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銘刻史冊的大辯論

相信在許多中國人的記憶中，對辯論的關注是從1993年的新加坡國際大專辯論賽開始的。隨著在當時還不甚發達的電視轉播，許多人包括我們這一代，除了來自港台肥皂劇千篇一律的法庭場面以外，多數是從那時正式了解辯論的。這應該是一種新加坡式的四人賽制的辯論，大致分為陳詞和自由辯論兩個部分。93年復旦大學隊名揚獅城後，這種辯論形式在中國如火如荼地普及起來，許多大學也都成立了辯論隊……時隔多年，我還清楚記得略顯稚氣的蔣昌建同學在總結陳詞中鏗鏘有力的改編詩句: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註定用它尋找光明」。如今這類辯論好像早已沒有以前的社會影響力與關注度了。

再後來是偶爾看到新聞中的美國總統的電視辯論，火爆程度不亞於娛樂大片。據說它源於五十年代一名馬里蘭大學學生給校長和美國兩黨政要寫的一封公開信，建議兩黨候選人在該校進行面對面的辯論。羅斯福夫人贊成這個提議，並認為此舉可以使更多的年輕人關心政治，遂成為傳統延續下來，並且後來也多選在大學校園舉行。

打住，今天要談的顯然不是這類辯論，而是在155年前的一個同樣發生在大學校園中的辯論——一場銘刻人類史冊的辯論。

時間回到1860年6月30日，在英國牛津大學剛剛建造的自然史博物館，召開了不列顛科學促進協會年會，這次會期是27-30日，會議的焦點當然是前一年底剛剛發表而引起學術界以及社會各界強烈反響的《物種起源》，雖然作者達爾文因為健康原因並沒有出席，但他的堅定支持者博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Thomas H Huxley 1825—1895）出席了會議，並熱情積極地宣揚進化論的思想與證據。其實在《物種起源》面世的半年時間裡，他已經開始在各種渠道向公眾介紹進化論的思想了，比如在皇家學會的講座和泰晤士報上的介紹性文章等。

當會議後期聽說牛津主教要在30號來參與辯論，赫胥黎原本不想參會的，主要原因在於他認為在以保守著稱的牛津大學裡與宗教領袖辯論科學問題似乎並非明智之舉。另外，與會的一些博物學家和生物學家也並不認同進化論，如動物學家理查德·歐文就對進化論持否定態度，並從動物解剖的角度，詳細闡述了人類大腦與大猩猩的大腦的差別要比後者與其他靈長類動物差別大得多，特別如人類獨特的垂體、海馬體等，進而否認人與猿的進化關係。會上赫胥黎表示反對，但並未馬上反駁，只是表示將通過文章予以駁斥。在歐文等人的鼓動下，牛津的主教——塞繆爾·威爾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30日上午參加會議，這是一位能言善辯，口若懸河的主教，人送綽號「油嘴的山姆」。他曾在1847年的牛津科學會議上針對某些科學家有過關於「科學研究的歧途」的演講，所以自然是躊躇滿志，漫不經心。再加上有動物學權威歐文的支持，更是顯得振振有詞。

有了幾位科學人士的發言鋪墊，威爾伯福斯主教開始辯論陳詞了。他一方面說「達爾文先生所說的一切生物從一個會呼吸的原生細胞進化來的，這是否認上帝的存在與干預」，另一方面又抬出聖經的故事「上帝在伯利恆賜予的，橄欖山宣講的，在耶穌復活日神示的，怎能讓我們拋棄，而相信達爾文的理論？」也許他在宗教範圍內談論還會多些人同情，但他恰恰是個愛借題發揮的「油嘴的山姆」，不僅在談話中犯了許多對生物學無知的錯誤，還自以為機智而實則莽撞無禮地詰問赫胥黎：「請問，你是通過你的祖父這邊還是祖母這邊接受猴子的血統的？」此言一出，觀眾嘩然。

該輪到赫胥黎回應了，他不緊不慢地站起來，首先聲明沒有從主教對達爾文理論的指責中聽到任何有價值的內容，並且及時糾正了一些生物學常識性的錯誤，指出進化論並沒有說人類起源於猴子，而應該說，人類和早期的猴子存在某種親緣關係。最後他對威爾伯福斯的嘲諷作出回應，並成為這場牛津辯論後廣為流傳的著名辯詞：「人類沒有理由因為他祖先是類似猴子那樣動物而感到羞恥。令人感到羞恥的倒是他的祖先是一個慣於信口開河、善於分散聽眾注意力並轉移話題，將科學辯論引入宗教偏見的人。」據說，赫胥黎的這番回敬讓這位智慧善辯的主教大人登時啞口無言，只得悻悻離場。這段描述見於許多當時的筆記書信中，一些與會的科學家也都提到類似的話語，沒有參會的達爾文也收到到同行的來信，向他描述這精彩的一幕。

儘管沒有電視的轉播，但這次辯論結果的傳播是相當廣泛的，歐美大陸都在談論著這場的辯論。牛津辯論這天無疑可被視為進化論首戰告捷的紀念日，從另一方面看，這還是一次科學與宗教的大碰撞，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也極為深遠。在這之後，進化論的觀點被科學界與公眾逐漸接受。當時年僅35歲的赫胥黎作為「達爾文的鬥犬」，自然功不可沒的。

赫胥黎的一生共發表過150多篇科學論文，涵蓋動物學、古生物學、植物學等領域，以及地質學、人類學等。曾獲得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科普利獎章。晚年在牛津大學作題為《演化論與倫理學》的系列演講，講述了有關演化中的自然力量與倫理生活中的人為力量的互動、制約與依存關係，對進化論的理解又更進一步。他曾在書中這樣說：「善於思考的人，一旦從傳統偏見的令人眩目的影響中解脫出來，將會在人類的低等祖先中找到人類偉大能力的最好證據，並且從人類過去的漫長進化中，將會找到人類對達到更崇高的未來的信心和合理根據。」

我國晚清著名學者嚴復於1897年翻譯了赫胥黎的《演化論與倫理學》，譯作《天演論》。早年留學英國的嚴先生以「信、達、雅」的方式譯著，其中不僅有自己古雅的桐城派文風的解讀，更是加入了不少導師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其實這與赫胥黎的主張恰恰是背道而馳的。於是，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在中國社會廣泛傳播，影響了一大批人,從維新派到辛亥革命志士，《天演論》對中國近代社會學的影響恐怕也遠遠超出生物學本身……

赫胥黎去世的日子也很特殊，正是大辯論35年之後的6月29日，像是仍然難忘這個銘刻史冊的辯論。他的後代也多從事生物學，其兩個孫子一個朱利安·赫胥黎爵士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總幹事，另一個就是寫下反思人類科學主義的科幻哲理小說《美麗新世界》的阿道司·赫胥黎。

開句玩笑，作為「猴子」子孫的老赫胥黎該為成為傑出孫子的祖先而自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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