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稿｜許章潤：自由主義如何在中國落地

講者：許章潤

漢晉之際，中國文明迎應佛學義理，直至隋唐而未幾，但歷經數百年，終究吸收轉化，由此而有宋學，為華夏文明更添一層次，再開一境界。晚近以還，如何實現自由主義與儒家仁學義理的內在溝通，早已隨著西學東漸而逐漸展開，迄而至今，同樣人在途中。此不惟佔據中土學人心思，亦為不少漢學研究者的作業，蔚為一種思想史和比較文化研究。舉凡儒學民主、儒家憲政、儒學社群主義、人道主義和儒學義理的銜接等項命題，為此揭示著多元的可能性。如此這般，放眼大中華，自由主義已然局部肉身化，於建政立制中落地生根。最後的結局將會是何種人文格局，未來的歷史自有交待，但眼下卻需預為言聲，既在明示來路，更在尋覓去路。這也是這場「自由主義與中國文明」對話的背景因素。

中國的復興是中國文明和自由主義的雙重勝利

今日中國文明隨著經濟增長，漸現復興勢頭，意味著中國文明與自由主義的雙重勝利。一方面，中國的復興是中國文明返本開新、自我發展的自然結果，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它是百多年來吸納包括自由主義在內的各種西學元素後的綜合生髮過程，有以然哉。兩頭結合，截取融通，方始有大中華文明圈的整體崛起。

此話怎講？請容從頭說來。

在下於法學院教書，靠販售法理吃飯，一晃三十年。聽說，曾幾何時，一些學生調侃本院教授中也有幾位法盲，幸居其列，恍兮煌兮。學生自有學生的眼光，畢竟年歲小。不過，此事真假不論，但它說明我們法學院的學生也好，教師也罷，其心智和心性之不甘也不能僅只囿限於規則和規範這一淺顯層面，而另需超越性支撐，則是不言自明的。小而言之，則知識論意義上法學和法學家之需獲得「文史哲」知識背景的滋養，更是題中應有之義。故而，有此超出法律層面細加論說的必要與可能。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A·熊彼特說，倘若一個經濟學家不同時也是一名數學家，尤其不同時是一名歷史學家，則不能勝任自己的專業。話音猶在，滋味深濃，雖指向不同個案，但說的正是這個意思。

剛才紀霖宗兄談到自由主義所須應對的社會政治倫理層面，以及這一層面之外和之上，尚有「苦難」和「對於生命的畏懼及其困境」等諸般問題。的的確確，其為日常經驗，也是學思和理論指向的對象，更是生命對於存在之永恆焦慮的本身。一己生命的困頓和社會大眾的苦難，我想，這是促使一切理論一切思想啟動思旅、逼迫古往今來一切有心腸的人不免痛定思痛的一個直接原因。文化的承擔力就表現為正面直視苦難的勇氣和張力，而為現世生活立境界，為當下人心示路向，為踟躕不前的現實開新局。就拿今晚的話題「自由主義與中國文明」，特別是與中國文明中的核心部分儒家文明的關係而言，雖說例屬百年來理論上的老話題，卻是中國文明的新課題，而牽扯到我等華夏中人的「困境」和「苦難」，實在無法躲避，必得要去討個說法。

因為，非有個說法，不然就沒個活法，而民族生活無由立法。

其間一線脈絡是，自從晚近中西交通以來，東西衝突頻密，自由主義及其所表徵的政體展現出無與倫比的正當性，因而，如何讓它在中國生根，遂成問題，一個躲也躲不掉的大問題。換言之，自由主義及其一套政制設置對於中國文明來說是不是可欲的？如果是可欲的話，那麼，如何落地生根成長，漸成中國文明中的有機組織部分？特別是其政治制度如何逐漸於中華大地肉身化，並且融會為中國人日常生活實踐中之洒掃應對、言談舉止？凡此種種，早已構成一個百年問題，大家一直在追問，也一直尚未能夠獲得圓滿解決。我個人的感覺是，其實這一問題已有局部的答案，不用凄惶，更不用悲觀。因為放眼大中華地區，民主在台灣獲得了初步的勝利，相對而言，甚至是較諸泰國式民主更加優越的展現，而法律之治至少作為一種國家理性和社會治理術，在整個大中華地區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現。尤其是在香港地區，歷經港英當局的培植和全體居民的努力，使得其為「中國先法治起來的地區」，更不待言。晚近三十五年來的中國，一方面轟隆隆「改革開放」，包括「建設法治」，「建設法治國家」，另一方面，有法不依卻成為一個普遍、廣泛和長時段存在的大眾現象，文野不免，朝野不避，實在觸目驚心。但是，即便如此，放在一個半世紀的轉型歷史中，較諸往昔，平心而論，今天的中國，法律之治作為政統的有機組織部分，其正當性，其可欲性，其制度性落實，乃至於其生活實踐性之體現，對於朝野兩方，均早已不言而喻，也都有一定進展。不管內心怎麼想，實際上怎麼做，至少，明面上都咸口同聲說好，而唯唯諾諾，無法公開違忤了。而這就是進步，來之不易的進步也！

