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楠：透過酒杯的霓虹

張楠：透過酒杯的霓虹 2016-10-16 09:43閱讀：22,893 感悟到自己的渺小，才能領略世界的浩瀚；體驗到生命的價值，才會謙卑和感恩。我曾經在中國西南邊陲小鎮開展過關於的「小姐」研究，現在將這一段的心路歷程按照田野研究工作的時間順序，一點一滴地記錄下來。行文雖有些流水賬，卻是我的親身經歷和真實感受。主要包括一開始接觸「小姐」人群被拒絕、排斥，到後來慢慢被接受，一點一點了解她們，到最後與她們成為朋友，以及我當時的心裡鬥爭等等。其中也涉及一些關於方法論的探討和研究倫理的思考。有源皆成水，無緣不為友1997年夏天，上大學的前一個暑假，我很清閑，正巧當地一家很火的夜總會招服務員。當時「夜總會」這樣的場所，我只是在港台電影上看到過，從來沒進去過，出於好奇，再加上也想賺點零花錢，我就跟幾個好朋友報了名。我被安排在夜總會的吧台工作。由於是新人，我的工作很簡單，一是給顧客準備最低消費的飲品，其實就是白水加點果汁；另外負責接吧台電話。經理要求我們晚上七點半上班，先是打掃衛生，八點左右才開始正式營業。每當音樂響起，燈光漸漸暗下來的時候，就會有一些穿著艷麗、濃妝艷抹的女人，嘰嘰喳喳地來到夜總會。經理叫她們「女服務生」，但從沒見過她們出來給客人端茶、倒水。她們在二樓有固定的一間包房，來了就去那裡待著，大概有七八個人。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見到所謂的「小姐」。之前只是聽說，這群女人是出賣肉體的、骯髒的、道德敗壞的、會破壞別人家庭的人，經常會出現在「怡紅院」等地方，因為「做小姐」是違法行業，所以會被警察抓捕，被列為社會「四害」之一，可見這是多麼「壞」的一類人。但是同時也聽說，她們經常跟「逼良為娼」「悲慘身世」「社會弱者」等詞語聯繫在一起。但只有當我真的遇到這類人的時候，才認識到她們不一樣的一面。那時候，吧台經常有電話找「張曼玉」「林青霞」等。我很詫異，問吧台組長，這是怎麼回事。組長只是笑笑，讓我沖著二樓，大喊這幾個名字，試試就知道了。大喊幾聲後，果然有「小姐」出來接電話。後來老服務員告訴我，這是她們的「藝名」，我才明白原來她們基本上都不用真名。服務員每工作約2小時，領班都會讓我們輪番休息一會兒，有專門的休息區，其實就是夜總會大廳偏僻的一個角落。有一次輪到我休息的時候，看到一個「小姐」也在那裡和大家聊天，大家有說有笑。但她走後，一個服務員坐在她剛坐過的沙發上，被

載入中...內容載入失敗，點擊此處重試載入全文 另一個服務員驚呼道：「你還敢坐這兒（沙發）啊？不嫌臟？」我才知道，原來大家都覺得這群人很「臟」，髒得連坐過的座位居然別人都不能再坐了。我在吧台工作了幾周後，被安排到音控台工作，主要負責換唱片和打追光。有一次一個「小姐」在客人的慫恿下，點了一首《舞女淚》。她唱得聲情並茂，在追光下，淚水浸濕了她那濃妝艷抹的雙眼，讓我真的覺得她是「一步踏錯終身錯，下海伴舞為了生活」，至少，她們背後一定會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故事。為什麼這類人群如此神秘？為什麼需要用「藝名」？為什麼她們被認為如此之臟，因而被大家嫌棄？她們悲傷的背後，到底隱藏了什麼樣的故事？一時間我腦子裡湧現出很多問題，但又不知如何解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問題逐漸被塵封到記憶的角落，直到2005年，才又一次被重新提了出來。2005年，我在A省參與一個高速公路沿線的艾滋病預防研究項目。我們的研究小組主要負責對「艾滋病易感（容易感染）人群」的脆弱性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當時，很多專家都認為，在A省除了注射吸毒（血液傳播），性傳播是艾滋病傳染的主要途徑，而「找小姐」就是這種途徑的主要社會根源。當時，最流行的一個研究觀點是：「即使小姐人群學會了使用安全套的知識，卻仍然有不用安全套就發生性關係的危險性行為。」這讓大家覺得，「小姐」人群已經墮落到無藥可救的地步了。尤其是，我們所研究的幾乎每一種人，只要談到性傳播感染，都脫不了和「小姐」的關係，並因此變成艾滋病易感人群，如卡車司機、築路工人、社區青年等。這或許就是當初被大家所嫌棄的「臟」吧？可是，為什麼「小姐」們這麼頑固呢？難道她們真的連命都不要？那時，我雖然還沒什麼根據，但是總覺得事情恐怕不是看上去那麼簡單。初出茅廬2005年底，我到泰國清邁大學去攻讀碩士學位。我打算基於之前在A省參與的項目來設計自己的碩士研究計劃。初始方案，我想研究公路沿線築路工人和「小姐」之間的關係及相應的艾滋病防治策略，地點就在中國西南邊境。第一次去田野點是2006年夏，當時我還沒開題。到了那裡才發現，公路在這一帶幾乎完工，也就是說，我的研究少了一半的目標人群，築路工人都走了，當地只剩下小姐人群。由於當時的很多研究結論指明「性傳播感染艾滋病都離不開小姐」，我心想，那麼我就直接研究「小姐人群」好了。當時導師擔心我不能成功訪談到真正的「小姐」，建議我說：「你先訪談一個，試試看，行就繼續，不行就改題目。」我想都沒想就同意了，其實當時我就是覺得，改題目還得重新再來，之前的一些工作積累就都白費了。因此，我就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開始了對小姐的研究。沒想到這個決定，卻為後面的調查埋下一個大禍根。在和導師商量好之後，我打算到當地小鎮里找自己的研究人群——小姐。那是個靠近邊境的小鎮，人口大約有三萬多人，主要支柱產業是農業，傳統農業是種茶、水稻；後來引進了新技術，有人開始種植橡膠和香蕉。其中橡膠有較高的經濟價值，每噸約2萬多元。當地很多人，因種植橡膠而發家致富。再加上邊境口岸和高速公路的建設，所以，小鎮雖然地處偏遠國境，但也人來人往、繁榮興旺。