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遵從的理論模式與行為模式（理論普及）

從總體上看，對稅收遵從的研究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基於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theory)的理性模式；二是基於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的行為模式。

(一)理性模式

理性模式是基於經濟學中常常假設的理性人觀點，即個人的效用只與收入高低有關，他的目標是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納稅人稅收不遵從的收益超過了以罰款為代表的稅收不遵從成本，他們就會選擇稅收不遵從。因而，理性模式暗含的假設是，納稅人是沒有道德觀念的，影響稅收遵從與否的因素只是稅率、查處概率、稅收懲罰和納稅人風險厭惡的程度等。

理性模式是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模式，但是在稅收遵從研究中，很多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不符合實際。其原因有多種，一種原因是人的偏好並不是相對穩定的，甚至是很不穩定的，偏好可能是決策的結果而不是決策的原因；一種原因是人們受到各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能對各種預選方案都進行考慮，有可能當一種較滿意的方案出現後，人們就不再繼續搜索其他方案了；還有一種原因是人們對各種決策的結果出現概率很難做出準確判斷，人們對概率的反應不遵循統計規律。

例如，研究發現，美國的平均稅務檢查率已下降到1％以下，而且罰款額也只是偷逃稅款的一小部分。根據理性模式，在如此低的檢查率和罰款率下，大部分人會選擇稅收不遵從，但是在現實中卻是大部分人選擇依法納稅。極端的假設是稅務部門對稅收不遵從行為的查處概率為零，在這種情況下，按照理性模式，納稅人會全部選擇稅收不遵從，可經驗證明，有些人天性誠實，不論逃稅刺激有多大，他們都將選擇誠實納稅。可見，對偷逃稅行為的威儘管能夠影響稅收遵從行為，但是不足以完全解釋現實。

(二)行為模式

自20世紀70 年代以來，一些心理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發現，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實際經濟決策行為經常違背預期效用最大化原則。因而，一部分經濟學家吸收了社會學、心理學等研究方法，創立了一種新的行為決策理論，這就是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

經過20 多年的發展，該理論趨於成熟，理論創始人之一卡尼曼（Kahneman）也因此獲得2002 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關於人們經濟行為決策分析中，前景理論提出了與預期效用理論不一致的三種效應理論，這三種效應理論在稅收遵從問題上都有反映。

第一，確定性效應(Certainty Effect)。它是指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比較傾向於選擇那些被認為具有確定性的結果。確定性效應反映在稅收遵從上，就是說假如稅制簡明並且易於遵守，納稅人就易於選擇誠實納稅；反之，如果稅制繁瑣且存在漏洞，不規範的稅收制度會使納稅人無所適從，納稅人就易於選擇稅收不遵從。

第二，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它是指人們並不擁有穩定的、事先定義好的偏好，在決策過程中，通過改變對結果的描述來改變參照點，繼而影響到人們的偏好選擇問題。在稅收遵從問題上，納稅人風險偏好可能是不固定的，如果納稅人在填寫年度納稅申報表時，在面臨還須補繳稅款的情況下，就可能傾向於風險愛好；而在面臨著可獲退稅前景時，就傾向於風險厭惡。根據該理論，稅款預提制度或預繳制度有利於提高稅收遵從度，因為預提或預繳的稅款越多，納稅人將來可獲得的退稅越多(或需補繳的稅款越少)，納稅人越傾向於誠實納稅。

第三，分離效應(Isolation Effect)。由於人們作出經濟行為決策時，會面臨著很多信息，人們受到認知能力的限制，不能像預期效用理論認為的那樣充分利用各組成部分的信息判斷最終結果，而是更可能對各種信息進行取捨分離，以簡化決策過程，這可能導致其偏好與選擇的不一致。在稅收中，納稅人對選擇稅收不遵從的前景分析包括三個環節：它有多大可能被列為稅務機關的檢查對象？稅收機關對稅收不遵從行為的查出概率有多高，一旦被查出後，將要受多大的稅收處罰？根據前景理論，在信息不完全、認知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納稅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而很有可能只根據片面的信息進行判斷，例如只根據對逃稅行為的法定處罰率進行判斷。

隨著前景理論的發展，該理論在解釋稅收決策上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總的說來，雖然預期效用理論和前景理論兩者都是研究不確定性或風險條件下的行為決策，但是預期效用理論是用來定義理性行為，是規定性的，而前景理論是用來描述真實行為，是描述性的；前者關注的是財富的總量，是基於最終財富的決策，後者關注的是財政增量(損失或收益)，是基於財富變化的決策；前者反映了對風險的永久態度，後者反映了對風險的暫時態度。不過，一般認為，前景理論還無法取代預期效用理論，它可稱得上是對預期效用理論的改進或修正。在對納稅人的稅收遵從分析時，要綜合考慮這兩種模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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