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禮：打黑法律：30年三件事(法律與生活 2010-1-12)

打黑法律：30年三件事http://www.sina.com.cn2010年01月12日11:51《法律與生活》雜誌

　　打黑法律：30年三件事

　　文/閻禮

　　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有一個規律：幾乎每隔10年就出現一個「標誌」性「人物」，從而催生了立法。同時，隨著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變化，法律也做出了相應調整。

　　這些年來，筆者在採訪中，親身見證了我們國家「打黑」方面的立法從無到有、從弱到強，不斷調整的過程。

　　「喬四」催生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20世紀80年代末期，哈爾濱在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造。當時，由於拆遷業比較混亂，這就成了一些人大發橫財的機會。但拆遷這個「活」，不是什麼人都能幹的。因為被拆遷的一些單位與居民不願意搬走，所以儘管拆遷利潤豐厚，一些拆遷企業也望洋興嘆。

　　這時，靠「黑」和「講義氣」在道上已出名的喬四，主動帶領手下打手承包了一個拆遷工程。本著「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想法，被拆遷對象不得不接受了拆遷。

　　數年後，喬四在冰城壟斷了全市的拆遷業、建築業，並且霸佔了一些高檔酒店，此外，他還綁架、收保護費、放高利貸、強迫交易、搶劫等無所不做。喬四囂張地自詡：「咱黑白兩道都吃得開，不能說呼風喚雨吧，但在哈爾濱的地盤上沒有我擺不平的事兒！」

　　1991年6月的一個天晴日朗的上午，喬四因犯有故意傷害罪、非法持有槍支罪、行賄罪等數十項罪，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哈爾濱市郊區被執行了槍決。

　　當時，媒體紛紛以《冰城，一個黑社會的覆滅》為題隆重報道，在社會引起了強烈反響。此案也引起了立法界的密切關注，有關專家對此案進行專題調研後認為，喬四已經具備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特徵。此後，又有類似的集團犯罪，可當時法律並沒有規定是屬於「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由於打擊這種犯罪的需要，立法界經過多次調研與論證，最後慎重地建議增設這種罪名，呈請最高立法機關批准。

　　於是，在1997年《刑法》修改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刑法增加「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這就是《刑法》的第294條：「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是指組織、領導或者參加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程序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或者縱容黑社會性質的組織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近日，筆者採訪了曾參與新《刑法》修訂的刑法學專家樊崇義。他說自己在參與增加這項罪名時，認為以喬四為代表的一些犯罪集團具備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特徵、組織特徵等，這種犯罪具有經濟實體、成員固定、以商養黑，以黑護商、社會危害大，是有組織犯罪的最高形式。而且隨著經濟轉型、社會變革的加快，這類犯罪已在各地都有發生，為了打擊這些犯罪需要及時進行立法。

　　「那麼當初為什麼稱『具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而不像義大利、日本、美國等國家那樣，直接稱黑社會犯罪？」

　　面對上述問題，樊崇義回答道：「這個問題也有別的媒體訪問過。這是基於兩個層面的考慮，一個層面是擔心一些人誤解，以為我國真的像境外的黑社會犯罪那樣猖獗，造成心理恐慌，影響百姓生活，也不利於社會穩定。另一個層面考慮也是實事求是的立法原則，因為我國的政體與國體決定我們是多層級領導，即使中國的某個黑社會性質組織買通公、檢、法，但還有黨委、政府、武警，即使是有天大的神通，把一個地方的權力機關，甚至國家機器全部『擺平』了，但還有上級部門，直至黨中央、國務院、中紀委、軍委等，還是有足夠力量能夠完全、徹底地剷除掉所有的涉黑犯罪組織，所以，中國的黑社會性質犯罪根本控制不了一個地區的所有部門，與國外具有很本質的區別。」

　　對於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我國著名犯罪學專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也曾有過類似的觀點。

　　劉涌案催生司法解釋

　　有了立法規範，就可以「有的放矢」。但自1997年新《刑法》增設了第294條「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以來，在幾年之內，全國司法機關都未使用該罪名審判案件。直到2000年，才有兩起「典型」案件使用這項罪名，也由此拉開了全國範圍的「打黑除惡」的專項鬥爭的序幕。