小鎮不大，開車不到十分鐘就可以穿過主城區。主城也就一條主幹道，中間是商業區、學校和政府機關，兩端有一些酒店、賓館、KTV和一些美容院、按摩店、理髮店等。晚上能看到其中一些小店亮著粉色的燈光，這大概就是傳說中的「紅燈區」了。畢竟是回到國內做研究，我覺得自己有著天然的文化和社會關係的優勢。經過NGO老師的引薦，我認識了當地衛生局的朋友，他們不僅給我介紹了當地艾滋病流行的情況，還找人帶著我去看「紅燈區」的狀況。由於當地衛生局會給娛樂場所的所有工作人員體檢，並簽發「健康證」，有了這個證才能上崗、營業，當然也包括那些「小姐」，所以「紅燈區」的老闆娘們多少會給衛生局的人點面子。當時，衛生局的朋友給我介紹了一位被訪者，她叫阿蘭，18歲， 在當地開了一家「按摩店」，她既是老闆娘，自己也親自接生意。第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正坐在一個客人的腿上撒嬌，店裡的其他幾個「小姐」都在打麻將。看到朋友帶著我，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後熱情地打招呼。可是我們說明來意後，她很猶豫，並沒有答應接受我的訪談，而總是岔開話題，和其他人說著招呼生意的話。看著她們很忙，我意識到來的時間不對，決定先留下她的電話再做打算。礙於衛生局朋友的面子，她留了電話。第二天中午，我請衛生局的朋友打電話約她吃飯。她剛起床，經朋友大力勸說一通，我又再三保證「訪談只是用做研究目的，保證對你無害」，她才半信半疑地同意來吃飯。吃飯期間，她話很多，聽得出來，她很會跟別人打交道、拉近關係，很難想像這是一個18歲女孩兒的言語。可是她只和和朋友說話，並不理睬我。為了減輕陌生感帶來的隔閡，朋友建議我們下午去當地一個旅遊景點玩玩，她也同意了，我這才撈著跟她聊天的機會。可是我馬上就發現，自己跟她對話，根本不在同一個頻道上，經常被她笑話。她們嘴裡說的話題都是關於當地社會上花花綠綠的事情，我根本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傻傻地聽著。在這之前，我從沒覺得自己如此之愚鈍、如此之脫離社會。或許正是我學生氣的表現和誠懇的態度，再加上朋友安排的一系列吃飯、遊玩等活動產生了影響，也或許是在她那八面玲瓏、老於世故的表面下，本來就跳動著一顆善良、憐憫的心，她漸漸地對我不怎麼排斥了。晚上，我們一起吃燒烤時，她慢慢對我講述了一些她的故事。整個訪談進行了大約一個小時，與其說是訪談，還不如說是閑聊，因為我事先並沒有準備詳細的提綱和細緻的思考。雖然有一點波折，但我還是覺得，這樣進入田野也不算太難。回到學校，我興沖沖地拿著憑記憶寫下的訪談記錄給導師看，以證明我能成功訪談這個敏感人群，導師也因此同意了我的研究意向。之後，我就開始了對這一人群的研究設計。不得入場，何來調查？當頭棒喝半年時間一晃而過，研究開題通過之後，我再一次來到這個小鎮，正式開始了我的田野調查。起初我想先找到阿蘭，請她幫我介紹一些她的姐妹，來參加我的訪談。誰知時過境遷，她去了另一個小鎮，這條線斷了。或許是第一次接觸的方式太順利了，我決定複製上次的方式，繼續聯繫當地朋友，想請他們幫忙介紹一些願意參加訪談的「小姐」。然而，這次再和朋友一起去接觸這個人群時，卻遭到了明確的拒絕。當時老闆娘的原話我還記得：「又不找小姐，還東問西問的，你走！」原來，這種方式根本不具有可複製性，朋友熟識的「小姐」也就阿蘭這麼一個。我原以為已經打開的大好局面，瞬間回到起點。一開始就出師不利，這讓我始料不及。只好先安頓下來，從長計議。於是，我在小鎮中部的居民區找了間小屋，先租住下來。又找朋友借了輛小摩托車作為交通工具，並辦了當地的手機卡。晚上，我一個人開著摩托車，往返穿梭於小鎮兩端的「紅燈區」，可是，曾經去過的小店沒人理我，不認識的小店我也不敢輕易進去。看著陌生的夜空，想著自己對這次田野調查的種種未知與無助，我才意識到原來田野調查這麼難。為了打開局面，我懇求當地的朋友繞著幾層社會關係，才找到一個認識的按摩店老闆娘。這個老闆娘四十多歲，經營的店裡有6個「小姐」。我覺得她是一個關鍵人物，在研究方法里被稱為「守門人」，想通過她來打破目前的堅冰。礙著朋友的面子，老闆娘並沒有直接拒絕我，但也沒有主動幫助我的意思。我知道她並不信任我，但相對於「沒有任何進展」這已經有很大突破了。老闆娘告訴我，有什麼想了解的，可以直接跟她聊。她店裡的「小姐」都很忙，晚上要上班，白天要睡覺，沒空參與我的訪談。我知道老闆娘是想讓我知難而退，但這畢竟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機會，我不想輕易放棄，於是硬著頭皮，連續幾天去她的店裡找訪談機會。但是，很可能是經過她的授意， 店裡的「小姐」們都不怎麼理我，只有老闆娘隨便地應付我幾句話。為了討好她們，我想約她們吃飯，以此尋找訪談的機會。起先跟老闆娘提起，她並不同意，一直說大家都忙，沒空。後來有一次「好不容易」說通了，老闆娘終於同意第二天中午約幾個「小姐」一起吃飯。我當時還竊喜，以為調查有戲了。按著老闆娘的意思，第二天中午，我早早等在當地一家叫「魚庄」的飯館。剛過正午，老闆娘帶著十幾個姑娘來了，其中包括她店裡的幾個「小姐」，滿滿地坐了兩桌。飯桌上，大家有說有笑的，我心想這回調查有戲了，正盤算著從誰開始訪談。沒想到吃完飯，大家一鬨而散，一個人也沒留住。老闆娘也一臉的無奈，那意思是「我已經儘力幫你了」。我明白自己又被耍了，只好乖乖地埋單。這次田野調查我沒有任何資助，全部都是自己掏腰包。看來我低估了調查，也低估了調查預算。那場飯局上，我通過互撥電話，認真留了幾個「小姐」的電話號碼，但打過去，都是以「沒時間、很忙」為由推脫。我想等第二天不忙了再聯繫，沒想到其中一個「小姐」一接電話就說：「我知道你是記者，想曝光我們。再打我電話，我就喊某某來打斷你的腿！」我認真地考慮了一下她的「建議」，決定先保住自己的腿再說。禍不單行。