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標誌著中國進入全面改革階段

11月9日，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在接受鳳凰網獨家對話時，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鬍鞍鋼指出，歷次三中全會都是中國改革開放階段性調整的風向標，此次三中全會最大亮點在於超越以往以經濟改革為主題，為未來十年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的需求，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的「五位一體」體制改革，標誌著中國進入了全面改革階段。

胡鞍鋼分析指出，此次三中全會《決議》起草階段，不光是「請進來」，不僅是把專家學者請進中南海討論學習；還有「走下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帶頭走出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主動聽取各方意見，包括省、部、大軍區、軍區一級，包括老同志、民主黨派人士，還有各領域有關專家學者等逾千人參與討論。胡鞍鋼告訴鳳凰網，通過三中全會反映出中國的民主集中制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實踐，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實踐，已經大大地超越了所謂資本主義模範的美國。

胡鞍鋼進一步分析指出，「全面改革」、「升級」、「與時俱進」是此次三中全會三大關鍵詞，他認為，過去僅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追求效率，可能損害社會公正與生態效益，留下矛盾和隱患，此次推進全面改革形成制度互補優勢，可消除單一體制改革遺留的弊端。

最後，胡鞍鋼表示，他給過去中國十年改革成效打89.7分，他分析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能夠實現最初設定目標的90%，只有10%尚未完成，在世界上，對哪個國家來說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此次三中全會將為未來中國十年的改革規划出清晰的路線圖，未來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直接結果將是中國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變為世界第一，改革開放各種「紅利」也將得到釋放。

（文/李灝）

全會最大亮點，五位一體改革布局

鳳凰網資訊：三中全會尚未召開，已引來廣泛關注。黨的歷屆三中全會具有怎樣的重要性？

胡鞍鋼：中國三十五年來的改革開放是有其自身的歷史邏輯和發展邏輯的。特別是通過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等4次三中全會形成的決議或決定，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國改革開放過程，先後經歷了幾個階段，從量變到部分質變，再量變再到質變過程，發生了階段性、累積性、歷史性的巨大變化，也反映了關於改革開放的經驗、知識和理論，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較多，由知之不全到知之較全，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隨後啟動了農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動階段。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二大提出的有系統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為目標。這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局階段，即在農村改革初步成功的基礎上，開啟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

從1978到1992年，這14年，改革開放從發動走向開局，可以稱之為是一個「放權讓利」的時代，主要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內進行改革，以「放權讓利」國有企業（當時稱為全民所有制企業）、地方政府，採取優惠政策吸引外資，鼓勵個體經濟發展。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標誌著改革開放進入了制度創新時代，即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也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又分為兩個階段：先是「建立新體制」階段，後是「完善新體制」階段。根據黨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目標和基本原則，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共計50條。十四屆三中全會後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像以往一樣在計劃經濟框架內進行。

到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根據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戰略部署，作出了《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共計42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完善新體制」階段。從我們的後評價來看，上述核心目標和主要任務基本實現。

按照這一改革發展邏輯和制度變遷邏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標誌著中國將進入「全面深化改革」階段。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從1978年，改革開放走過了不同時代，經歷了不同階段：一是「放權讓利」時代，包括發動農村改革階段和全面開啟城市改革階段；二是「制度創新」時代，包括建立新體制階段、完善新體制階段和全面深化改革階段。

第二，除了從改革的發展階段視角分析以外，從改革的不同領域角度來看，歷次三中全會後，改革的領域也在不斷拓展，從以經濟領域為主，逐漸擴展到政治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一直到現在的生態文明建設領域。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改革開放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線，但政治體制改革也在不斷推進。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定的改革》，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啟動了這一改革。我自己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77-1991）》新書稿中專門對此作了詳細分析和評價。1987年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制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主要內容寫入了黨的十三大報告的第五部分。當然，之後一段時間政治體制改革的提法不多了，這和「八九事件」的出現有很大程度的關係，但政治體制改革仍在推進，如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如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完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協商制度，基層民主生活制度化，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還涉及到軍隊改革，授權中央軍委另行研究和決定。特別是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尤其是黨中央民主集中制度的建設。

從黨代會對中國現代化和體制改革總體布局演變的過程來看，也是以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為主，不斷擴大到其他領域。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作出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三位一體」的部署，開始了文化體制改革；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作出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部署，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專門制定了《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更加全面的「五位一體」的部署，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總體布局，與此相應，改革的領域不斷拓展、豐富，逐步形成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的「五位一體」改革布局。

