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紅樓夢》主題研究綜述 （轉帖）

20世紀《紅樓夢》主題研究綜述

趙靜嫻

摘要：《紅樓夢》的主題是20世紀的紅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自索隱派提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新紅學派提出「自敘傳說」之後，解放後又先後提出「愛情主題說」、「政治歷史主題說」、「家族衰亡史說」、「反封建主義說」、「歌頌女兒才華說」等等，共有30多種不同的說法。雖然至今對《紅樓夢》的主題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接近的令多數讀者信服的觀點，但20世紀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成績將對21世紀的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

關鍵詞：20世紀；紅樓夢；主題研究

關於《紅樓夢》的主題魯迅先生曾精闢地說：「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正因其思想博大精深才會使人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感。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研究《紅樓夢》主題的論文見於報刊、雜誌的就近130篇。由於篇幅所限，本綜述不可能把所有關於《紅樓夢》主題的研究文章都搜羅進來，本文旨在對20世紀關於《紅樓夢》主題的研究作一回顧，對主要觀點進行梳理，以供讀者對20世紀《紅樓夢》主題研究的發展脈絡有一大體的了解。

自《紅樓夢》問世以來，它的主題就引起了眾多紅學家的興趣，其見解可以說是聚訟紛紜，見仁見智。現把主要觀點歸納如下：

索隱派的主題說

１，「明珠家事」說。清代梁恭辰在《北東園筆錄》^[1](P59)中說：「《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相傳為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真）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以開卷之秦氏為人情之始，以卷終之小青為點睛之筆。」清代俞樾、許葉芬、姚鵬圖、錢靜方、孫桐生、陳康祺等也力主此說。

２，清康熙朝政治小說。蔡元培先生在《石頭記索隱》（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年）^{[2]（P50-116）}一文中說：「《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其隱者如：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賈寶玉，言偽朝之帝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即指「胤礽」。元妃省親，似影清聖祖之南巡。清世祖與董鄂妃之事，即黛玉死而寶玉出家為僧之本事，等等。

3，雍正奪嫡說。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上海商務印書館《文藝叢刻》乙集本，1927年）^{[3]（P１４７）}中說：「以余所聞，則《紅樓夢》一書，有關政治，誠哉其言！然與其謂為政治小說，無寧謂為歷史小說，與其謂為歷史小說，不如徑謂為康熙季年宮闈秘史之為確也。蓋是書所隱括者，明為康熙諸皇子爭儲事。只以事涉宮闈，多所顧忌，故隱約吞吐，加以障冪，而細按事實，皆有可征。」

早期的索隱諸說還有無名氏提出的「和珅家事」說、周春的「張侯家事」說、舒敦的「傅恆家事」說、孫靜庵的「宮闈秘事」說、張新之的「演義理」說等。索隱派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從主觀唯心主義出發，把小說中的人和事和歷史上的人和事進行牽強附會的聯繫，以探尋出其中的「微言大義」。這種方法忽視了小說自身的內部規律，而從外部著手來研究作品，這無疑是錯誤的。

新紅學派的「自敘傳說 」

「自敘傳」主題說是1921年胡適在《〈紅樓夢〉考證》（《胡適文存》卷三，亞東圖書館1921年）^{[3]（P96-100）}中提出來的。他在考證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基礎上，得出《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他列舉的重要論據如下：1，他說：在《紅樓夢》的開端明明寫著這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里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2，根據第一回里那石頭說的「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藉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緻」等話。他說：書中明白清楚的說「這書是我自己的事體情理，」「是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而我們偏要硬派這書是說順治帝的，是說納蘭成德的！這豈不是作繭自縛嗎？3，根據紅樓夢第１６回有談論南巡接駕的一大段描寫，他分析說：「因為一家接駕四五次，不是人人可以隨便有的機會。」「只有曹寅做了二十年江寧織造，恰巧當了四次接駕的差。這不是很可靠的證據嗎？」4，他在把紅樓夢第二回敘榮國府的世次和曹家的世系做了細緻比較的基礎上，認為「賈政即是曹頫；因此，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頫之子」。5，最後，他說：「最重要的證據自然還是曹雪芹自己的歷史和他家的歷史。」胡適用「小心求證」的實用主義考據方法，用作品來證實作者的身世經歷比索隱派是進了一步，但它忽略了文學作品來源於生活同時又高於生活的創作規律，這也是不正確的。

此後不久，俞平伯出版《紅樓夢辨》（上海亞東圖書館1923）也主「自敘傳說」，他在《作者底態度》中說：「《紅樓夢》是感嘆自己身世的」，「《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紅樓夢》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

30年後，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由唐棣出版社出版（1953年），周氏在第1章第3節《科學考證的必要》中說：《紅樓夢》「這部小說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小說，即在於它的寫實自傳體這一獨特性上」。他在第2章《人物考》中說：「曹頫在二十來歲上被過繼給賈母」，「賈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淚」，「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後娶史湘雲」，把賈府和曹雪芹家完全等同起來，這就把胡適的「自敘傳說」發展到極端荒謬的地步。

「色空」說

俞平伯後來放棄了自敘傳說，新提出「色空」說。他在《樂知兒語說〈紅樓〉》（）^{[4]（P371-372）}（1978年11月10日）說：「余以『色空』之說為世人所訶久矣。雖然，此十六字固未必綜括全書，而在思想上仍是點睛之筆，為不可不知者，故略言之。其辭曰：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由空歸空，兩端皆有『空』字，似空空道人之名即由此出，然而非也。固先有空空道人之名而後得此義。且其下文雲『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可見十六字乃釋氏之義，非關玄門。道士改為和尚，事亦頗奇。其援道入釋，蓋三教之中終歸於佛者，紅樓之旨也」。

關於《紅樓夢》的主題，林語堂也發表過類似的觀點，他在《再論晴雯的頭髮》（見《平心論高鶚》，台灣傳記文學社1969年12月版）中說：「《紅樓夢》主題，不是風花雪月，兒女私情。他的主題，一是通靈寶玉之失而復得，是斬斷情緣，還復慧根靈性，看破警幻仙姑之夢；又一是富貴無常，人生若夢，即賈府之敗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林語堂雖然沒有點破，他的主題也屬於「色空」說的。

愛情主題說

首倡「愛情主題」說的是何其芳。他在《論「紅樓夢」》^{[5]（P68-85）中}說：「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是《紅樓夢》裡面的中心故事，是貫穿全書的主要線索。」他進一步說曹雪芹在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所聽見的「紅樓夢」十二支曲子[終身誤]里，就告訴了我們這個愛情故事的結局將是不幸的。這支曲子里暗示了，賈寶玉後來雖然和薛寶釵結婚了，卻仍然忘記不了林黛玉，仍然認為是終身恨事。這首曲子寫得比較含蓄，還只說是「美中不足」，只說是「意難平」，另一支曲子[枉凝眉]就把賈寶玉和林黛玉互相愛戀而不能結合的痛苦寫得很沉重，簡直是一首聲淚並下的悲歌。之後，他又論證了寶黛愛情的來歷、特徵、以及寶黛愛情悲劇的原因和意義。上個世紀60年代出版的幾部文學史大都接受何其芳的這個看法，例如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說：「《紅樓夢》主要寫的是一個悲劇的愛情故事。」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也說：「《紅樓夢》所描寫的不是洞房花燭，金榜題名的愛情故事；而是寫封建貴族的青年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戀愛和婚姻悲劇。」這兩部文學史雖然都談了《紅樓夢》的其他深刻內容，但由於肯定了愛情是主要內容，一般被稱為「愛情主題說。」

黃立新《寶黛愛情故事應是〈紅樓夢〉的主線》^{[6]（P113-116）}認為《紅樓夢》的主線應是「寶黛愛情故事」。他說所謂「主線」，就應指描寫主人公具體活動的具有連續性的、貫穿全書的一個中心事件。而「寶黛愛情故事」，卻正是貫穿全書的描寫主人公具體活動的具有連續性的一個中心事件。這首先從作品的客觀描寫來看，在《紅樓夢》中，是以大部分篇幅寫賈寶玉、林黛玉的，而其中寫得最多的又是他們那種既心心相印，而又無休止地猜疑、爭吵、哀怨的愛情糾葛。在曹雪芹自己定稿的前八十回中，從第一回介紹「還淚之說」起，約有四分之三的回目里都寫到了他們的愛情。後四十回續書完成的寶黛愛情悲劇，是基本上符合曹雪芹在《紅樓夢》曲中所啟示的精神的。其次，從曹雪芹對全書情節安排的啟示如：「還淚之說」的啟示，《紅樓夢》曲的啟示來看，也是如此。

