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瀟楓 徐黎麗：突厥變遷史中的認同問題

　　 [摘　要]　從對突厥1000多年的歷史變遷的解析來看，突厥後裔的文化呈現出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特徵，最終使突厥認同走上式微的道路。歷史表明，傳統的突厥認同在全球化的民族國家風起雲湧的浪潮中日趨「沙化」，突厥各民族不得不適應現代民族和國家發展的趨勢，根據所在國的現實需要，建構、整合和歸趨於新的國家認同。「泛突厥主義」的認知誤區恰恰在於：它想使突厥人從融入世界的「河流」中分疏、獨立、逆行，企圖讓突厥人從同化於諸多民族的生存現實中反叛、剝離、孤立，這與整個世界歷史進路相悖，因而註定得不到實現。

　　 [關鍵詞]　突厥；變遷；認同；認知誤區

　　 突厥認同問題是世界多民族國家認同中頗具特色的問題，把它置於當代全球化的認同危機與中國邊疆治理的背景中進行解析，不僅有理論研究的創新意義，而且還有政策制定的參考意義。

　　 突厥認同作為突厥人的價值取向源於古代中亞地區。古代中亞曾經被許多政權所統治，如貴霜帝國、波斯帝國、突厥帝國、唐帝國、阿拉伯帝國、蒙古帝國等，但近代以來中亞各族人民卻在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統治時期選擇了「突厥」作為認同符號，這有其深刻的歷史與文化背景。17世紀以前，突厥及其後裔在種族、文化上是東亞和中亞的融合，17世紀後則是歐洲和中亞的融合。綜觀其歷史進程，突厥及其後裔一直處於東西方文明衝突的十字路口，其種族和文化一直處於認同的轉化與分化、融合與衝突的過程中，雖然「突厥認同」起伏不息，卻始終沒有獲得整體認同的結果，甚至導致中亞地區從歷史到現在諸多暗殺與恐怖活動的出現。這與「突厥認同」內容的變遷息息相關。

　　 在長期的東西文明交匯與衝突中，中亞各民族中的突厥後裔祈求有一個強大的政權來保護自己，突厥汗國最終成為他們記憶中最認同的政權。原因如下：第一，突厥曾是所有在中亞歷史上出現的帝國中最強大的一個。最強盛之時，其領土東至日本海，西至裏海以西，北到俄羅斯凍土地帶，南從長城到鹹海一帶。第二，語言上仍保持著包含不同語族和不同語支的同一語系；第三，心理上仍持留有東方蒙古高原上祖先崇拜的情結；第四，種族上仍然混合著蒙古利亞人種的基因。因此在近代以來面對奧斯曼、俄羅斯的統治時，他們以「突厥認同」為民族認同標識掀起反抗鬥爭，但終因經濟與政治力量的局限而沒有實現民族自決和國家獨立。蘇聯解體後，中亞各操突厥語系的民族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以民族認同取代原有的國家認同，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中亞五國。中國新疆維吾爾族的一小部分人也想以歷史上的「突厥認同」為由，實現「獨立建國」的願望。從邏輯上來說，每個民族都可以有實現民族自決的理想。而在現實中，單一民族國家的建立必須與當代世界的安全與發展格局相適應。有鑒於此，從歷時性角度解讀「突厥認同」的源起、發展、變遷，從共時性角度釐清民族認同、國家認同、跨國認同和全球認同之間的關係，不僅有助於澄清認同的歷史獲得與認同的現實歸趨之間的差異，而且有助於在全球化背景中給多民族國家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關係進行定位，更有助於指出「突厥認同」的不可再生性和「泛突厥主義」的認知誤區，進而為國家邊疆安全治理方略提供理論判據。

　　 一、突厥認同的源起、強化及弱化

　　 1.「突厥」圖騰與「突厥認同」的興起

　　 民族認同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核心變數，是民族在血緣、地域、人口、生計、歷史、文化等基礎上與他民族交往的價值標誌和心理依託。民族認同作為自民族與他民族之間的關係認定，是民族共同體成員對現實境遇中生存價值歸屬的自我確定，也是對「安全感」價值取向的自我確定。由於認同包含客觀與主觀的因素，客觀因素如「出身認同」中的年齡、性別、祖先、種族，「領土認同」中的出生地、居住地、工作地、國家，「經濟認同」中的職業、界別，「社會認同」中的結構、階層及其流動等；主觀因素如「文化認同」中的語言、宗教、思維方式、價值觀，「政治認同」中的社團、黨派、理想、意識形態，「社會認同」中的團隊、朋友、角色身份等。因此，民族認同是一個來源廣泛、內涵豐富、要素眾多的集合範疇，但它的價值內核根植於民族的歷史記憶，它的生存象徵源起於民族的圖騰信念。

　　 歷史上，「突厥」作為一種民族稱謂的興起，與東部天山山脈鐵勒一支阿史那氏部落相關。公元5世紀中葉，日益強大的柔然佔據蒙古高原後，將兵鋒指向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區)一帶，阿史那氏率領部落離開高昌北山進入金山南麓，但最終因力量不足而成為柔然的「鍛奴」。「鍛奴」成為此支鐵勒部落區別於其他鐵勒部落的他稱。但阿史那氏首領不甘屈從於這樣的他稱和由此隱含的屈辱的社會及種族地位，於是他們以金山(今阿爾泰山)寓意的「頭鍪」(即武士的頭盔)為部落的名稱，頭鍪的突厥語發音為突厥，表達出對草原高山的武士頭盔崇拜的圖騰信仰。突厥這一名稱就逐漸成為突厥人公開的自稱，也成為突厥人興起時期的民族認同和身份標識。