　　案件之一是「浙江溫嶺張畏涉黑案」。案犯張畏、王芳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共犯25項罪名，在為非作歹的5年里，造成1人死亡、3人重傷、20人輕傷涉及金融詐騙等犯罪，涉案資金高達5.03億元。2001年3月12日，張畏、郭海華犯有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傷害(致人死亡)等25項罪，被判處死刑，其他案犯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

　　案件之二是瀋陽黑道霸主劉涌案。

　　劉涌案無論是起訴還是審判，都是一波三折。一審死刑，二審死緩，再審死刑。這是公眾所了解，此案的複雜性還有一些不為外人所了解，恰好筆者當年全程跟蹤此案，了解到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幕，這也是在200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大常委會出台「司法解釋」的一個重要原因。

　　這期間，瀋陽市公安局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積極反映打黑在瀋陽遇到的問題。不是沒有保護傘，但是保護傘在台上，在司法實踐中不好操作，其他地方也遇到了這樣的尷尬，所以，當務之急是需要立法機關進一步解釋。

　　2002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4條第一款的解釋：「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徵 :(一)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幹成員基本固定；(二)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三)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四)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一方，在一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

　　此前的《刑法》第294條規定，定性黑社會性質組織必要條件之一就是要有「黑保護傘」，如果沒有保護傘，就不能按照「黑社會性質組織罪」來懲處。而新的立法解釋規定，只要在組織形態、犯罪特徵、社會危害性等方面符合黑社會組織的特徵即可定性。

　　由於立法機關做出了新的立法解釋，就解決了司法機關在「打黑」中遇到的難題。筆者2002年10月底從廣東省東莞市中級法院採訪就遇到這樣的例子，東莞打黑第一案的終審已經判決。20名被告均被判處兩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其中有4名成員被判處死刑，5名成員被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綽號「鈴眼庭」的李庭芳被判犯有9項罪行，數罪併罰被判死刑。

　　判決援引最新立法解釋。

　　該立法解釋解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雖然有保護傘，但暫時尚未挖出，照樣可以適用《刑法》第294條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另一個就是確實沒有保護傘，但其犯罪具備立法解釋，照樣可以定罪審判。

　　由此看出，打黑，最強大的武器就是法律。

　　為劉涌主動啟動再審程序

　　法律與立法解釋完善的同時，司法程序也在隨打黑進程的深化而前進。比如，曾被稱為「中國法治史上的標誌性事件」的瀋陽劉涌案件就啟動了再審程序。

　　2003年10月11日中午，遼寧錦州市公安局40多名防暴警察將劉涌從監獄押解至錦州市第二看守所，其目的是解回接受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審。

　　據管教講，劉涌是一個極有城府的人。一審法院判處他死刑，而二審法院改判為死緩後，他很是得意。而最高人民法院10月8日通知他將進行再審，他當時就木然地說了兩個字「完了」。

　　2003年12月22日上午，在遼寧錦州，審判長用一個半小時宣讀劉涌一案再審判決書。到此，由最高法院五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給歷時三年一波三折的「瀋陽黑幫老大」劉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一案畫上了句號。黑梟劉涌終於被以注射的方式執行了死刑，其理由是根據《刑法》第26條第三款「對組織、領導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團所犯的全部罪行處罰。」

　　劉涌案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首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對一起刑事案件主動啟動再審程序的案件。

　　自2000年打黑專項鬥爭以來，面對打黑工作的複雜性與艱巨性，中央政法委加強對打黑工作的領導與協調，最高檢與最高法為了這項工作的順利進行加強監督與業務指導。職能部門公安部成立了「打黑辦」，對案情複雜、偵辦難度較大的涉黑案件進行掛牌督辦，採取派員督辦、調閱案卷、指定管轄、異地用警等措施。最近，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打黑辦」負責人廖進榮對筆者說，全國公安機關將始終保持主動進攻的高壓嚴打態勢，打擊各種涉黑者及其「保護傘」，保一方穩定和平安。

　　(註：本文作者為《人民日報》社記者，法學博士)

　　(摘自《法律與生活》半月刊2010年1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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