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去她們店裡作「局外人」觀察。晚上12點左右回來的時候，路上迎面逆行開來了好幾輛大摩托車。車尾排氣筒的消音器被去掉了，聲音很大。燈光很亮，直照著我。車上坐著一些當地的小混混，手裡好像還拿著鐵鏈和刀。我早聽說過當地是邊境地區，經常有黑幫鬥毆，且出過人命。我可不敢招惹他們，低著頭，腦子裡像過電影似地想，「這是不是某某小姐的某某哥要找我算賬？……不對呀，我沒再打她電話呀？」正想著，他們圍著我的小摩托轉了兩圈，用本地方言對我說：「外省人，沒的事，少來這點兒（這地方）。」然後他們揚長而去，只留下我和自己「砰、砰」的心跳。事已至此，我的田野調查不得不停止，我自己也進退兩難，心中翻江倒海，一連串的焦慮接踵而來。一則，自己預計會一帆風順的田野調查，現在變得一籌莫展。二則，我帶來的錢已經消耗了很多，在沒有任何資助的情況下，再這樣下去，我撐不了多久，就要面臨彈盡糧絕的窘境。第三，這個研究如果進行不下去，難道我要回學校修改自己的研究計劃？我已經為此準備了幾乎兩年時間了。再改研究內容又得重頭再來，碩士只有四年期限，逾期就不能畢業了。第四，如果被退學，我如何回去面對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人生？第五，如果硬著頭皮做調查，再遇到那幫小混混，我還能脫身嗎？……那段時間，唯有自己鼓勵自己，我經常想起《三國演義》中，張遼對呂布說的一句話「大丈夫死則死耳，何懼之有？"總覺得自己就算拼了，也得完成這次田野調查。可是如何拼呢？峰迴路轉這樣停滯不前的狀態，大概持續了有一個月，我一直在放棄和堅持之間徘徊著。突然有一天，上次一起吃過飯的一個「小姐」給我打電話，喊我出來吃飯。我預感著有什麼事發生，但又不能確定，覺得至少這是一次接觸被訪者的機會，所以就去了約好的飯館。她叫小媛，在那家按摩店工作，22歲，長的很瘦，留著長發。見面之後，她說自己心情不好，讓我陪著喝酒。我覺得她有事，就問她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幾杯酒之後，她緩緩地說，她母親病了，她想回去看看，但母親想看看她的男朋友。因為之前她跟母親說，自己在縣城醫院當護士，還虛擬了一個男朋友。現在要兌現了，她自己回去容易，可是沒有男朋友。我突然意識到，這是一次絕好的溝通機會，於是自告奮勇表示願意扮作她的男朋友，幫她演好這場回家探母的戲，她欣然同意了。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去市場買了一些當地的禮物，然後和小媛一起乘上回家的小巴，約走了 3個多小時，到了她真正的家。小媛的家在一個農場里，一排排的房子很整齊，只是有些年代了，顯得有些破舊，牆角下長滿了草。家門上還貼著去年的春節對聯，風吹日晒多了，有些褪色、開膠，風一吹沙沙地響。屋裡很小，大約有20多平米，只有一間房，客廳和卧室由一個布帘子隔開。客廳有一個兩人坐的舊沙發，對面放著台老舊的電視機，屋頂吊扇的葉子上有一層黑黑的灰層。屋後有一個20多平方米的小院，一側搭了個小廚房，灶台上還擺著沒刷的碗筷。院子里養著幾隻雞，角落的豬圈裡養著一頭豬。滿地的雞糞和豬圈的味道交織在一起，惹得蒼蠅哄哄地飛來飛去。家裡的生活必需品好像都齊備了，只是顯得髒亂，好像主人經營家不太上心，有種敗落的感覺。小媛看著倒是習以為常了，一邊招呼我坐下，一邊打電話聯繫媽媽。一會兒，小媛的媽媽來了，一個五十來歲的女人，穿著很樸素，看樣子剛從農場幹活回來，手裡還拿著農活工具。看到我，她先是仔細打量了一番，然後笑呵呵地問我哪裡人、做什麼的、多大了等問題。我按著事先和小媛商量好的台詞回答，小媛媽媽很滿意。反而是我很好奇，不是病了嗎？怎麼還去幹活？問了才知道，原來小媛媽媽有高血壓，時好時壞的。醫生開了葯，現在穩定些了，其實不影響生活。這次主要是想女兒了，找個借口讓小媛回來一趟。中午，家裡來了很多親戚朋友。其實我心裡明白，他們主要都是來看小媛「男朋友」的。我當時挺緊張的，很怕回答錯什麼而穿幫。可能是我一身學生氣的樣子幫了忙，大家都覺得我是個讀書的人，有禮貌，還讓小媛多向我學習。小媛適時地把我帶來的禮物分給大家，又贏來了一陣諸如「很懂事」「會做人」等誇獎。午飯大家吃得很開心，小媛也露出一臉的滿意，不時對我的表現點點頭。我這種不會表演的表演，在這個場景中反而成了最好的演技。午飯後，大家散了，小媛以「醫院還要加班」為由，和我一起坐上了回小鎮的巴士。坐在車上，小媛的眼角有點紅潤，車後的站台上，還站著揮手的小媛媽。那一刻真實的溫情，讓我都差點崩潰。從始至終，在這個回家探親的事件里，我和小媛一直在演戲。我想，唯一真實的或許就是小媛回家探親的真情吧。她的護士身份、她的假男友——我、甚至是她母親的病情和之後的親朋見面，都是一出出的「戲」，但這個「戲」或許恰恰是小媛內心真正渴望的真實。從研究方法上來講，以這種方式打開田野的僵局，就有如撞大運一樣，完全無法預測，也沒有什麼可借鑒性。但正是這種田野中事件發生的不確定性，卻給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了解我的被訪者。因為「母親想見女兒男朋友」的借口，讓我這個一開始一直被拒之門外的「局外人」有了合情合理的切入口，得以如此自然地融入到小媛的家庭聚會中。從研究方法上來講，小媛是知情人，我在面對小媛時還是個公開的「局外人」，但在小媛的母親和親戚朋友面前，我又是一個隱蔽的局內人。在這一事件過程中，我可以從研究者身份到小媛男朋友身份之間來回穿梭，不斷從兩個視角來了解、思考小媛的故事。當然，這或許不是小媛故事的全部，但卻在特定社會情境下，對我展示了小媛的真實一面。回到小鎮，小媛終於放下對我的警惕，跟我講述了她的故事。原來小媛的父母都是外地的知青，結婚之後落戶在當地的農場工作。小媛出生之後，因為父親重男輕女的觀念，導致夫妻不和，父親經常找借口打罵母親。