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吳福輝的「海派文學」研究

　　 15年前，當吳福輝兄的大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以下簡稱《海派小說》）問世時，我就欣喜萬分。「海派文學」長期名聲不佳，終於有人認真探討，為之正名了！福輝兄這部大著被列為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之一，當時這個課題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明顯的學術增長點，《海派小說》是這套叢書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整整15年過去了，海內外的「海派文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海派小說》仍是「海派文學」這個研究領域裡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福輝兄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歷程頗有意思。他是從沙汀研究和茅盾研究（均可歸之於「左翼文學」研究）起步的，而且都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他轉入「海派文學」研究決非偶然，因為他誕生於上海，始終有一個「海上情結」。《海派小說》後記就說得很清楚：「我謹以此書獻給我的出生地。」福輝兄認為他與上海之間存在著「一份先天的親情」，因此，「海派文學」研究對於他，「就如同踏上一次返鄉的路途」，是在圓他的「一個殘缺的夢」！記得有一年，福輝兄來上海，就要我陪同踏訪他小時居住的舊宅和求學的虹口中學。他感慨時光的流逝，環境的變遷，與我討論「海派」研究的多重意義，那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福輝兄主張現代文學史研究者應該「融入自己的研究對象」，他的「海派」研究就做到了這一點。上個世紀70年代末他讀到施蟄存，這是他「遭遇」海派之始，他就覺得「如探入一個新天地」。通過研讀施蟄存的作品而進入「海派」，這個選擇頗為明智。從初讀施蟄存到寫出《海派小說》，福輝兄經過了差不多十五六年！在這不算短的時間裡，福輝兄埋頭舊書刊，爬梳剔抉，抉微發幽，發掘了多少「海派」作家和作品，也逐漸理清了「海派」小說的衍變脈絡，從而使他的《海派小說》堅持從當時的具體語境出發，堅持從文本出發，對「海派」文學進行新的歷史考察，言之有物，不發空論。

　　 且不論福輝兄對30年代「京海之爭」的回顧評論如何持平中肯，他對海派小說文化風貌的剖析就令人耳目一新。他討論的「海派」作家真多，張資平、劉吶鷗、章克標、穆時英、施蟄存、葉靈鳳、林微音、黑嬰、禾金、予且、蘇青、徐訏、令狐彗，直到張愛玲、東方蝃蝀等等。儘管這些作家的小說成就有高有低，文壇影響有大有小，但他們如何各自在人的主題尤其「現代人性」的文學表現上進行開掘、如何各自在小說文體先鋒性上進行實驗、如何各自在大眾趣味和開放姿態的結合上進行探索，福輝兄對此都作了細緻而又獨到的分析，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其中有好幾位，若不是福輝兄提出並加以評論，恐怕至今仍塵封於浩如煙海的舊報刊中。

　　 《海派小說》之後，福輝兄再接再厲，繼續撰寫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中直接、間接涉及「海派文學」的章節，出版了《京海晚眺》和《遊走雙城》兩書，直至最近推出集大成的專著《插圖本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以下簡稱《發展史》），他的「海派文學」研究得以不斷拓展和深化。歸納起來，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是值得特別關注的：

　　 據我所知，福輝兄率先提出研究「海派」必須重視海上小報的研究。在他悉心指導下，李楠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研究》。福輝兄在為論文單行本所作的序里指出「上海小報是現代都市中下市民的文化讀物，前後經歷了晚清暴露和狹邪文化、民國鴛蝴文化與海派通俗文化三個時期，這正是現代中國市民文化的三種成份」。他強調「上海不是一個平面的都市，僅從小報的切入便夠讓人目眩」。海上小報文學「有自己的與純文學基本精神相通而不盡相同的評價標準」。因此，研究「海派文學」必須觸及小報，研究小報，否則，那將是一個重大的缺陷。有些論者對研究小報持否定態度，實在是皮相之見。也正是基於此，5年前他與李楠一起在上海小報《小日報》上發掘了張愛玲的中篇小說《鬱金香》，這是近年張愛玲研究的一個了不起的發現。我有幸參與鑒定小說真偽的全過程，親眼目睹了福輝兄作為一位文學史家的慎重和周密。

　　 其次，又是福輝兄，在新時期以來的現代文學史研究中，率先重提「海派文學」中存在一個「張派」，雖然他自己並沒有這樣明確表述。在《海派小說》中，他就態度鮮明地指出：「海派以張愛玲為最高代表。」到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他一方面進一步肯定張愛玲的小說「使得現代小說有了貼近新市民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鋒的，既是中國的，又是現代的，是中國文化調教出來足以面對世界的」；另一方面評論了幾乎被遺忘的東方蝃蝀，認為他以「一冊《紳士淑女圖》，用一種富麗的文字寫出十里洋場上舊家族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園的難以尋覓，文體雅俗融洽，逼似張愛玲，透出一股繁華中的荒涼況味。東方蝃蝀小說在意象的選擇和營造方面，也和張愛玲一樣與現代主義相通」。這不僅是東方蝃蝀首次進入文學史著述，也指明了東方蝃蝀屬於「張派」作家的事實，從而與半個世紀前王蘭兒提出海上文壇客觀上存在一個「張派」的觀點遙相呼應。

　　 第三，也是更為重要的，福輝兄在長期研究「海派文學」和現代文學史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歷史進程的新的總體看法。他在《發展史》中自覺地尋求文學史的多元闡釋，提出中國現代文學在30年代以後形成了「多種的文學形態，基本的是左翼文學、通俗文學、京派文學、海派文學這四種。哪一種在哪一個階段都沒有獨霸天下，各自有各自的讀者群體，分屬於政治文學、商業文學、純文學這三種文學系統。系統之間也不隔著千山萬水，而是相互撞擊、轉化」。這個觀點滲透於他這部文學史專著的始終。福輝兄這種新的中國現代文學格局觀的提出，既表明福輝兄作為一個文學史家對闡釋歷史的新的追求，也表明他對「海派文學」的認知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事實上，他一直力圖通過這四種文學形態錯綜複雜的關係，尤其是「海派」與「京派」的衝突和對比中來討論「海派文學」的消長，來評判「海派文學」的成就和局限，只不過在《發展史》中表現得更為清晰、更為全面和更為成熟了。

　　 福輝兄贈我《發展史》時說過，我們都是搞文學史的，應該對文學史有與前人不同的梳理，這本《發展史》就是他的一個嘗試。確實，新時期30年來，以個人之力獨立完成中國現代文學史著述的畢竟只有屈指可數的幾位，福輝兄無論在宏觀把握還是微觀研究上都可謂獨樹一幟，自成一家，令我欽佩。當然，文學史家應該保持清醒，文學史家往往會出現這樣的偏差，即研究一位作家或一個文學流派久了就會被研究對象牽著鼻子走。我想福輝兄一定對此有足夠的警惕。以福輝兄研究「海派文學」的建樹和積累，我期待他再次「融入研究對象」，擴大研究範圍，再寫一部新的更為翔實厚重的《海派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