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為什麼可以打擊功臣集團

朱元璋為什麼可以打擊功臣集團　　　　淚痕春雨　　　　傳統史書，或是民間故事化的明史中，總是有意無意的讓人相信，朱元璋坐在上面，想殺誰就殺誰，而且一殺一大片。但事實上，如果朱元璋也這樣干，他也無法維持自己的權力。　　　　比如，在空印案、郭恆案，我們似乎看不到有什麼功臣集團的成員被牽連其中。　　　　再比如，在胡惟庸一案中，我們似乎也看不到有什麼軍界大佬被牽連在內。　　　　這種簡單的表面現象，顯然包含著非常複雜的背景。　　　　馬上打來了天下，是不是可以在馬上坐天下呢？這一個古老的命題，但是，它也許包含更廣闊的內容。比如，明帝國統一天下後，帝國的各種軍政職務，應該由什麼人來擔任呢？基於普遍人的觀點，基於功臣集團的觀點，自然是，天下就是我們打下來的，自然還得由我們來坐。問題是，基於皇帝的角度也好，基於功臣集團之外的人而言，顯然不會這樣看問題。　　　　所以，在明帝國統一天下後，應該就存在這樣一種普遍性的爭論、爭鬥。那就是功臣集團與元帝國、陳友諒、張士誠舊利益集團的之間，為了爭權奪勢，開始了新一輪暗戰。主要爭鬥的主題，自然就是人事安排。　　　　基於功臣集團的角度，自然覺得，天下就是他們打下來的，所以各種軍政職務，自然都應該由他們、或他們的親戚朋友擔任。但是，基於朱元璋的角度，或是元帝國、陳友諒、張士誠舊集團的眼光，或是眾多有志之士的角度，自然不會這樣認為。因為，馬上打天下，能馬上坐天下嗎？功臣集團是有功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有治國的能力，更不意味著天下就應該由他們治理。更主要的是，天下統一了，現在功臣集團卻搞小宗派，顯然是一種落後的思想。　　　　在這種背景下，皇帝自然傾向於後者；因為選擇後者，就意味著可以成功的避免功臣集團尾大不掉。　　　　當然了，這種爭鬥，顯然比這要複雜。因為，還牽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在戰爭年代中，那些軍界大佬，在行政、經濟兩界中，都有著一定的影響力。現在他們是不是應該徹底從行政、經濟兩界中退出去。在這種背景下，功臣集團中，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基於軍界大佬的角度，自然是保留從前的傳統；基於文官系統而言，自然是徹底消除戰爭時期的臨時舉措。　　　　在這種背景下，皇帝可以大刀闊斧的處理官僚集團，就比較好理解了。因為，軍界也好、帝國頂層也好，通常都是功臣集團的天下。而普遍的官僚集團成員呢？通常都是功臣集團之外的成員。　　　　在這種背景下，皇帝大刀闊斧擊殺官僚集團成員時，自然會有許多人高聲喝彩。至少，集中在軍界、或頂層的功臣大佬（以及他們代表的功臣集團），都會對這種事感到高興。因為，簡單的去看，這是皇帝對功臣集團之外的人徹底失望了；而簡單的推論，自然是皇帝可能大舉重用功臣集團的開始。但是，皇帝顯然會很巧妙的玩弄這種平衡。　　　　因為在特定的背景下，功臣集團成員會遍布官僚集團，但是，皇帝從來不忘記扶植功臣集團之外的勢力。　　　　更主要的是，功臣集團之外也存在小幫派，他們之間也是矛盾重重。比如，最正宗的功臣集團，自然是淮西集團，因為這是最正宗的功臣集團；有一些人，雖然肯定也是功臣，但是他們加入革命隊伍的時間比較晚，而且都不是淮西人。在這種背景下，雖然都是功臣集團，大家也是拉幫結派。　　　　在這種背景下，在這種背景下，皇帝想打擊哪一部分人都存在機會。　　　　不論怎樣說，皇帝在打擊人時，總會避免把大家逼入同一戰線之中；換而言之，他無論打擊誰，也會讓眾多人支持他。