來，陳獨秀說：「適之，你連帝國主義都不承認嗎？」胡適一下子站起來，氣爭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著說：「仲甫，哪有帝國主義！哪有帝國主義！」接著，他又強忍怒氣說：「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走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又來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

不過，儘管二人在政治思想上對立，但是雙方都繼承了知識分子的美德，思想分歧並未影響個人情誼。陳獨秀每次入獄，胡適都積極奔走，並未因為陳獨秀「赤化」而坐視不管。

「依然白髮老書生」

1938年8月，陳獨秀帶著他最後的伴侶潘蘭珍和在獄中所寫的已成和未成的稿件，輾轉來到了四川省江津縣，直到1942年5月27日離世。

此時的陳獨秀，已是一個貧病交加、風燭殘年的老人，處於已脫離托派、更不願投身國民黨的一種特殊的遊離狀態，除了微薄的稿費外，只能靠一些遊走於各種政治力量邊緣的朋友的接濟。

台灣傳記文學家鄭學稼筆下的晚年陳獨秀，幾乎是個清貧寒苦的清教徒：

「他(陳獨秀)閱薛農山信後問我：『吃過飯沒有？』我看方桌上盛好兩碗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是我從未吃過的粗米。我不是有好生活的人，但那樣飯菜，實無法下咽，因此撒謊說：『已吃過了。』」

不過，晚年的陳獨秀並未放棄書寫，他甚至回到五四初期的思想。他的牢籠已經徹底打破，這個絕對不遷就他人的思考者在他生命之門即將關閉的時候，傲然宣稱：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

逝世後，其遺作被他的學生何之瑜編為《陳獨秀最後論文與書信》一書，靠朋友集資印刷。胡適將其改名為《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論文與書信)》，推薦給出版社公開出版，並寫序指出：陳獨秀的這些獨立見解「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他「從苦痛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台靜農曾以「酒旗風暖少年狂」為題，寫陳獨秀晚年的壯烈之氣。晚年的陳獨秀專註學術，幾乎不涉及政治問題，可是依然不失豪放的個性。他曾對台靜農提起，晚年想寫兩部書，一是中國史，一是中國文字書。

在一封致台氏的信中，他表達了對學術的看法，仍然不失鬥士的風采：「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於此二者各寫一有系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

陳獨秀晚年自稱「除卻文章無嗜好，依然白髮老書生」，不能讓烏煙瘴氣繼續毒害青年，也就是他雖在衰病的晚年不能放棄的責任。他用盡精力著述文字學——《小學識字教本》，寫到「拋」字，便一病不起，齎志以歿。

在他病逝後，時事新報、新民報發布這一消息，評論他的晚年說：「他究竟是一個較有操守者，因為我們還得到他『身後蕭條』的消息。」

在他身後，其子陳松年將老父遺靈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木商，用木排(筏)載上沿江而下，運至老家，安排父母合葬，並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陳獨秀的大名，而是用了陳獨秀最早的名與字，「先考陳公乾生字仲甫之墓」。

陳長璞回憶，在1979年陳獨秀百年誕辰之日，安徽省文聯某人要看陳獨秀墓，松年奉命陪同，而令陳松年先生吃驚的是，那一片墳堆只剩一堆黃土，碑已不知去向。幸好找到當年抬棺的一位老農，才在老農的指點下於樹林叢中找到原墓的位置。

所幸，這種蕭條落寞的景象已得到改觀。除了安慶的陳獨秀墓園，在他窮困潦倒而死的六十七周年後，一尊青銅鑄造的陳獨秀紀念像在上海福壽園揭幕落成，它與胡適、蔡元培、章士釗、張元濟、顧維鈞等人的紀念像同置一苑，不再孤零零的一枝獨秀。?蕁

(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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