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讀書 | 美國左派精英主義和右派民粹主義的歷史根源
△ 美國民主黨與 共和黨柯林頓時代很大程度上戰勝了虛假選擇。但同時,一系列變化發生了。1)經濟上:柯林頓經濟政策向富人增稅,聯邦預算實現了很大的盈餘,出現了1960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要求減稅的保守派因此顏面掃地,因此共和黨人小布希也轉向了支持社會福利計劃。2)犯罪上:隨著犯罪率下降,該議題退潮了,但是為關於死刑的辯論提供了可能。3)宗教上:宗教右派的政治影響衰落了,民主黨人戈爾也贊同對宗教慈善機構進行有限的政府援助。迪昂將這些變化總結為一句話:過去用種族、文化、宗教來分化選民的「楔子」型議題衰落了,那些跨越舊的分歧、結成新的聯盟的可以成為「橋樑」型的議題興起了。兩黨的立場越來越接近,小布希已經放棄了里根時代的反政府立場,提出了「政府必要但不必然」的口號。那麼分歧已經彌合了嗎?美國人已經從恨政治走向愛政治了嗎?答案是否定的。標誌事件就是柯林頓的性醜聞,重新打開了1990年代已經開始癒合的文化傷口,保守派重新回溯到了1960年代的自由主義文化造成的影響。以至於迪昂感慨道:「如果沒有那個醜聞,像柯林頓這樣一位天才的政治家,將會做多少事啊!」
△ 柯林頓與萊溫斯基小布希堅持了共和黨的保守主義基礎,不過調整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他堅持減稅,並且抓住柯林頓醜聞繼續打1960年代的文化戰爭。上台後,小布希表現了鮮明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採取了大膽的對富人減稅的政策。幸運的布希遇到了9·11,整個國家都團結到了他的一邊。布希大膽地攻打伊拉克,哪怕付出巨大的代價。他成功製造了薩達姆的威脅和國土安全的壓力,從而使得共和黨控制了聯邦政府的全部三個分支。民主黨起初屈服了,隨後意識到布希的陰謀詭計而開始反擊。迪昂對於美國政治的未來走向依然持樂觀的態度,他在導言中提出的最後一個核心觀點是:我們的民主政治體制有出色的自我修正和自我更新的能力。新左派運動:成就了學院派精英,卻拋棄了工人階級新左派運動是產生於美國1960年代的一場政治運動,它旨在對公民權利、同性戀權利、墮胎、性別平等和毒品等一系列問題上的改革,以區別於早期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所強調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和階級鬥爭。迪昂指出,對於如何理解這場運動,左派和右派給出不同的解讀:左派懷念當時的英勇、大度的精神,以對比後來的「自私文化」;右派則將其描述為無序、墮落、文化崩塌的年代,對比後來的「企業家精神」的健康時代。這展示了兩種敘事。1)英雄主義敘事:年輕激進派受到惠特曼的詩歌和愛默生思想中的民主精神的激發,開始追求「參與式民主」,即「個人可以掌控那些影響他們生活的決定」的民主。2)反英雄主義敘事:年輕的反叛者是寵壞的孩子,無視社會的道德準則,甚至親近共產主義,可笑的是他們最終在美國式物質誘惑面前不能自持。迪昂認為,應該將早期新左派和反文化運動進行區分。新左派最初是一場政治運動。當蘇聯失去了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地位之後,一種美國本土式激進主義產生了,反對一切形式的宗派主義,包括反共主義和反-反共主義。早期新左派關心自由派的問題,特別是公民權利,但比自由派更加激進和好鬥。這種政治立場表現為新左派試圖發展「參與式民主」的理念,以對抗民主不充分的「代議制民主」。湯姆·海登在其撰寫的《休倫港宣言》中提出了「參與式民主」。其觀念的來源為尼採的英文翻譯者阿諾德·考夫曼。新左派的目標不是保障人權和社會秩序,而是改善人類自身。對新左派而言,1960年代的美國式一個充斥著異化的順民的民族,人們的行為帶著「現實主義標籤的投降主義」。肯尼迪式的「自由主義」或「實用主義」被他們認為是帶有「末世色彩的,是具有欺騙性的」。迪昂指出,正是在強調人的群體性和政治性立場上,新左派和右派找到了共同立場。這就是美國右派的精神教父列奧·斯特勞斯所提出的人天生要活在政治/城邦中的觀點。新左派關注創建活躍的公民社會,作為「一個政治人,他只有在城邦中才有可能實現他的本質和目的」,保守派也主張「走出隔離,走進社群」。這使得它們可以聯合起來,反對肯尼迪推動的技術統治和自上而下的控制,並在反對越戰上觀點一致。肯尼迪被新左派批評為忽視理想主義,同時被新保守派批評為道德空虛。因此,在批評自由主義這一點上,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反而成了同盟。儘管新左派和右派在平等問題上是對立的。
