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天子」朱元璋的政治思想(3)

三、尊儒崇經與愚民

朱元璋尊崇儒家，優渥孔氏。元至正十五年（1355），他下太平、克應天，首謁夫子廟，親行釋奠禮；十六年，入鎮江，亦先謁孔子廟。明洪武元年，他即位之初便在國學以太牢祀孔子，又遣專使詣曲阜祭孔，鄭重諭誡使臣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並，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成均，乃遣爾修祀事物闕里，爾其敬之」。三年，衍聖公襲封及授曲阜知縣，優待孔氏子孫；七年，修曲阜孔廟成，設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其族人。十五年詔令天下通祀孔子，並頒釋奠禮於天下；又以太學成，親幸太學向孔子行釋菜禮。他以「孔子，百世帝王師」，故宣稱：「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禮宜加崇」（26）。

朱元璋崇奉儒家經典，注重了解、學習儒家思想。他自己「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27），又教育皇太子要通過學習儒經來認識「為君之道」（28）。他還曾問宋濂「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29）。如此注得了解、學習儒家思想，對朱元璋的政治思想當然會有重要影響。

如果說在創建明王朝的過程中，朱元璋推崇儒學，重視發揮儒家學者的作用，主要是為了爭取人心，特別是為了爭得儒生文士對他的支持（30），那末，明王朝建立以後，他仍然尊儒崇經，則完全是為維護其君主專制統治。換言之，他實際是將儒學當作愚民之治術。朱元璋視儒家倡導的綱常倫理為「生民之休戚系焉，國家之治亂關焉」（31），故對其特別重視，始終堅持以三綱五常示天下。他經常詔告臣民，頒講「事君之道，唯盡忠不欺」（32），「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孝順父母，尊敬長上」（33）等倫常規範。他尤為重視忠孝之道，說：「聖賢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34），特命大學士吳沉等以「敬天」、「忠君」、「孝親」為綱，以采儒經之言為主，編成《精誠錄》，頒示臣僚，為其提供行動指南。在他看業，「孝」是「忠」的基礎，「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忠於君而不變為奸惡者，必以孝為本」（35）。朱元璋還竭力強化禮法以整頓君臣紀綱。他認為，「禮法」乃「國之綱紀」，而元末所以會「人心渙散」、「天下騷亂」，其重要原因就在於「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所以，他強調「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指出：「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36）。他依據禮法規定，明確君臣等級名分，嚴明號令，君主「馭臣下以禮法，臣能馭吏卒以體上」（37），從而形成上下一貫的行政體系。這便使專制君主之權力，意志的貫徹執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使君主具有個人的絕對權威。

朱元璋不僅在政治制度廢除宰相，實行高度的君主集權統治，而且還在思想文化上借重儒學來維護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威。他「即位之初，首立太學，命許存仁為祭酒，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38）。洪武六年，他詔諭國子博士趙俶及助教錢宰、貝瓊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為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趙俶遂請頒《正定十三經》於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讖卜諸書勿列學宮（39）。他又明確規定科舉考試必須以欽定的《四書》、《五經》為內容，以程朱理學為標的，「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40）。這就使得知識分子為謀求政治出路，不得不「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業，自《四書》一經外，咸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八股取士制度確實技高一籌，「特明巧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則一也」（41）。他自己也直言不諱地說：「吾有法以柔天下，則無如復舉制科」（42）。這樣，朱元璋便將儒家思想同君主專制統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收到了愚弄民眾、鉗制人們思想的效果。

朱元璋尤為重視對生徒的思想統治和行為控制。洪武二年（1369），詔令天下立學時，他特命禮部刊定禁約十二條，傳諭天下立石於學宮，要求幼孺皆知，人人遵從。其前二條規定：

國家明經取士，說經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者以典實純正為主。今後務須頒降《四書》、《五經》、《性理》、《通鑒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臣奏議》、《文章正宗》及歷代詔律典制等書，課令生徒講解。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炫奇立異者，文雖工弗錄。

天下利病，諸人皆許直言，惟生員不許。今後生員本身切己事情，許家人扞告。其事不幹己，輒便出入衙門，以行止有虧革退。若糾眾扛幫、詈罵官長，為首者問遣，余盡革為民。（《松下雜鈔》卷下）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二點：（一）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統，以宋儒、尤其是程朱一派理學家的傳注為準則，否則便為「異端邪說」；以儒學、特別是程朱理學來統一人們的思想，支配人們的行為。（二）嚴禁生徒議論「天下利病」，即不許對當世政治有任何評說。這就使生徒只能將精力放在為應舉業而進行的互相觀摩、評論八股文字上，後來的文人結社即起源於此。陸世儀說：「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義始重。士即重於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取友，多者數十人、少者數人，謂之文社，即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遺則也。好修之士以是為學問之地，馳鶩之徒亦以是為功名之門，所從來舊矣」（43）計東說得更為明確：「社事之興，不過諸生文字之會。自朝寧視之，無異童子之陳俎豆、習禮義，為嬉戲耳。且明太祖諸生之禁甚嚴，非若漢、唐、宋之太學生得群聚京師，伏闕百十人，橫議存亡大計也」（44）。生徒們以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猶如「童子之陳俎豆、習禮義」的「嬉戲」，這正是明太祖朱元璋「諸生之禁甚嚴」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