在此，有一個問題，不無討論的意義，那就是自由主義是否能夠直面中國文明的苦難，包括如何回應諸如「落後就要挨打」與「1840情結」等民族主義的命題和隱痛，怎樣解釋西方列強對於現代中國的成長的複雜心態等國家間政治問題。即便無法面對具體苦難，但也必須對苦難問題在一般意義上多所回應，在人生哲學和生命政治意義上給予理論性闡釋，才可能於內在骨血上回應文明關切，而貼應中國文明的憂患心弦，最終融會於中國文明。至少，它必得回答自由主義的一整套政治價值理論背後的德性倫理與文明的內涵問題。此時此刻，中國人無論在整體制度安排上，還是在個案的解決上，彷彿都有不同的看法，使得這一問題不僅存在於理論討論中，而且，發生在每一實際個案上。就我較為熟悉的法律專業領域而論，近世中國的每一項立法，乃至於每一個關鍵條文，似乎都牽扯到不同價值理念的衝突，「古今中西」一齊登場，動輒噼里啪啦一場混戰，使得中國的立法過程實際上是各種源起於西方的現代價值理念和理論思想的「東方戰場」也。清末「妓女是否具有選舉權」固為一例，近年反壟斷立法中大型國企可堪控訴問題，同為一例。

我個人讀史，曾經遇到過一個案例，也有助於反思自由主義的德性倫理問題，當時啞然，復讀揪然，事後泫然，再思默然，切切以為大值得探討。它不是別的，就是「哈耶克的婚事」。各位知道，哈耶克是自由主義思想大師，也是冷戰思想家，其「婚事」頗耐人尋味。哈翁早年愛戀的情人，年齡相仿，彷彿青梅竹馬。後來他到美國讀書留學一年，正好趕上「一戰」，兩人失聯。少女久等無果，無奈之下，另結姻緣。哈翁回國後心灰意冷，也擇偶婚配。一晃30來年過去，再度重逢之際，少年戀人白頭翁，得知其間陰差陽錯，後悔不迭。正好她的原配去世，遂決意圓夢，斷然與已經給他生育了三個子女的妻子離異，再與自己的少年戀人喜結良緣。

哈耶克

各位如何看待這件事情？是否聽後怦然心動？倘若讀史至此，只以「生活瑣事」一帶而過，「無損於他的偉大光輝」，而不曾沉吟良久，可就沒心沒肺了。須知，此類「生活瑣事」，其於哈翁，以及多數男女，不，不是多數男女，而是幾乎所有男女，恐非小事一樁也。——毋寧，胸頭撞鹿，心頭流血，傷筋動骨呢！否則，豈非婚姻不是事也，豈非哈老不是人也。上引熊彼特，一生梅開三度，亦非等閑之輩，可能也有值得尋思之處多多，而折射其人生理念、社會生態與時代的價值哲學。在下曾作一文，未刊，題目就叫「哈耶克的婚事」，與此前發表的「哈耶克的英文」對應，旨在追索哈老的心路歷程。當年哈耶克訪問台灣，粉絲殷海光求見，結果哈老不見，反而去見獨裁者蔣中正，這讓堅定的自由主義者殷先生們失望而困惱，其鬱郁乎可想而知。對此在下也想作文，以「自由主義者的苦悶」為題，惜乎資料不足，未能殺青。此為籌謀中的「哈翁三論」，駸駸然，十年將逝，迄今只完成一論矣！

話題收回來，對於哈老的婚事，如果站在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徑言「我的事情我做主」，我作為一個「天生德於予」的德性主體，於生命實踐中本著追求真愛的立場，我有權選擇我生命中的另一半，云云，這是一回事，自是一種答案。但是，如另開視角，從某種傳統儒家倫理而言——但願不是鄉愿——一個女人跟了你將近30年，為你生了三個孩子，朝朝暮暮，沒有愛情也有恩情，沒有恩情也有人情，哈老，你此時此刻絕然將她捨棄，則德性何在？下得了手嗎？這又是一回事，別為一種答案也。實際上，哈老在芝加哥大學退休以後，頗感潦倒，回到自己的祖國，在薩爾茨堡大學找了個教職，在他感受等於是在一所閉塞的鄉村學舍混飯等死。恰在此時，天上掉下個諾貝爾獎餡餅，這才柳暗花明，陰霾籠罩的人生天空豁然開朗，晚境榮華矣。——人生際遇，明暗之間，有時不過是一步之差，可就有天地之別，夫復何言。「好女兒，凈心，穩步走，愛護這一線微光，決定你來生的歸趨」，此時此刻，只能訴諸詩詠呀！

各位想一想，在中國人的價值立場，在我們某種傳統的儒家價值觀看來，這是一個功成名就者對於糟糠之妻的拋棄呀，了不得喲！但是，從自由主義理路迎應，這樣的指責能不能成立？他會不會接受這樣的指責？則又當別論。我想，他是不會接受的，所以他才會心懷感激，卻問心無愧，安然而坦然，釋然又怡然。至於前面伸言「某種傳統的儒家價值觀」，實在是因為我理不清，剪不斷，有待各位新儒方家指教一二者也。

