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地方文獻中的北京佛道教文化

2014年06月26日11:13來源：新京報

《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彙纂》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叢書分《人物卷》《寺觀卷》《詩文碑刻卷》三大系列，共1039冊，是迄今為止對中國地方志進行最大規模的專題文獻的選編和整理。

前不久，國家圖書館出版了一套三大系列，共1039冊的《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彙纂》，它把將近七千種地方志裡面的佛道教文獻彙輯在一起，收入的文獻是按現行的行政區劃來編排的，各個省市的文獻以時間為序編排在一起。其中，有關北京市的佛道教文獻就有9冊。本報特邀該叢書主編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何建明撰文，介紹了這方面的情況。

潭柘寺未必最早

一般學者及北京人都認為北京佛教起於晉，北京最早的寺廟是潭柘寺，如果靈泉寺情況屬實，那麼北京佛教史就可以往上再追溯幾百年。

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名城，五朝古都，北京是中國的佛道教中心之一。許多佛道教人士如同今天的打工者一樣懷著他們的宗教夢想，來到此地，傳教佈道，或者來求取最高統治者的認同和支持，以光大本教。他們的足跡留在了北京，而其中的出類拔萃者則把他們的光輝業績鐫刻在了北京的地方志里，靜琬、華嚴祖師、八思巴、萬松老人、紫柏禪師、褔裕、道衍、丘處機、王處一、酈志誠、邊洞元、邵元傑等等，甚至還有國際友人高麗僧慧月，在《人物卷》中的不同方誌中對他們都有不同角度的解讀。

北京吸引了很多宗教人才，但是它也不吝為我國的宗教文化貢獻了許多人才，寇謙之和劉海蟾是最著者。寇謙之，昌平人，十八歲時從成公興如嵩山修道七年，後來他在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下改革天師道，使天師道大盛於北方，被封為國師。劉海蟾，五代時燕山（今北京西南宛平）人，修道於華山、終南山，得道成仙。民間有許多有關他的傳說。《人物卷》中的《順天府志》《昌平縣誌》都有他們簡短的傳記。著名的高僧名道在這套書中可以找到比國史更詳細或者差異的解讀，而一些只在當地有知名度卻不著於國史的僧道，在這套書中也能找到他們的身影，所以這套書的文獻不但為我們提供了有別於國史的多樣化的資料，同時它也彌補了國史難以巨細靡遺的缺憾。

一般學者及北京人都認為北京佛教起於晉，北京最早的寺廟是潭柘寺，所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彙纂》中就記載了大量的有關潭柘寺的資料，但是《寺觀卷》第10冊117頁明末宛平縣誌書《宛署雜記》為我們提供了另一條信息：「靈泉寺，在凌水村，起自漢時。」如果情況屬實，那麼北京佛教史就可以往上再追溯幾百年，潭柘寺作為北京建造最早佛寺的地位也就得易主了。

經過幾百年的發展，隨著北京在遼金元明清時期作為都城，成為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再加上歷朝統治者的提倡，北京的佛道教也越來越興盛，在這幾個朝代北京修建了很多寺觀，《寺觀卷》第8冊134頁明朝萬曆年間沈應文修纂的《順天府志》卷二寺觀中的一段話就反映了在萬曆年間佛道教在都城的概況，「都城之內為地幾何，而象教琳宮迨居其半。紺宇摩雲擬於甲第，高竿長幡簇如蝟毛，緇流髠徒等於編戶。寶耀佛燈，燦如晨星。即今大帑告匱，不啻饑渴，而二氏之靡費動以萬數，有國事之慮者能無怏怏於衷耶？」佛道教的廟宇占京城面積的一半，寺廟建築之高大與貴族府邸相媲美，教徒們像百姓一樣常見，國庫窮蹙，宗教豪奢，這種興盛的局面和國家的衰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竟然由此引發了有識之士的憂慮，可見佛道教在當時是多麼的興盛。

北京在作為國都的幾個時期，不但修建了大量寺廟，而且佛道教文化事業也非常繁榮，今天為我們所知的許多藏經，如佛教《契丹藏》《趙城金藏》《普寧藏》《元官藏》《永樂北藏》《乾隆大藏經》《藏文大藏經》《滿文大藏經》，道教《正統道藏》《萬曆續道藏》，不是在北京刻印的就是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的主持下在異地刻印的，《中國地方志佛道教彙纂》北京部分就收錄了許多有關大藏經的資料。《寺觀卷》第8冊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本《順天府志》卷七中記載了金代崔法珍把《趙城金藏》進獻給皇帝，皇帝命京城聖安寺為崔法珍授比丘尼戒，賜其法號，將《趙城金藏》的經版收藏在京城弘法寺的情況。舉世聞名的房山石經在《詩文碑刻卷》中也多有記載，其中第10冊光緒《順天府志》金石志，對於石經的收藏地，經名、刊刻時間、刊刻人、存廢情況、版片數量等情況都有非常詳盡的記載。除了石經本身，對於主持刻經者如隋代靜琬及雲居寺，在這套書《人物卷》《寺觀卷》《詩文碑刻卷》各卷中，從不同的角度，都做了大量的記載。

糠禪、大道教在北京

北京地區的文獻中收藏的一些有關大道教和糠禪的資料，就是這兩個教派研究資料的主體部分。

《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彙纂》中的佛道教文獻，不單單可以作為國史資料的補充，它收錄的很多文獻更是在國史中所罕見的，比如該書收錄的北京地區的文獻中收藏的一些有關大道教和糠禪的資料，就是這兩個教派研究資料的主體部分。