到小媛讀初中的時候，父母就離婚了。小媛從此跟著媽媽生活，經濟來源全靠母親的一點兒工資，生活十分窘迫。父親不僅不負擔撫養費，又另娶了一個老婆。在生了個男孩後，還抱到家裡來跟小媛母女倆炫耀，使得母女倆都怨恨父親。小媛初中畢業後，到職業學校讀護理專業。她很努力，一心想畢業後在城裡找份體面的工作，讓媽媽不再受苦。但事與願違，畢業後沒有一家醫院接受小媛護理崗位的申請，她把失敗歸結為「家裡沒有（社會）關係」。但小媛又不甘心就這麼回家繼續苦日子，就留在縣城的KTV做服務員，並對媽媽謊稱自己在醫院當護士。在KTV工作的日子裡，她看到一些跟自己年齡相仿的「小姐」有很好的收入，且經常買新衣服和首飾，打扮得很「潮」。正值花樣季節的小媛也很愛打扮，也想過得體面一點。可是服務員的工資每月只有400塊，連偶爾出去吃頓夜宵都得皺眉頭。那時候，領班和其他人都誇小媛長得漂亮，出來「做」一定很找錢。其實，小媛怎會不知道小姐是份什麼樣的工作，但家裡貧困無援，自己又奮鬥無果，社會現實對弱者沒有半點憐惜。再加上年輕的她也愛慕虛榮。慢慢地虛榮心戰勝了恥辱感，小媛就這樣進入了「小姐」的行列。這讓我想起了那句歌詞「一步踏錯終身錯，下海伴舞為了生活」。可是，如果這是錯，那麼這是人走錯了路，還是路自身的問題呢？通過這場成功的演出，我贏得了小媛的信任，她也成為我正式田野調查的第一位被訪者。之後，通過小媛的引薦，我才訪談到了其他幾位小姐。我也才明白，只有通過小媛這樣的「圈內人」引薦，我才有資格訪談這個敏感人群。通過這次經歷，不僅開啟了我的田野調查，更重要的是穩住了我那顆愈來愈不堅定的信心。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跟小媛聊起，當初她們為什麼覺得我是個藏著攝像機的曝光記者時，她回應說，當時她們也不知道「研究生」是個什麼東東，只覺得一個外地的陌生男人，來她們店裡，不找「小姐」，卻搞什麼訪談，很像記者，所以大家都排斥我。實際上，我也不算什麼威脅。在她們的生活中值得應付的狠角色比比皆是，且不說傳統道德的壓力與法律的干預，只是生存在「紅燈區」錯綜複雜的社會環境里，就已經十分不易。首先說說老闆娘。她們個頂個的都是人精，眼裡不揉沙子，進到老闆娘手裡的錢，再想要回來，可不是一般的難。我親眼看到過，幾個五大三粗的嫖客，因不滿意小姐服務找回店裡來，最後分文未要回，灰溜溜地走了。「小姐」們整天要跟這樣的老闆娘合作，雖然她們之間也爾虞我詐的，卻能從老闆娘手裡分到六成到八成的「真金白銀」。而且老闆娘還得哄著她們，不敢輕易得罪。其次，「小姐」們還得跟嫖客打交道。嫖客們來自普通大眾，啥人都有，有「軟柿子」，也有得罪不起的主兒，精明的「小姐」經常能哄得客人開開心心地掏錢，就算鬧崩了，也能鬥智斗勇、「欺軟躲硬」，不吃虧。記得有個「小姐」說過，在這個小鎮上，只要她不想見誰，躲一個人還是容易的。這點我信，因為我用幾乎絕望的經歷驗證過。還有，「小姐」不得不跟當地的地痞流氓、黑幫打交道。這幫人從不按常理出牌，高興、不高興都有可能來「紅燈區」搗亂，嫖了還不給錢，弄不好還打人，可謂是人見人躲。「小姐」們自知要在這塊地界生存，對地痞與黑幫要麼拉攏關係、要麼逃之夭夭，反正不受其傷害。除此之外，她們偶爾不小心懷孕了、染個性病啥的，只能靠自己或相互照應。有的還要照顧家人、拿錢養家、養男人。以上這些我眼中無解的生活難事，對她們來說卻是家常便飯，處變不驚。雖不能說所有「小姐」都是如此，但只要能在這個「紅燈區」留下來常住的，都是能經得起這些複雜條件考驗的。相比起來，像我這樣被她們耍得團團轉的小角色，對她們幾乎無害。直掛雲帆這之後，我開始逐漸恢複信心，繼續調查。自己開著摩托車，一連幾個晚上，把小鎮上每一個娛樂場所跑了一遍，一個人一個人地數過來，大致得出了當時小鎮上「小姐」的數量，還在地圖上更新了這些娛樂場所的位置。同時，為了擴展信息量，我還訪談了一些當地的其他知情人，如嫖客、老闆娘、摩的司機、警察、當地政府人員、娛樂場所附近的生意人等。我當時完全是出於直覺才這樣做的。到了後來投奔潘綏銘老師門下之後，我才逐漸明白，這其實就是潘老師身體力行、系統總結、一貫大力提倡的「社區考察」的調查方法，而我當年的悶頭亂闖，差得實在是太遠。看來路數不對也不行，田野調查光憑滿腔熱情和埋頭苦幹，也只能是事倍功半。不是如何調查，而是如何相處在我來到小鎮之前，曾經設計過自認為非常嚴謹的調查方案，但自從調查真正開始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設計不過是紙上談兵。我首先遇到的就是以下這些問題。太正式了，等於裝蒜我事先設計好的訪談方式與地點均不適用。田野開始之前，我請朋友在一家小飯館借了一間臨街有大玻璃窗的獨立包房，用來做一對一深入訪談的地點。目的是為了安靜，並有利於保護被訪者隱私。後來發現，自己教條了。在這樣的地方做訪談，「小姐」們一般會覺得陌生，不願意來。就算來了，也會因這種正式訪談形式而感到緊張，不願意多說。實際上，我收集的信息大部分是在非正式訪談中得到的，在和她們一起打牌、吃飯的時候，因為比較放鬆，這時的閑聊往往會提供更豐富的信息。後來才逐漸明白，這種「聊天式調查方法」，其實才是定性訪談的最佳方式。調查，首先是學習相對於生活在複雜社會關係中的「小姐」，作為學生的我，在一開始的調查中就顯得格格不入，又呆又蠢。「小姐」們經常對我說：「就你這樣的，還來做調查？我把你賣了，你還得替我數錢。」我知道她們有這能力，因為我親眼見她們見啥人說啥話，表現得八面玲瓏、滴水不漏。把看起來兇巴巴的嫖客耍得團團轉。相比之下，我顯得是如此的不開竅，就像來自另一個星球一樣。再往後，我才逐漸領悟到，對於她們的世界來說，我之所以傻，不僅僅是因為我不了解她們，更是因為我忽略了學習、不肯發現和承認：這些「下賤女人」其實也有生活邏輯和生存技巧，也在與外部世界不斷地互動和博弈，從而形成了此時此景中的她們。所以我覺得，所謂的社會調查，其實首先是向我們的調查對象學習。