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治理」的一項重要經驗

張晉藩

中國是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古聖先哲對於治國理政、法制建設進行了精闢的論證，顯示了高度的理性法律思維和偉大的創造力，為世界法文化寶庫作出了卓越貢獻，其中之一就是認為推行法制不僅需要制定善法，而且還需要具有執法的良吏；片面的任法與片面的任人都不能帶來法制的實施和國家的穩定；只有任法與任人(官)相統一才能充分發揮善法的價值，帶來社會的安寧與國家的富強。

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例如，孟子主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即是說，再好的法律也需要良吏去執行，否則等同於廢紙。又如，主張「隆禮重法」「法者，治之端也」的荀子為了發揮法律的作用，充分論證了治人的必要性，他說：「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獨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白居易：「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

漢唐以來，嚴於執法之吏，不僅糾正了君主以臆違法的缺失，而且極大地增強了法律的權威，造就了難得的法制秩序，出現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的盛世。例如，漢文帝時，廷尉張釋之依法判處一名「犯蹕」者罰金四兩，文帝意欲重判，張釋之義正辭嚴的諫諍，使文帝折服，肯定了其所斷之刑，並讚許說：「廷尉當是也。」又如，貞觀年間，唐太宗曾下令，凡詐冒資蔭者，處死刑。不久，溫州司戶參軍柳雄詐冒資蔭事發，大理寺少卿戴胄卻對其判處流刑。結果，太宗非但沒有責怪戴胄，反而褒獎他說：「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在唐太宗的影響下，貞觀一朝形成了以求實務實相標榜的政治風氣。

唐德宗時，政治生態已經每況愈下，朝堂上「小人多，君子少」，法紀敗壞，奸吏迭出。此時，法雖為舊時良法，但執法之吏卻難稱良吏。面對這樣的現實，白居易在《論刑法之弊》一文中曾慨嘆說：「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刑善，無乃難乎?」事實也確實如此。如果沒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等一大批賢吏嚴於執法，《貞觀律》也很難實施。

王安石：「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

北宋時期，著名思想家王安石一方面重視制定善法，他說：「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另一方面，為了發揮善法的治世之功，他在變法改革的實踐中十分強調良吏執法的重要性。例如，他在《上時政書》中充分論證了「眾建賢才」與「大明法度」之間的邏輯關係。他將國家比喻為「大器」，為了治理國家，「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眾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他以五代時期晉、梁、唐三帝不重法制、不任賢才，以致「災稔禍變」為例，建議皇帝「以至誠詢考而眾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又如，他在《翰林學士除三司使》等文中明確提出「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等著名觀點。這些論述，並非空穴來風，未嘗不是他在變法改革中的切身感受。南宋時期，朱熹立足於地方官的施政經驗，在《論治道》中闡述了他對任法與任人關係的認識。他說：「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若是個人，則法雖不善，亦佔分數多了；若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他認為立法必有弊，要在得人，可以彌補法之弊。

王夫之：「任法任人，皆言治也」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探討了任法與任人的關係。他說：「法嚴而任寬仁之吏，則民重犯法，而多所矜全。法嚴而任鷙擊之吏，則民輕犯法，而無辜者卒罹而不可治。」他從總結歷史經驗的角度提出：「任法任人，皆言治也」，但「任人而廢法……是治道之蠹也，非法而何以齊之?」在王夫之看來，法是人君制定的，人君依靠法律飭吏治、恤民隱。但是，他也反對只任法不任人，認為任法而廢人也是「治之敝也」，「未足以治天下」。因為「律令繁，而獄吏得以緣飾以文其濫。……律之設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為輕重，賄為出入……辯莫能折，威莫能制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慝，是誠有所不能該矣」。結論就是任人與任法相結合，「擇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進長者以司刑獄，而使守畫一之法」，避免單純任法與任人的弊病。王夫之的上述觀點，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執一端的偏見，也是就明末法制廢弛、官吏貪暴的惡劣現實而發的，是抨擊，也是矯弊；是對以往的總結，也是對未來的期望。

梁啟超：「故法與人雖不可偏廢，然有人而法自隨之，其道為兩得，徒法無人，並法亦不能以自存，其道為兩喪也」

近代思想家梁啟超認為片面的任法與片面的任人都是有害的。他說：「任人不任法者，人無必得之券，則國無必治之符。所待之人未至，則國已先亂亡矣。任法不任人者，法固中材之所能守，而不必有所待。」他進一步論證說：「自近世法治人治之辨興，於是始有持為政在法之說者。夫法之不善，則不足以維持國家於不敝，斯固然矣。顧苟有其人，則自能審度時勢，以損益諸法而善用之；苟非其人，則雖盡取天下古今至善之法以著諸官府，其究也悉成具文，而弊之與法相緣者，且日出而不知所窮。故法與人雖不可偏廢，然有人而法自隨之，其道為兩得，徒法無人，並法亦不能以自存，其道為兩喪也。」在梁啟超看來，任法與任人同等重要，二者具有統一性。良吏在執法過程中，只有審時度勢，對諸法進行損益，並善用良法，才不會使善法淪為具文。

李大釗：「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適法之人」

五四運動時期，共產主義先驅者李大釗也闡述了任法與任人統一性問題。他說：「國之存亡，存於法……國而一日離於法，則喪厥權威」，但「若懲人治之弊，而專任法律，與監法治之弊，而純恃英雄，厥失維均，未易軒輊」。他一方面強調「溯本窮源，以殺迷信人治之根性……蓋此性不除終難以運用立憲政體於美滿之境」，另一方面闡明「法律死物也，苟無人以持之，不能以自行」，故「宜取自用其才而能適法之人」。可見，任法為本，任人為用，本用結合，即是法與吏的統一。這是古人從實踐中得來的一項重要經驗。

總之，任法與任人的關係是中國古代「治道」的重要一環，論者多矣。這裡僅擇要言之。「任法與任人相統一」這項從實踐中得來的經驗對後世起著悠久的警世作用。歷史雄辯地證明，二者結合得好的王朝多為盛世，如漢文景之治、唐貞觀之治，既有良法也有執法的賢吏。古人關於任法與任人相互關係的論斷，可為當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歷史任務和培養法治人才提供史鑒。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