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時代青年當何為

2014年07月09日 22:39:59來源： 求是理論網 作者： 楊岳剛剛過去的7月7日，是中華民族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紀念日。77年前，日本軍國主義用卑鄙手段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以此展開了全面侵華戰爭。77年後的今天，日本右翼勢力肆意妄為，非法購島，參拜戰犯，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種種危險行徑值得中國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高度警惕。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有虎狼在側，使我們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也是一件好事情。早在華北事變後的1935年，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北平數千名大中學生就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史稱「一二·九運動」，掀起了全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新高潮。同樣是青年，面對巴黎和會上北洋政府的外交失敗，發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開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青年，為何總是站在歷史轉折的風口浪尖？二次革命後的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一號（時為《青年雜誌》）發刊詞「敬告青年」中說：「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屬望新鮮活潑之青年，「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而自視不可卑也」。戊戌變法失敗後的1900年，梁啟超以滿懷希望之熱情，寫下千古名篇《少年中國說》，文中道：「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比之於日本人所稱之「老大帝國」，在他心中有一少年中國在。彼時，我中國民窮國弱，山河破碎。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為代表的青年才俊，率先走上了為救國救民而尋求真理的道路，為此不惜背叛了自己家庭的階級屬性。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無數優秀青年走上馬克思主義所引導的道路，為正義、求真理，為建立一個獨立自由而光明的中國，拋頭顱、灑熱血，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夏明翰年僅28歲被敵人殺害，卻留下「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的慷慨詩句。方誌敏在獄中奮筆疾書，用心血寫下充滿信仰和激情的文字。他在《死——共產主義的殉道者的記述》中寫道：「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因為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為著共產主義犧牲，為著蘇維埃流血，那是我們十分情願的啊！」他慷慨就義時只有36歲。在為建立新中國而奮鬥的征程中，這樣為真理和信仰而犧牲的青年實在太多了。斗轉星移，日月變換。曾經的東亞病夫早已成為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大國。如習總書記所言，拿破崙當年所言之沉睡的獅子如今已經醒了。經歷了近代以來的屈辱與抗爭，「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然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鄧小平同志曾經斷言「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對青年人而言，在當下，面對的不是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問題，更多面對的是價值觀與人生方向的選擇。改革開放初期，潘曉的一篇「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的來信，掀起了關於青年人人生觀、價值觀的大討論。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社會進步，使如今的青年人看待當年潘曉所陳述的問題不會再有那麼強烈的價值觀衝撞。然後，潘曉的問題仍然困擾著當下的年輕人，那就是價值理想與現實社會的巨大衝突。以市場經濟所牽引的社會快速轉型帶來了價值的失序與混亂，「拼爹」、「笑貧不笑娼」、「信仰缺失」……種種標籤被加註在對這個社會的認知上。激烈競爭的生存境況使青年人面臨著理想與現實的糾結與拷問，義與利成為青年人日常生活中經常要面對的選擇題。現實的社會環境磨平了不少青年人的價值理想，使他們變得越來越世俗、越來越功利，逐漸放棄了心中的價值堅守而屈從於現實的安排、加入到世俗的洪流中：從憎惡潛規則到默默接受乃至認可，從追求真理到追求利益，從追求理想到追求地位，從仰慕大師到仰慕大官……金錢、地位或者名望而不是對社會進步的推動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於是，越是高智商的青年越成為錢理群教授筆下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國考熱是觀察青年人價值選擇的一個最好縮影。某媒體調查結果顯示，真正把公務員作為職業理想的只有三成，絕大多數都是沖著公務員的金飯碗而去：工作穩定、旱澇保收、壓力小、社會地位高……總之，一切所謂體制內的福利。「到體制內去」成為眾多青年人擇業的價值標準，甚至作為唯一追求目標加以宣稱，進不了體制內就等於失敗，殊不知體制內是代表哪個體制？面對這一現象，諾貝爾獎得主菲爾普斯指出：眾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輕人擠著想去做公務員，是一種嚴重的浪費，是大材小用，是浪費社會花在他們身上的教育成本，他們應該去中小企業，去推動創新。斯言誠矣。比之公務員，當下我們更需要的是科學家，是思想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創新家。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曾經說過一句發人警醒的話：「如果一個國家的青年人都爭著去做公務員,那說明這個國家的腐敗已經相當的嚴重了」。青年人天生具有理想主義氣質，他們充滿著熱血和激情，在校園裡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希望有朝一日走出校門能夠施展才華、大展雄圖抱負。然而，當他們有一天真正走上社會，發現社會的運行規則與他們在校園所學到的正好相反，他們該作何選擇？是選擇堅守還是選擇適應？社會的價值倒錯代表著社會的病態，然而青年人仍然可以有自己的選擇。迫於生活壓力和現實發展考量固然值得體諒，但青年人仍然可以做得更好。前段時間，微信圈流傳著兩篇演講稿，一篇是84級老師姐盧新寧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畢業典禮上所做，題目為「在懷疑的時代依然需要信仰」；另一篇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叢日雲在學院2013屆畢業典禮上所做，他告誡學生在社會變革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站在人民一邊。這兩篇演講在微信圈流傳甚廣，其實反映了青年人對於其中觀點的認可和共識。「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習大大提出的中國夢蘊含著每個人人生出彩的願景，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書和路線圖，描繪了更加公平正義的前景。《決定》關於人才體制機制改革的內容中寫道，「打破體制壁壘，掃除身份障礙，讓人人都有成長成才、脫穎而出的通道，讓各類人才都有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為青年人不再為所謂體制內外的身份所糾結、不再為有無戶口而困擾打了一支強心劑。未來的社會必然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會。藍圖已經描繪，改革卻需要一個過程，尤其是面對著巨大的既得利益的阻礙。然而，我們青年人卻要先行一步，勇於放下眼前的個人利益得失，投身於國家改革發展的大局，做改革的鋪路石，而不是絆腳石。如同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曾經告誡青年的那樣「要立足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以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為己任，而不以個人榮華富貴為人生之理想。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擔當，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最後，引用學者崔衛平的一句話：「你所站立的那個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你有光明，中國便不黑暗。」青年人，行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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