文革期間，一些評論者為了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他們認為愛情主題說是修正主義紅學，是為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的，從而出現了一系列批駁愛情主題說的文章。如：吳調公在《評〈紅樓夢〉的愛情主題說》（《南京師院學報》1974年第1期）中認為《紅樓夢》的主題是「以賈家為首的四大家族的罪惡史和衰亡史，而不是寶黛愛情故事。」同時又從兩個方面批駁了「愛情主題說」，首先他揭示了地主階級新，舊「紅學」和修正主義「紅學」的愛情主題說的反動政治實質在於「它在《紅樓夢》研究的歷史上反覆出現決不是偶然的。它說明《紅樓夢》政治性的強烈，必然引起沒落階級的恐慌和破壞。他們害怕從《紅樓夢》這一面歷史的鏡子中照出自己丑惡的面目和崩潰的命運，害怕這部書里蘊藏的深廣的思想內容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因此，用盡貶抑的方法，力圖抹殺小說的民主性精華，把讀者引到邪路上去。」其次，他認為愛情主題說是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翻版。因為「寶黛愛情，決不是什麼超階級的貨色，而是打上了封建貴族階級的烙印。那些背離階級觀點的評論，把愛情超階級化，竭力誇大它的意義和作用，甚至要大家『學習』寶黛愛情的『真誠』，目的無非是否定《紅樓夢》對『花柳繁華地』的『人肉筵席』的揭露，掩蓋批判精神，並藉此機會宣傳資產階級的『愛情至上』，散布封建毒素，毒害青年，瓦解革命鬥志，在意識領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沈天佑《〈紅樓夢〉主題思想的剖析》^{[7]（P153-155）}針對有些論者提出《紅樓夢》的主題是「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愛情婚姻悲劇」說的看法，他認為從小說第一回里所表達的作者創作思想可以看出：「曹雪芹所著眼的是為她念念不忘的一批青年女子（而非其中一兩個青年女子）的事迹原委，以及與此相關的離合悲歡、興衰際遇的故事。」這一思想在第五回所反映的小說藝術構思里，已有具體而形象的反映。這回里，作者讓主人公寶玉在警幻仙姑的帶領下，進入了太虛幻境的薄命司，觀看了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副冊和正冊上的青年女子們的圖詠。隨後又讓他聽了介紹這些青年女子不幸身世和關於賈府這個貴族家庭敗落的《紅樓夢曲》。和第五回所表現的藝術構思遙相呼應的脂批中曾多次出現警幻情榜，情榜給我們的啟示是：「寶玉確是這個以青年女子為核心的光明、理想世界中的一個核心成員，甚至是個首領。和寶玉始終息息相關的正是這批青年女子。作者在《紅樓夢》里就是要把寶玉和這些青年女子給以突出，讓他們處於全書藝術形象的中心地位。」「黛玉、寶釵儘管在這批青年女子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畢竟還只是整體中的極少數；發生在她們和寶玉之間的戀愛婚姻悲劇儘管是全書的中心事件，但它畢竟還只是小說所要表現的一系列青年女子悲劇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另外，就小說所寫的眾多青年女子的悲劇來說，各種各樣的悲劇，都各有它自身的意義，在表達小說的思想內容方面，都有它們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想把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愛情婚姻悲劇去概括或替代作品所描寫並強調的「千紅一窟，萬艷同杯」這一空前複雜的社會大悲劇，顯然是不恰當的。從愛情婚姻悲劇在全書中所佔的比重去考察，充其量也不會超過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和這個愛情婚姻悲劇無關。從沈天佑的分析可看出，「愛情婚姻悲劇」說無疑是縮小了《紅樓夢》的主題思想的意義。

政治歷史主題說

由於毛澤東同志曾在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幾個哲學工作者談話時談到「紅樓夢不是愛情小說，而是政治小說，寫愛情是為了掩蓋政治」之後，它就成了一種很普遍的提法。如：陳熙中 胡經之 侯忠義在《〈紅樓夢〉——形象的封建社會沒落史》（《北京日報》1973年9月22日）中說：「《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性很強，藝術性很高的政治歷史小說。」「《紅樓夢》描寫的是以賈府為首的封建貴族『四大家族』的興敗、盛衰史。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殘酷的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揭露了封建貴族家庭的不可救藥的墮落和腐朽，展示了它的無可挽回的沒落和崩潰。」「曹雪芹以驚人的藝術筆觸、精湛的文學語言，刻畫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四百多人，重要的也有好幾十人），描寫了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關係，從而作到了對那個封建貴族社會『現實關係的真實描寫』。《紅樓夢》通過這些藝術描繪，對封建沒落時期的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階級矛盾作了深刻的解剖。封建貴族社會的思想關係、政治關係、經濟關係、生活方式，主子和奴隸、貴族和平民、貴族內部之間、衛道和叛逆之間的矛盾，都和盤托出，躍然紙上。可以說《紅樓夢》是一部中國封建沒落社會的百科全書。」「紅樓夢通過這些藝術描繪，揭示了所有這些社會矛盾的發展，使我們看到：這個貴族『上流社會』在不可挽回地走向衰敗、崩潰。曹雪芹筆下的賈府的歷史命運，是封建沒落時期無數貴族之家歷史命運的典型概括。紅樓夢通過藝術典型形象，展現了我國十八世紀上半期封建王朝開始由盛轉衰的社會面貌和歷史趨勢」。「《紅樓夢》，它真是一部形象的中國封建社會沒落史。」

李希凡在《〈紅樓夢〉的主題、情節及其社會歷史價值》^{[8]（P8-12）}一文中說：「《紅樓夢》之所以具有深廣的社會歷史意義，是因為這部小說用典型的藝術形象，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揭露了貴族統治階級和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它的必然滅亡的趨勢。」他認為「紅樓夢是通過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衰史，在一定側面上含蓄地反映了雍、乾兩朝不同政治集團的貴族階級，在激烈的相互傾軋中所遭遇的險惡風暴，使人們從這些典型的描寫里，看到了清代貴族統治階級的毒瘤與膿瘡，黑暗與罪惡，客觀上揭露了建立在這樣社會基礎上的政權，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道路。」

聶石樵、鄧魁英在《〈紅樓夢〉的政治傾向（上）》（《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和《〈紅樓夢〉的政治傾向（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中說：「《紅樓夢》是一部具有鮮明政治傾向的小說。這種政治傾向表現為政治思想領域中新的、進步的勢力與舊的、腐朽勢力的鬥爭。」他們進一步分析，曹雪芹站在新的進步的立場上，代表新的感情、幻想，新的思想方式向舊的反動的歷史潮流進行了猛烈的衝擊，對保守、腐朽的政治法律、階級剝削、封建倫理道德、封建文化教育、封建禮法、男尊女卑、奴婢制度、宗教迷信等方面的反動，腐朽和墮落進行了徹底的批判。他廣泛而深刻地表現了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全面地描繪了清朝中期的社會生活，描繪了這個社會盛極而衰的急劇的歷史轉變過程。曹雪芹之所以能全面深刻地揭露封建社會的各種矛盾和鬥爭，乃是由於他世界觀中的進步方面在起作用。因為在曹雪芹哲學思想中就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這一點我們可從湘雲對宇宙的看法中窺見曹雪芹是以樸素的辯證法觀點和朦朧地意識到階級對立的思想作指導來進行創作的。最後還點明了《紅樓夢》一書的主要價值在於「它所表現的鮮明的反封建的政治傾向和批判精神，它從封建叛逆者的立場出發，對整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進行了全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紅樓夢》是一部封建社會的審判書。」