△左派懷念當時的英勇、大度的精神,以對比後來的「自私文化」迪昂隨後對新左派與反文化運動進行了細緻的類比和區分。反文化運動發端於1950年代,搖滾樂、垮掉的一代為特徵。保守派認為垮掉的一代的反叛是「精神貧乏、靈魂殘廢的人的反叛」。垮掉的一代雖然無力反抗「中產階級」和「資本主義」,但是卻有力反抗了「自由形式」,尤其是語言的形式。總的來說,反文化運動是個人主義的、不關心政治的。而新左派是社群主義、政治取向的。不過二者差異沒有那麼大,二者匯合提出了一個顛覆性口號「個人的即是政治的」,即個人的私生活應完全符合其公開闡明的原則。但是二者的矛盾也很明顯:新左派畢竟是左派,要求強大的政府實施再分配,而反文化運動不喜歡政府;同時新左派要求的個人紀律也與反文化運動格格不入。不過二者在反越戰中又結成了同盟。可是,新左派對美國越戰政策的批評過於極端,以至於新左派的反越戰被普遍看成了反美。在媒體政治的操縱下,新左派中的暴力分子被過分渲染,以至於新左派成了極端分子的代名詞,徹底遠離了政治主流。迪昂提醒我們注意新左派運動對民主黨的影響。一些自由主義者左轉,接受了很多新左派的主張。這在一定意義上推動了民主黨的政治轉型,體現為1950年代黨內中產階級改革運動,或者「新政治」改革的興起。「新政治」改革吸收了考夫曼「參與式民主」的理念,認為「新政治的原則是議題政治,而非候選人政治。」遵循「參與式民主」的理念,民主黨還改革了遴選總統候選人的方式,引入了麥戈文規則,即堅持由初選和公開的幹部會議,而不是黨內領導人的願望來主導提名。民主黨內的改革也影響了共和黨。同時,麥戈文規則在遴選黨代表的程序中引入了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增加黑人、西班牙裔、亞裔、婦女、青年的代表席位。
△ 美國反越戰運動不過悖謬的是,「參與式民主」反而使得黨內富人地位的上升、中產階級下層地位的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左派本來就是一場中產階級運動,在工人階級中並無根基。因此,以尼克松為代表的政治右派共和黨人,很高興地把左派丟棄的工人階級撿回來,收穫了他們的選票。於是,短命的新左派一開始提出了許多正確的問題,但最終它卻決定性地促成了一個充滿虛假選擇的政治。新左派質疑自由主義的「共識」政治,它所提出的參與式政治傾向於精英,因為精英有更多的時間、金錢和資源參與政治。雖然他們力求克服這些偏見,通過「公民行動」在黑人平權和為窮人代言方面做了工作,並活躍在大學校園。總結而言,新左派的悖論有以下三點:(1)參與式民主與權力集中到了中產階級上層手中;(2)在反戰問題上,它既是一場偉大的勝利,也是一次巨大的失敗;勝利在於反戰成為主流觀點。失敗在於給民主黨中的左派盟友造成了極大的麻煩,兩頭不討好;(3)「新左派幫忙毀掉了一個他們非常需要的自由主義體制。」而新左派的理念和反文化的信條被保守主義吸收,包括自由放任和抨擊大政府,滋養了保守主義的復興。「新左派發動了同家長式自由主義國家的鬥爭並取得了勝利,然後是右派收拾殘局。」新保守主義的造反:播下的是理性,收穫的是憤怒新保守主義是1960年代從民主黨內遊離出來的帶著保守傾向的知識群體,它們反對民主黨的外交政策,並且日益反感被「新左派」議題操縱下的民主黨改革。這群知識群體在起初自稱是自由派,但很快便樂意接受新保守主義的稱呼。迪昂指出,這場造反運動很成功,他們持續地對美國政治造成強有力的衝擊。它是美國政治重組的最明顯的標誌之一,「新保守主義代表著脫離那舉足輕重的、能說會道的自由派團體,走到另一邊」。正好因為他們從內部懂的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在解釋自由主義信條的錯誤上,通常比老的保守主義更加有效。迪昂指出,新保守主義的根源存在於美國自由派的內訌中,大部分後來創造新保守主義的人來自「冷戰自由派」聯盟中最好戰的成員。幾乎所有的新保守主義者都帶著懷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反戰運動。新左派攻擊的「體制的」反共自由主義,正是後來的新保守主義信仰的那種自由主義。儘管新保守主義的最早表述來自外交政策,但它第一次變成可見的政治運動則是體現在國內政治上,它的核心表現就是去意識形態化、回歸現實主義。新保守主義者的第一個獨特的標誌,就是批評那些他們認為建立在僵化的意識形態基礎上的自由派項目。新保守主義發展起來的一些主題對自由派具有毀滅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意外後果定律」(各種項目失敗或者取得相反效果的例子)。新保守主義對自由派項目的批評是強有力的,因為他們幾乎總是包含一些事實,在社會政策領域,意外後果變成了生活的定律。