在此，我是這樣理解的。拋開哈翁的婚事，但言一個「痛」字。可能，某一生命個體的困頓，必然牽扯到對方的苦痛，因而也就是社會的痛。既是社會之痛，痛痛相關，只能在關係的扭結中求轉化，求紓解，或者，竟是無解，而痛到底，痛死為止。不管是「畫樓無處，著東風」，還是「中間白鶴，駕東風」，抑或「小梅搖落，不禁風」，朋友，都是一個痛字啊！恰恰在這一點上，我認為立基於個體原子論的自由主義遭遇到了當代危機。蓋因將德性屏蔽，於倫理層面便無法招架此番痛痛相關之問，而頓失深厚，面對苦難這一大是大非之時只好無言，徑以「個人私事」打發了事。實際上，自由主義的當代危機不僅展現在歐洲文明於晚近幾十年間遭遇到的文明勁道的衰頹問題上，而且，它說明自由主義一旦肉身化，已然成為既定政治制度安排之後，便為道統，自我腐蝕的趨勢遂明滋暗長，其日趨僵化的心路歷程也就啟航了，從而，也就是將自家生命力打入冷宮之時。好比當年科學反對宗教，蔚為一種新興力量，開放而質樸，剛健復誠實，具有感天動地、撼天動地的生命力。倏忽間三四百年過去，經磨歷劫，科學將宗教打入了冷宮，自家成了正統。在當今人類的知識世界中，科學早成霸主，惟我獨尊。各位，實際上科學在今天成了一個獨斷論的話語體系，影響所至，使得剛才主持的同學介紹說有的學生儻論，但凡「不用計量和定量研究的理論」，換言之，「沒有數字圖表」的，均不值一聽，豈非笑話，何其悲乎！此與「不用英語教學和寫作的大學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大學」的論調，所指有別，而理路如出一轍，蓋均不明所以然也！

對於自由主義的當代危機，暫且擱下，我想講一個在此論域中涉關現代中國的觀點。今年8月底到9月初，國際朝聖山學會在香港召開年會，最後一天的主題是「中國的成長與自由主義的未來」，我正在準備講稿。屆時我想說的一個觀點是，如果回看海峽兩岸四地百多年來的生聚教訓，尤其是中國大陸晚近的成長，它恰恰證明了一種「雙重勝利」，即中國的成長和東亞文明的復興是自由主義與中國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合奏共鳴的雙重勝利。

一個典型的明面上的理據是，百多年來，中國的儒家文明展現了一種接納異域文明的寬闊心胸和消納能力，而自由主義的價值觀經過五代人的吸納、消化與融會，已然有選擇性地在中國文化中間紮根了。各位，今天我們講人格平等，今天我們講自由意志，今天我們講秉持德性倫理而不違背規範倫理去追求「我的」自由和幸福，今天我們講在自由與平等的社會政治條件下，我享有追求幸福的權利，以及自主選擇超越性向度的自由。——凡此種種，都是些什麼立場、價值和理路？朋友，這不僅是儒家所講的「收拾精神，自做主宰」這一德性倫理觀，同時也是自由主義的個體價值觀。它們於不期然間落地生根，彷彿已然完美地融合於當代中國公民的身心，見諸他們日常的洒掃應對，習焉不察。這難道不是自由主義的勝利，同時也是儒家義理和中國文明的雙重勝利嗎！？諸如此類，我相信，大家各自去體認和揭示，必定還有很多。

中國公民需要政治發言權

任鋒博士指出，儒家難道僅僅是基於農耕文明，由漢族發展起來的狹義上的意識形態嗎？毋寧，儒家提供了一個比較能夠適應不同經濟社會形態，以及混融、整合和凝聚多族群信仰的公共框架。即便是在此刻的世界，儒家倫理恐亦不止於生命倫理和生活哲學，而有其政治哲學的建構意義。任鋒博士並提議在下於現代國家理性，特別是「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視角，對此作一「深思熟慮」的「深刻」解析。

是的，凡此心事，總是心思，縈迴腦際，卻難說「深思熟慮」，更談不上「深刻」。身處這一波轉型時代，一個兩百年大轉型的收尾階段，所有的看法和認識可能都是臨時的、階段性的，也是局部的和相對個體化的。此為宿命，惟有不世出的超一流思想家，橫空出世，挾山超海，庶幾乎得能倖免。可惜，今晚，他或者她都不在場。正所謂天涯行客，惆悵如絲，關山望斷，一將成名萬骨枯也！