這並不是說要學習她們的生活方式，而是說，必須首先發現和總結她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邏輯，才可能真正地了解和理解她們。這也表現在我與她們的聊天內容之中。為了在和「小姐」閑聊的時候能有話說，我事先在網上找了很多笑話，包括一些葷段子。但在實際聊天時，要麼是我講出前半段，別人就把後半段說出來了；要麼是我講完了，大家都不覺得好笑。為這，我經常被她們嘲笑，讓我十分尷尬。後來我才逐漸明白：屬於她們的話，網上是查不到的，我必須在跟她們的交往中學說話、學溝通，學習這一切背後的特有邏輯和獨特文化。必須融入她們的文化當地酒文化盛行，沒喝酒之前還是陌生人，一起喝過酒，尤其是喝痛快了，就進入了熟人圈子，就成為了朋友。做生意得喝酒，做項目得喝酒，為了訪談「小姐」、疏通老闆還得喝酒。總之，不喝酒很難辦成事。如果某人喝得足夠多，則經常被譽為「人品好」、「夠朋友」、 「有本事」 、「值得欽佩」等。不能喝酒的人，不僅是「小酒量」的問題，往往會被覺得「不夠朋友」、 「不坦誠」、「不適合交友」等。在這個小鎮，我有生以來頭一次感到，社會等級的高低是由喝酒多少決定的。這種靠「喝酒」交流的方式，讓我十分不適應。因為我酒量很差，喝一點就倒，屬於反覆實踐就是練不出來的那種「小酒量」。這次田野經歷，可把我這個短板放大到了最大程度。跟被訪者聊天，聊得不好，覺得是關係不熟，於是得喝酒。聊得投機，因此關係建立的夠好，還得喝。可問題是，一旦喝了酒，誰訪談誰可就不知道了，酒精作用下的我，完全不能掌控調查。那段時間，我一直想著：「人類這麼聰明，為什麼沒發明個喝酒不醉的藥方？」記得訪談第一個小媛介紹的「小姐」，由於是頭一次直接訪談陌生的「小姐」，我也很緊張。知道她們多數都抽煙，就帶了包香煙，想通過遞煙來緩解尷尬。沒想到適得其反，一見面，我就遞了一支香煙給她，沒聊幾句，她就抽完了。於是，我又遞給她一支。說了一會兒，話不投機，我又想遞第三支煙的時候，她火了，「你以為我是煙筒阿！」那一刻，我人還坐在她對面，但心已經鑽到地縫裡去了。當地的「小姐」都愛打牌，如「鬥地主」、打麻將之類的。我和她們混熟了之後，常參與她們的小集體活動，大家一起吃過飯之後，主要的休閑活動就是打牌賭錢，而且賭的很大。我是窮學生，沒錢，也不會打牌。因此，經常只是坐在一邊看。但有時候突然有個人要上廁所，往往需要我頂一會兒，這下就麻煩了。不參與，顯得格格不入，參與吧，我這技術就等於直接給錢啊。萬一上廁所這位出來得晚一會兒，我還得去銀行貸款。於是，我暗地學習打牌，發奮圖強。後來發現打麻將實在不行，我手笨，擺牌太慢。那些「小姐」擺牌就像麻將機一樣快，去趟廁所的時間也能打兩局，短時間內我實在練不出來。後來重點學習「鬥地主」，學算牌，練到最好的時候，臨時頂一會兒基本保證不輸，只是手心裡都是汗。以上是在當地田野調查期間，最讓我頭疼的幾個必備技巧。因為抽煙、喝酒、打牌等，這些都不是我所擅長的、不是學校里能學到的，但卻都是融入當地紅燈區活動中所不可或缺的，是真實社會中連接人際關係的必然方法，特別是研究「小姐」所必需的。正如潘綏銘老師曾經提過的「不是所有男人都能找小姐」，這裡我也著實證明了一次「不是所有人都能訪談小姐」。這些情況，我當時並沒有多想，只是怪怨自己太笨。可是後來從調查方法論的角度來反思，我卻越來越困惑了。任何一個人的能力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真的學不會抽煙、喝酒、打牌，那麼我也就真的沒有資格和能力去調查「小姐」了嗎？如此說來，難道我去調查犯罪團伙，也必須跟著他們為非作歹嗎？從純學術上來說，這就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是否應該保持距離」的問題。可是我現在覺得，這其實不是一個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一個做到、做不到的問題。無論是保持距離還是消除距離，我們這些書生型的研究者，有幾個人真能做到呢？那我們還研究不研究？這一直是困惑我的問題。可遇而不可求我發現這個鎮上的「小姐」因工作地點、收入不同，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一是在KTV工作的「小姐」，她們收入較高，每次服務200元以上，由領班管理。二是在諸如美容院、美髮店、按摩院等「路邊店」工作的「小姐」，她們收入略低，大概在每次100元左右。三是在路邊兜客的「站街小姐」，一般到晚上9點以後才出來，她們收入最低，也最不好接觸。小媛來自路邊店。這個類型的「小姐」，跟路邊店老闆娘之間，是口頭的契約合作關係，很少有強制的僱傭。老闆娘負責為「小姐」攬客，負責保護自己介紹的「小姐」，也以此跟「小姐」分錢。同時，老闆娘也喜歡聽話的、招客人喜歡的「小姐」。同理，「小姐」們也是這樣來選擇老闆娘。「小姐」們經常因跟老闆娘的關係好壞，而流動在不同的路邊店裡，她們之間大都相互認識。這就是為什麼我把「老闆娘」當做田野中的「守門人」，一直沒辦法有所突破。而經過小媛的介紹卻可以較順利的訪談到其他「小姐」。其實老闆娘和「小姐」不是一路人，屬於貌合神離，相互之間並不是非常信任。通過小媛介紹，我認識了許多路邊店裡的「小姐」，這個類型「小姐」的信息收集已基本飽和。接著，我打算聯繫KTV里的「小姐」。由於她們受領班管理，我想通過聯繫KTV的管理層來打通關係。衛生局朋友熱心地幫我介紹了一個當地最大KTV的老闆。據說這位老闆之所以能在當地站住腳，是因為他黑白通吃，在當地可謂是神通廣大。見他那天，我特意送了一條很貴的香煙作為見面禮物，拜拜山頭。經過介紹，我說明來意，他滿口答應了，允許我在這裡做訪談。我當時真不敢相信竟能這麼簡單。但接下來發生的事，讓我徹底明白了，這個世界真的不會天上掉餡餅。這位老闆看起來30歲左右，個子不高，其貌不揚，但身邊的服務員對他都很服帖。他說起話來，詞句都很謙虛，但是內里卻浸透著一股蠻不講理的氣勢。