　　 值得注意的是，在突厥之前興起的匈奴、鮮卑、柔然都曾經有過薩滿崇拜。如匈奴的宗教「是一種不明確的薩滿教，是以祭神化了的天(騰格里)和崇拜某些神、神山為基礎。」鮮卑「初期信崇巫術，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進入中原及西遷關隴河西後，逐漸信仰佛教，有的兼奉道教。」「柔然除了保持匈奴以降蒙古草原原盛行的薩滿教外，還兼奉佛教。」這正印證了蒙古學家札奇斯欽所說的北方游牧民族薩滿教中的多神信仰決定了它們對其他宗教的寬容和接納，在薩滿的多神信仰中，除了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之外，動物中對狼的圖騰崇拜尤甚。格魯塞對狼圖騰的描寫是：當游牧民吃驚地凝視著定居文明的奇蹟時，「如果他受到蠱惑，他就會像他的圖騰『狼』一樣，在雪天潛入農莊，窺視著竹籬笆內的獵物。他還懷有闖進籬笆、進行擄掠和帶著戰利品逃跑的古老衝動。」但突厥卻轉向高山(金山)與武士頭盔相結合的圖騰崇拜。這一轉向，對民族認同來說有著極其深刻的意義。自然崇拜和狼圖騰凸顯的是趨合性、流動性與掠奪性，而武士頭盔圖騰則凸顯的是趨分性、尚武性與反叛性。這不僅意味著突厥人作為自由的游牧民開始被限定於金山一帶生存，同時也證明突厥人作為柔然的「鍛奴」生計方式逐漸轉向以打鐵為生，更重要的是突厥人的社會地位從自由的游牧人變成了受壓迫受剝削的奴隸。在這種情況下，突厥首領阿史那氏迫切需要從精神上凝聚這群具有相同血緣、相同地域、相同生計方式、相同命運的人。「突厥」作為對草原高山和勇士頭盔的崇拜，含有心理上的「崛起」之意，非常適合被壓迫群體的心理需求，因而一經提出便被廣泛認可和接受。

　　 公元520年，突厥趁鐵勒另一部落高車戰敗柔然之機，擺脫了柔然的統治並開始向東發展。公元542年，突厥的勢力已東到河套以北的蒙古高原。經過向西魏納貢稱臣，西魏將長樂公主嫁給突厥首領阿史那土門，突厥漸漸壯大而與西魏形成南北對峙局面。不久，蒙古高原上的鐵勒5萬餘戶歸服突厥，隨之蒙古高原諸鐵勒部落不斷歸趨而逐漸認同「突厥」為其統一的族稱。公元552年，阿史那土門大破柔然，柔然可汗阿那瑰兵敗自殺。突厥由此佔據了蒙古高原的絕大多數地區。阿史那土門成為漠北的實際主人，他自稱伊利可汗(又稱布民可汗)。他去世後汗位幾經周折後傳給木杆可汗(公元533-572年)。木杆可汗在位期間，突厥勢力進一步得到發展，其疆域「西破吠噠，東走契丹，北並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約指今遼東灣)以西，西到西海(約指今鹹海或裏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約指今貝加爾湖)五六千里。」其牙帳設在於都斤山，即今鄂爾渾河上游杭愛山東部北麓地帶。這樣繼柔然之後又一個強大的游牧帝國屹立在亞歐大陸的北部。

　　 民族興起與民族認同的模塑有關，而民族認同的形成又與民族心理中的英雄崇拜緊密相關。民族認同形成的第一階段往往是「感性的理性顯現」，對英雄崇拜的感性意象匯聚成民族的理性表達；第二階段則是「理性的感性顯現」，對英雄崇拜的理性認知激發起更多民族成員的熱愛本民族的意識、情感與行為。從突厥源起和興盛的過程來看，「突厥」這一族稱發揮了不可替代的認同模塑和凝聚作用。首先，它在反抗柔然統治的過程中起到了身份識別和凝聚本部落力量的作用。突厥語的「武士頭鍪」之意，不僅反映了突厥人對本民族英雄人物的崇敬，而且反映出了對養育他們的阿爾泰山地區高山的草原眷戀。作為柔然的「鍛奴」，「突厥」的稱謂還是一種反抗剝削和欺壓的氏族群落的普遍暗示。要獲得獨立自主的生存與發展權利，「突厥」的族稱自然成為一種凝聚突厥人心的稱謂。其次，它在突厥統一蒙古高原諸鐵勒部落過程中，發揮了團結和重振鐵勒部落的作用。「鐵勒」這一稱謂曾在柔然以前的蒙古草原政治角逐中發揮過核心作用。但突厥興起之前，鐵勒已經衰落，鐵勒諸部臣服於柔然，因此鐵勒的族稱已經失去凝聚與整合的作用。突厥人則在佔據蒙古草原後，力量逐漸強大。他們的族稱「突厥」之所以逐漸得到蒙古高原各部落的認同，雖與蒙古草原上誰強大依附誰的政治認同準則有關，更與所有鐵勒諸部都是蒙古人種，都有相同的游牧經濟生活、相同的突厥語及相同的薩蠻教信仰密切相關。可見，圖騰信仰背後是特定的文化傳統，而「民族認同是基於歸屬同一民族信念和共享區別於其他民族的大多數特質的集體情感」。

　　 這種基於心理特徵和心理過程形成的穩定的民族情感使民族成員面對共同血緣、地域、文化、歷史、語言、宗教、源起及命運時達到共同的認知與共享。當然，突厥人一反當時北方游牧民族多神崇拜潮流，不僅表明「突厥」這一高山草原武士崇拜的圖騰信仰的適時性，也決定了這一圖騰崇拜的局限性，即「突厥」圖騰的次生或派生特性決定了突厥圖騰的非根源性、個體反叛性與易被同化性。雖然在後來的民族遷徙、分化、融合、再造的歷史進程中，突厥人經歷了巨大的認同強化、弱化、轉化、分化、沙化與泛化，但突厥認同的局限性卻始終存在。

　　 2.汗國興盛與突厥認同強化

　　 隨著突厥興盛，東起遼海西至西海的突厥汗國的建立，使突厥的稱謂傳播到亞歐草原地區。突厥逐漸成為鐵勒諸部、柔然諸部和生活在蒙古高原、哈薩克草原上的其他民族共同的民族稱謂、突厥汗國稱謂、突厥汗國統治區域的地理稱謂。即突厥成為民族、文化、政治及地理認同合而為一的認同符號。突厥汗國的建立和擴張，使得汗國認同與突厥認同逐漸重合，進而達到突厥民族認同最高峰和突厥汗國發展的鼎盛時期。