我有一個觀感，也許有助於分析。什麼觀感呢？但凡樞紐文明，不論春秋戰國和秦漢之際的古典中國文明，還是地中海亞平寧半島愛琴海養育的古典希臘羅馬文化，可以看出，這些大型文明，都建構起自家一系列秉具普遍性的系統學說和整套理論，關乎天人、生死、神俗、靈肉、禍福、義利、知行和動靜，徊惶於此岸和彼岸，糾結在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諸端紛繁，而理一象殊。而且，的的確確，大開大合，席天幕地，都各具普世性格。放眼望去，近代東西大分流與大匯合之前，實際上是這些秉具普世性格的價值和思想在引領著人類生活，道不同卻並行不悖，利有異而各取所需。只是在近代，大分流和大合流之後，各自宣稱具有普世性的理論，包括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包括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所謂的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乃有碰撞，而遽然冒出個誰才具有普世性價值，或者，誰才更具普世性格這一問題。當然，並非說此前一家親，和氣團團。否則，等於無視耶回兩教的千年廝殺，也看不到韓愈排佛式的思想競爭。實際上，一部思想史，多少紛爭和囂嚷，不盡眼淚和鮮血，源此而來，去不知所蹤，徒令後人復哀後人，道出的原是圍繞著意義打轉，人類心靈的萬般糾結矣！

正是在此，我倒是覺得，越是孜孜於宣稱唯我獨尊，拚命嚷嚷著只有洒家才秉具普世價值，就越發顯露出其勁道衰頹，性命危淺，而將內里的尖刻與促狹暴露無遺，適足以證偽其普世性。這不，舉世滔滔，但凡一種文明處於發展的高峰時段，各位，其哲思，其學理，其價值指向，都會虛懷若谷，以廣納百川來開源分流，於眾生普度中登峰造極，恰恰表達了自己的普世性格。它再次提醒當下的中國文明及其心智大腦，當今中國，作為既是此刻邁步的初始條件，又是已有的歷史進程的結果，更是一切思想和實踐的背景因素，這一波超逾一個半世紀的大轉型還沒完成，中國文明的此番大轉型尚未臻達普天歡慶大功告成的節點。換言之，「中國文明的復興」還只是人在途中，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因而，今天中國仍然需要全方位接納優秀異質文明，採擷「古典樞紐時代」和「現代樞紐時代」以來的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非他，蓋因政治智慧專責建國立政，攸關億萬黎庶的生息痛癢，蔚為人世最高智慧，因而，最為要命。而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轉型，不外乎就是一個政治建國的艱難歷程，體現為一種「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之四位一體也。

細而言之，刻下中國不僅面臨著如何在「1911」、「1949」和「1978」的基礎上重構「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問題，而且，還面臨著在此「文化中國」和「政治中國」的譜系下，億萬中國人，你我這樣的具象個體，如何面對生死禍福靈肉等一系列生命困境與生存困難的問題。不寧唯是，我們還面臨著經濟成長、人口增長如何與環境保護、世界性資源配置兩相協調的問題，環境短板與可持續發展所牽扯到的國家間政治難題，以及中國身處東亞這一特定環境，西邊有一個強大而深具擴張性的斯拉夫文明惡鄰，東邊蹲伏著一個百多年來一直與中國為敵的宿敵這一窘境。就東邊的鄰國而言，其綜合國力早已發展到極致，無法再攀新高，難免盛極而衰了。盛及而衰之際，心喬意怯，必有狗急跳牆的可能性，可堪虞矣。就此而言，綿延兩三百年的中國西北邊陲和東海邊防危機並沒過去。

如此縷敘細說，是想告訴大家，今天中國面對這樣一些問題，是綜合性的問題。綜合性的問題意味著需要採取綜合性的手段，沒有哪一種主義可以宣稱，或者實際上可以單打獨鬥就救得了中國。極個別新儒家人物說「只有儒家（學）才能救中國」，不啻痴人說夢。如果只有儒家儒學才能救中國，中國為何需要浩瀚跋涉的170多年的救亡圖存運動，至今而未止。自由主義者宣稱自由主義是人間的普世大道，但我們同樣要問，為何今天像「胡適之的婚事」和「哈耶克的婚事」之兩相比觀，仍然令人心頭漣漪起伏，而為胡先生灑一掬清淚。那邊廂，假如民族主義蔚為主旋律，眼睜睜放任其一路向下走到民粹末流，等於是對民族最大的不負責任。好比容忍一種共產清教主義在中國繼續肆虐，那是對中國文明最大的傷害。我們需要自由主義，我們需要民族主義，我們同樣需要共和主義，我們還需要在中國文明的復興的脈絡中，尤其促進包括儒釋道三教在內的一切文明因素的共同復興。非他，只因為中國的問題是全方位的，因此需要全方位整體性的思想方案和多元資源。

置此情形下，我為什麼說中國的成長和中國文明的復興意味著中國文化與自由主義的雙重勝利呢？就在於「中國問題」的解決其實動用了包括儒家文明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內的所有資源，風從虎，雲從龍，共同達成了今天這樣一個結果。其間糾結扞格、牽連互動，攪成一鍋粥，造成一個鼎沸的近代中國，終於推導出此刻有望最後成型的「現代中國」。現代中國意味著「民族國家－文化立國」與「民主國家－政治立國」的統一，而「政治立國」的極致是「以自由立國」。其所牽動的文明轉型及其浩瀚規模，沒有任何歷史成規可得模仿。就此而言，從迎應「中國問題」，動心忍性，到「現代中國」的誕生，以一持萬，朋友，這是漫長的十九世紀、短暫的二十世紀和此刻的二十一世紀里，一兩百年間，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也。