綜合以上分析，我認為，此次三中全會最大的亮點，也是最重要的創新所在，這就超越了以往以經濟改革為主題，就是根據黨的十八大對21世紀上半葉特別是未來十年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的需求，進行「五位一體」體制改革的系統設計、頂層設計和總體設計，標誌著中國進入了全面改革階段。

逾千人參與討論參與全會《決定》起草

鳳凰網資訊：自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健全全黨民主集中制以來，歷屆全會都在強調民主集中在黨的決策過程中的重要性。在您看來，民主集中的重要性是如何在三中全會中得到體現的？

胡鞍鋼：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提出了黨的中心任務要轉移到經濟建設來，最重要的是全會公報第五部分提出「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決定。此後歷次黨代會和中央全會也都在強調民主集中制。在我看來，強調民主集中制實際上就是在探討怎樣解決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世界最大執政黨的治理問題。

中國擁有十幾億人口、30多個省級地區和300多個地級、2800多個縣級、40000多個鄉鎮級行政單位。想要有效治理這樣一個國家，我們需要民主，特別是黨內的民主機制。提及改革方案，總會有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觀點，這一民主集中機制，必須先民主，能夠聽取來自各方的不同意見和建議，特別是建議，反映了各方的智慧；同時還需要集中，集中各方的意見和智慧，能夠達成政治共識；在經過法定程序作出政治決策。

從此次三中全會的準備過程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主集中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實際上，全會決定的準備工作從黨的十八大產生新一屆黨的領導集體之後作為頭等大事，就已經啟動了。到目前為止，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已有十次，學習討論的主要內容緊密圍繞著三中全會重要議題展開。

舉一個例子，比如第十次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題是「加快推進住房保障體系和供應體系建設」。我們注意到，這是首次將這一重大政策議題進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這一最高規格的研討會議上。在這類學習研討活動中，不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還將相關領域的專家請進了中南海。

在調研起草制定《決定》這一過程中還有一個亮點，與過去幾年相比，不光是「請進來」，不僅是把專家學者請進中南海討論學習，還有「走下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帶頭走出去，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主動聽取各方意見。我們初步統計，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各地調研共計35次，覆蓋了全國大部分省市區，主要是圍繞三中全會的重要議題來進行第一手的調查研究。

經過這樣幾輪下上-上下研討，9月三中全會《決定》徵求意見稿出來以後，據我估計，有幾千人參與討論。這裡面包括省、部、大軍區、軍區一級，包括老同志、民主黨派人士，還有各領域有關專家學者等等，這和十八大報告的議題徵求、調查研究、起草、中央審議、徵求意見的過程非常類似。

通過仔細觀察三中全會決定的準備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中央每一次重大決定之前，都要花上一年的準備時間，進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全國、全黨和全軍參與的政治民主實踐活動。在聽取各方意見之後彙集而成的初稿再提交給三中全會進一步討論，這就是在各方不同看法、觀點的基礎上進行集中討論，達成廣泛政治共識，這為召開三中全會正式作出政治決策做好了政治準備。

我想通過這種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此次三中全會將會形成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如同歷次三中全會決定，總會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積小勝為中勝，積中勝為大勝，就是量變為部分質變，再量變為質變。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實踐，也是最成功的民主實踐，已經大大地超越了所謂資本主義模範的美國。

當然，我們說治理中國這樣的世界大國，需要民主，但世界上的民主形式多種多樣，同自身比較之後，還需要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比較。

此次我們也邀請了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前秘書長愛麗絲·傑蒙德（Alice Germond）來清華大學專門介紹美國政黨政治及決策。傑蒙德不久前剛剛卸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秘書長，據她介紹，民主黨的競選綱領是由一個很小的班子來撰寫的，在這過程中，他們也會徵求各州民主黨人士的意見，但像中國這麼大範圍的意見徵求，他們是沒有的。

我也問到當共和黨提出的議案民主黨不贊同，該怎麼辦？她說我們當然就要堅持自己的、反對共和黨的；反過來，共和黨也是一樣的。政黨競爭會導致政治議題的政治僵局。對此，鄧小平早就有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講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競選、三權鼎立、兩院制。我們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會主義國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做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我們說搞經濟體制改革全國就能立即執行，我們決定建立經濟特區就可以立即執行，沒有那麼多互相牽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這個範圍來說，我們的效率是高的，我講的是總的效率。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20多年後，我們作為後代人，再來讀一讀鄧小平的評論，無論是中國民主集中制，還是美國民主政治僵局，都證明了鄧小平的結論是經得起歷史檢驗。