　　 面對不斷擴大的征服領土，如何統治如此遼闊範圍內的民眾成為突厥的緊迫難題。於是分封與分治成為突厥歷史發展的主流。突厥汗國在木杆可汗去世後被一分為四：「攝圖(乙息記可汗之子，史稱沙缽略可汗，居於都斤山可汗牙帳)、玷厥(達頭可汗，位於今伊犁河流域一帶的『烏孫故地』)、阿波(木杆可汗子，位於都斤山西北)、突利(攝圖之弟，遼河流域)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分封的結果則使突厥分裂為東西汗國埋下了伏筆，至公元583年夏，突厥汗國正式分為東西兩部。兩部以金山為界，其中以沙缽略可汗為首的東突厥的勢力範圍「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西突厥最強盛之時的勢力範圍西到波斯，東部包括新疆，南達阿富汗北部，北達阿爾泰山脈及其以北東西伯利亞一帶。」牙帳則遷至石國北千之泉(今中亞塔什干北庫馬雷克至滅爾基一帶)。

　　 東西突厥汗國時期，突厥認同出現強化和多元趨勢。民族認同具有歷史的獲得性、現實的可續性與未來的代際傳承性，因為「民族認同的基本要素或界定標準應該是可持續性(continuity overtime)和非他者性(differentiation from the oth-ers)，這兩者基本上就可以區分出陌生者、其他人、不同者、有時甚至敵人。」

　　 即使民族由於政治原因分裂，但其民族認同仍然會有相當長時間的持續與傳承。因為民族認同是在特定的文化傳統、心理特徵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長期性，但由於民族發展的過程就是變遷過程，因此民族認同也會時代變化而變化。與前相比，東西突厥汗國時期的突厥認同仍呈現強化和多元的特點。這源於以下四個方面：一是疆域的拓展為突厥認同的覆蓋面擴大提供了前提。如在木杆可汗時，疆域南界為沙漠以北，北疆到北海五六千里；而此時的疆域南界則在阿富汗北部；北疆達阿爾泰山脈及其以北東西伯利亞一帶。二是政體的完善使民族認同通過政治認同得以強化。如西突厥將「十箭」分為左右兩廂：「左廂為五咄部落(各部首領的官號為啜)：處木昆律啜、胡祿居(屋)闕啜、攝舍提暾啜、突騎施賀邏施啜、鼠尼施半啜，這五個咄陸部落分布在啐葉(今中亞托克瑪克附近)以東地區；右廂為五駑失畢部(各部首領的官號為俟斤)：阿悉結闕俟斤(該部最為強大)、哥舒闕俟斤、拔塞干暾沙缽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哥舒處半俟斤，這五個駑失畢部落分布在碎葉以西地區。」三是人種、民族成分的增多使突厥認同從單一走向複合。這時期除了匯聚在突厥族稱之下所有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種之外，還有屬於雅利安人種的波斯人及處於這兩種人種之間的混合人種。如河中地帶和塔里木盆地邊緣地帶的許多綠洲小國人種。與此同時，因文化傳統不同而出現的民族成分更多。如唐朝史籍中經常提到的西域三十六國，其實就是不同的民族建立的小國。四是多種信仰的介入使突厥認同出現文化的多元性。波斯人的宗教信仰為拜火教，突厥人的宗教信仰為薩蠻教，高昌、龜茲、于闐、疏勒等地區則以佛教為主。當這些不同信仰的民族聚集在突厥汗國的旗號下時，民族認同的複合多重與文化多元顯而易見。可以說以軍事力量為主要後盾支撐起來的認同強化是突厥人作為統治民族的國度建立和維持的基礎，但這個基礎因民族和文化的日趨多樣性而隱含著分化的可能性。

　　 3.汗國衰落與突厥認同弱化

　　 儘管東西突厥汗國對外示同，但內部分歧日漸增長，最終雙方在蒙古高原拉開此消彼長的戰爭。唐朝使用以夷制夷的策略，首先趁東突厥北邊諸部歸降薛延陀，東部始畢可汗子什缽芯投降唐朝之時趁機襲擊東突厥大汗頡利可汗，逼其投降，然後授予右衛大將軍官銜，賜予住宿和田地。死後被葬於灞水(渭水支流)之東。唐朝在東突厥設置燕然都護府，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中後旗西南，下設6個都督府和7個州。公元650年，唐朝平定了金山東北的突厥車鼻可汗阿史那斛勃，並在這裡設置了瀚海都護府，管理7個都督府和8個州。至此，東突厥地域全部納入唐朝版圖。整個東突厥成為唐朝羈縻府州的組成部分，東突厥汗國從此消失。東突厥汗國中的統治階層留在渭水流域，逐漸與唐朝的漢族融合，留在蒙古高原上的以突厥作為族稱的部落在唐朝的管轄下平靜地生活了大約30年左右。之後突厥人擁立可汗的事件不斷出現。公元682年，雲中都督府下屬吐屯骨咄祿也自立為汗，以其弟默啜為汗，並在漠北抄掠回紇等部眾，力量逐漸強大，與唐朝為敵。骨咄啜死後，其弟默啜自立為汗，在唐朝答應歸還河西地區的突厥降戶的條件下，幫助唐朝討擊契丹。此後又得到武則天的許可，將唐朝與東突厥邊境六州的突厥降戶歸還於他。默啜力量日益強大，於是南擾唐朝邊境，西擊西突厥，北征回紇等部，致使其控制的領土東西萬餘里，控弦之士40萬，史稱「後突厥」。後雖為突厥一部回紇所滅，致使後突厥一部分部眾降唐，一部分部眾則成為回紇的屬民。回紇作為突厥的一支，在後突厥汗國之後又在蒙古高原建立了強大的回鶻汗國，存在長達100年之久。公元840年，黠戛斯聯合回鶻別部進入回鶻，回鶻部眾「擁外甥龐特勤及男鹿並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還有一部分遷入唐朝境內，回鶻汗國滅亡。其中南遷的一部分，因遷往漢族居住區而逐漸同化於漢族之中；居住在蒙古高原南部與漢地交界的草原地帶的回鶻人仍保持著游牧生活；西遷的三支，則分布在東起河西走廊東端，西至中亞河中地帶，北起額爾齊斯河，南至新疆南疆若羌、且末、和田、喀什等地。可以說，回鶻人經過南遷和西遷後，從蒙古高原的南部到廣大河中地帶均有分布，他們與阿拉伯帝國統治下的其他突厥人建立的小王朝一起，在廣大中亞、中東、西亞地區的歷史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為他們與廣大中亞、西亞、中東地區各個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地域和文化的基礎。

