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逸事：三位北京名人各自不同的辛亥年

套用《萬曆十五年》的開篇，公元1911年，為清宣統三年，論干支為辛亥。在武昌槍響之前，雖談不上四海昇平，但似也無大事可敘，廣州黃花崗起義的消息傳到京師，但聞者似乎有些麻木。這一年，少年吳宓考入了清華學堂，夢想著赴美留學，惲毓鼎則對皇族內閣的出爐深為失望，鄭孝胥獲任湖南布政使，準備大幹一場，卻不知歷史的危機正悄然逼近。

1911年3月份的北京街頭。

　　本文摘自：《南都周刊》，作者：楊早（文化學者），原標題：《【辛亥逸事】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

　　編者按：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數聲槍響，一場倉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欄目，以講故事的方式，再現辛亥革命發生前後的細節，勾勒出中國百年歷史進程的線條。敬請垂注。

　　新年

　　宣統三年辛亥，正月初四。

　　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坐在馬車裡，望著窗外香廠北口擁堵的長龍。馬車一動也不動，一陣陣笑鬧聲、叫罵聲、吆喝聲傳入車內，他不禁大為憤然，慨嘆，「甚矣，京師少年之游惰也，甚至高車駟馬亦廁其中，此豈尚有人心耶？」

　　新年這天的擁堵有它的原因。這個冬天的雪特別多，從去年十月迄今，已經有六場大雪，從舊年除夕到新年，大雪徹夜，直下到初一下午四點來鍾，積雪已有一尺多厚。在惲毓鼎的記憶里，二十多年沒下過這麼大的雪了。

　　雪太大了，路上幾乎看不到行人，初一一整天也沒有一輛拜年的車駕到門。惲毓鼎自己也沒有出門。雪剛停，就有清道夫分段鏟雪，這一點讓惲毓鼎很滿意，他在日記中評論說「新政中唯路政最見益處」。

　　初二晴了，但午後忽起狂風，高屋積雪漫天飛灑。惲學士出門賀年，發現雖然雪風相繼，「馬路剗墊平勻，車行極快」，若是在二十年前，雪後初霽，一層融雪一層凍雪，車轍之深，能淹沒車軸，那就只好望路興嘆了。惲毓鼎又一次念及了路政的好處。

　　惲毓鼎1907年出任過憲政研究所總辦，當然不是那種一味反對新政的冬烘頭腦。他一直訂閱梁啟超主筆的《國風報》，也正在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

　　就在惲毓鼎坐在擁堵的馬車中大發感慨時，道旁的行人里晃動著一位少年的身影。他昨天晚上才從陝西抵京，準備進清華學堂讀書，今日先與同伴一道來領略一下京都的新年。在這位外省少年吳宓興奮的眼中，耍把式的、賣玩物的倒還罷了，這遊人如鯽、男女相軋、擁塞異常的場面，才是他們久仰的京師繁華。

　　四十九歲的惲毓鼎是光緒八年中的舉，同一年的福建鄉榜很出名，出了好幾位大名士，如陳衍陳石遺、林紓林琴南（惲毓鼎很愛讀他譯的小說），還有一位，比惲毓鼎大三歲，是目下京師的紅人，前廣西邊防督辦鄭孝胥。

　　比起惲毓鼎，鄭孝胥離政治核心要近得多。他去年為了錦璦鐵路的事，在奉天、京津之間跑了好幾趟，年下正好閑在幾天。初一上午躺在被窩裡，與夫人聊天，「甚歡」。

　　自初一至元宵，鄭孝胥的活動無非是赴宴、作字。他是閩派的首領，詩和字都很有名，求的人極多。不過這兩年，他的精力主要放在新政上，與當紅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即將起複的前兩江總督端方都走得很近。酒席宴前，當然不會完全不談政事，有人議著憲政預備，京師該到了組織政黨的時候，有人還在憤憤於六年前的科舉廢除，冀望朝廷重新用科考取士。

　　初四這天，又是赴一處飯局，飯局散後，鄭孝胥去訪端方——端午帥年後估計會有任用，一直想帶鄭孝胥出任。但是不在，家人回稱「上山去了」。新年上妙峰山進香，滿洲權貴流行這個，漢臣基本無此興趣。