此外，曾揚華、徐緝熙、李厚基、王峯等也持類似的觀點。

　　文革結束後，有些評論者從不同方面對政治歷史說提出了質疑，認為這種提法是不妥的。洪家森《〈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嗎？》（《武漢師院漢口分部校刊》1980年第1期）認為《紅樓夢》不是政治歷史小說，因為「如果是政治歷史小說，那就要求它寫的主要人物，不僅是歷史上的真人，而且是歷史上重大政治鬥爭的參加者，是在歷史上發生過重大影響或起過重大作用的人物；它所寫的事件，不僅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件，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鬥爭——或者是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或者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如果要論定《紅樓夢》是歷史小說，那就還得證明賈寶玉，林黛玉是歷史上那個朝代某次重大政治鬥爭的參加者，在歷史上發生過何種影響或起過何種重大作用。此外，還要指明書中描寫的主要事件，是歷史上那個朝代發生過的重大政治事件。不過，這樣的事情老早就有人干過了，那就是舊『紅學家』中的索隱派！」假如索隱派的說法能夠成立，也不能證明《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而只能是社會政治小說。「《紅樓夢》到底取材於歷史還是取材於現實，根據第一回空空道人和石頭的一段對話。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我這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根據這些話，可知，作者取材於現實而不是歷史。另外，從《紅樓夢》所刻劃的人物形象和所描寫的生活事件出發，也是找不到它是「政治歷史小說」的根據的。

汪征魯《「政治歷史小說」一詞質疑》（《福建師大學報》1980年第1期）分析說：「從題材來看，《紅樓夢》一書既非取材於政治鬥爭，亦非取材於真實的歷史事件。而是以我國封建社會末葉封建官僚貴族家庭的日常生活及興衰為題材的，特別是以貴族青年男女的愛情悲劇為題材的。」因此，它決不是以政治、歷史為題材的「政治歷史小說」。根據持「政治歷史小說」觀點的同志認為「政治」、「歷史」一詞的內涵並非指小說的題材、具體情節，而是指小說反映的歷史真實、政治傾向，是指小說所反映的作家世界觀的政治、歷史特徵，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的看法，他反駁說：「從題材角度上講，有以非政治鬥爭內容，非真實歷史事件為題材的小說，才有以政治鬥爭內容，真實歷史事件為題材的政治歷史小說。那麼，從文藝作品的思想傾向和歷史特徵角度上講，是否提出除『政治歷史小說』外還有一種『非政治歷史小說』存在，即沒有反映某段特定歷史的歷史真實，沒有什麼政治傾向的小說？！顯然，這種小說是不存在的。」「如果說，政治歷史小說是指反映了歷史的本質，反映了進步的政治傾向，具有精湛的藝術的作品，那麼一切偉大的傳之不朽的小說無一例外是『政治歷史小說』，而單獨地提《紅樓夢》為『政治歷史小說』就沒有意義了。」

在文革其間，「愛情掩蓋政治鬥爭」說是一種很流行的觀點，四人幫垮台以後，學術界對這個觀點的看法還是存在分歧的。有些評論者對這個問題持否定意見，從不同角度對愛情掩蓋政治鬥爭進行了駁斥。如：徐仲元在《簡論紅樓夢的愛情主題及其意義——兼評愛情掩蓋政治鬥爭主題說》（《實踐》1980年第2期）中說：「紅樓夢作者在第五回『十二支曲』的引子里，明確地把自己作品歸結為『悲金悼玉』之作，這就清楚表明，作者的創作意圖並不是要孤立地詠嘆一大群少女的紅顏薄命，而是要在一幅色彩斑斕的仕女圖的廣闊畫面上極力突出賈寶玉、林黛玉和薛寶釵這三個具有高度典型意義的藝術形象，把他們之間的愛情婚姻糾葛作為貫穿全書的中心事件。圍繞著這一中心事件，作者深刻地揭露了以賈政等為代表的封建勢力的腐朽、虛偽與罪惡，對以賈寶玉為代表的處於封建勢力壓迫下帶有民主主義思想色彩的新生力量，給予熱情的謳歌，反映出處於封建社會末期的清代中葉社會內兩種社會勢力的尖銳衝突，表達了作者對一種新的朦朧的生活理想的響往。因此，如果說《紅樓夢》是一部具有巨大社會歷史意義的小說，那麼這種意義正是通過賈寶玉的愛情婚姻悲劇即愛情主題表現出來的，而並不是徑直地通過什麼階級鬥爭或所謂愛情掩蓋下的政治鬥爭主題表現出來的。」

吳穎《再評「愛情掩蓋政治鬥爭」說》（《紅樓夢研究集刊》第6輯，上海古籍1981年）從五個方面駁斥了「愛情掩蓋政治鬥爭」說。1、他說：「許多文章雖然大談康熙、雍正時期的政治鬥爭，但這些『政治鬥爭』和《紅樓夢》所描寫的『愛情』（或作『談情』）究竟有什麼實質性的關係，卻沒有一篇文章能夠說得清楚，能作出比較（僅是要求『比較』）有說服力的論證。有些文章是試圖說明這個『關係』的，但實際上什麼都未能說明。」如有的文章因為《紅樓夢》寫了一個小丫頭四兒，便從四字聯想到雍正排行第「四」，認為是掩蓋了雍正奪嫡事件。他認為，如果因為一個「四」字就可以比附或影射排行第四的雍正，那麼在那一時期寫成的任何一部小說，只要有個「四」字，豈不是都有比附、影射雍正的嫌疑？幸好「四字」影射說是出現在現在，如果是出現在雍正時期，將不知道根據「四」字殺死多少人呢。2、從「現實主義的真實性」看「掩蓋」說。他在詳盡分析「現實主義的真實性」的兩層含義後，即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關係的基礎上，認為「掩蓋」說和恩格斯提出的「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原則是水火不相容的。3、從「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看「掩蓋」說。他從論證恩格斯的典型觀這個角度入手，分析「掩蓋」說同樣是沒有任何立足之地。4。從中國文學的諷喻傳統來看「掩蓋」說，也未能給「掩蓋」說幫上什麼忙。最後，他還進一步分析了「掩蓋」說產生和存在的原因是，受《紅樓夢》研究史上一個影響很大的派別索隱派的影響，是它存在的歷史原因。它成為「四人幫」及其徒子徒孫們用來打人陞官的最有效的手段，這是它的政治原因。「四人幫」垮台之後，它為什麼還繼續存在，又有三方面的原因：1、跟有些同志認為「掩蓋」說是毛澤東同志說的有直接關係。2、1957年以後，「左」的思潮開始泛濫「政治」被越台越高。3、還沒有理清紅學和《紅樓夢》評論的關係。

封建家族衰亡史說

吳調公在《評〈紅樓夢〉的愛情主題說》（《南京師院學報》1974年第1期）一文中說：「《紅樓夢》就是這樣一部以賈家的矛盾鬥爭圖景作為當時封建社會階級鬥爭的縮影的書。封建社會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官僚制度、宗法制度、科舉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都觸及了，都暴露了，也都批判了。當然，作者因為階級的局限性和歷史的局限性，否定的不徹底，而批判的同時也有所維護，但是從批判的精神和揭露的廣度來看，不失為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因此我們說《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鬥爭的書，是以賈家為首的四大家族的罪惡史和衰亡史」。

孫遜《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9]（P69）對《紅樓夢》主題所存在的幾種流行說法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一）關於《紅樓夢》是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提法，並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才提出的，它的源頭還要早得多，因此它不應成為『四人幫』紅學幫八股的殉葬品。（二）衰亡史的提法和階級鬥爭，政治鬥爭主題說的提法是不同的；這種不同在於一個是根據小說本身提供的全部故事情節和藝術形象得出的，一個是片面割裂小說內容作為社會史料而附著上去的。（三）我們反對階級鬥爭、政治鬥爭主題說，但也反對倒退到愛情主題說；愛情悲劇決不是《紅樓夢》的主題，甚至也不是貫穿它情節的主線；貫穿它情節的主線是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它的主題則是通過衰亡史的藝術描寫而表現出來的對於封建社會的揭露，對於反抗者和叛逆者的歌頌，以及對於封建制度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的預示。

劉夢溪《〈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歷史價值》^{[10]（P37）}中說：「《紅樓夢》對它所屬時代的反映，主要是在描寫賈、史、王、薛四個封建貴族世家特別是賈家的衰敗過程中，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朽性和反動性，顯示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使我們看到沉滯、虛弱的封建制度已經逐漸走向末日的命運。《紅樓夢》主題的深刻內涵就在這裡。」