　　 西突厥的內部改革也沒有阻止住西突厥分裂的腳步，最終他們還是以伊犁河為界分為東西兩部，東部由乙毗咄陸可汗統治，西部則由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統治。不久，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被逐漸強大的乙毗咄陸可汗所殺，西突厥又恢復了統一。但唐朝經過6年的努力，最終於公元657年將西突厥首領阿史那賀魯叛亂平定。叛亂平定後，唐朝在五咄陸部設立昆陵都護府，在五駑失畢部設立蒙池都護府，兩者均隸屬於安西都護府。公元702年，增設北庭大都護府，統轄昆陵、蒙池兩個都護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薩爾北破城子)，西突厥歷史從此結束。但由於唐朝設立的羈縻州府仍使用突厥人治理突厥地區，這樣西突厥在隸屬唐朝的前提下仍有很大的自由發展空間。後突厥汗國默啜可汗因強大而一度統治他們達五六年之久，中亞一些小國如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因阿拉伯帝國的入侵而向默啜可汗求援。等到後突厥汗國因內亂而退出西突厥後，西突厥中的一些部落也逐漸興起。到了武則天統治時期，西突厥中的突騎施部勢力逐漸強大，西突厥十姓部落聚集在突騎施部首領烏質勒(蘇祿)的旗幟下，北庭、安西以西之地全部為其控制，碎葉成為其大牙所在地。唐朝雖然進行了抵抗，但終因安史之亂無暇顧及阿拉伯帝國對中亞西突厥之地的控制，最終西突厥領地中錫爾河以南地帶逐漸為阿拉伯帝國所蠶食，錫爾河以北廣大地帶則為西突厥後裔各部所控制。因此在西突厥範圍內仍保持了其文化與傳統的多樣性。

　　 隨著突厥汗國的衰落、分裂、解體，突厥認同也隨之弱化。從外部看，突厥汗國衰落之時，正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國的先後興起之時，突厥汗國最終還是無法抵抗唐朝和阿拉伯的進攻。從內部看，東西突厥汗國的滅亡，表面上是統治上層之間矛盾所致，實質上遼闊地域內的不同人種、民族及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的整合失敗才是他們走上分裂道路的根本原因。特別是精神上認同歸一性與文化上特質差別性的矛盾與衝突，最終不僅沒有能夠使突厥認同通過統一政體下的政治認同得以強化和持久，反而使分裂成為必然的選擇。正如格魯塞所說：「突厥之所以衰敗是由於兩個汗國間的敵視。」

　　 從東西突厥汗國滅亡後的東西突厥的活動來看，突厥認同在突厥民族的遷徙與傳承中，仍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突厥認同在他們重整旗鼓恢復昔日領土的鬥爭中幫助他們樹立必勝的信心。一些突厥貴族在失去東西突厥汗國後，決定恢復祖業，並為此進行過多次的戰爭。後突厥汗國的建立和西突厥後裔對安西北庭都護府的控制就說明了此點。再如，突厥認同通過歷史記憶、文化傳承、生活方式融合、宗教信仰模塑等形式保留下來。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失敗並不等於突厥人從此徹底消失，也不等於突厥認同的徹底消失。在後突厥汗國滅亡後崛起的回鶻汗國及在阿拉伯帝國範圍內興起的許多突厥人建立的小王朝中，均可以證明突厥後裔在東西突厥汗國滅亡後其分布領域進一步擴大，其遷徙範圍遠至埃及和印度。突厥人通過歷史記憶和文化變遷將突厥的名稱傳播到中亞西亞東歐及更遠的地區，突厥認同也以一種非「聚合」的方式———「轉化」與「分化」的方式得以傳承和延伸。

　　 二、突厥族體分化與突厥認同的轉化

　　 1.突厥後裔的族體分化

　　 「民族認同」的形成首先有賴於共同居住地域的「此處感覺」，其次是相同群體的共有屬性的「主格我們的感覺」，再次是對共同歷史或文化的「同源性感覺」，最後是在社會中獲得尊重的「集體自尊的感覺」。在突厥汗國時期，由於時空的相對固化，「此處感」、「我們感」、「同源感」及「尊重感」相對清晰。但當東西突厥汗國解體後，突厥人因被迫遷徙而突破了原有居住地的局限，因與更多地區的民族交往與融合而使突厥後裔族體分化，因民族認同的原有群體共有屬性的「我們」邊界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使突厥認同的形式和內容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東西突厥汗國滅亡後的突厥後裔歷史充分證明了此點。

　　 西突厥汗國衰落後，突厥後裔仍繼續活動於阿拉伯帝國統治時期的各個王朝，並且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最終在阿拉伯帝國走向衰落時，西突厥後裔在阿拉伯帝國統治的領地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小王朝。他們分別是突倫王朝、加茲尼王朝、哈喇汗王朝、塞爾柱王朝、花剌子模王朝。這些王朝主要集中在中亞阿姆河以南地區。他們在公元8至13世紀末中亞的歷史上流下了厚重的軌跡，同時也逐漸地融入了波斯文化和阿伯拉文化的長河之中。

　　 這些王朝在族體分化與認同轉化中表現出以下重要特點：第一，各個王朝的統治階層是突厥後裔中的軍人，他們的「反叛意識」和特定的「軍事身份」不僅使他們謀取權力成為可能，而且也為新的民族和國家認同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如突倫王朝的建立者艾哈邁德·伊本·突倫是以阿拉伯人的突厥奴隸的身份發展而成的軍事貴族，而不是突厥游牧部落的首領。「突倫王朝是哈里發帝國心臟里從前默默無聞的蠻橫的突厥分子在政治上團結起來的最早的表現」。