正是置身這一語境，才需對一些習常不察、似是而非的事情和話語，慎予省思，時加怵惕。比如，剛才秋風教授講了一句話，可為一例。你說刻下中國人對於祖先的信仰和膜拜，比對自家的自由看得更重。此處不僅關涉啟示與理性，而且，涉及到信仰和啟蒙。可能，對於我們父兄一輩，此事完全不在話下。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此事也還多少能夠成立。但是，對於今天在座的二十來歲的這一撥而言，說他們對於祖先的信仰竟然比自家的自由還重要，予不信也，予不信也。相反，他們對你的說法肯定嗤之以鼻。不說祖先，連我們這一輩人作為父親，在家庭生活中也早無所謂的權威了，甚至，都抬不起頭來，還祖先呢？！丁克家庭，父親混個「三把手」，就不錯了。或許，換一個角度，你的話也沒錯，那就是說，你以先知和教主的口吻在宣諭某種信仰，抑或，你申說的是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任何一個特立獨行的個體，都無法捨棄身家背景，好比今天一般報刊用語所謂的「文明創新」，不能沒有歷史資源來支撐。倘若是在這個意義上來立論，則其意自明，人心所向。也就因此，歷史主義同樣是一種普世主義，正如歷史主義本身即意味著一種特殊主義。歷史主義之為一種普世主義，與它在價值資源和文化背景上為某種特定文明之提供支撐，恰成互補態勢，就看運用之妙了。爭奪歷史，本質是在爭奪時間，而掌握了時間，就意味著掌握了世界，或者，在著意安排一種世界。——「一種」者，「自家」之謂也。比如，此刻是「2014年」，而非孔誕「2566年」，使得一切均在不言之中也！也就因此，古有所謂「羅馬治下的和平」，今有所謂「美國霸權秩序下的世界」。

轉回世俗層面來。剛才晚餐時說到一位作者，英文名字Eric Li，中文名字李世默。君乃同胞，但在下寡陋，不知他居美經商還是在中國執業。據說，他在美利堅為多家大型國企當買辦，富家翁也。網上時常見到他的文章，文筆頗為流暢，一些觀點也頗有見識，看得出來，走過不少地方。前不久美國召開「百人會」，李君有一個對談。在對談的最後一段，對方嘉賓問他，當今中國，難道中國人就沒有政治自由的要求嗎？難道中國人不想要自由，不想行使投票權嗎？下面這段話，各位請看「觀察者網」所載對談，我要撒一句謊，大家從此「鄙視我」。是的，李世默先生是這樣回答的：「認為中國民眾正期待政治權利，這是自欺欺人的偽命題……認為民眾一旦獲得了冰箱、汽車，接著就自然會要求選票，這種想法十分荒唐，在歷史和政治中毫無根據」。各位，此時此刻，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難道你們和我們，「我們中國人」，不想擁有作為共和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嗎？我們不想作為國民和公民，一人一票，每隔幾年，行使一次挑選治理者的權利嗎？不是在他們走上大會堂高台時我們只有拍掌的份，而是我們衷心希望他們走出來給「主人」打拱作揖，「兄弟投我一票吧！」，從而，我們決定誰能走上那個高台。——再重申一句，這難道不是刻下中國人的心聲嗎？！若非如此，為何形勢緊繃，不僅「內緊外松」，而且，「內緊外也緊」了呢？李君此言，不知可敢對著自家同胞當面說？

凡此種種，說明了一個問題，即自由主義的價值理念已然在中國生根開花，轉化、涵化、泛化為一般大眾的心智，蔚為中國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至於如何將它們恰予政制肉身化，結成政治正果，可能還有一段路，也可能比較漫長。一兩代人之內，說不定十年、二十年，總有結果。天下事偶然因素多得很，說不定明天在下出門天上來掉下來個郵包，一個億的銀子砸在我頭上，也沒準呢，萬一呢，哈……但是，沒準歸沒準，睜著眼睛說瞎話，指謂中國人從來「不想」，就如同說潘金蓮從來就「不要」，可就不靠譜了。這是對於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億萬同胞政治心性的蔑視和詆毀，實實在在，簡直不把我們當人！