他告訴我，這個KTV里「小姐」有20多位，只要今天我能把桌上的啤酒都喝掉，就讓我隨便做訪談。我掃了一眼長方形的茶几上，咋一看，什麼都沒有，很乾凈。再仔細一看，桌面上一圈一圈的花紋，其實都是藍帶啤酒罐，足足擺了兩層。有著著名「小酒量」之稱的我，聽了這很「合理」的要求，突然覺得，當初能演別人的男友，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但話已出口，無路可退，拼了，喝吧！結果可想而知，在下酒菜還沒端上來之前，我就已經喝斷片兒了。第二天醒來，我做了兩個決定：第一，不再去找那位KTV老闆 了；第二，我再也不想看到藍帶啤酒了！命運總是這麼捉弄人，幾天以後，參加當地一個朋友的聚會，我又回到了這個KTV，又看到滿桌的藍帶。朋友是這一地區的茶葉商人，剛做成了一筆生意，為了慶祝，來到這家當地最大的KTV。不同的是，這次我只是聚會的參與者之一，不是主角，也不需要用喝酒交換什麼。所以這次我有機會在頭腦清醒的條件下，抽空從包房出來，走走看看這個KTV。這裡雖說是當地最大的一家KTV，但其實也只有十幾間KTV包房，另一半是個舞池，音樂震耳欲聾，閃爍的激光燈下，大約有幾十個年輕人在蹦迪，人群隨著DJ的引導大聲呼喊著什麼。到處散發著啤酒的味道，這氣味讓我有點反胃。正打算轉身回去，突然感到有人大力拍我的背。回頭一看，在一閃一閃的燈光下，好像是一個小姑娘，心想著，是不是啤酒的味道又把我灌醉了？這時她又一次重重地拍了我的肩膀，並拉著我走到舞池邊緣有燈光的地方。這時我才看清楚，一張熟悉的臉，是阿蘭。她沖著我的耳朵大聲說：「看你在舞池邊，喊你半天，都不見有反應。」「你回來了 ？"我答非所問。「那邊生意不好，我回來了 ！」她答道。算是故友見面，接著又是喝酒。我和阿蘭在舞池邊的卡座里大聲地敘舊，直到朋友的聚會散場來大廳找我。那晚，我又醉了。第二天醒來，頭疼得要炸了，還想吐。想想沒有進展的田野工作，提不起一點心情。我恨這感覺。突然，我想起昨天阿蘭好像對那家KTV很熟，下意識地感覺這是個重要線索，馬上聯繫她。電話的那頭傳來阿蘭的聲音：「啊？我現在就在那家KTV(工作）呀，換個地方嘛，這裡的姐妹我很熟啊。」後面的話我都忘了，只記得出了門，搭了個「摩的」，直奔阿蘭而去。原來，阿蘭在外地過的不開心，又轉回小鎮，就在那家最大的 KTV做老本行。好在小鎮不大，讓我又遇到了她。我告訴阿蘭，自己想訪談「KTV小姐」，她道出了一條重要信息。這個小鎮里有一部分「小姐」經常流動在KTV和路邊店裡，流動的方向主要取決於生意的好壞。如果今天KTV生意好了，即使「小姐」正在路邊店裡，一個電話就可以趕過去。這一點我在小鎮摩的司機處得到了證實，小鎮很小，隨便去一個地方只需幾分鐘，而且打摩的5塊錢封頂，方便又便宜。同時，這部分「小姐」跟KTV老闆之間也是鬆散的口頭契約關係，並不會被限制人身自由。對於「小姐」來說，不管是路邊店還是KTV，在哪裡接到的客人，就跟哪裡分錢。這條消息，相當於幫我打通了訪談「 KTV小姐」的瓶頸。由於 KTV對「小姐」的鬆散式管理，使我不用再靠喝酒去求KTV老闆(合法守門人）了，而像阿蘭這樣的被訪者（非法守門人），給我提供了更為便利地接近被訪者的機會。就這樣，通過滾雪球的抽樣方式，我終於訪談到了一些「KTV小姐」，包括當地那家最大KTV里的。那麼，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呢？我當時沒想過，過後也忘了，直到我開始寫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社會調查，不僅要禁得起挫折，還要耐得住性子。別人的生活不是按照我們的日程來安排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屢見不鮮。我們只能等待事情的變化，充其量也只能作出一點點促進而已。至此，我才開始明白，作為定性研究的理想狀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為什麼需要那麼長的時間。那不僅僅是為了調查得更加深入，也是為了有更多的機會，去捕捉那些偶發的或者隨機的卻意義重大的事件。底層社會「自組織」的範例在研究「小姐」的這段日子裡，看她們的生活，聽她們的故事，讓我頗有感觸。最開始只是感覺，她們並非外界傳言中的那樣異類。只有當我真真切切地接觸過她們之後，才體會到，她們其實只不過是社會中一群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她們也有一些很讓局外人驚詫莫名的行動。我還是來說說我印象最深的幾個方面吧。她們的習氣，就是她們的世界「小姐」們之間既是姐妹，也是競爭對手。她們往往會階段性地組成小團體。我經常能看到團體間冷嘲熱諷、打牌斗賭、爭客人等情況。這附帶著給我的田野工作造成很多麻煩，往往訪談了一個小團體，就會受到另一個小團體的拒訪。這個難題我一直克服不了，常常感嘆：想平衡好幾個小團體的關係，非「蘇秦之才」不可為也。因此導致拒訪率高，也是最後我訪談人數不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在田野調查中，我曾經遇到過一位「小姐」，對我的訪談十分配合，也積極幫我引薦過其他「小姐」作為潛在被訪者。只是她總是不斷地找我借錢，借口就是最近打牌輸了、沒錢吃飯了等原因，每次也不多，就是一兩百塊，而且只借不還。一開始我沒在意，可後來經不住多次被借錢，又不好輕易拒絕她，畢竟她幫過我。後來，我在和其他「小姐」聊天時，才偶然聽到真實原因。原來找我借錢的「小姐」吸毒，她幾乎已經借遍身邊所有朋友，只是我還蒙在鼓裡。因此，我儘可能委婉地對她表示，自己是學生，經濟有限。結果，她再也沒找過我，也沒有還錢，我也失去了一位願意被訪的合作者。遇到這些事情之後，我曾經馬上就總結：「小姐」們很特殊，有壞習氣。但是隨著這些年來不斷做各種社會調查，我開始反問自己：哪個階層哪個群體沒有自己的灰暗面呢？