　　辛亥的新年就這樣開始了。這三位身份各殊的北京客，各自在自己的生活中摸索前行。

　　春和

　　吳宓剛十七歲，初次入京，雖然時時與同學議論時政，但他的心情，不似惲毓鼎那種宦海沉浮的蕭疏，也不像鄭孝胥大用在即的自得，而是興奮與新奇之中，藏著忐忑與迷惘。

　　他此次由陝西省咨送來京，要考入的「清華學堂」，其實在宣統二年十一月底才正式更名。之前叫做「游美肄業館」，成立一年多來，幾乎是純粹負責留美考試與派遣，學生從考取到出國，只有一至三個月時間，像梅貽琦、胡適、竺可楨、趙元任等人，名義上在清華園過了一水，還是像爆肚一樣生猛。

　　改名後便有所不同，按《清華學堂章程》，採用四四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又四年，而且學分要修滿212個，平均成績要達80分以上，才能留美。像吳宓這樣的，雖由陝西省咨送，就是保送，仍要通過筆試、體檢，入學四個月後還要舉行甄別考試，寧缺不濫。

　　他本來覺得自己在家鄉已經接受了中等教育，不料來京看過游美學務處告示，原來也必須先入中等科，想想要在這裡磋磨四年才能入高等科，未免有些不甘心。不過八年後「能靠住往新大陸一游」，還是難得的機會。又想到如果學堂里功課腐敗，教師荒疏，再設法退學也還來得及……問題是現在考得上考不上還兩說，想那麼多幹啥！

　　吳宓決定先放寬心，每日看看《納氏英文文法》——他來自內地，跟沿海學生比，英文是塊短板。值得一提的是，正月十一他在勸業場買了一具剪髮機，回寓後就將辮子剪了。用水洗了頭，覺得「輕快異常」，索性又出去買了頂洋式軟帽，攬鏡自照，很像個洋學生了。於是發感慨曰：「京師各校現雖不許學生剪髮，已剪者則弗過問，余剪之毫無妨礙。」

　　剪了發的吳同學，次日又跟友人去天樂園看聞名已久的王鐘聲新劇。王鐘聲慕名久矣，是南方來的新劇大王，傳聞他是個革命黨！但這不妨礙大家熱捧他的新劇。

　　吳宓頭次看這種「純用說話，弗須鑼鼓等樂」的新劇，大開眼界，只覺得它演的都是家庭上、社會上的真情實狀，感人至深，超過了舊戲數倍，「每到惟妙惟肖之處，台下觀察直覺現身局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親睹其如此之事者」，他完全沉浸到戲中了。

　　陰曆二月初五、初六，吳宓終於參加了延期舉行的入學考試。頭一日的國文、歷史、地理，還算容易，而且出題只問本國，事先準備的外國歷史、外國地理都沒有用上。第二日的英文、數學、英文默寫，可就有些艱澀了。吳宓知道自己英文不夠好，但沒想到今天在數學上折了跟斗，兩道大題未能完卷。雖然嗟嘆，但覺得省里保送來此，落榜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可能會編入低級班。

　　考試見得多，五天後的體檢，倒真是新鮮。檢查者為三位洋人，考生的上身衣服只剩一件小衫，還得敞開。先查體溫、脈搏，再遍察眼、耳、鼻、喉、氣管、牙齒，再用器械量腦部前後左右之長短及胸圍，又用聽診器聽上身血管流動情況，最後是手觸按各處的淋巴腺。完畢。

　　又消磨了一個禮拜，看榜，陝西來的六個人，都中了。陰曆二月十九，正式搬入清華學堂。這是吳宓將託身寄命半生之處。

　　宿舍每間住六人，早餐饅頭二個（到梁實秋四年後入學，饅頭增加到三個）、小菜四碟、粥，午晚餐是四碗、四盤，米飯，九點半就寢，六點半起床。一切都規範了，不復剛入京那一個半月的閑散。

　　交通很方便，京張鐵路設有清華園車站，每天從張家口入京，從北京發張家口的火車，各有兩趟。最讓學生們得意的，是京張鐵路公司特地為清華學堂學生開了一趟周末票車，周六下午五點從清華園發車，經西直門、廣安門抵丰台，周日下午又從丰台開回清華。票價，到西直門兩角，廣安門三角，不算貴，京師物價，照相須二元，一本《普通英華字典》也要一元哩。

