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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濤:誤解的對話

1962年,年輕的荷蘭漢學家許理和(ErikZürcher,1928年~2008年)在萊頓大學(歐洲最具聲望的高等學府之一)發表教授就職演講,題目是「誤解的對話」(DialoogderMisverstanden)。他剛出版不久的博士論文《佛教征服中國》,此後半個世紀里,成了研究中古時期中國社會史、宗教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必讀經典。2014年,曾留學德國八年、取得另一歐洲名校波恩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李雪濤,出版了一本有關「德國漢學家的中國記憶」的新書,名字也叫《誤解的對話》。巧合的是,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的他,研究方向之一,正是中國佛教史。許理和一生都在關注文化衝突的主題,即「當東方遇到西方」時中國的各種反應。李雪濤則相信,我們所期待的所謂對「他者」的完全理解,基本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對話從誤解開始,且往往貫穿始終。理解源自遠方在推薦《誤解的對話》一書的書評里,德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兼詩人顧彬(WolfgangKubin)寫道:「所有的理解都是一種源自遠方的理解。這說明,如果有距離感的話,外國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反之,中國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外國。」顧彬是李雪濤在波恩大學求學時的導師,以常常發表對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化現象的尖銳評論而聞名。身為弟子,李雪濤對老師「遠距離」的觀察深有同感。他說,我們的外宣機構口頭禪之一,是「要告訴世界一個真實的中國」,言下之意,即「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但真的如此嗎?大約兩年前,他給自己的博士生開了一門「全球視閾下的中國近代史觀念」的研討課,討論中國近代史上每一個重要的觀念,中國革命史學者怎麼看,美國中國學創始人費正清怎麼看,還有日本和德國學者怎麼看,一個學期下來,學生們覺得以前認為確定無疑的史實,都不那麼確定了。李雪濤說,20世紀下半葉以來,大陸好幾代中國人對近代史的認識,大多來自於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之類正統教科書的灌輸,那種歷史描述背後,可以明顯感覺到其他力量的作用。他解釋道,單一知識來源往往會削弱人們的判斷力,對所接受的知識保持適度懷疑,可以說是文化研究者在檢視權力關係時應該持有的態度。「當只有一個觀點來源時,人會變得偏執。」他的結論也有幾分哲學意味,「任何唯一正確的描述和定義都是值得懷疑的,因此我們需要確立解釋系統的多樣性。」李雪濤還舉了一個例子:德國駐華大使館會不時給他寄來一些關於德國歷史和文化的書籍,往往不是德國人自己寫的,而是出自英、美、法等其他國家作者筆下,書中從基調到內容,通常都是批評性的,德國人卻認為寫得不錯,要主動跟大家分享。批評和討論,是西方文化的傳統,他們注重設置議題,沒想過控制結果,中國人則習慣敬畏權威,依賴「英明決策」。李雪濤認為,這恐怕就是當代中國總感覺遭遇外界「誤解」而坐立不安的根源。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誤解的對話》一書讀後感中的這段話,或許可以作為另一個註腳。他說:「我彷彿有一種進入凡爾賽宮鏡廳之感——自己在一面面鏡子里,但不同角度的鏡子所顯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樣化。我們可以看出自己習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時也可以看出被鏡子扭曲了的形象。」全球史從漢學出發2014年年底,回國任教十年之際,李雪濤牽頭成立了北京外國語大學全球史研究院。恩師顧彬以及歐洲、日本漢學界一些有分量的學者,專程前來道賀。在波恩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時,他主修漢學,副修比較宗教學和日耳曼學,回到母校北外後,主要鑽研德國漢學、德國哲學和中國佛教史。乍看之下,他跟全球史學術領域完全不搭界,為什麼會貿然闖入呢?李雪濤笑言,如果學界同仁有這樣的疑問,那隻能說也是一種「誤解」。他說,首先,無論是研究漢學還是佛教史,本身就涉及中西方的歷史和文化,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點,「我從來不認為有什麼純粹的『中國史』,所謂『中國史』或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都應視作全球史的一部分,它們是不斷互動融合的一個整體」。比如,有一個學期他跟學生一起讀美籍德裔人類學家艾伯華(WolframEberhard,1909年~1989年)的名著《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發現很多貌似很「中國」的民間故事,追根溯源,原來是從中亞或印度的母題傳播演變而來的。許理和所論述的佛教在漢晉之際傳入和「征服」中國的數百年歷程,是又一個更為典型的不同地區文化互相融合的例子。自公元1500年前後起,即西方所稱的「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加快。在東方,以利瑪竇、湯若望等為代表的一批批來華傳教士,與中國士人有過相遇,也曾嘗試對話,希望消解中國知識分子對天主教的「誤解」,雖然結果並不理想。他們中不少人,充當了早期的漢學家,反過來向西方傳達關於中國的信息,客觀上也推動了古老的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這樣的傳統,一直延續了五百年,直到今天。這才有了福蘭閣、傅吾康、許理和、羅哲海、白樂日、衛禮賢等一連串我們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物(均為《誤解的對話》一書中關注的漢學家)。敢於從埋頭研究了十多年的漢學向全球史「驚險一躍」,李雪濤的底氣,大概也就在此吧。佛陀與人生許理和當上萊頓大學漢學教授後三年,李雪濤出生在江蘇徐州一個普通教師家庭。那時「文革」剛剛開始,父母忙於工作和學習而無暇照顧孩子,年幼的他由奶奶照看。自記事時起,他就常常想:為什麼我是我?為什麼我在這裡?為什麼我是爸媽的孩子,卻不能跟他們一起生活?一直到上大學考進了北外,因為偶然的機緣,李雪濤接觸到佛經,才發現佛陀所思考的,也是諸如此類人生最基本的問題。求學德國期間,他讀到存在主義大師雅斯貝爾斯的書。這位他深為景仰的大哲學家(他正在主持翻譯雅氏《文集》中文版)說過:佛陀之所以對普通人有那麼大的感染力,因為他是人不是神,也是在陸地上行走,而不是在天上飛,如果他是神,在天上飛,完全擺脫了人的種種煩惱,我們就不會跟他有那麼多共鳴了。在李雪濤看來,儘管今天人類的科技很發達,各種知識體系也很發達,但是人生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沒有一個妥善的解決方案,我們所思考和面對的,本質上跟兩千多年前坐在菩提樹下苦思冥想的佛陀,沒什麼兩樣。《金剛經》是他最常誦讀的,其次是《六祖壇經》。除了研究中國佛教史,以及藉助佛經更好地領會德國哲學外,他還承認,佛陀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滲透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了。自從2004年回國後,每年至少有一兩個月時間,李雪濤都要設法離開喧囂的北京,通常是到德國或歐洲其他地方去,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好獃一段,放緩腳步,反省一下自己。他說,德語里的「Bildung」,可譯為教育,他多譯為教養,它的本意則是「形成」。有時候人們會誤解,教育自然會形成教養,令人遺憾的是,這麼多年來,他見過不少知識與人格不相匹配的例子。這位將屆知天命之年而仍然進取不已的學者說:「我讀佛經,研究哲學,思考歷史,不僅僅要接受教育,學習知識,還希望努力成為一個思想境界更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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