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傳媒教育 分析展望

　　賑災評論之四：這是一次傳媒教育 　　導語：汶川地震的信息傳播將載入中國乃至世界傳媒史。它告訴我們傳媒本來是什麼，應該幹什麼。 　　「災難與傳播」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課題，美國學者在對「911」之後的媒體行為進行過研究，發現將當事者重新「暴露在現場」，「尤其是對兒童的影響，電視台考慮得不夠」。中國的災難報道應答體系還很不成熟，短短几十年的傳媒傳統，以及傳媒所面對的環境，都不利於其產生規模化的、有效率的報道。 　　汶川大地震後，各家媒體幾乎都派出一線記者採訪。傳達信息，透明災情，現場報道，這是媒體應有之義，更是記者的天職，但如何做到採訪有利、有序，卻是全體新聞人的大考。沒有人統計究竟有多少記者出現在災區，也不會有人知道這樣的大災到底需要多少記者性價比才會最高。記者在災區採集並傳播信息的同時，勢必會消耗緊缺的物資，佔用救援資源和通道，甚至釀成新的人禍。在親歷式報道、介入式報道成為一種主流報道形式後，報道將在傳遞信息的過程中不斷影響著事件的進程，從而使報道本身變為事件不可或缺的一個參與部分。傳媒的客觀與主觀分野被打破，人性與人的主體性變成了一種新的參考標準，要新聞還是要結果，成為媒體良知的新標杆。 　　或許電視機前的觀眾確實需要第一視角的現場報道，它能讓人真切地看到災難的殘酷和生命的脆弱。從傳媒角度來講，覺得採訪比救人要緊的電視女記者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在場，找到核心信息源，並請其開口，雖然對方只是哼哼了一下。不幸的是，受難的核心信息源在最後將要被挖出時，去世了。電視記者在傳遞悲情、追求畫面感人的同時，露出了殘酷冰冷而猙獰的一面。 　　對媒體而言，具有突發、災難、負面、重要、轟動性質的信息才最具新聞價值，對救災者而言，災難來臨時能拯救生命，減少損失才最有價值。媒體尋求的是常態生活的斷裂和異化；而減災工作的意義就在於儘可能維持和延續人類的正常狀態。 　　在災難面前，媒體報道與救災形成一對無法割裂的矛盾體。大災突襲，既不能完全隔離媒體，也不能讓它靠得太近，這其實是橫在救災者與報道者面前的雙料難題。 　　5月14日上午，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食品科學系大二學生張琪在收音機旁，聽到了救援部隊在汶川找不到空降地點的消息，這位來自災區的女孩知道，好朋友左婷家後山上有一塊俗稱「大平頭」的空地，非常適合空降。她火速跑到網吧，寫下了《希望大家頂起來！》的帖子，一瞬間，帖子在互聯網世界廣泛傳播。在都江堰採訪的《新聞晨報》記者看到消息，迅速把它傳達到四川省抗震救災指揮中心。指揮中心打電話找到了張琪，了解了「大平頭」的地形。15日中午，根據帖子信息成功空降，並將大量食品、藥品等救災物資送入汶川。 　　信息不但可以消除恐慌，更可集合群智群力，為救災帶來良好的推動作用。在這次行動中，信息傳播體現出了其作為生產力的一面，作為載體的傳統媒體收音機、新媒體互聯網、報社記者組成了三位一體的信息通道，快速有效地將「大平頭」傳遞到救災者面前，為減災贏得先機。 　　在電視直播的競爭中，四川衛視作為災難的主場電視台和首席播報員，在與央視、鳳凰衛視等電視台的競爭中，一舉拔得頭籌。將鏡頭對準災難發生的前沿地帶，以其真實、快速、貼近贏來收視率。 　　而網路、博客等民間自發的報道熱情，成為引領傳統媒體報道的風向標，扮演著新聞線人和民間通訊社的角色。記者和志願者在災區有合二為一的跡象，手機、DV、錄音筆都是記錄的載體，個人視角、平民關懷、信息披露，是其一路作風。不拼專業技術，但求好看好讀。包括一些記者也加入到博客報道的隊伍，使得博客和網路報道成為有別於主流媒體的一種新的自由風格的報道模式。無人會懷疑，此次地震災情信息傳播中的傳媒表現，將載入中國傳媒史乃至世界傳媒史。它是中國傳媒厚積薄發的結果，從報道觀念的轉變到報道主體的選擇，從傳播力度到傳播效應，都達到了傳媒本來應該做到的水準。其中，「人」的回歸既順應了和諧社會的要求，也是近年來民生新聞和民主意識深入人心的結果。 　　西方媒體所遵循的報道理念有三個層次：首要關心的是這個世界安全嗎？其次是你的城市安全嗎？最後是還有什麼有趣的事？從他們對報紙版面的精心安排就可以看出其中的遞進關係。災難報道是西方媒體的強項和「傳統項目」，但在中國，還有很多功課要做。到災難現場是最好的教科書，起步晚的中國傳媒正經受著最好的新聞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