倫理綱常與家國天下情懷

把話題再往世俗層面拉近一步。有聽眾提問，今晚活動在此模擬法庭舉行，前排座位預留給「眾籌嘉賓」，雖說並未坐滿，卻不讓其他人就座，是否違背了公正原則？

對此，新儒家彷彿倏然遇到了難題，自由主義者也不發聲，結果只好讓我們啃習法律的出頭說話，也對。

從何說起呢？這麼說吧，比如，晚近以來，大家尋索中國文明的優越性，抉發中國文化的優質品格，就見仁見智，知山樂水。有人說「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有人拈出中華文明的「中庸之道，天人合一」，也有人以「天下為公」作結。我個人省思，不是從文化價值比較或者「本質上」的還原論入手，而是從文明論這一中間層次立論，有一點心得。就是說，在天地大化這一總體背景下，下列五項，或可作為「優點」或者「特質」，而引申到今天關於「專座」的問題上來。這五項是，第一「經史義理」，此為大經大法，形上本體，奠定整個文明的根砥；第二「詩禮文教」，於一般人心和人生，鋪展開一個基本的底子；第三「倫理綱常」，已然將前面兩項提澌到人倫層面，貫通人心和制度；第四「王道政治」的理想，正式進入政制和政治肉身；第五「家國天下」的情懷、氣度與格局，於大開大合中放開去，收攏來，落實於至微，而見諸至大，將人間全體牽連一體，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同情中伸展上述四項內涵。

綜此五端，可得概言中國文明？當然是抉其大端，一隅之見。其間牽扯到此刻論題的就是所謂「倫理綱常」與「家國天下」兩端，而它們無一不與自由主義命題暗通款曲。因為自由主義陳言每一個體均具平等人格，我基於自家德性主體之秉懿秉義，依恃自由，追求幸福的最大化，天經地義。同時，自由主義從來不否定個人立定位置，同樣秉持德性和實踐理性，盡本份，盡義務，盡責任，盡擔當，證明了「自由偏是重負」這句老話，也對應了「天助自助」的教義。經此輾轉，不僅體現並兌現了「我的」德性，證真了「我的」德性主體位格，同時，將此德性主體具體化、下落至生活層面，而化身為當下存在的具體族民、市民、國民和公民，兌換成一套權利義務話語，真確實現了自德性向法權的過渡。——上文揭示「以自由立國」，就在於完成這一自德性向法權的過渡。

因此，若問為何要盡這樣的本份，為何必須擔承起這樣的擔當，為何要於盡本分、肩擔當中含詠德性、涵養人格、彰顯主體位格、光大個體的實踐理性，答案就在於每一個體在價值論上的平等決不排斥其為族民、市民、國民和公民在具體社會事務和生活情境中的特殊位格。比方說，總統作為國家元首，就是享有某些特權，而為履行總統職責之必需；議員在議會辯論期間得享有免於因言論而被追責的豁免權，蓋因此為保障議員於開會期間行使代議職責暢所欲言所必需；少數民族在生育、升學等諸多方面，專享寬待，為主體民族漢族所未有，旨在彌補和提升前者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生存競爭能力，求一個平等。同理，今天設立專座，預留給眾籌嘉賓，同樣無可非議。為什麼？因為眾籌嘉賓作為國民、市民和公民，今晚此來，是要盡他們的一份責任，盡他們的一分擔當，而蔚為「嘉賓」，而且是淘腰包的「嘉賓」。為了方便他們盡自己的一份責任和擔當，預留專座，當其時也，有什麼大不了的呢？好比今晚我要講話，在台上給我一個坐位，情同理同。否則，平均主義的邏輯外表下演繹的其實是某種民粹式思維，要不得。

與此同時，活動組織者籌組這一活動時有無事先精確統計過究竟將有多少「眾籌嘉賓」到場？倘若前排共有25個座位，而眾籌嘉賓不過五位，「騰訊」網的工作人員5位，總計10位，那麼，另外的15個坐位難道不能開放給其他聽眾？當然可以。閣下，你作為聽眾，眾生平等，你發現有空位想坐過來，發現「眾籌嘉賓」並不足以佔據所有座位，此時此刻，你應當發揮自家的主體能動性，自己坐過來就是了。有人攔著你嗎？幹嗎非坐地板上呢？學府的風氣相對隨便，似乎無需如此拘泥。這時你還坐在地上，說明閣下雖為自家之「座位」權利未能充分兌現而耿耿，卻未曾訴諸行動去爭取，換言之，未能將對於幸福和自由的憧憬落諸實踐理性也。與其耿耿，何如嗤嗤？據義履方，無所懼也！個人主義的自我意識和自由主義的德性位格尚不夠堅挺，幾許畏葸，一絲哀怨，說明你也有責任。——自由總是要自己去爭取的，而非事後抱怨所能奏效，更非哀哀怨怨地哭求競恪其功者也！

今天這位同學的提問，不意間折射出「德位之爭」，反映了個體本位與基此而來的積極安排的自由主義與儒家倫理的交匯，可謂能盡取譬，活學活用。如此提問有含量，有眼光，有曲直，有嚼頭。