尤其是，在我看來是灰暗面，可是在她們的世界中，也許恰恰是必需的生存之道。當然，這不意味著我們就應該肯定他們的各種灰暗面，但是，如果我們看不到這就是他們生活世界的必要組成部分，那我們的調查也就失去意義了。「小姐」和客人，誰欺負誰？有一位擅於察言觀色的KTV「小姐」，講述了自己遇到客人故意刁難時的策略：「看到是小痞子、喝醉酒的，麻煩，一般我不接。接了的客人如果故意找茬，我也不怕他們。尤其是有頭有臉的人、政府的人，我就大聲跟他吵，一會兒就乖了……官越大越怕吵，（因為）他怕鬧大了、捅出去，吃不了兜著走。」另一位「路邊店小姐」也提到，有一次一個很帥的客人，對她花言巧語說要跟她交朋友，要帶她去大城市玩。然而，一夜情之後，沒給錢就想跑掉。可是她裝睡，並偷偷地藏起了他的手機。結果，那個客人乖乖地回來賠禮道歉，給了兩倍的錢，才將手機要回。我問：「舊手機不值多少錢，那客人為啥回來拿？多丟臉。」她答：「手機里有他老婆電話（號碼）！」一句話，我頓悟。這群女人不好惹，想想當初我田野的起始階段，如果不是運氣好，我早就無功而返了。可是後來想想，這才是難能可貴的信息。我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帶著豐富的同情心去調查「小姐」，經常很容易就看到她們可憐的那一面，尤其是很容易把嫖客想像為絕對的主宰者和欺壓者。可是在深入了解之後才發現，生活其實遠比我想像的要豐富得多。這就已經不僅僅是對我調查結果的豐富了，而是對我人生觀和思維方法的極大豐富。因此，我不僅感激「小姐」們，更感激定性調查這種社會學實踐。她為我「兩肋插刀」有一次，我和阿蘭等幾個「小姐」一起在河邊的燒烤攤吃夜宵。大家正聊著天，突然旁邊桌上幾個喝酒的青年人不知為什麼打起來了。戰火越演愈烈，酒瓶亂飛，吃燒烤的人們都站起來紛紛往旁邊躲。當地青年人酒後爭凶鬥狠，我早有耳聞。況且上次被街頭小流氓威脅後，心中多少還是有點陰影，一般會盡量避免跟他們接觸。不幸的是，我們幾個被堵在裡面，後面就是河，當時第「三十六計」的使用難度很大。說時遲那時快，一個被打的青年人直接摔倒在我腳下。正當我不知所措的時候，阿蘭和另一個「小姐」突然攔在我前面。阿蘭一邊回頭跟我說：「外省人，往後站」，一邊招呼大家沿著河岸的邊緣，緩緩地退出激戰現場。事後阿蘭跟我說，那幾個打架的都是這一代的地痞，經常遊手好閒，喜歡欺負外地人。如果剛才我稍微跟他們有點身體接觸，很容易惹禍上身。聽了阿蘭的話，我默默地感激。作為男人，這種時候我原本應該充當保護者，卻在危急時刻被幾個弱小的女人仗義相救。從學術上來說，以上這些故事都不是某個「小姐」的特殊情況，而是所有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們通過實踐與學習，總結出來的一套生存策略，這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種不同於主流社會的亞文化。這就是他們的自組織功能的主要體現。從調查方法的角度來看，我深深地慶幸自己偶遇了這場打鬥。否則，我怎麼可能實踐「從極端透視普通」這種視角，不斷地修正自己對「小姐」群體的認知呢？退一步，進兩步參與觀察，知易行難田野調查的中期，在阿蘭的引薦下，我曾經在一個美髮店（路邊店）里，觀察「小姐」們晚上跟客人接觸的場景。一開始，我選擇坐在美髮店的裡面，沒客人的時候，跟「小姐」們一起打牌消遣，來了客人，就可以看她們如何跟客人打交道。可是當客人進來挑「小姐」時，如果發現還有一個男性在店裡，就很容易誤會已經有客人來挑過一輪了，如果店裡的「小姐」都是剩下的，會造成客人的不滿。即使我和老闆娘再三解釋，有些客人還是會介意。後來，為了不影響人家的生意，我就坐在她們店的門口。老闆娘說，別人問起，就說你是我弟，來幫我照看生意的。這個辦法聽起來不錯，這樣也能清楚地看到、聽到老闆娘拉客人、「小姐」們選客人等活動情景。經常聽別人說某某事物是把雙刃劍，而我這次看似很好的「觀察調整」，其實就是結結實實地踩在了刀刃上。一開始是客人找麻煩。有一次，一個店裡的「小姐」跟客人出去後，可能是溝通不好，倆人鬧崩了，「小姐」跑了。可客人是付了錢的，於是回來，抓著坐在店門口的我大鬧一場，任我怎麼解釋都不行，最後老闆娘退了錢，我才得以脫身。當時我覺得，能得到這樣的觀察機會不容易，我不想輕易放棄，而且覺得這種事不會經常發生，所以我繼續坐守店門口。沒想到又惹來當地黑社會的找麻煩。一天晚上12點多了，店裡「小姐」們多數被客人選走了，我也正準備回去休息。一幫喝醉酒的男人開著車突然駕到，衝到店裡沒看到滿意的「小姐」，也不管老闆娘怎麼勸，就抓著店門口唯一的男人——我，非要讓我給他們安排滿意的「小姐」，否則就要打人、砸店。我當時感覺，自己就像是案板上的肉一樣，別人想怎麼剁就怎麼剁。解釋不通，沒能力反抗，也不能報警。最後是老闆娘找來當地有勢力的人，從中調和，又出了點酒錢，才把我這個小角色給放了。後來，我都不好意思去那家美髮店做調查了，免得給老闆娘再添麻煩。看來社會學教科書所倡導的「參與觀察」的研究方法，其實還有許許多多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否則，不但可能一事無成，還可能引火燒身。可惜的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都找不到可供參考的具體操作指導。其結果是，如果我現在再去調查「小姐」，對於參與觀察也仍然是一頭霧水，望而卻步。反過來說，我在現場的當時，為什麼不去細細地思考這個問題呢？為什麼沒有分析一下，自己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當時當場，其實還是有人可能幫助我去尋找另外的機會，我為什麼淺嘗輒止呢？這些，就是一個初學者的自責，同時也是成長者的鞭策。心有餘而力不足在當地「小姐」中，最難接觸的就是「站街女」了。