△ 里根根據這種定律,新保守派分子開始對自由派的樂觀主義產生懷疑,並且日益懷疑人類能夠基於自己的理性和計劃來從事社會改造的工程。隨著時間流逝,他們開始懷疑所有的社會改革努力,並對改革者本身產生懷疑。正是這種懷疑,使得新保守主義成為福利國家和大政府的反對者。這種反對產生兩個後果,一個是對理性主義的懷疑,使得他們開始看重傳統的重要性,這使得他們逐漸地轉向接受新保守主義的核心信念:人本身存在深深地缺陷,需要提供傳統的約束來防止他們胡作非為。其影響的增長可從列奧·施特勞斯不斷增加的影響力中可見一斑。第二是福利國家使得人民對政府要求越來越多,一方面使得政府超負荷運作,另一方面也減弱了任何政府治理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正是基於這兩重考慮,使得新保守派認為對民主最嚴重的威脅就是權威的危機,因此也使得他們認可基於公民德性要求來重建權威統治,而這也正是斯特勞斯學說的影響所在。但新保守主義分子知道這種對福利國家的攻擊並不能讓他們獲得公眾的同情,因此,憑藉著他們所繼承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天賦,他們不把國家的問題怪罪於窮人,而是攻擊「新階級」,即一腦門子改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官僚。他們指控這些新階級的成員擴張國家的權力不是想去幫助窮人,而是幫助自己獲得工作提升和更多權力,由此將保守主義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合法化了。正是這種批評,給新保守主義帶來了真實的政治影響,但也正是這種對「精英」的批評,使得美國右派背負上一個「民粹主義」的大帽子。這為美國政治遺留了一條線索,那就是主要體現為知識階層的上層精英和作為「民粹主義」的普通民眾的對立。迪昂指出,新保守主義為美國右派攻擊精英階層提供了知識嚮導,從而使得右派擺脫了「反智主義」的指責。迪昂指出,正是這多重的考慮,使得這些曾經的民主黨人最終倒向了共和黨,成為里根上台的重要支持者,1)他們對於其曾經稱讚是穩定的政治力量的利益集團多元主義,變得愈加懷疑。因為隨著包括黑人、女權主義者、同性戀、土著美洲人、西班牙裔的大量湧入,多元集團已經在自由派「結果平等」的政治宣言上日益騷動,從而成為政治穩定的巨大威脅。這使得新保守主義分子開始鼓吹「機會平等」,主張小政府,抵抗福利國家和糾偏行動;2)在道德傳統上也向「右轉」,他們被反傳統嚇著了,以至於他們感覺要被迫去維護他們明確成為「資產階級道德」的東西。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所提倡的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將日益鼓勵一种放縱文化,從而破壞努力工作、紀律、延期享樂這些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美德;3)讚賞現代商業體系,擁抱市場經濟;4)反共主義。新保守主義被1970年代的對外政策推向右派。很多新保守主義者都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和共產主義者的鬥爭歷史已經使得他們比一般的保守主義者更反共。作者最後評論道:新保守主義有很多破壞自由派的做法,例如幫助右派創立大量的機構,但是,對自由派造成的知識上的傷害最為深刻的是,他們使得對國家的保守主義戰爭合法化了。與此同時,作者認為新保守主義的成就也頗具諷刺性。他們最初的目標是凈化政策,使其擺脫意識形態的無理性,但最後卻使得美國歷史上最意識形態化的政府獲得了合法性。新保守主義曾經是公共政策領域的專家,它們曾經相信政府能夠在充分證據的引導下,去做一些事情,但到最後卻因為對新階級、糾偏行動、反文化議題的憤怒,而完全地導向反國家主義,從而成為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
責任編輯:吳蔽余、郗星晨
技術編輯: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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