西北邊防、東海邊防與民主和平論

前面說過，一些的事情和話語，習常不察，似是而非，卻需慎予省思，時加怵惕。這裡還有一個例子。秋風剛才喟言，「中國人的開明程度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國培養的企業家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朋友，如果你說「中國是世界上最開明的國家之一」，「中國是培養出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企業家的國家之一」——是的，「之一」——，那我覺得這話聽起來是不是更順耳一點？！你說中國是世界上最開化的，中國文化是最開明的，超過了一切其他民族，這份自愛獨大叫人聯想到刻下的美利堅、當年的日爾曼，不免有點那個……。我擔心你夜半回家之後，肯定背著我和紀霖兄，自言自語，「今晚就數洒家講得最好」。

此話到此為止，來看看有位聽眾提到的中國的西北邊陲和東海邊防問題。是的，確實黑雲壓城，迫在眉睫，而需深長思量。此事並非新近才有，如前所述，這是晚近中國的心腹之患，三兩百年來一直存在。大家知道，一兩百年來，中國人一直處在國家危亡、文明興衰的焦灼之中，蓋因吾國西南以高原為屏，而瀕東海，歷來是東方的大國，在生息起居的漫長歷史中，1840年之前，從來不曾遭遇過如此挫折。——蒙元與滿清，在中國的文明譜系中，終究並非外人。16世紀地中海文明興起，資本主義登場，這一波現代西方文明，丁一卯二，迄至工業時代，將人性的貪婪放開到極限，可謂武裝到牙齒。驚濤拍岸，叫這個老大帝國陡然間面臨生死存亡。——一時間，不僅是文明的興衰，也是種族的存亡。

東洋也好，西洋也罷，論中國的危亡，近代以來，一直以西北的白俄和亡我之心不死的日寇為心腹之患。西洋列強打上門來，無論是索開通商口岸，還是設立租界強加不平等條約，其強盜行徑，其侵略性格，均表現為對於財富的攫取，貪婪至極，正應合了工商時代的歐人心性。英國人在中國做了40多年的海關總長，署理海關，有章有條，實際效果是控制了中國海關，而且，壟斷性控制，為英國的貿易謀利。總體而言，西洋初次打到中國來是1840年，有能力佔領中國已然是19世紀末期的事情了。但恰恰是在彼時彼刻，西方這一波民族國家浪潮已經接近尾聲，換言之，它的戰國時代即將結束。戰國時代意味著擴張，對於財富、領土和人口的攫取，而此時此刻，恰恰這種擴張到了尾聲，則這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中國雖有經濟利益和政治主權的野心，卻似乎並無領土野心了。或者，面對廣袤國土和浩瀚人口，特別是他們世世代代積蘊的那個堅韌文明，明知是無法照老方子佔領的了，遂知趣退而求其次。但是，與此相反，發端於9世紀前後基輔的羅斯國家，自打問世，一直到現在，其擴張本性了無縮減，終於弄成了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斯拉夫文明渾厚，近代以蠻力政治著稱於世。換個角度看，斯拉夫文明小處見拙，而大處聰明，同時以背信棄義見長。

晚近百年來的世界交往史上，論背信棄義之頻繁和惡劣，實在非俄羅斯莫屬。（秋風插話：「之一？！」）不，不是「之一」，就是它。君不見，曾幾何時，它一方面與波蘭簽訂和約，也和德國簽訂條約，另一方面卻悍然出兵，欺侮小國，玩弄大國，翻雲覆雨，殘暴野蠻。講到俄羅斯這個民族，在我看來，我想未必是偏見，它的領土擴張衝動至今尚未完全消泯，所謂「戰國衝動」依然。1991年蘇聯解體，於帝國擴張而言當屬一記致命打擊，證實了帝國愈是擴張則控制力邊際效應遞減這一新道理，老套路。從地緣政治戰略來看，可否這樣講，中國的周邊多為小國，可能有肘腋之患，卻無心腹之憂。印度雖為大國，晚近民族主義亦且高漲，但此東方民族，一般來說，例屬食草文化，其侵略性沒有食肉動物那般厲害。而且，幸有喜馬拉雅之隔，雖為藏南而齟齬，但至少暫時於我危害不大，統籌之下，大體上多半相安無事。那邊廂，西方列強早已不再是說一不二的列強，長久和平下的富足生活，事事仰仗老美成性，似乎早已將曾經的拓展鬥志消磨殆盡，也似乎無此必要。唯獨俄羅斯，新仇舊恨，至少佔領吾國140萬平方公里土地。外蒙古也是在它的策划下，經由所謂「獨立公投」，而幡然立國的。現在的庫頁島是它的，原來是誰的？我大清的呀。曾經有一個地方叫海參崴，現在叫什麼？居然叫「符拉迪沃斯托克」。我們跟日本人爭的時候，從來不說「尖閣群島」，一直說釣魚島。但是，最近兩年我們從來不說海參崴，反過來說「符拉迪沃斯托克」。這是什麼話？日本人對西方列強也是讓步，對東方強硬，我們對白俄讓步，對恰恰有文化上血肉相連親情的日本卻強硬以對，實非遠交近攻所能解釋的，不說起倒也罷了，說起來不免讓人齒冷。