　　 當然，突倫王朝的建立沒有堅實的民族基礎，「突厥認同」不能起到團結突厥後裔、埃及當地科普特人和阿拉伯人的作用，因此「突倫人」成為他們新的民族和國家認同。再如加茲尼政權的建立者是以薩曼王朝的突厥奴隸的身份發展成為軍事貴族，繼而憑藉中央王朝的信任謀取政治權力，他們建立加茲尼政權後，「加茲尼人」成為他們新的民族和國家認同。第二，皈依伊斯蘭教使他們成為伊斯蘭化的突厥人，由此也得到更多的擁護者。如塞爾柱王朝的建立者塞爾柱克很快便皈依了伊斯蘭教，才可以把位於細渾河河岸穆斯林聚居的江德城納入本部族的勢力範圍之內。突倫人和加茲尼人也成為伊斯蘭教的忠實信仰者，哈喇汗人不僅接受了伊斯蘭教，而且推行國家伊斯蘭化，伊斯蘭文化作為一種普遍認同的基礎得到認可和廣泛傳播，新的宗教的認同進一步強化了國家認同，而加快了族體分化中民族認同轉化。第三，生活方式從游牧轉為定居，使被他民族同化成為必然。突厥汗國時期，突厥人從事游牧生活，而此時的各個突厥後裔小王朝，基本以定居的農業生活為主。如突倫人生活在埃及和敘利亞，是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的生活方式；哈喇汗人和其他突厥語民族由游牧生活轉向定居生活；花剌子模地處阿姆河三角洲，自古以來農業就很發達，到10~13世紀封建經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而由於其地處中西交通要道，因此其一些城市的商業也很繁榮。10世紀時玉龍傑赤已成為花剌子模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一般來說，生計方式是一個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一旦經濟基礎發生變化，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任何意識形態均不可避免地發生變化。第四，民族成分眾多，甚至作為統治階層的突厥後裔的族稱也因種族混合而難以定性。如哈喇汗人實際上是葛邏祿、突騎施、樣磨、處月、古斯、回鶻等突厥語各民族和粟特等伊朗語各民族組成的政權及統治階層的統稱；加茲尼王朝內部的民族成分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其他部落的突厥人；塞爾柱王朝統治的民族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羅馬人等等，種族的混合性打破了以血緣和地緣結合的經濟、社會組織，從而使民族認同的轉化和分化進一步加深。第五，文化傳統不斷變遷，族體分化與認同轉化十分明顯。如10世紀時，花剌子模的土著居民仍使用花剌子模語(屬東支伊朗語)，從11世紀起，由於突厥人大量湧入，中亞逐步突厥化及伊斯蘭化，花剌子模語逐漸被突厥語所取代。突厥人為了統治中亞河中地帶的農業區，也逐步走向定居。突厥後裔已經與在蒙古高原和哈薩克草原上的突厥人有了顯著的區別，表現在政權的名稱上，均以建立這些小王朝的首領的名稱作為族稱和王朝名稱；表現在文化認同上他們均改換宗教為伊斯蘭教。源起於突厥族的加茲尼人甚至不認同草原上的突厥後裔，認為他們是野蠻人。以上是突厥後裔認同轉化的重大歷史性轉折，也是突厥民族被其他民族同化過程中認同解體的歷史必然。

　　 2.異族統治與突厥認同的轉化

　　 從13-16世紀，蒙古人通過第一、二、三次西征，征服和統治了大體與突厥時代的版圖大體相似的地域。從征服的後果來看，突厥人和蒙古人都毫無例外地成為伊斯蘭世界的組成部分。但突厥人的征服後果和蒙古人的征服不同之處在於：突厥人的征服活動早於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他們來到中亞、東歐和中東地區後，就失去了以前的地域蒙古高原，因此中亞、東歐和中東地區逐漸成為他們唯一的共同地域，他們也逐漸成為當地民族中的組成部分。在阿姆河以南地區，突厥人生活在伊朗人、阿拉伯人、印度人、羅馬人中間，他們因人口少、流動性大而逐漸同化於其他民族之中，民族認同的轉化由此也表現出明顯的突厥認同逐漸消解的歷史性軌跡。蒙古人經過第一、二、三次西征，也因統治需要流動各地並與當地各族通婚，如在伊利汗國的禁衛合剌兀思萬戶的主體就是印度斯坦，客失迷兒鎮守府的二萬名士兵同當地婦女生的混血兒組成。正如烏馬里說：「波斯人和蒙古人結合在了一起，前者把他們的女兒嫁給了後者，而前者也娶了後者的女兒作為自己的夫人，這樣兩者就融合在了一起。」蒙古比突厥進入阿姆河以南的時間晚了兩個世紀尚且不能避免被同化的命運，突厥則在蒙古時代早已融入阿拉伯和波斯文明的腹體之中。另外，現代的伊朗、阿富汗等地仍以印歐語系的民族和歐羅巴人種為多的事實表明，歷史上阿姆河以南的突厥和蒙古早已消逝在阿拉伯文明之中；在阿姆河與錫爾河的廣大河中地區，則是波斯、阿拉伯與突厥文明的匯聚地帶；在錫爾河以北地區，留居在這裡的突厥後裔仍以游牧經濟為主，語言仍以突厥語為主，成為以突厥後裔為主的地區。金帳汗國之所以能在這裡組建月即別軍，與這裡的突厥後裔仍然保持祖先英勇善戰的特徵分不開

　　 。而突厥人與蒙古人在人種、經濟、宗教上的相似性則使他們很快在哈薩克草原上接受了成吉思汗後裔的統治。

　　 蒙古人則不同，他們在中亞、東歐、中東地區建立的政權雖然處在穆斯林文化的包圍之中雖不得不被同化，但他們的大本營在蒙古高原，至今蒙古高原仍是他們的起源地和共同地域。他們的「此處感」、「我們感」、「同源感」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整體性。何況在阿姆河以北廣大哈薩克草原地區的突厥人因與蒙古草原相似的文化傳統而接受了他們的統治。這樣從大興安嶺到伏爾加河流域的廣闊亞歐草原地帶，仍是蒙古人及其在人種和文化方面相似的民族生存的根據地。這就是蒙古人為什麼從13世紀至今仍然活躍在東亞北部的根本原因。生活在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河中地區及哈薩克草原上的突厥後裔則沒有這樣幸運，因為這些地區是東西文明交流必經之地，不斷交融的結果，最終使突厥後裔的突厥特徵越來越少，混合性特徵越來越多。特別是在異族統治下，突厥認同首先被蒙古認同所取代，後又被奧斯曼、俄羅斯認同所取代，儘管這些認同帶著強烈的被動接受色彩，並使他們主動以「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為認同而團結抵抗周邊強大帝國的同化，但漸行漸遠的祖先和殘酷的生存現實不得不使他們的突厥認同不斷弱化，僅保留共同的語言特徵，最終轉化為生存依託所在國的國家認同。