也有學者不同意「封建家族衰亡史」的提法，如沈天佑《〈紅樓夢〉主題思想的剖析》7（151-153）說：「這裡我們且不去討論《紅樓夢》是否具體地寫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但不管怎麼說，在《紅樓夢》里確實寫出了賈府這個貴族家庭的由盛而衰的過程。這個貴族家庭具有深刻的典型性，是封建社會的縮影，因此，它的衰亡，就預示著封建社會必然崩潰的歷史趨勢。」「但據此能否得出結論：《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就是寫賈府這個封建貴族家庭的衰亡呢？不能。理由是這種說法沒能全面地反映出作者的生活體驗、創作思想以及紅樓夢的思想特色。」最後他說：「描寫封建貴族家庭的衰亡，只是小說主題思想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甚至還算不上是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小說主題思想中，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反映當時尚處於萌芽狀態的新的社會力量（他們是以主人公賈寶玉和一批青年女子為代表）的被摧殘、被鎮壓。因此用『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家族衰亡史』去概括《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就顯得很片面了。與作品的實際並不符合。」

自80年代後，文學評論進入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文學評論不再成為政治的附庸品，眾多評論家對《紅樓夢》的主題展開了一個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解讀。其主題說的多樣性，豐富性，是前期所不可比擬的。這一階段的主題說主要有以下三十多種說法。

悲金悼玉說

鄧遂夫《〈紅樓夢〉主題辨》（《紅岩》1980年第4期）認為探索主題問題，應分兩步走，一是，弄清楚曹雪芹主觀上希望灌注給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什麼。我們可從甲戌本開篇的楔子中，借敘述《石頭記》抄錄者空空道人檢閱此書的粗略印象，可知「其中大旨談情。」另外，從石頭與空空道人的對話進一步說明1，所謂「談情」原來是談的作者對他半世親見親聞的「所有女子」之情；2，所謂「假語村言」，也並不意味著這「談情」本身也是假的，而恰恰是指用「假語」——即對生活加以集中概括，提煉改造的藝術手法——去「敷演出」包括作者所談之情在內的整個作品的故事。作者在書中雖未直接點破什麼樣的情，實際第5回的《紅樓夢曲十二支》裡面有點破《紅樓夢》主題的話，即「悲金悼玉」，悲悼以薛寶釵、林黛玉為代表的所有那些生性純潔美好，卻被封建社會的道德禮教所毒害、所矇騙、所催殘、所扼殺的青年女子。這便是《紅樓夢》主題的真正內涵。二是，要弄清《紅樓夢》通過形象描寫所實際體現的中心思想，是否與我們所認定的曹雪芹的主觀願望相一致。我們從《紅樓夢》前80回原著所塑造的典型人物，所安排的故事情節，所表露的思想傾向，以及所暗示的全局之中，可以看出：賈寶玉，這位奉行「男尊女卑」怪異思想的封建道德的叛逆者，眼看著大觀園的女兒們一個個殊途同歸，相繼走向不可挽回的毀滅之路，他悲痛欲絕，卻又無力回天，最後只好帶著理想幻滅的哀愁，逃離塵世。「悲金悼玉」這一主題，正是《紅樓夢》所描繪的上述典型圖景的感情內核，是作品整個內容必然導致和反映的思想結晶。

反封建主義說

蔣和森《一部對時代生活感到痛絕的書》（《紅樓夢研究集刊》）第5輯，上海古籍1980年）說：「紅樓夢之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它完美無缺（世界上還不存在這樣的作品），而是因為作者突破了許多在當時說來是很難突破的時代限制，從而深刻地發揮了全書的基本主題——反封建主義。」「是的，反封建主義，這是籠蓋《紅樓夢》全書的主題」。「書中所有的描寫，無論是愛情、家庭、社會等等，雖然各有其意義，但都服務於這個總的主題，並使這一主題無論在深度上、廣度上都在中國文學史上達到空前的成就，以至和近代民主思想取得某種聯繫和呼應」。「因此，《紅樓夢》也象其他偉大古典作品一樣，在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里，『有著沒有成為過去而屬於未來的東西』。」

子孫不肖後繼無人說

朱彤《論〈紅樓夢〉的主題》（《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1輯）認為《紅樓夢》的主題可概括為「一部《紅樓夢》是以封建貴族階級子孫不肖、後繼無人問題為核心，展開了貴族階級各個生活側面的描寫，無情地揭露和鞭撻地主階級的種種罪惡，熱烈地謳歌和讚美新興力量的叛逆精神，全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會和地主階級必然崩潰和沒落的歷史命運。」他分析《紅樓夢》前五回不僅交代了故事的歷史環境，交代了中心故事和主要人物性格命運的描寫提綱，更主要的它藉助一些真中帶幻，幻中見真，現實的與非現實的相交織的畫面，多方面突出全書主題的核心——地主階級子孫不肖、後繼無人的問題，因此，要了解《紅樓夢》的主題，必須深入研究前五回。他說在地主階級內部，子孫不肖又化分為兩種不同社會本質和前途的「不肖」，一種是驕奢淫逸，胡作非為，墮落糜爛的不肖，體現了地主階級腐朽的本質；另一種則是對本階級前途的絕望，離經叛道，重新探索新的人生出路，走上叛逆的不肖，體現了新興階級的歷史進步要求。「兩種不肖」，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對立統一，不可或缺，沒有類似於賈珍式腐朽墮落的不肖，不足以表現全書主題核心的普遍性，沒有賈寶玉式叛逆的不肖，也無以突出全書主題核心的特殊性和時代特點。

為受壓迫婦女鳴不平說

胡世慶《為受壓迫婦女鳴不平——〈紅樓夢〉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文學報》1983年6月23日）認為「《紅樓夢》是一部為封建制度下受壓迫婦女鳴不平的傑作。」「為了達到作者所預期的藝術效果，曹雪芹匠心獨運。凡屬重要人物，往往每寫一人，必安排另一身份和教養與之相同的人為其對立面，使之形成強烈的對照。又安排『晴為黛影』，『襲為釵影』。而且不管你是主子小姐還是奴隸，反正都是在數難逃。這說明，作者對封建壓迫下的女性還有深刻的同情和了解，由此而產生了強烈的憤慨和激情。所以，他能把塑造女性的悲劇形象的本領發揮到如此極致的程度。」

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說

趙榮《婚姻自由的吶喊，男女平等的謳歌——論〈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兼評紅學「四論」》（《貴陽師專學報》1982年第1期）認為《紅樓夢》的主題是婦女問題。具體講，是婦女的婚姻自由問題，是男女的地位平等問題。「曹雪芹正是在他的「字字看來都是血」的不朽巨著中，在以林黛玉為「中心圖畫的四周」，塑造了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妙玉、湘雲、寶釵、晴雯、鴛鴦、司棋、紫鵑、金釧、齡官、襲人等「薄命司」中貴族女子和青年女奴的群像，展示了她們主要由於不自由的封建婚姻制度和男尊女卑的封建倫理道德而造成的悲慘命運，並從七個方面表達了他獨特的婦女觀：1，讚美婦女純潔的心靈和高尚的品格。2，歌頌婦女穎敏的智慧和橫溢的才華。3，推崇婦女堅貞不屈的情操和視死如歸的正氣。4，倡導「意淫」，尊重婦女。5，深沉地同情婦女的苦難，親切地關懷婦女的命運。6，反對包辦婚姻和踐踏婦女的野蠻習俗。7，謳歌男女平等，主張解放奴婢。