三大關鍵詞，「全面改革」、「升級」、「與時俱進」

鳳凰網資訊：在您看來，此次三中全會與往屆三中全會相比，將具有哪些特殊意義？本次會議重點將集中在哪些領域？會有哪些引人注目的新特點？

胡鞍鋼：在我看來，此次全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全面改革」四字。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了21世紀上半葉「五位一體」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標誌著中國邁向「全面現代化」時代。與此相適應的中國改革也進入「全面改革」時代，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任務就是制定並通過未來1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全面統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體制「五位一體」的全方位改革，旨在激發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全方位創新，進而全面釋放改革紅利。這其中，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和基礎；政治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難點，又是其他體制改革的政治保障；文化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興領域，也是取得重大成果的領域；社會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領域，也是不斷取得重大進展的領域；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緊迫任務，又是關係長遠發展的制度安排。

為什麼「全面改革」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呢？因為當我們只進行某一個領域的改革時，會產生兩種外部性，一個是正外部性，一個是負外部性，在過去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我們追求效率，但可能會損害社會公正與生態效益，留下矛盾和隱患。

最近我們做了一項關於林業改革變化的研究，上世紀80年代，林業改革採取承包方式，但老百姓承包林地後馬上把樹砍了。而近幾年進行的林權制度改革，我稱之為「綠色改革」，不僅林業迅速發展，而且最重要是，老百姓把林權視為自己未來的「小銀行」，他們能認識到生態得到改善，未來就會有更多經濟效益。通過研究，我們發現，這一綠色改革至少帶出三種效應：

第一當然是經濟效應，林業產值發展非常快，大大高於經濟增長率；第二，創造就業，已經超過了5000萬人，也就是社會效益，而且使最窮的人首先受益；第三，無論是用森林覆蓋率還是森林蓄積量來衡量，都是在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因此也實現了生態效益。

全面改革在很大意義上就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互補優勢，使我們的發展目標更為全面、綜合、平衡，也更加協調、互補、互利。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次三中全會後，中國從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到全面深化五大體制改革，將是未來改革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經過35年，我們不僅是要學習西方、超越西方，同時更要總結自己的經驗，吸收自己的教訓，超越自己。

此次三中全會的第二個關鍵詞，就是「升級」。至少有三個升級版：第一個「升級」是指經濟升級版，就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正在向第一大經濟體、更大經濟體過渡，所以經濟體制與發展水平還要進一步升級。第二個「升級」是指開放升級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創造開放新紅利。第三個「升級」是指改革升級版，也就是改革2.0版本，這一改革的升級方向除了繼續經濟改革，更有效率，還應該是綠色改革，公平改革，以及更加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改革。

三中全會的第三個關鍵詞是「與時俱進」。怎麼理解這個「時」字？第一指的是「時代」。中國正處在迅速崛起的時代、偉大復興的時代，從世界視角來看，當然也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第二指的是「時勢」，大勢所趨的「勢」。中國和世界的大趨勢是什麼？對中國而言，未來十年從世界第二變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體、經濟體、科技實力國、綜合國力國、文化強國，這不僅僅涉及經貿領域，還涉及到科技、教育、文化等綜合要素和綜合實力。在這種大趨勢中，中國必須找到自己的升級點，提升自身的質量、效益、效率。世界的大趨勢，則是南方崛起，南北大趨同，全球趨同，中國發揮帶頭羊作用。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需要世界大勢，同時中國也造就世界大勢。我們在《2030中國：邁向共同富裕》一書中作了詳細分析。

第三指的是「時機」。現在回顧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這份報告非常前瞻性地提出，綜觀全局，進入21世紀頭20年，中國處在一個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這個判斷是非常重要，現在看來不止是20年，可能是30年、甚至是50年的時間。中國需要考慮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同時也要考慮如何不斷創造戰略機遇期，還要考慮如何充分利用戰略機遇期。過去30多年中國是抓住了「天時」和「地利」，如採取優惠政策積極吸引外資，「讓世界投資中國」，「讓中國全球化」，中國企業學會「與狼共舞」。今後中國不僅繼續吸引外資，還要「走出去」，中國企業學會「與世界共舞」，「讓中國投資世界」，「讓世界中國化」，而投資的主體是那些千千萬萬的企業，從中國公司成為跨國公司，甚至全球公司，如海外銷售收入（包括出口）或資產超過一半以上。三中全會決定將為此做出重大決策。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並不像有些人評價的那樣進入了改革停滯、改革倒退的階段，不是越來越「關門」，反而是越來越「開門」，不僅「全面對外開放」，還有「中國開放世界」。客觀地說，三中全會決定還沒出來，很多措施已經在試行。比如說中國（上海）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如果試驗一旦成功，下一個就是中國（廣東），接下來也許就是內地的中國（重慶）、中國（烏魯木齊），進而中國成為世界最開放也是最大市場。