但是，不論怎麼說，皇帝可以利用官場內部矛盾打擊官員，卻無法真正改變官場的運行。比如，如果崇禎皇帝願意利用黨爭，那他打擊貪官，自然也是一掃一大片；問題是，在無官不貪的背景下，這樣打擊貪官，打擊的再多也是沒有意義的。在這種背景下，皇帝只是有意無的意的充當了官員的打手。　　　　明初是一個以自耕農為主的社會，社會兩級分化也不明顯。所以，既得利益集團自然沒有多麼強大，以他們的力量，自然也支撐不起一個，可以把皇帝忽悠的一愣一愣的官場。　　　　官員的腐敗，並不是簡單的因為皇帝、或是官員的道德、能力決定。而是因為社會上，有強大的利益群體，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通過各種方法拉官員下水；並且幫助官員貪腐。對此，我在分析潛規則的章節里，都已分析過。　　　　在自耕農為主體的社會中，老百姓偷稅漏稅的動力不是夠的。因為，一個老百姓家裡，不過幾十畝地，全部按章納稅，也不過一二百斤米。從普遍意義而言，為了逃避這樣一筆稅，老百姓實在不值得收買官員。而官員也不值得為這樣一筆錢，就去承擔違法的風險。　　　　更主要的是，在自耕農為主體的社會中，因為大家的階級性類似，所以利害關係就比較類似，他們在維護自己利益時，自然容易達成共識，在這種背景下，如果皇帝代表他們的利益打擊貪污腐敗時，自然容易得到普遍性的支持；甚至皇帝不去打擊貪污腐敗，相關的行為，也會受到社會普遍性的抵制。　　　　當兩級分化到一定階段時，官員在貪污腐敗時，就會有強大的利益群體支持；關鍵是，這意味著老百姓已完全分化了，因為強勢的老百姓，常常就是貪污腐敗的直接獲利者，他們自然會通過各種方法支持官員貪污腐敗。　　　　在朱元璋、朱棣時代，政府容易嚴格執法，是因為官員還沒有與強勢老百姓的利益完全溶合在一起。在明帝國後期，官員已與強勢的老百姓的利益，完全溶合在了一起，皇帝想打擊他們時，難道自然會越來越大。更主要的是，官員其實也成了相關鏈條上無可奈何的棋子，因為一個想在這種官場中生存、上升，貪污腐敗幾乎是必須的。　　　　洪武與崇禎兩皇帝之間的執政基礎不一樣，明太祖掌權執政的基礎是軍界，而當時的軍界顯然是相對獨立甚至隱然凌駕於文官系統之上的；崇禎皇帝掌權執政的基礎卻只能是以文官為主體的整個官僚系統，至於軍界早已被同化乃至近乎附屬品了。其實我朝太祖能鬥倒劉氏系統的原因也正是如此，假如太祖是處在上百年後崇禎的那個位置還有勝利的希望嗎？應該非常渺茫　　　　皇權可以高高在上的秘密，就是因為各種原因，下面無法實現有效協作聯合；在這種背景下，皇帝無論打擊誰，都可以輕易實現借力打力。　　　　朱元璋在興藍玉一案時，主要依靠的力量，應該是漸漸成長起來的皇子。在眾多皇子漸漸崛起于軍政舞台後，功臣宿將自然會被團結在少壯皇子周圍的新興力量所包圍。　　　　而且在明初，軍事長官也沒有全面滲透進行政、經濟領域。所以，面對新興的皇族勢力，功臣宿將自然難以有效抵抗。　　　　從明末的去看，文臣武將已溶合成了一個表面上矛盾重重，實際上異常團結的官僚集團。在這種背景下，皇帝想清除哪個人，也非常容易，因為官場之間矛盾非常激烈；但是皇帝想侵犯官場的共同利益，卻是不知從何處下手，因為每當面對相關問題時，大家都迅速形成驚人的默契。　　　　其實，天啟、崇禎都以殘酷著稱（僅僅是天啟把相關的權力附在了魏忠賢身上）；而且他們也似乎可以隨心所欲的打擊所有的官員，但是，這種打擊是無意義的，也是看不到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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