隱射曹家之敗反皇權主題說

郝 炘《〈石頭記〉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麼？》（《紅樓夢學刊》1983年第4輯）一文是就80回本的《石頭記》進行分析，來揭示作品的主題思想的。論者認為「隱晦曲折」的表現手法，是《石頭記》表現方法的一大特徵，他在弄清了作者的創作意圖的基礎上，從三方面揭示了作品的主題。首先，曹雪芹在主要情節的安排上，是為揭露和控訴最高統治者這一主題服務的。表面寫賈家坐吃山空，蠅營狗苟，由榮而衰，最後一敗塗地；實寫皇家貪婪兇殘，蠶食，侵吞了賈氏家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曹雪芹正式用這種隱晦曲折的手法，表現了他不能明白表示的主題。其次，在個別情節、細節的描寫上，乃至一言一語中，他也採取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手法，在假話中說出真話，來影射、諷刺、攻擊最高統治者。如小說一開始就聲明「不敢幹涉朝廷」，還講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好話，實際上都是「畫家煙雲」，用以掩蓋他對最高統治者的指控。最後，他特別喜歡用人名、地名的諧音，傷時罵世，一直罵到朝廷。如「葫蘆廟」是「糊塗廟」，「霍啟」是「禍起」等。通過以上分析，他最後得出結論：「以賈家的血淚，控訴最高統治者製造的人間悲劇，譴責賈氏家族中的當權者給無辜者帶來的悲慘命運，用以影射曹家之敗，為自己，也為那些無辜者，特別是女孩兒鳴冤申屈，以求有朝一日冤申恥雪。這就是《石頭記》真正的主題思想。」

封建貴族的輓歌說

魯雲濤《也論〈紅樓夢〉的主旨》（《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一文從《紅樓夢》的主要情節發展趨勢及人物構思的特點來探析其主題思想。首先，從主要情節和情節發展趨勢來看，「清楚地表明作者是意在寫出以賈府為代表的封建貴族階級如何由於安富尊榮，揮霍享受，尋歡作樂，不求進取而造成的經濟拮据、人員衰敗，以及人們關係上如何由於財產和地位的矛盾而造成的尖銳對立，而這種對立及鬥爭又加快了這個階級的衰落。」其次，從人物構思上的特點來看，「體現了作者對封建貴族階級命運的認識：封建貴族階級在顯赫一時之後，出現了那樣一些人物，那些人物的那些表現帶來了這個階級的衰敗。《紅樓夢》對所有主要人物的一切描寫，都是建立在這個認識基礎之上的。」最後歸納出：「從作品藝術描寫所流露出的感情色彩上可以看出，作者對貴族階級過去的豪華生活是欣賞的，留戀的，對這個階級的腐敗、墮落是痛心的，是否定的，但他又明顯地看到這個階級的不可救藥，因此，《紅樓夢》是一首真正的封建貴族階級的輓歌。這首輓歌的中心思想不僅僅是悼念這個階級的『滅亡』，表示哀傷之情，還在於替這個階級總結歷史教訓，試圖做些補就工作。這便是《紅樓夢》的主旨。」

雙重悲劇說

廖可斌《雙重悲劇與〈紅樓夢〉的主題》（《紅樓夢學刊》1985年第4輯）從悲劇藝術一般規律的角度來分析《紅樓夢》，認為除「革命悲劇」之外，不僅存在舊人物的悲劇，而且還有一種雙重悲劇，即對立的雙方——往往是新舊兩種事物的代表人物，在衝突中兩敗俱傷或同歸於盡所構成的悲劇，《紅樓夢》亦屬這種悲劇。他還說：「雙重悲劇，歸根結底，是雙重悲劇歷史時代的產物。《紅樓夢》所由產生的時代就正是這樣一個時代。」「十八世紀初中葉的中國，正處於一個特殊的歷史時代。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是很容易認傳統的道德規範和審美理想為天然合理，相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的。但曹雪芹卻是這個昏盹世界中的獨醒之士。」「他察覺到社會的大廈已經開始搖晃。同時他還朦朧意識到，有一種新的生活理想和要求，正在浸入社會生活，但其力量還相當微弱，正痛苦地經受著傳統勢力的沉重壓抑。」在痛苦的思索和探求中，他不能不回過頭來對那些按照舊的生活理想和道路準則生活的人作全面地估量。受歷史規律的約束，他也無法否定他們存在的合理性。就這樣，生活把曹雪芹推到了新舊兩股社會激流交織衝突的漩渦中，「這種痛苦，並不單純來自自己對毀滅了的新的生活理想的痛惜。確切地說，這是一種夢醒以後無路可走，無所適從的迷惘和悲哀。」是歷史的激流在作家的頭腦里，經過作家的熔煉深化，形成了震撼人心的雙重悲劇。

抨擊金錢罪惡說

王有才《從〈紅樓夢〉中的經濟描寫看作品的主題》（《紅樓夢學刊》1987年第2輯）認為「《紅樓夢》通過封建貴族的興衰變化，展示了造成炎涼世態的根源在於金錢多寡的波動，抨擊了金錢毒化社會風氣的罪惡；《紅樓夢》通過封建貴族少男少女之間的愛情婚姻問題，揭示出主宰封建貴族愛情婚姻的基因是金錢財勢，控訴了金錢摧殘扼殺真摯愛情、造成愛情悲劇和婚姻悲劇的罪惡；《紅樓夢》通過封建貴族的家庭矛盾現象，暴露出其矛盾的核心是爭奪金錢的繼承和現實的支配，批判了金錢毀滅人性的罪惡；《紅樓夢》通過封建貴族中少數人才在金錢誘惑下腐化墮落的過程，反映了金錢對整個社會的腐蝕，鞭撻了金錢吞噬封建貴族中少數人才的罪惡。由此可以看出，《紅樓夢》的作者，使用大量的筆墨，在各種人物、情節和場面中描寫經濟問題，其立意，就是要表現作者旨在揭露金錢罪惡的創作目的。而《紅樓夢》中的大量的經濟描寫，也恰恰揭示了這部作品抨擊金錢罪惡的主題。」

「無主題」主題說

陳大康《眼前無路想回頭》（《紅樓夢學刊》）1988年第4輯）說《紅樓夢》仔細分解可析出並聯或串聯的痕迹，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網路，這意味著曹雪芹把綜合的任務留給了自己而不是交給讀者，讀者於是便直接面臨了完整的生活圖景。「正因為面對這樣完整的生活圖景，所以每種主題說都能說明其中一部分而貫穿全體，因而都不能以絕對優勢勝過別說而成為『主題』」。「曹雪芹的創作意圖是各種思想交織而成的綜合體，各說程度不同地闡明了其中一部分，但誰也不能定於一尊而令別說臣服。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紅樓夢》無主題」。

人道主義說

杜正堂《人情·人性·人道——也談〈紅樓夢〉正旨》（《淮陰師專學報》1989年第2期）一文開篇就指出《紅樓夢》所描寫的對象，是作者從「人道主義宗旨角度所看到的現實」，統帥全書所有事件、人物、細節的中心思想（即正旨）是「人道主義，是個人的幸福和有充分價值的生活」。並從三個方面試圖論證人道主義思想是貫穿《紅樓夢》的一根「紅」線。1，價值·需要·人性——作為悲劇的《紅樓夢》。他從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湘雲、寶釵、鳳姐和「身為下賤」的丫頭們身上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悲劇，貫穿看一個基本精神——「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人應有的幸福，應享的自由，應得的尊嚴…….一句話，一切合乎人性的需求，一切偉人特有的美好東西：情感、意志、情思、才思、詩情乃至美麗容顏、豆蔻年華、青春的歡樂、活躍的生命都被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吞噬得無影無蹤。《紅樓夢》的字裡行間，處處洋溢著曹雪芹的人道主義激情與溫情。2，諷刺·幽默·人道——具有喜劇因素的《紅樓夢》。通觀《紅樓夢》的全部喜劇描寫，他對薛蟠、賈蓉等人主要不是用諷刺的筆法，而以幽默為審美評價的手段。也就是說，曹雪芹對喜劇人物的笑只是溫和的微笑，而不是刻毒的嘲弄或無慈悲的冷笑，一句話，是真正人道的笑。3，社會·自然·人生——作為正劇的《紅樓夢》。這類人物是一個複雜的群體，曹雪芹一是寫出了這些人物的人性美。二是寫出了人性的複雜性。如：曹雪芹熱情謳歌了鶯兒的智慧的心靈和純潔的精神世界。對傻大姐這位小丫頭「愚頑」的性格也給與了人道主義的溫情。