糠禪是佛教的一個宗派，也叫頭陀教。金代劉紙衣創立，其後世弟子寂照於1219年到燕京廣濟寺，開始在北京傳法，之後又有雪庵溥光至大都，受到元世祖的賞識，賜「大禪師」之號。由此迎來了糠禪的興盛。因為糠禪以清凈寡慾、修頭陀苦行、嚴守戒律為解脫之法門，一反以參禪、念經為修持法門的傳統作法，適應了動蕩社會中苦難民眾的心態與希求，所以「市井工商信糠者十居四五」。但是因為它與其他正統佛教宗派的嚴重分歧，陷於孤立，後來漸漸堙沒在了歷史的洪流中，留存下來的相關文獻也是吉光片羽。《寺觀卷》第8冊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本《順天府志》卷七勝因寺一條，共有一千多字的寶貴資料，將作為糠禪大本營的勝因寺的位置及修建情況，糠禪的立教理念，創始人及歷代祖師，雪庵溥光時期的糠禪現狀，溥光的生平簡介，溥光之師兄弟都做了交代，同卷興教院一條，共八百多字，前面簡單地介紹了這個糠禪寺廟的位置，後面則抄錄了元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中順大夫李鑒撰雪庵書寫的《寂照禪師道碑》，在碑文中詳細的敘述了寂照禪師的生平。這兩條雖然不足兩千字，卻基本上將糠禪的創立、流播、發展、興盛的脈絡及糠禪在發展過程中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梳理清楚了。如今這些文字就是研究糠禪的最重要的資料了。值得一提的是，據何孝榮博士《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一書，著名的北京廣化寺也曾經是糠禪寺院。在《中國地方志佛道教彙纂》中記載廣化寺的資料很多，不過這些資料中卻並沒有提到。

大道教是道教的一個宗派，興盛於金元之際，後來消融在了全真教和正一道的熔爐里。現在保存下來的有關大道教的資料也很少。《寺觀卷》第8冊96-99頁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本《順天府志》卷八中記錄了兩座大道教的寺觀玉虛觀和福元觀，這兩條記錄最可喜的是為我們理清了大道教的歷代祖師譜系。《人物卷》第4冊78頁光緒《順天府志》中酈希誠條則告訴我們從大道教的主幹上又生出一個旁支，而且這個旁支在元代還取得了比大道教主幹更輝煌的地位。酈希誠得法於大道教第四代祖師毛希琮，見知於元憲宗，授「太元真人」，名其教「真大道」，以別於大道教，後傳教於孫德福，再傳於張志清，徒子徒孫都受到了當朝皇帝的恩遇。對於研究資料稀少的大道教來說，這些都是極其寶貴的文獻資料。

康熙改「皇姑寺」為「顯應寺」

土木堡之變時，明英宗被太監王振蠱惑親征，路上一個姓呂的尼姑勸阻，卻被英宗捶殺，英宗復辟後感其忠義，封尼為皇姑，為之建寺。

《中國地方志佛道教文獻彙纂》雖然是佛道教資料的彙編，但是因為佛道教作為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我國歷史的各個領域都產生過影響，所以其他領域的研究者必然也會在這本書裡面找到一些開啟歷史之謎的鑰匙。比如歷史研究者在這套書裡面一定會找到大量重要人物與佛道教交往的歷史資料，如歷代統治階級封賜僧道、敕建寺廟、刻印經典的史實，比如文人雅士與高僧大德的相互酬唱。這些資料對於國史研究來說都是有益的補充。這一點在五朝古都北京的地方志里無疑是最突出的。同樣的，因為民間宗教與佛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研究民間宗教的學者也可以在這套書中發現許多與民間宗教相關的資料。

比如在北京有一個皇姑寺，這個寺廟是民間宗教西大乘教的發源地，創建這個寺廟的呂姓尼姑則被該教奉為第一代祖師。據這套書《人物卷》中光緒《順天府志》、《寺觀卷》中《帝京景物略》和《宛署雜記》中的記載，這個寺廟的建立還跟一個大事件有莫大的關係，原來，土木堡之變時，明英宗被太監王振蠱惑親征，路上一個姓呂的尼姑勸阻，卻被英宗捶殺，英宗復辟後感其忠義，封尼為皇姑，為之建寺，賜額「順天保明寺」，資料中還記載了呂尼種種幫助英宗的神異之事。據馬西沙、韓秉方著《中國民間宗教史》的研究，這個寺的建立和寺名的取義是緣於明英宗為了證明其復辟的正當性，原來「順天保明」倒著念就是「明保天順」，「天順」恰是英宗復辟後的年號。後來呂尼五代弟子歸圓創建了西大乘教，因為西大乘教仍是以佛教道場面世，又不反對朝廷，注重吸納女教眾，所以它一直得到包括嘉靖兩宮太后和萬曆皇太后等權貴的資助，到清代時，因寺名與新朝相悖，康熙改賜「顯應寺」，但是當地百姓一直都習慣於叫它「皇姑寺」。

通過檢閱匯聚在一起的這麼多文獻，我們還會發現，各個文獻有時候對同一個人、寺廟或者事件會有不同的說法，這樣的差異性雖然有時候會令研究者陷入困惑，但是同時它也會促使研究者進行比較，去偽存真，把那些真實可靠的信息有機地聯繫起來，使我們研究對象的形象更加豐富飽滿，從而發掘出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