　　 3.突厥認同的「異質性」轉化

　　 從公元8-16世紀長達8個世紀的時間裡，突厥後裔先後在阿拉伯帝國和蒙古帝國及其後裔所建立的汗國的異族統治之下，由於突厥認同在轉化過程中的傳承與延伸，他們中的一些人從沒有放棄過建立自己國家的努力，在阿拉伯帝國後期與蒙古帝國之前興起的那些由突厥後裔建立的小王朝就是他們努力的結果。但因突厥認同遠離於他們曾經興盛的生存之地，並在不斷轉化過程中式微，使他們始終沒有再像在蒙古草原時期那樣建立強大的橫跨亞歐的大帝國。這與他們的認同內容「異質性」轉化———即認同內容從表現形式到內在價值觀的確定變化有關。皈依伊斯蘭教則是他們的認同從形式到價值觀「異質性」的具體表現。

　　 突厥認同的「異質性」轉化過程是一個痛苦的過程。突厥經濟社會特徵隨著游牧生活向農業生活的過渡而逐漸消失是突厥認同轉化「異質性」的物質性基礎；突厥後裔心理上對祖先基業的認同與現實突厥後裔的歸趨分裂形成的強烈反差，以及突厥後裔經過代代痛苦的逐漸消解而化「衝突」為「適應」，體現了突厥認同轉化「異質性」的過程；多神信仰———薩蠻教中對偉大山脈和頭盔的崇拜也逐漸為伊斯蘭教所代替則是認同轉化「異質性」的必然結果。這一「異質性」的認同轉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一，突厥後裔從多神信仰的流動性、分散性、不確定性向一神信仰的穩定性、規範性和價值趨同性轉化。突厥強盛時期對偉大山脈的崇拜只是眾多神靈中的一個，而多神信仰的流動性、分散性和不確定性在突厥衰落的過程中起到了解構突厥認同的作用，最終使突厥後裔淪為阿拉伯帝國和蒙古帝國的臣民。為了擺脫異族的統治，他們首先讓普遍信仰伊斯蘭教的阿姆河以南地區的民族和國家接受他們，然後再用這個一神信仰統一處在認同轉化中的突厥後裔。從突厥後裔首領率領部眾皈依伊斯蘭教沒有遭受太多非議的事實來說，伊斯蘭教不僅在中亞有廣泛的基礎，也在突厥後裔中擁有信眾。突厥後裔信仰伊斯蘭教的後果是他們能夠在中亞與其他早已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民眾和平相處，共同生活，而不再遭受「異教徒」的歧視。與此同時，他們與祖先的多神信仰薩蠻教不僅漸行漸遠，而且背道而馳。從本質上來說，這是突厥後裔適應移入地生活的需要，也是確立新的精神認同的需要。結果導致認同形式的變異———伊斯蘭教成為突厥後裔統一認同的標誌，導致認同核心內容的變異———伊斯蘭教教義中的價值規範成為突厥後裔核心價值觀。直到現在操突厥語系的各民族仍以伊斯蘭教作為其核心價值觀的事實證明這一認同轉化的穩定性、長期性和價值趨同性。其二，這一「異質性」的認同轉化表明突厥人的文化變遷具有本質性的特點，因而具有不可逆轉性。皈依伊斯蘭教，是突厥後裔長期與中亞各民族在地域、血緣、經濟、語言、風俗、宗教等方面交融的結果，但由於宗教代表文化的核心內容的價值規範，因此一旦宗教發生變遷，就意味著文化傳統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文化傳統一經發生變遷，突厥後裔的精神認同元素就發生了變遷。這意味著突厥後裔完成了從外表到內心的認同轉化與分化，其結果是突厥文化特徵的不斷減少和消失，突厥認同轉向沙化和泛化。

　　 三、文化轉型與突厥認同的沙化、泛化

　　 1.多元文化融合與突厥認同的沙化

　　 文化變遷後的民族轉型對民族認同的再模塑有著根本性的作用，它不僅帶來民族核心價值、政治結構、交往秩序的轉型，而且還導致傳統權威體系的解體與整個民族後代生存方式的重組。如果說突厥人從6———8世紀建立了屬於自己的東方草原文化體系，8世紀到16世紀以前又先後接受唐帝國、阿拉伯帝國及蒙古帝國等東方文化影響，17世紀以後則先後接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等西方文化影響。經過歷時性的文化變遷與整合，使突厥後裔的文化呈現出多樣性和複雜性的特徵，最終使突厥後裔的突厥認同走上式微的道路。具體體現在以下若干方面：

　　 在種族特徵上，突厥後裔在融合了以前伊朗人、阿拉伯人、蒙古人血統的基礎上，又融合了衛拉特人、土耳其人、斯拉夫人的體質特徵；在地域上，處於阿姆河以南地區的突厥後裔早已與原住的伊朗人、阿拉伯人一樣，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中的歐洲人種因通婚、居住而融合，居住在錫爾河以北的突厥後裔則與俄羅斯帝國境內的東歐人種混合；在民族成分上，僅土耳其人就由外來的突厥部落吸收和融合了當地的居民，以及希臘人、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喬治亞人、波斯人、羅馬人等基礎上形成混合人種；在經濟生活上，大部分已經走向了定居的農業生活，如維吾爾族的農業生產工具在18世紀中葉以前主要有犁、耙、钁等；在語言上，僅土耳其語就是突厥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的結合，其他突厥語也完全採用了阿拉伯文的拼寫方法，與俄羅斯鄰近的突厥後裔們也學會了俄語；在宗教上，以上所有自稱為突厥人的民族均是全民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他們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無一不打上伊斯蘭教的烙印。沙皇俄國從17世紀入侵哈薩克草原以後，試圖以武力手段強行推行東正教文化，但收效甚微。此後，不得不改變對伊斯蘭教的態度及政策，開始承認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共存的現實。這說明伊斯蘭教已經成為突厥後裔精神生活的組成部分。因此，經過17-20世紀時期的演變與發展，突厥後裔的突厥認同逐漸轉化為對吉爾吉斯人、烏孜別克人、哈薩克人、土庫曼人、維吾爾人、土耳其人、亞塞拜然人及其他名稱的人的認同，即對單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的認同。這是中亞歷史發展與世界歷史交融的必然結果。