原型題旨女神崇拜說

方克強《原型題旨：〈紅樓夢〉的女神崇拜》（《文藝爭鳴》1990年第1期）認為《紅樓夢》藝術的現實題旨可以用「女性崇拜」來概括，而「女神崇拜」則是象徵性的原型題旨。文章著重分析了原型題旨，他說：「《紅樓夢》的神話系統主要由三部分組成，即女媧補天的神話，太虛幻境的神話和木石前盟還淚的神話」。「在女媧補天神話和頑石通靈神話中，投射著貫通原始先民與曹雪芹心靈之間的女神（女性）崇拜意識。這一綱領性主旨，在小說的現實傳統中得到了具體化和生活化的證明。列入金陵十二釵正冊的女子富有才智，談吐不凡，丫頭們的膽識行止也皆在那些『鬚眉濁物』之上。賈府的那些爺們大多是人格低下，不學無術之徒。」這一切「從而為女性崇拜樹立了依據，並與女媧神話及其所隱喻的女性中心意識和神奇創造力相呼應。」「與承古添色的女媧神話不同，太虛幻境的神話是曹雪芹新編獨創的。太虛幻境是女性的理想國和伊甸園，警幻仙姑的」「群芳髓」香，「千紅一窟」茶，「萬艷同杯」酒，看似為了鋪陳仙境諸物之奇異，生活之講究，氣質之不俗，但其深里，卻流貫著一種文化精義，即人與大自然生命靈氣的溝通，滲透。因此，將女性與大自然一體化，將女性與萬物之生命神秘互滲，正是對女性是原始的生命力的確認，也是對女性文化即生命文化的崇拜。作為木石前盟與還淚的虛擬，表現了女性情感文化的崇拜。絳珠是情感的化身。她游於離恨天，飢餐灌愁水，這些象徵之筆，暗喻著她從肉體到精神，都為情感所包容和灌注。曹雪芹塑造的女神形象和滲透於內的女性崇拜意識，對現實中女性的女奴地位與男性崇拜觀念都是一個顛覆性與革命性的撞擊。在這強烈的對照中，可以更清楚地揭示社會的病症，提供這個時代所缺乏的，具有超前性的補天的新思路。

三重主題說

三重主題說看到《紅樓夢》的豐富內涵，力圖比較全面地總結作品的內容，其提法有所不同。劉敬圻《〈紅樓夢〉主題多義性論綱》（《紅樓夢學刊》1986年第4輯）說：「無論從橫向關係還是從縱向關係而論，《紅樓夢》的主題都具有多義性。」她認為「《紅樓夢》至少描寫了三種悲劇。即一個具有叛逆思想的貴族青年不被世俗社會理解，與世俗社會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劇；一群小才微善的青年女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際中被摧殘被扭曲被毀滅的人生悲劇；一個赫赫揚揚的百年望族由於坐吃山空、箕裘頹墮而趨衰敗的歷史悲劇。三種主要悲劇在作品中不能相互包孕、相互取代，但卻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共同構成一個自然渾成、天衣無縫的藝術整體」。

孫遜《論〈紅樓夢〉的三重主題》（《文學評論》1990年第4期）認為《紅樓夢》的主體由三重層次構成，第一層次是文學審美層次，它主要通過小說的形象體系，通過那些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藝術生命來體現，其內涵是青春、愛情和生命的美以及這種美的被毀滅。第五回的判詞和《紅樓夢》十二支曲即是這一層次的主題歌。第二層次為政治歷史層次，它主要通過穿插於小說之中的一些重要的情節插曲和部分形象的愛情婚姻悲劇及青春命運悲劇來體現，所反映的是社會階級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內容。第四回「護官符」上的四句俗諺口碑就是這一層次的主題歌。第三層次則為哲學最高層次，它由小說全部故事情節和藝術形象所包含的底蘊所體現，其核心是對人生和社會經過深沉思考而得到的啟示和徹悟。第一回的《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便是這一層次的主題歌。「其實就小說本身而言，這三重主題完全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而哲學則是前兩者的自然升華和最高總結。不把文學而把政治或歷史視作〈紅樓夢〉的基本主題，那〈紅樓夢〉就不成其為小說和文學作品，而成了政治和歷史教科書。但若不看到《紅樓夢》的政治歷史層次，則又無疑會大大縮小《紅樓夢》的豐富歷史內涵，縮小它所反映的廣闊的社會生活面。同樣，如果我們不再深入一層，進入到《紅樓夢》深層的哲學意識，那我們也很難說把握住了《紅樓夢》的精髓。」

蕭相愷《也談〈紅樓夢〉的主題》（《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3期）認為這部小說的思想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它寫出了寶玉、黛玉這一對青年男女間深沉的悲劇愛情；二是它寫出了一個大家族內部各種人物間的相互扶持，相互鬥爭的錯綜紛繁的人事關係，寫出了他們的喜怒哀樂，也寫出了這個家庭內一些人物的驕奢淫佚、腐敗墮落；三是它寫出了一個大家族由盛而衰的變化歷程。」他認為這三個方面既是《紅樓夢》思想內容的三大層次，又是構成《紅樓夢》網狀結構的三股主要繩索，有時還互為因果。

盛衰聚散說

周汝昌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適時主動放棄了他的「寫實自傳說」。改革開放以後，他又逐漸地恢復了這個「自傳說」。1992年他發表《〈紅樓夢〉研究中的一大問題》（《齊魯學刊》1992年第4期），別出心裁地提出「盛衰聚散才是主題」說。他說大觀園的性質「是一處花柳繁華之地」，而「沁芳」「則是讀《紅樓夢》的一把總鑰匙」。他認為「沁芳」字面別緻新奇，實則就是「花落水流紅」的另一措語。但更簡凈，更含蓄。流水飄去了落紅，就是一個總象徵：諸艷聚會於大觀園，最後則正如繽紛的落英，殘紅狼藉。群芳的隕落，都是被溪流「沁」漬而隨之以逝的！「第70回書，明面是桃花社、柳絮詞，好像仍是一派『賞心樂事』，實在筆筆都是寫那個『聚散』的散字、盛衰的衰字。」「如此情懷，全是存亡聚散之大痛，所謂『我這一段悲歡離合，炎涼世態的陳跡故事』（第1回石頭自雲），那是一絲不走的。紅玉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不過三年五年，各自干各自的去了，誰還守誰一輩子不成？』也正是全書『家亡人散』大構局的點睛之筆。」因此，「盛衰聚散才是主題」。

歌頌女兒才華說

胥惠民《一曲女兒的熱情頌歌——也論〈紅樓夢〉的主題思想》^{[11]（P619-636）}認為「熱情歌頌女兒的才華，徹底粉碎『男尊女卑』對女兒的束縛，為女兒追求平等作人的權利，這才是《紅樓夢》的真正主題或者說這才是能涵蓋全書內容的總主題。」他從以下八方面做了具體論證：１，曹雪芹在作品開頭就用「作者自雲」的形式明確交待了《紅樓夢》的主題是「使閨閣昭傳」。２，女媧補天神話歌頌：女子是世界的創造者。女媧造人創世、救世的神話，它不僅是女神崇拜的反映，同時也是女性崇拜的反映。《紅樓夢》以此開頭，無疑暗示世人：女子是世界的重要創造者。３，絳珠仙子故事暗示：世人應像神瑛侍者那樣關懷女性。曹雪芹虛構神瑛侍者和絳珠仙子的故事，除了作寶玉、黛玉關係的引子，以著力表現二人的愛情以外，還含有男子應不斷關懷女子成長的意思在內。４，警幻仙子領導的神界表明：女子有能力獨立管理好一個世界。５，作者定的書名揭示：全書描寫的中心內容是女性的生活和理想。６，賈寶玉性格的核心是：尊重女兒，護法群釵。其表現為寶玉勇敢地推倒了「男尊女卑論」，豎起了女兒崇拜的大旗。寶玉同女兒交往，始終保持著平等的關係。在大觀園中，寶玉力所能及地保護著他能保護的一切女兒。儘力支持女兒的事業，這是寶玉人生信條之一。另外，寶玉關懷女兒是有原則的。如薛寶釵曾勸他走讀書仕進的道路，他就尖銳地加以批評。７，大觀園這個女兒國揭示：女子大都有高於男子的才能。８，榮國府的實際生活表明：這是一個處處尊重女性的世界。首先，榮國府是一個由女性統治的世界。其次，榮國府實行的是用人唯才制。此外，榮國府的日常生活也處處表現了尊重女性的傾向。