我們知道，改革開放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進一步講改革開放的本質是解放人的生產力，發展人的生產力。如何理解？就是釋放人的活力、創造力、創業力和創新力。如創業力就表現在實有企業數的增長，個體工商戶數增長。雖然三中全會決定尚未公布，但簡化企業註冊企業程序的有關措施已經開始實行。目前已初見成效，我們觀察到商事企業註冊迅速增加。現在做的最好的是深圳。一個地區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創業力，要看這個地區每千人擁有商事主體指標，目前深圳的比例最高，達到每千人擁有商事主體83.49戶。這實際上就是在向社會釋放鼓勵創業、擴大就業的信號，政府也會給創新更多的空間。

按照這樣的改革軌跡發展，生產力的解放在中國將得到爆發性的增長，無論在當下還是在未來，中國企業都是最賺錢的，大家可能都想像不到，過去十年（2002-2012），規模以上私營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年平均增長率達45%，儘管個體角度分析，存在企業虧損或者不盈利的現象，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民營企業是世界上最賺錢的企業群體。

給過去中國十年改革成效打89.7分

鳳凰網資訊：您如何評價改革對中國的影響？

胡鞍鋼：我給過去中國十年改革成效打89.7分。這一分數並不是隨意給出的。我們給2002年到2012年這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了一個綜合評價表。從完善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法律制度、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等6大項、36個子項、200多個細類來衡量改革十年的成效。評價項目的選取是根據十年前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藍本作為依據的，以目標一致法打分評估的。我們的專業研究成果正式發表在《國家行政學院學報》最新一期上。

近來我們看到西方一些媒體在抹黑中國改革，在我看來，他們的做法很不專業。他們之所以否定改革、貶低改革甚至醜化改革，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改革是按照他們想像中的標準來衡量的，如果中國的做法不符合他們的要求，他們就判定中國在倒退。

在我看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能夠實現最初設定目標的90%，只有10%尚未完成，無論在世界上對哪個國家來說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中國的改革令世界為之一震。中國通過改革獲得的創新、發展能力超過人們的預期。此次，李克強出訪泰國，泰方就提出中泰互免簽證。而過去中國出口勞動力型產品，現在我們則要向泰國出口高鐵，而且是用他們的大米換我們的高鐵。實際上，三中全會召開以前，習近平、李克強等國家領導人在參加國際會議時，已明確提出來中國將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積极參与全球治理，而不像過去一樣強調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角色，強調要和中國國力相適應等。

此次三中全會將為未來中國十年的改革規划出清晰的路線圖。過去十年，通過持續的改革開放，中國由世界第六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十年，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將中國由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變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當然，遠不止這一點，我們的專業化研究已經預期了改革開放的各種「紅利」

中國在三中全會召開之際，面對世界，已經胸有成竹地制定了中國大戰略，設計現代化總布局，擺開自己的棋子。在我看來，中國共產黨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設計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是十分震撼的，它不是哪一個機構可以獨立完成，這是集中了擁有8500萬黨員的全黨智慧、擁有13.5億人民的全國智慧。

對此，美國的奧巴馬總統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是真想做，卻做不到。僅以高鐵為例，1978年鄧小平在日本乘坐了高鐵（只有200多公里的時速），懂得了什麼是現代化，而後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中國進入了「一個偉大的翻天覆地時代」，至今中國的高鐵時速已經到達了300多公里，1萬公里里程。2009年4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了「全美國高鐵設想」，斥資80億美元，啟動全國高鐵建設；同年11月首次訪問中國，乘坐了中國高鐵，回國之後的《國情咨文》公開表示：「我們沒有理由讓歐洲和中國擁有最快的鐵路。」美國計劃在2030年前分四個階段完成全國11.7萬英里（18.8萬公里）的全國高速鐵路系統的建設。未來25年要讓80%的美國人口享受高鐵。這一宏偉計劃，先後遭到幾個州的反對，至今拖拖拉拉，2012年10月，全美鐵路公司在芝加哥-聖路易斯之間的鐵路線路上測試首條高速鐵路，最高時速只有178公里。

記得2010年，美國最大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專家到我處交流：「我們奧巴馬總統想做事，但是做不成事，美國體制就是不幫忙。與此相反的是，你們的胡錦濤主席只要想做事，中國體制就會幫忙，做成事。」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也是最深刻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