她們跟路邊店和KTV的「小姐」聯繫不緊密，即使是阿蘭和小媛她們也不認識這些人，並不像文獻中說的那樣，「站街女」多是高檔年輕「小姐」年紀大了、落魄了，才去「站街」。我猜可能是由於當地「小姐」人群流動性大，「小姐」更新很快，才導致這種社會網路中斷。由於沒人能引薦，所以我只好自己想辦法接觸「站街女」。她們往往只有在晚上10點左右才會在某一段路邊出現，沒有組織者、沒有固定的店，純屬打游擊，自己經營自己的生意，自己保護自己，對陌生人保持較高的警惕性，因此也最難接觸。一開始我只是在遠處觀察，看她們在街邊兜客（找客人）的情境，但聽不到說什麼。也曾經嘗試跟她們聊天，但只要不是買性，幾句話之後她們就不理我了。後來我發現，她們一次服務的價格不高，約在50元左右。於是，我鼓足勇氣，打算用50元買一次跟她們聊天的機會。談妥價錢之後，一位「站街女」帶著我來到一個深深的巷子里，左拐右拐地約走了有10多分鐘。我的心越來越忐忑不安，開始懷疑這次訪談能不能做，早聽說在當地有「仙人跳」的事發生，心裡默念著上帝保佑。她帶我來到一個租住的平房裡，屋裡只有一張床，點著一個紅色的燈，雖然昏暗，但我還是能看清她的樣子。她大約40歲左右，穿的很鮮艷，但沒有化太濃的妝。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緊張，一邊給我讓座，一邊說平時來找她們的客人中，也有像我這麼年輕的。為了不使她誤會我是客人，我只好再次表示，我真的是來做研究的學生，不是嫖客，只是想和她聊聊。同時，擔心她拒絕我的訪談，我先拿出50元給她。可能是看在錢的面子上，又是在她的地盤，她勉強同意了。但聊得很警覺，每個問題都是幾句話就不說了。我感覺空氣都要凝固了。大約過了30分鐘，她表示不願意聊了，還要急著找生意，於是這次訪談就結束了。當走出那條深深的巷子時，我長出了一口氣，好像被人按在水下已經快要斷氣了，突然掙扎著露出水面的那種感覺。這種僅僅基於50元錢的調查，太缺乏信任感，很難收集到真實、有效的信息，即使我問完了所有的問題，得到的也多是敷衍了事的答案。況且，我也是在驚恐的狀態下訪談，根本沒有思考她的回答含義，很難有追問。事後想想，當時很可能是「麻稈打狼，兩頭害怕」，那位「站街女」也未必能經常遇到一個只付錢聊天的傻子。之後，我又在其他地點嘗試了幾次這樣的訪談方式，均收集不到豐富的信息。這種情況一直到我田野調查結朿，也沒有太大改善，因此針對「站街女」的調查，成為一項沒有完成的任務。上面的兩個故事，從消極的角度來看，可以總結為：應該知難而退，不可逞強。可是從人生成長的積極角度來看，它們卻告訴我：在搞清楚自己的能力所限究竟何在的同時，更應該尋找自己能力的增長點，並且付諸努力去實現之。反思兩次田野調查，共歷時約5個多月。受助於像阿蘭、小媛這樣關鍵人的引薦，我一共聯繫過48位「小姐」，但由於各種原因，大部分都拒絕參與訪談或中途退出，最後只完整訪談到18位。其實原本我的計劃是訪談30位「小姐」，無奈身上所帶的錢已經全部耗盡，實在開展不下去了，在徵得導師的同意後，我只得收拾行囊準備返回學校。離開小鎮的頭天傍晚，阿蘭、小媛等幾個朋友約我在路邊吃燒烤。大家都說我平時不喝酒是為了做調查，這次總可以痛快地喝一場了吧。我同意，滿滿地倒了一大杯當地的包穀酒。端著杯，我對在坐的每一位朋友都說了一番發自內心的感謝話語。大家為之所動，反而不讓我喝了。於是，那晚我沒醉，和朋友們聊了好多。夜色漸漸深了，透過酒杯的霓虹，小鎮的喧囂又一次上演。從當初田野調查到現在已快八年了，如今城市化建設已經使小鎮規模增加了好幾倍，人口也翻了幾番，那條街上的「紅燈區」早已物是人非。但當初的經歷卻恍如昨日故事，歷歷在目。這次田野調查的經歷也徹底轉變了我對「小姐」的看法。之前我一直以為她們是弱勢群體，她們背負著傳統道德的壓力，躲躲藏藏地生活在社會中，同時，還要承擔各類性傳播疾病的風險。剛入田野時，我甚至天真地認為，自己可以幫助這群人。但當我真正開始田野後才明白，在這裡，我才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若沒有「小姐」的幫忙，我在這裡寸步難行。我這樣自認為是主流社會的「研究者」，卻經常在「紅燈區」被耍得團團轉，被譽為「被別人賣了，還為別人數錢的人」。倒是經過「小姐」的指點，才真正開始了田野調查。但仍然經常「生活不能自理」，偶遇地痞鬥毆，也得「小姐」仗義出手才能脫身。在這裡，她們遠比我強大得多。正因如此，時隔八年回想起她們的時候，我沒有憐憫，只有敬佩；不是同情，而是祝福。她們，不管年輕不年輕，人生的路還都很長。可是，我絕不會廉價地祝福她們活得更好，只祝福她們：為自己走，為自己活。請了解我張楠，男，河南安陽人，社會學博士，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師。泰國清邁大學碩士，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曾於2012年赴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訪學。研究方向性社會學、健康社會科學，發表相關論文10篇。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次關於小姐的研究改變了我此後的人生軌跡。我不僅基於田野調查完成了碩士論文，更重要的是因此結識了潘綏銘教授，並有幸成為他的學生，從此開啟了我性社會學研究的歷程。如今我已成為一名大學青椒，當我跟學生講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時，也會分享那段田野經歷。教學生，也反思自己。感悟到自己的渺小，才能領略世界的浩瀚。體驗到生命的價值，才會謙卑和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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