人性美及其被壓抑毀滅說

毛自成《試論〈紅樓夢〉主旨》（《唐都學刊》1992年第4期）一文認為《紅樓夢》的主題是，「如實地敘寫了以賈府為代表的貴族大家庭的衰亡過程和奢侈墮落的罪惡，對封建社會的合理性和永久性提出了懷疑；通過謳歌讚美寶黛叛逆精神，愛情悲劇和飽含血淚地描寫眾多女子被摧殘夭折的命運，深刻表現了人性美及其被壓抑毀滅的時代悲劇。」文章從以下幾方面對所提出的主題進行了論證，首先，從曹雪芹生活的時代背景來看，曹雪芹從清王朝貴族的腐朽，從中國女性的悲慘命運，從大家庭盛極而衰的巨大變故，從身邊眾女兒的遭遇，他懂得了他生存的那個社會是有罪的，毀滅了真善美的人性。他開始懷疑這個社會的合理性永久性，他要謳歌那些被毀滅的少女，於是千古傑作紅樓夢就這樣誕生了。其次，從藝術構思來看，作者建構了前五回作為全書之綱，象徵了全書的一個簡括的縮影，介紹人物結局，暗示了主題的兩個方面：一是，眾多美麗女兒被社會毀滅了。二是，入不敷出，奢侈墮落，對封建社會的合理性永久性提出懷疑。從榮寧二府一群「濁臭」的男子的身上體現了《紅樓夢》主題的一個方面：對封建社會的合理性和永久性提出了大膽懷疑，它必然要從內部崩潰，並讓位給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新生活。從寶玉身上我們看出，倡導人性，關心眾女兒，是寶玉的最主要特徵，具有超時代的思想火花。當然他還不是轉向另一個階級的最徹底的本階級背叛者，這是作者的時代局限性所在。賈寶玉最終也被毀滅了，正揭示了黑暗勢力怎樣毀掉了一個本來可以有作為的青年，扼殺窒息了一個向上的靈魂，有力控訴了那個社會的非人性！再次，從作者對寶黛愛情悲劇和寶玉與寶釵婚姻悲劇的描寫中來看，則批判了那個滅絕人性的社會。最後，從《紅樓夢》描寫的眾多女性來看，都從不同側面表現了眾女兒人性美的某個側面，但她們最終無一例外地被摧殘吞沒了，作者正是通過這一個個閃爍著人性光輝的美麗女兒的命運悲劇，表現了千古絕唱《紅樓夢》的主題。

三種悲劇構架說

張錦池在《本旨：三種悲劇構架》^{[12]（P295-301）}中說「如果從帶有某種『自序』性質的前五回去考察作者的創作意圖，那我將毫不猶豫地贊同『三種悲劇構架』說。其一，作者要為一位『怡紅公子』作傳，即描寫賈寶玉的精神悲劇，把他的以『意淫』為內含的人生價值觀念和人生足跡描摹給世人看，那似貶實褒的兩首《西江月》，是紅樓夢的第一組主題歌。它凝聚著賈寶玉精神悲劇的主要內涵，並界定了其質的規定性。其二，作者要為一群青年女子作傳，即描寫以『金陵十二釵』為主體的異樣女子的人生悲劇，將她們的真善美和才學被毀滅，殊途同歸於薄命司『的苦難歷程展示給世人看。那飽含著讚賞和痛悼之情的《紅樓夢十二支曲》，是《紅樓夢》的第二組主題歌。它不失為『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的縮影。其三，作者要為一個『詩禮簪纓之族』作傳，即描寫赫赫揚揚已歷百年的賈府，由於坐吃山空、兒孫不肖而日益衰微的歷史悲劇，將這個百年望族的人生價值觀念及藏於禮法帷幕後面的『自相戕戮自張羅』情景描繪給世人看。那半含譏彈半是輓歌的《好了歌》，《好了歌解》，是《紅樓夢》的第三組主題歌。」另外，「《紅樓夢》中的這三種悲劇，各有自己獨特的審美價值，是不能相互包孕，彼此取代的。」《紅樓夢》中的這三種悲劇各有自身的審美價值，但卻相互依存，互相滲透，共同構成一種天然渾成的三稜鏡形態，以映射生活的光譜。然而，光認識到這一點還是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這三種悲劇在《紅樓夢》中不是並列的，無主次的，最主要也是處於中心地位的，是賈寶玉的精神悲劇。通過以上分析最後得出結論：「小說圍繞著賈寶玉的精神悲劇，並通過青年女子的人生悲劇和賈府的歷史悲劇之層層展示，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統治階級『以理殺人』的罪惡，揭露了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的不人道，譜寫了一曲情愛的頌歌、童心的讚歌、青春的悲歌，從而發出了『救救青年』的呼喊。這在中國文學史和哲學史上是第一次，一聲聲令人熱耳酸心。」

封建制度下人生大悲劇說

宋子俊《對〈紅樓夢〉大旨、本旨、主旨的再認識——兼評賈寶玉形象》（《西北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認為曹雪芹在凝聚著他的血和淚的書中重點描寫而予以表現的主題是：「封建制度下的人生大悲劇。這種悲劇不是有些論者所說『愛情婚姻悲劇或家族衰亡悲劇』所能概括得了的，而是具有豐富的內涵，屬於不同的層次，充分顯示了封建社會中人生悲劇的多重性。」這包括：首先，是處於中心位置的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其次，是以「金陵十二釵」為主體的一代青年女性的命運悲劇（其中又分貴族婦女和下層婦女兩類）。它屬於《紅樓夢》人生大悲劇的另一層次。再次，是賈府為代表的貴族家族逐步走向衰亡的悲劇。這是全書所寫整個人生大悲劇的又一重要層次。又次，《紅樓夢》還寫出了賈府之外許多人物的悲慘遭遇，如雙雙殉情的張金哥及其情人；家破人亡的石獃子，小鄉宦之子馮淵。這一幕幕人間悲劇無不反映出封建社會的一系列重大社會問題，涉及到封建的政治、法律、道德等多方面的弊端。他們的悲劇，不是個人性格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時代的悲劇。《紅樓夢》寫了眾多的人間悲劇，它們既處於不同的層次，又同歸於封建制度下人生大悲劇的範疇。

女權問題說

湯龍發《女權問題是〈紅樓夢〉的主題》（《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6期）認為《紅樓夢》的主題思想是反對男權制對婦女的壓迫和影響，提出了女權問題。他說在小說中塑造了兩個女權思想的代表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賈寶玉一反傳統的男尊女卑，而提出女尊男卑，他甚至否定自己這個男人，「天既生這樣的人，又何必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自稱「濁玉」。黛玉作為反男權的人物，作者賦予了她許多自然美的特徵。「『女子無才便是德』，曹雪芹的女權思想一反這一傳統觀念，認為女子有才便是德，他的筆下女子是才華橫溢的，大大勝過男子」。在男權制下的科舉制度，女子不能入試做官，在《紅樓夢》中，男子則是庸碌無能之輩，或貪臟枉法者，女子則有治國齊家之才。曹雪芹還寫出了男權制下婦女的悲劇命運，男權制下的婚姻制，男子有婚姻權，婚姻是自由的，可以任意娶幾個妻子，女子則不能多招男子，這在貴族階級中尤其如此。因此，寶黛悲劇的根本點在於黛玉沒有婚姻權。《紅樓夢》還寫出了男權制下的婦女只是男子產子續後代的工具。婚姻中的正出、庶出制度，規定妾生子女不屬妾，所以探春不認親生母親，叫母親為姨娘。在曹雪芹看來，正是男權制坑害了婦女，然而婦女一沾染了它，又成為男權制的竭力維護者，這是婦女悲劇的另一種形式。曹雪芹獨特的生活經歷和他深邃的思想，使他感到婦女只有走自食其力的勞動的道路才能解放自己。總之，《紅樓夢》的主題，它的價值和在歷史上的影響，在於提出了婦女的人權和婦女解放問題，這就是它的巨大的意義所在。