　　 民族認同在多民族的互動中會形成一種特定的文化效應：民族新成員往往通過民族特定的價值、信仰、風俗、習慣、語言和行為去習得民族認同。文化是認同強有力的「關係」紐帶，它把民族成員整合在一個既有的共同體之中，並且幫助建立一種區別於和分離於其他共同體的「集體意象」與「集體自尊」，再通過這種特定的「集體意象」與「集體自尊」對民族成員個體進行認同內在化的訓練，讓他們接受民族既有的象徵、價值、信仰、習慣等。所以民族認同不僅使民族成員間的交往變得簡單有效，而且使民族成員間的情感變得親密牢固。從文化維度看來，多民族的融合形成的是一種「文化實體」，新的民族認同是各民族共有文化得以長久傳承的「基因密碼」與得以整體表達的「價值象徵」。從突厥後裔17-20世紀與西方文化融合的過程來看，他們在獲得新的民族認同元素的同時，其突厥特徵進一步式微。只有共同擁有的阿爾泰語系的語言及文字，成為他們原民族認同的標誌和符號。而這一認同標誌，在錫爾河以北、錫爾河與阿姆河之間的河中地帶以及今天中國新疆南疆保留得更多一些；在阿姆河以南地區，因突厥後裔無論從種族或文化上已經融合伊朗和阿拉伯人之中而使這一認同從轉化過渡到了「沙化」，即分散化與個別化基礎上的眾多一體化。

　　 2.地理、歷史重構與突厥認同的「再造」

　　 一般來說，民族認同的轉化有兩種趨向，一是一民族在被他民族同化的過程中民族認同呈現沙化趨勢，直到該民族徹底同化於他民族當中；二是一民族與他民族中融合過程中形成新的民族認同，從而在新的民族認同的凝聚下形成新的民族並建立國家。17-20世紀突厥後裔的歷史充分驗證了民族認同轉化中的第二種趨勢。此時的突厥特徵僅從語言上可以區別出來，但為了擺脫俄羅斯帝國的統治，建立自己的國家，他們從不同角度尋找認同根據。他們對「突厥斯坦」這一地理名稱的使用就是證據。「突厥斯坦」地理名詞的重新提出，是緣於19世紀初資本主義列強在中亞地區的殖民擴張。「1805年，俄國人季姆科夫斯基在使團出使報告中，用『突厥斯坦』名稱表述中亞及中國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鑒於兩地歷史、語言、習俗的差異和政治歸屬的不同，為敘述方便，他又將塔里木盆地稱為『東突厥斯坦』或『中國突厥斯坦』。19世紀中期，俄國先後兼并了中亞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國，在中亞河中地區設立了『突厥斯坦總督區』。於是西方一些歷史地理學家稱中亞河中地區為『俄屬突厥斯坦』或『西突厥斯坦』，中國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為『中國突厥斯坦』或『東突厥斯坦』。」這些論述，均與俄國的歷史和地理學著作的記述相符。在有些著作中，明確指出突厥斯坦包括今天新疆和中亞五國。如《草原帝國》的作者格魯塞認為：「在西北方的天山和阿爾泰山構成的凹形弧與在南方的喜馬拉雅山的凸形弧包圍和孤立了突厥斯坦和蒙古，使這兩個地區好像是懸掛在周圍的平原上」，又將現在新疆北疆稱為莫卧爾斯坦。如他認為：「莫卧爾斯坦，即在塔拉斯河、伊塞克湖、伊犁河、裕勒都斯河、瑪納斯河流域」。但不論其名稱如何變化，東突厥斯坦就是指中國新疆。中亞河中地區則稱為西突厥斯坦，兩者合起來便是突厥斯坦。「19世紀下半葉，俄、英帝國列強在推行殖民主義政策的極端民族主義過程中，為肢解和瓜分中國，將『東突厥斯坦』純地理稱謂引申為政治概念，國內外一些圖謀不軌者利用這一概念，偽造新疆歷史，把新疆說成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東突厥斯坦』。」對於中亞那些長期遭受征服的操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的人來說，也希望有自己的地理範圍。於是19世紀末，泛突厥運動產生後，也開始使用這個詞，泛指講突厥語系民族所居住的地方。於是出自俄國學者的突厥斯坦這一名稱，就成為操突厥語族的人抵禦俄國建立獨立國家的地理認同。

　　 除此之外，祖先歷史記憶也成為操突厥語族的人的認知基礎與精神認同武器。十月革命前後，在沙俄統治下的克里米亞、高加索、中亞等地的泛突厥主義者們紛紛來到土耳其避難。土耳其本身也正在經歷民族復興運動。結果內外力量的結合，使土耳其成為泛突厥主義運動的中心。1911年，伊斯坦布爾大學社會學教授、著名的思想家齊亞·古卡爾普在他的詩《土蘭》中這樣寫道：「土耳其人的國家，不是土耳其，也不是土耳其斯坦；他們的國家是一個廣大而無垠的地方-土蘭。」並在其所著《突厥主義大原理》中提出突厥人可分為三類：(1)土耳其境內的突厥人；(2)烏古思突厥人，包括亞塞拜然、伊朗、花剌子模的土庫曼人，基本上具有與土耳其突厥人一樣的共同文化，與土耳其合起來形成烏古思斯坦；(3)雅庫特、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欽察、韃靼等較遠的突厥人，他們具有悠久的語言和血緣關係，與突厥文化相近但不相同。所有這些合起來就是「大突厥斯坦」或「土蘭」(也有稱圖蘭)。然後逐步實現建立大土耳其國家的目標。第一步先實現土耳其的統一；第二步是烏古斯坦(包括亞塞拜然、伊朗、花剌子模)的統一；第三步是土蘭的統一(包括中亞及韃靼人地區)。避難於土耳其的克里米亞人玉素甫·阿克楚拉則進一步認為「事實上不存在大奧斯曼民族，而泛伊斯蘭主義將遭到基督教國家拚命抵抗而不會成功，唯有大土耳其主義才可能實現。」①在這些泛突厥主義領導人的倡導及民族運動高漲的形勢下，各種組織相繼成立。1908年12月，「土耳其協會」在伊斯坦布爾成立。其宗旨是學術和文化性的，以研究突厥人的古代遺址、歷史、語言、文學、種族、地理、人種和社會狀況為目的；1911年8月，「土耳其祖國協會」在首都成立，成為宣傳、討論和闡述突厥文化與理論的講壇；1912年，「土耳其之家」協會成立，以「增進國民教育，……致力於土耳其種族和語言的改善」為宗旨，到1914年它在奧斯曼境內發展有16個分支，3000名成員。除此之外，土耳其青年黨則是泛突厥主義在政治上的代言人，這個黨派在20世紀初土耳其政壇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極力支持泛突厥主義的各種活動。由此可見，對祖先歷史的認同成為突厥後裔們擺脫俄羅斯統治的精神武器。