當下的日本，以國土、人口和發展程度及其內在的文明功力而言，基本上到80年代末期，已經發揮到極致了。換言之，這個國家現在已經達到了它的文明的最高峰，勁道不再，不可能再攀新高了。——「發展的極限」，於其綜合國力而言，正為恰切。如果它能維持現狀的話，就算是奇蹟。在我觀察，它肯定是要衰落的。人口老化，經濟結構長期滯後，資源受限，與周邊不睦，各種原因，使得這個國家盛極而衰，肯定是要慢慢走向衰落的。但是，這個過程是30年還是50年，抑或80年，我們無法精準算計。置此情形下，日本不僅和中國有舊仇新恨，而且日本是以亞洲最文明開化的國家自居，你也不得不承認在亞洲，雖然中國是第一個共和國，然而日本才是第一個真正登上現代世界歷史舞台的亞洲國家。當年日本人明明侵略東南亞和中國，卻說是把東南亞和中國從西洋文明白俄文明的武裝佔領下解放出來。這是侵略說辭，卻是它的自豪所在。我們覺得它在胡扯，但它為何會有這種自豪感呢？竟敢睜眼說瞎話呢？就因為日本在亞洲率先蛻身進階為現代國家，實現了文明轉型嘛，實實在在，也有驕傲的資本。

對於中國的崛起，日本不僅不適應，不僅「羨慕嫉妒恨」，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牽扯到誰在地緣政治中扮演龍頭老大的角色安排問題。這齣戲，已經上演一百來年了，似乎到了尾聲，則焦灼日甚，劇情愈是緊張。正是在此，日本不會甘居人下，所以才於焦灼之下阢隉不安，借力打力，隔山打牛，指東打西，一頓亂打。是啊，小小釣魚島牽扯著世界格局，千萬不要小瞧它了。可也正因為是「小小釣魚島」，為其所牽制，說明中日兩國都沒什麼格局。

你說「民主和平論」，我的兄弟，「你太天真了」。當年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什麼國家和什麼國家殊死廝殺？民主國家的內戰嘛。我們說過去歐洲有什麼「七年戰爭」、「三十年戰爭」，等等。其實，1914年到1945年，三十年里，是不折不扣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就是說，不是兩次世界大戰，而是一次世界大戰。一次世界大戰打了30年，間歇的十多年不過是中場休息，把身體養好了，軍需備足了，兇器磨利了，再上場拼殺。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有一個納粹政體的話，則第一次世界大戰純粹是民主國家的內戰。當其時，德意志普魯士是一種貴族自由民主制，它和法國的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和盎格魯－薩克遜的君主立憲議會民主，同屬於民主制國家，是民主制國家在歐洲和世界範圍內，誰能夠拔得頭籌爭得歐洲霸權之爭。這是結構性矛盾，無法解決，只得亮肌肉，甩盒子炮，說明人性其實距離野蠻並不遠，理性與人道的防波堤脆弱得很。由此牽扯到美國的參與，將中國也拉扯進去，把世界攪成一鍋粥。當年，十四萬中國勞工服役於歐洲戰場，受盡苦難。所以，「民主和平論」，多半靠不住。政治的本質在於區分敵我，敵我劃線的基準就是國家利益，面對國家利益，民主沒轍。

不過，話說回頭，因為基本價值理念和政制設置類同，的的確確，較諸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則民主國家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大概小得多。遍觀今日寰球大勢，對此視而不見，似亦非智。但是，即便如此，「民主和平論」以自由主義共同價值理念為和平構建屏障，卻擋不住國家利益的浩浩洪流，也是明擺著的事。置此國家自助體系時代，國家利益至上，才是真相，才是硬道理。要不然，如何解釋中越兩國的齟齬，流血而不止。前不久，連歐盟都被美國的助理國務卿紐蘭罵為shit，這才叫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才是立國之本。在下倡言「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理」，旨在解決政治統治及其理念價值資源問題，總以為將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共和主義通通收納進來，揉為一體，有機運用，於互相牽制中求得平衡，這個國家才可望達臻成熟健全而剛健博大之境，才會蔚為偉大文明。

至於是「第一」還是「之一」，看天意，看人力，看機運，走一步看一步，一步一步往前邁，不回頭。十來年前，伊曼努爾·沃勒斯坦曾經喟言，過去五十年中，美國及其共謀的偽對手蘇聯掌控著世界體系，但今後的人類將會身處真正的多極世界，可能，一種從既有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這一世界體系，向著某種還不明朗、尚無定義的新型體系過渡之中。在此進程中，「東亞將是這個過程的核心部分，但它不會是單槍匹馬。」

中國和日本都是東亞的核心部分，是兩個沒法搬家走人的鄰居，如何相處，怎樣過日子，走著瞧吧！如此一來，自由主義還是東亞共同體，其實，核心還是個利益也！

（作者授權刊發，來自作者就「自由主義與中國文明」與許紀霖、秋風的對談，主持人任鋒。據現場記錄稿整理。）

2月25日（周六）晚，東方歷史沙龍（第120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讀書的力量」，嘉賓為夏駿、朱桂英。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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