　　剛剛入學，新學生就與校方起了交涉：清華的伙食免費，學生須交洗衣費與理髮費。但校方規定學慣用品都必須自購，而學生被咨送來時大都以為是官費全免，不願意負擔各科教材與體育課操衣費用。教務長的官方回復稱無商議之餘地，只是可以先領教材上課，費用緩交。可是流言很多：有人說庶務長承諾教材可以由學校借給，畢業時交還，操衣必須自購；又有人說管理員稱操衣免費，教材必須自購。吳宓被推舉為陝西省代表，參加交涉，雖然沒什麼結果，卻跟時行的憲政一樣，有了民主的初步感覺。

1910年北京一座城樓前停滿了人力車。

（從左往右）惲毓鼎、吳宓、鄭孝胥

　　夏閏

　　這一年的夏天特別的長，因為有一個閏六月的緣故。

　　四月初十（5月8日），上諭宣布新內閣官制。這是所謂「立憲籌備方案」的實踐頭一炮，難免引人注目。結果等來了這麼一個「皇族內閣」。

　　此前的立憲風潮中，對於立憲後如何任人有其共識，如戴鴻慈、端方出洋考察後掛名撰寫的《歐美政治要義》即稱：「決不以其私意進退宰相，又不必以其忠於王權始加任用，唯考政治之實況，察輿論之趨向，而取其有適良之主義，堪以為輔弼者授之大命。」但原則歸原則，真到任用時，「忠於王權」和「私意」的因素仍然甚重。

　　鄭孝胥只是記錄了內閣名單，未置一評，以他與內閣多人交往頻仍的位勢，也不便評。少年吳宓倒不在乎皇族不皇族，氣魄很大地一筆掃去：「中國政府今日並無一人才能出眾，可為國家有所建樹者，終日改頭換面、掉此易彼、往複其間者，實不過此數人而已。吁，國事尚可問哉！」

　　從政治立場上說，吳宓對革命黨頗有同情，曾在3月15日日記里對上海《民立報》報館被焚深表遺憾，而且懷疑有人播弄其間。因為《民立報》主編于右任，是他的鄉黨，吳宓生父去上海，也是借住在於寓。因此吳宓看清廷變革，眼光要更冷一些。

　　只有念念於光緒的惲毓鼎，反而最為憤激。他在三月底剛剛申請翰林侍讀學士開缺，而且不打算再謀起複，一心行他的醫術，辦他的學堂。惲毓鼎對內閣名單的分析，更能代表權力中心之外的非革命者的心聲：「共計十七人，而滿人居其十二。滿人中，宗室居其八，而親貴竟居其七。（國務大臣）十三人中，而滿人居其九。九人中宗室居其六，覺羅居其一，亦一家也。宗室中，王、貝勒、貝子、公，又居六七。處群情離叛之秋，有舉火積薪之勢，而猶常以少數控制全局，天下烏有是理！其不亡何待？」

　　「皇族內閣」並非外界的命名，上諭發布兩天後，奕劻請辭內閣總理大臣，並稱「誠不欲開皇族內閣之端，以負皇上者負天下臣民之望」。不過，攝政王載灃還是拒絕了他的辭呈。

　　內閣上諭發布一個星期前，4月27日廣州黃花崗起義的消息才傳到京師。鄭孝胥、吳宓日記均未記，惲毓鼎記了一筆：「革命黨自香港入廣州，以火彈、手槍轟擊總督張鳴岐未成，焚毀督署大堂，傷人無算。兇犯旋就擒，並搜獲軍火甚多。」事情不能不算大，但聞者似乎有些麻木，國事中樞糜爛，這些邊地疥癬之疾，已經引不起強烈關注了。

　　即使仕途正熱的鄭孝胥，也未嘗不時刻打著歸隱抽身的小算盤。就在黃花崗起義的次日，他接到兒子的信，在上海營建的海藏樓初步選址已見眉目，女詞人呂碧城也願意將徐家匯的一塊地賣給鄭家。內閣上諭頒布兩天後，鄭孝胥赴六國飯店，與預備立憲公會同仁（鄭是會長）商討開報館推行憲政。有人主張在北京辦一份《憲報》，鄭孝胥表示，如果報館要成為將來政黨的根據地，還是以在上海為宜。

