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好的閱讀建議

　　龍應台認為莫言對農民、對飢餓、對「殘酷」都有著深刻理解。圖為2002年11月龍應台邀請莫言出任台北「駐市作家」。 （龍應台 供圖）

　　2012年5月作家龍應台就任台灣創設的「文化部」首任部長，十年前的2003年，她卸任了台北市創設的文化局首任局長。做局長的龍應台先後邀請了高行健和莫言出任台北市的「駐市作家」，其時他們都尚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於莫言獲獎，龍應台表示「特別歡喜」。

　　南方周末：當時你起意為一個城市邀請駐市作家，有什麼期望嗎？

　　龍應台：邀請高行健來駐市是在1999年，他得獎之前，莫言第一次來台灣是我在2001年邀請的，當時一同來的還有李銳、王安憶。2002年再邀莫言單獨前來駐市，他整整停留了一個月。13年前，我們陸陸續續地邀請大陸作家到台灣來，有好幾層的意義。第一層是，讓兩岸的人民認識到對方的心靈，文學可能比表演藝術、視覺藝術還要來得更深，所以持續地邀請大陸作家過來，同時也送台灣作家到大陸去，是一個雙向的交流。第二層思索是，1999年，大陸作家還不像現在這麼容易出來，我有意地創造一點外面的空間給大陸的作家，期望外面的生活或可給他們帶來不同的體驗、更多的靈感、更開闊的視野。他們認識了台灣，對台灣的情感也可能不一樣。第三層，他們在台灣跟我們的各類作家、年輕學生座談的過程里，對於我們的年輕學生和創作者也會給予不同的衝擊。

　　南方周末：當時這些作家在台灣的粉絲多嗎？

　　龍應台：高行健的作品比較是看門道的人才進得去，莫言的作品則是看門道和看熱鬧的人基本上都能跨入的。

　　南方周末：你曾經寫過一本主要是關於海外作家的小說評論集，關於大陸的文學閱讀你是沒有寫過評論的，對大陸作家寫作的總體質量有怎樣一個印象？

　　龍應台：不敢說，因為看得不夠多。就能夠看到的部分而言，好的作品蠻多，但是它的好有不同的衡量標準，有的是純文學，有精湛的文字藝術和深刻的思想，可是另外一類，譬如那些帶有個人自傳色彩的作品，包括早期像叢維熙、王蒙、張賢亮等人的作品，對於我這樣的中國境外讀者也很有魅力，透過這樣的作品，欣賞文字的同時，了解中國。

　　南方周末：莫言是你個人閱讀中偏好的一個作家嗎？

　　龍應台：我相當欣賞。

　　南方周末：莫言獲獎之後，在媒體的關注中尤其是西方媒體關注中，政治的標準似乎成為一個重要的指標，那麼在你看來政治標準是衡量文學的一個標準嗎？

　　龍應台：我覺得挺煩的。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單純」的能力──就用文學來看文學？難道每給一個文學獎，我們就先檢討作者的政治立場，或者先檢查他是不是一個什麼「主義者」？

　　再說，諾貝爾獎不過就是一個獎嘛。而且這中間帶了很多片面的知識以及片面的接觸，諾貝爾獎不代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文學標準。它不過就是一個18個瑞典的飽學之士所組成的閱讀小組所作出的評選結果。因為是飽學之士，因為有大量閱讀世界文學的經驗，這個小組所選出來的作品絕大多數是好作品，但那不是一個舉世的標準——那十八個人也並不這麼宣稱。實際上，文學哪有舉世的標準呢？

　　更何況，這其中還有很多市場的因素，市場的因素就像是你進入一個超級市場，走過那些放東西的架子，某個品牌的洗髮精若是放在和你的視線差不多高度的位置上，它通常賣得很好；如果某個牌子的洗髮精放在跟你的膝蓋一個高度的位置或者腳底的高度，眼睛不容易看見，那就很難賣出去。諾貝爾獎也是這樣，世界上各種語系的作品，像印度、非洲、拉丁美洲有很多好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有沒有被翻譯，或者它翻譯的品質不好，或說它的出版社不懂行銷，那就等於它不被置於跟你眼睛等高那一格的位置上，難被看見。這些文學以外的因素，都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邏輯里。所以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好的閱讀建議，但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絕對標準或者前提。在這個認知之下，可能符合這個標準的作品很多，只可惜沒被看見。台灣的好作品也真不少呢。

　　南方周末：你關於諾貝爾獎的文章談到西方漢學家們會用一種「中國味道」即觀光客式的眼光看中國文學作品，你認為莫言的中選會有這樣的痕迹在裡面嗎？

　　龍應台：你所說的這種現象當然有，但是剛巧對於莫言獲獎，我不認為如此。而且我甚至也覺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們，在這麼多年的歷練之後，他們其實也相當有自覺，我覺得他們一定都問過自己「我投票給這個作品是不是我的東方主義獵奇心理在作祟」，這些飽學之士絕對不是沒有警覺的平凡無知之輩。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對於莫言的作品，很多人是透過張藝謀的電影去看《紅高粱》的，我猜想看過電影的人可能比看過小說的人多，對於那樣一個濃烈色彩、語言和暴力的應用，再加上中國的土地為背景，是不是有獵奇和東方主義的東西在，也許，但是有的作品有超越性。讀莫言的作品，你會發現他對土地、對農民、對飢餓，尤其是對「殘酷」，是了解的，而且了解得蠻深刻。他也許不咆哮，但是不咆哮不代表他看不見。用「中國味道」來看他的作品，有點小看了。

　　南方周末：有人認為莫言的獲獎不能體現諾貝爾文學獎的所謂對理想主義的關注。你覺得所謂理想主義和莫言身上有這樣的關聯嗎？

　　龍應台：怎麼界定理想主義呢？所謂理想主義，可能有一萬種表達的方式吧？收或放、取或舍、怒吼或沉吟、當眾激昂或閉門自苦──不都是嗎？我自己比較不敢用一個標準一把尺去衡量或者要求一個模式的愛國、勇敢、英雄、理想主義。

　　南方周末：你走過世界上很多地方，你的親身感受中是否只有在華文世界才有這種諾貝爾情結呢？

　　龍應台：應該有兩個層面，一方面這不是華文世界的問題，這是人類心理的問題。我相信當一個匈牙利的作家、波蘭的作家、智利的作家得獎的時候，他的人民同樣覺得光榮；但是另一個層面，華文世界把諾貝爾獎當作天上的星星那樣的高度來看，可能反映出來的是我們對自己文化的自信還不那麼飽滿？

　　南方周末：華文作家獲獎之後，華人的文化自信是不是已經被建立起來了呢？

　　龍應台：也許不那麼簡單，但是我有一點點奢望和期待。對莫言獲獎我確實有一種特別的高興，莫言是從漢語花園的泥巴裡頭長出來的鮮活的透明的大蘿蔔，它就長在你的腳下，就在你的花園裡頭。

　　我想的是，莫言的得獎是不是能夠讓中國土地上的人們有更多的反思、更多的追問，中國能不能夠把莫言當做中國對外的一個文化大使？莫言得獎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會不會更有自信，因而把心敞開，更渾身放鬆、更從容不迫？

　　莫言得獎，我特別歡喜，因為有這樣的期待。

　　（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