用佛教思想否定俗世說

白小易《佛教思想：隱藏於夢幻中的「紅樓大廈」基座——兼論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主觀命意》（《紅樓夢學刊》1997年第1輯）認為「《紅樓夢》主體部分就表現了賈寶玉從色到情再入空這樣一個思想演變過程。」「封建社會的『色界』是容不得異端的『情』的，「傳情入色」得到的只能是「情」的消解和毀滅。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表現的這一思想恰好是清初到乾嘉時期我國思想界形象、真實的寫照。「經歷了『情』在『色』中毀滅痛苦過程的曹雪芹，既沒有像書中的甄寶玉那樣，又回歸於『祿蠹』之路，也沒有像考據派那樣跳進『故紙堆』」。「他只能利用佛教理論中所蘊含的辯證因素（好即是了，了即是好）和否定俗世（一切皆空）的觀念當作『批判的武器』來完成對當時黑暗社會的批判，這便是『自色悟空』」。他最後得出結論：「在文本中統攝賈寶玉思想演變過程的『色、情、空』模式既對應於明中期到清中期這幾百年間的思想嬗變過程，亦反映了曹雪芹這個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本人思想探索的歷程，及清中期敏感而敏銳的知識分子夢醒之後無路可走不得不以否定俗世的佛教思想為旨歸的這樣一種思想狀況。因此，我認為《紅樓夢》的主旨是用佛教思想否定俗世，形象地論證俗世的一切皆空，從而讓俗世的人們省了些『壽命筋力，不再去謀虛逐妄』。」

「金玉良緣」與「木石前盟」的悲劇衝突說

周絢隆《「金玉良緣」與「木石前盟」的悲劇衝突——〈紅樓夢〉主題的文本解讀》（《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3輯）認為「與以往的小說不同，《紅樓夢》在藝術上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它為我們描繪了一個緊密聯繫著的兩重世界，即除了現實層面上的大觀園之外，還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象徵世界。」「只有正確地認識了這兩重世界的關係，我們才能真正地進入文本內部，才有可能正確地把握這部作品的主題。」這兩重世界在大觀園中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具體地說，林黛玉是個象徵性的形象，薛寶釵是個寫實的形象。與之相反，賈寶玉則是處在二重世界張力之下的一個半寫實半意象化的形象。他既傾心於黛玉的靈慧與氣質，又迷戀寶釵的美貌和風度，這樣從黛玉與寶釵二人的角度出發，便形成了追求心靈的慰藉與追求現實的家庭生活兩種不同的愛情模式，並由此產生了所謂「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衝突。這裡的「盟」就是指男女雙方之間的內在期許和承諾，它發軔於心靈上的認同和精神的同歸。「緣」則是男女雙方因某種外在因素而促成的人生遇合。它發軔於生活的實際需要，同時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支持著它的往往不是雙方心靈的相互認同和吸引，而是外部條件的巧合。另外，「盟」與「緣」的區別並不完全是內在和外在的問題，在《紅樓夢》中它還代表著前世與今世的時間差異。「《紅樓夢》雖然揭示了『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的不同實質，但它並沒有一味停留在現象的層面上，而是將筆觸進一步向里延伸，寫出了人類的感情經歷中普遍存在的『盟』與『緣』的衝突就構成了這部作品的主題。」

大旨談情說

王威軼《賈寶玉、曹雪芹的價值不等式及〈紅樓夢〉的題旨》（《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1輯）根據脂批說《紅樓夢》多有「金針暗度」（「烘雲托月，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處，又有「不寫之寫」的筆法。他以為，這些筆法運用最妙的就是對於全書題旨的抒寫。《紅樓夢》自稱「大旨談情」這「情」是什麼呢？他說：「《紅樓夢》大旨談的『情』，其表層可說是悲歡離合的兒女情與世態炎涼的興衰情，而其深層則是『十年一覺楊州夢』之後，那種對於世故人情依然不忍割捨的悲憫之情。也許，這就是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良苦用心，《紅樓夢》『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的箇中滋味之所在吧。

杜薇《〈紅樓夢〉談情大旨的美學價值》（《紅樓夢學刊》1998年第3輯）說「在曹雪芹的《紅樓夢》創作立意構思中，由第一回始，便明確地提出了要為親見親聞的幾個或情痴，或微善小才的異樣女子樹碑立傳的意圖，之後又另立《石頭記》之名曰《情僧錄》，或曰《風月寶鑒》，更名曰《金陵十二釵》。這都是為了突出此書的談情大旨。為這閨閣昭傳的綱目，便是寶黛，還有因此一事而勾出的許多風流冤家。這些青年男女戀情的更深厚的底蘊，清晰地被表露在那首《紅樓夢的引子》里。」「這意圖：要者不過是寶玉、寶釵、黛玉之間的戀情而已，舍此無它。」因此，這情字便成了整部《紅樓夢》內含底蘊的中心和靈魂。她又對《紅樓夢》談情大旨具體解釋說：「是曹雪芹對人的社會屬性的本質，在人類進入到文明時代後的一次最高層、最深刻的探索，這個情字，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男女戀情，已遠有超越，具有著使母權制由失敗走向復歸的偉大意義。這是曹雪芹談情的一個豐碩成果，也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邱瑰華《「大旨談情」蠡測》（《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2輯）認為「《紅樓夢》第一回即首先回答了『此書從何而來』的問題，其中有空空道人與『無材補天，幻形入世，．．．．．．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石頭的一段對話。空空道人在聽了『石頭』的陳述之後，『將《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其基本評價則是『其中大旨談情』。」除了第一回「大旨談情」的聲明，「曹雪芹還以人物的命名來強化人們對『情』的注意，比如以秦鍾暗示《紅樓夢》中的許多人物都是情種，以晴雯暗喻《紅樓夢》乃是情文。其情節主線則是以『興衰為經，以情為緯』，『在自興至衰的大趨勢中，許多以情為核心的小故事中，襯托著最動人最重要的寶黛愛情故事。小說中最主要的人物寶玉和黛玉，又分別是『情不情』和『情情』的典型。曹雪芹以用筆『狡猾』著稱，這一點脂硯齋們已多次提醒過，但我們如果過分用『巨眼』關注『大旨談情』的障眼法功能，認定『談情』只是無關『大旨』的幌子，而忽視了小說中客觀存在的諸多『情文』，以此去探討紅樓夢的主旨，其結果恐怕很難避免捨近求遠之譏。」論文認為曹雪芹宣稱「大旨談情」就是要「將兒女之真情發泄一二」，而他要發泄的「兒女之真情」則是「情情」與「情不情」的統一。對黛玉這樣的「情情」者，寶玉亦報之以「情情」，正如脂硯齋所說，「玉兄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甲戌本第二十五回夾批）對於其他「不情」的青春少女，他則以「情不情」待之。賈寶玉本身就是「情情」和「情不情」的完美統一，唯此，他才既能贏得林黛玉的愛情，又能為大觀園中其他青春少女所喜愛。

從我們對20世紀的《紅樓夢》主題研究的回顧，可以看出它的研究方法經歷了一個由穿鑿附會到「小心考證」直到深入文本的日趨科學、日益深入的發展過程。它的研究角度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呈現出一個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但由於這部著作深廣的思想內涵和作者「隱諱曲折」的寫法等因素，致使我們至今對其主題還沒有形成一個比較接近統一的觀點。但我們站在20世紀這位巨人的肩膀上，相信21世紀的主題研究將會呈現出一個生機盎然的新局面。

注釋

[1]張慶善 孫玉明主編．紅樓夢與個人家事及宮闈秘事［C］．遼寧：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

[2]王國維等．王國維 蔡元培 魯迅點評紅樓夢[C]．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

[3]孫玉明 於景祥主編．紅樓夢本事之爭［C］．遼寧：遼寧古籍出版社，1997．

[4]俞平伯．俞平伯點評紅樓夢［M］．北京：團結出版社，2004．

[5]何其芳．論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6]黃立新．紅樓夢十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7]沈天佑．金瓶梅紅樓夢縱橫談［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8]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紅樓夢．［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孫遜 陳昭．紅樓夢與金瓶梅［C］．寧夏：寧夏人民出版史，1982．

[10]劉夢溪．紅樓夢新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11]馮其庸．92中國國際紅樓夢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5．

[12]張錦池．中國四大古典小說論稿［M］．北京：華藝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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