　　然而就算有了皇族內閣，具體辦事還是離不開漢人。力主鐵路國有的盛宣懷，是眼下最炙手可熱的實權派。6月9日，盛宣懷急電正在上海收拾房產的鄭孝胥：「川、粵漢大局粗定，朝廷注重速成，午帥、莘帥會商，非賴公毅力熟手，難赴目的。本擬即日發表，午帥欲請公來面商辦法，已發公電，務乞速臨，至盼至禱！」川漢、粵漢兩條鐵路的了局，是近期朝廷舉措的重中之重，已確定負責川漢路的端方，負責粵漢路的瑞澂，都眼巴巴地指望著鄭孝胥幫手，足見海藏樓主人位置之重，也足見如吳宓所說，朝廷可用之人太少。

　　6月13日中午，鄭孝胥從上海趕回北京，一到宅即急電盛宣懷。盛宅答，正在宴客，請即來。席間鄭孝胥見到了狀元商人張謇，他也是被朝廷徵調進京備諮詢的。就在這天下午，張謇入大內，應對攝政王載灃。

　　鄭孝胥開始了新一輪的頻繁交際。僅在回京次日，他便連續兩次約見端方，又一次見到盛宣懷。就大佬們最關心的鐵路問題，他向盛、端建議他一貫的主張：鐵路包工，並說「此策既定，則風潮皆息，省費而工速，不可忽也」。

　　鄭孝胥的一貫主張，簡言之，即認為鐵路國有，是「救亡之策」，政府必須將路權掌握在手裡，才能在國際政治中謀得話語權；而只有採取包工築路政策，才能快速而穩定地將鐵路由商辦轉化為國有，重點在「省」和「速」。他對盛宣懷舉例說：現在中國修鐵路，最高的費用達到每里合銀五萬餘兩，這都是「點工之害」（點工就是散招人工築路，計時付酬），而採用鄭在去年手定的《錦璦鐵路借款包工合同》中規定的方式，「囑包工公司承修其路」，「所有該路事宜，由鐵路公司經理，仍受郵傳部節制」，「平均每華里合華銀一萬九千餘兩，連山工、橋工、車站、道房、車頭、車身在內，期限極速」。

　　6月20日上諭頒布：「湖南布政使著鄭孝胥補授」。對這一任命，《申報》立即指出「其原因確為收路一事」，湘撫前任楊文鼎對於湖南愈演愈烈的反對風潮，應對失當，朝廷希望鄭孝胥前往收拾人心，因為鄭力主鐵路國有，又有對付廣西會黨的經驗。

　　6月21日至7月10日之間，新任的湖南鄭藩台馬不停蹄，連續拜會權貴聞人。滿人有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那桐、載濤、載澤、載洵，漢官有徐世昌、于式枚、李經方、陳寶琛、嚴復、林紓、楊度等。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6月21日入宮謝恩，被攝政王載灃召見。面對攝政王的垂問，鄭孝胥再度強調了鐵路的重要性，還對攝政王說，變法之本，總括為四個字「借債造路」。他看見攝政王頻頻點頭，臉色甚悅。

　　據鄭孝胥日記說，沒幾天，《北京日報》就刊布了他入宮與攝政王的對話，但全系捏造，其華文大小報紙也紛紛附和，指責鄭孝胥為政府收買利用——在之前的國會請願運動中，鄭孝胥是堅定的立憲派，輿論不免認為，在欺世盜名的皇族內閣成立之後，鄭居然坦然接受湘藩的任命，并力主鐵路國有，借債造路，不啻是一種背叛。

　　為了辨明輿論對自己的誤會，鄭孝胥不但在日記中大段摘抄外報如《太晤士報》對自己的評價：「新任湘藩鄭蘇戡，其奏對之辭……大抵審度時勢既極精當，復極博大，無論世界何國之政治家，固莫不以能建斯言自豪。倘中國能簡拔如是之人才十數輩或數十輩，列諸西津，畀以政權，則中國之應付時局，其和平堅卓自應遠過於今日也。」

　　他甚至在日記里大放豪語，「吾今日挺身入政界，殆如生番手攜炸彈而來，必先掃除不正當之官場妖魔，次乃掃除不規則之輿論煙瘴，必衝過多數黑暗之反對，乃坐收萬世文明之崇拜。天下有心人曷拭目以觀其效！」

　　說這番話時，鄭藩台已經離京，往長沙赴任的途中，繞道蘇州，拜會了江蘇巡撫程德全。鄭孝胥當然不會想到，他稱為「雪帥」的程撫台，距離搖身一變為獨立江蘇的程都督，只有不到五個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