　　 3.語言、宗教整合與突厥認同的價值轉向

　　 語言在民族認同的強化中有著無可比擬的作用。兩個陌生人在他鄉異域操用同一種本土方言，隨之他們就立即「聚合」為一個臨時的共同體。語言能有效地創造民族認同的「統一性」。雖然17-20世紀的突厥後裔以他們共同的語言———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為明顯的民族特徵，但為了保持和傳承這一特徵也經過了艱苦努力。以柯爾克孜人為例，在語言上，古代柯爾克孜人「曾使用過以魯尼字母拼寫的葉尼塞文，但這種文字早已失傳。」在其信仰伊斯蘭教後，「開始用阿拉伯字母拼寫自己的語言，更確切地說，是用『察哈台文』拼寫自己的語言」。不同的是：吉爾吉斯人在1928年用拉丁文字母為基礎的字母取代了察哈台文；而20世紀三四十年代，柯爾克孜人使用的是在「察哈台文」基礎上整理的柯爾克孜文，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東匈語支克普恰克語組。再如，在烏茲別克，俄語在蘇聯時期是通用的官方語言，「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都主張以俄語作為各民族之間交流的主體語言。」烏茲別克語是作為第二語言或者說是民間語言來使用的。其結果是「俄語逐漸成為中亞各國政府機關、企事業、學校等各部門使用等基本語言，中亞各主體民族語言幾乎被遺忘。」烏茲別克作為其中之一也是如此。直到烏茲別克建立後，烏茲別克語言才成為國語。其他中亞操突厥語族的國家均經歷過這樣的過程，最終確立其突厥語的地位。

　　 然而，民族認同的持久性除了語言更需要宗教信仰的價值支撐。因此，伊斯蘭教則成為此一時期突厥後裔精神認同標誌。我們可以從泛伊斯蘭主義在南亞和中亞的興起中可見一斑。泛伊斯蘭主義從宗教的角度強化突厥後裔的認同，與泛突厥主義從民族角度強化突厥認同有共同效果，但泛伊斯蘭主義顯然無論從內涵和外延上均與泛突厥主義不同。二戰結束後，由於「伊斯蘭教畢竟是伊斯蘭世界各國人民的傳統信仰，泛伊斯蘭思想又在民間繼續流傳。因此當一些政界人士試圖以伊斯蘭思想支持民族主義，利用它來推動民族解放運動時，另一些政界和教界人士則試圖以泛伊斯蘭思想來推動伊斯蘭教的復興、抵制民族主義、世俗主義的發展。這在無形中把伊斯蘭教再次推上政治舞台。」

　　 泛伊斯蘭運動再次興起。1947年8月，巴基斯坦以穆斯林單一「民族理論」為立國根據，與印度分離，建立起獨立國家；1949年2月，巴基斯坦穆斯林兄弟會倡議召開第三次世界穆斯林大會，並在卡拉奇大會上正式建立常設機構，提出建立包括所有伊斯蘭國家的伊斯蘭聯盟的建議；1951年在卡拉奇第四次世界穆斯林大會上，提出了世界穆斯林是一個「穆斯林民族」的主張；1962年，巴格達舉行第五次世界穆斯林大會，提出建立伊斯蘭聯合國的設想。進入90年代以來，「泛伊斯蘭主義興起的重要標誌就是在中亞出現了帶有濃厚的泛伊斯蘭主義和原教旨主義色彩的政治。1990年，在前蘇聯阿斯特拉罕市成立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黨———全蘇伊斯蘭復興黨。它在中亞五國都有基層組織。其中尤以塔吉克的伊斯蘭復興黨實力最為雄厚，其宗旨就是要推翻現存制度，確立伊斯蘭的統治地位。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1992年，該黨迫使塔當局與其組建了『民族和解』的聯合政府，並一度接管國家政權。」烏茲別克則建立了「統一」人民組織、吉爾吉斯斯坦建立了吉爾吉斯運動、哈薩克建立了「九月黨」等泛伊斯蘭主義政黨組織。這些組織及其活動，給中亞各國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因此國際社會及中亞各國政府進行抵制並取得很好效果。

　　 17-20世紀突厥後裔為了擺脫奧斯曼和俄羅斯的統治，在突厥特徵更加式微、突厥認同沙化的時代卻不斷重組、再造和強化突厥後裔的認同意識，並在地理、歷史、語言、宗教四個方面達成了共識。這就是地理概念上的「突厥斯坦」是認同的基礎，光榮的祖先歷史是認同的淵源，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是其認同的外在表達形式，伊斯蘭教是其認同的核心價值。但面對20世紀中亞民族國家的現實情況，這些突厥後裔最終還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建立了各自的民族國家，而不是統一的以突厥斯坦為地域、以悠久歷史為淵源、以突厥語言和伊斯蘭教互為表裡特徵的突厥後裔國家。這說明傳統的突厥認同在全球化的民族國家風起雲湧的浪潮中已經「沙化」或「泛化」，突厥各民族不得不適應現代民族和國家發展的趨勢，根據所在國家的現實需要，建構和整合新的國家認同。

　　 從突厥1000多年的歷史變遷的解析來看，民族認同的形成與發展、轉化與分化、弱化與沙化，像河流一樣有其起伏與曲折的歷史進程，有與其他河流分分合合的現實命運，也有其匯入大海與融入世界的未來走向。「泛突厥主義」的認知誤區恰恰在於：它想使突厥人從融入世界的「河流」中分殊、獨立、逆行，企圖讓突厥人從同化於諸多民族中反叛、剝離、孤立，這與整個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相悖，因而註定得不到實現。突厥後裔們只有在所在國家的現實境遇中加強對所在國家的國家認同，以求得他們在所在國家政權的保護下傳承發展他們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