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常州府武進無錫兩邑之社會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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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崇安寺皇亭。崇安寺原為東晉興寧二年（公元364年所建建興寧寺，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一，清咸豐、同治年間遭大火焚毀。皇亭為光緒年間，無錫知縣廖論為了恭維皇帝，在此所建「聖諭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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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南門外南禪寺，妙光塔始建於北宋雍熙年間，塔名為宋徽宗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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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天寧寺始建於唐永徽年間（公元650～655年），以「殿大、佛大、鍾大、鼓大、寶鼎大」，被譽為「東南第一叢林」。清代的佛教政策基本沿用前明，一直到太平天國爆發之前，佛教在江南的發展一直處在一種被有效控制，適度發展，廣受歡迎的狀態。江南地區最有特色的宗教要屬各種民間信仰。主要表現在各種神祠和鄉賢祠。民間祭祀長期興盛，各種迎神賽會，到了明清兩代堪稱泛濫。最具代表性的要屬無錫惠山地區的祠堂群。一百多座祠堂中，神祠和鄉賢祠佔了很大比例，且都集中修建於明清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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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地區祠、廟相聯，被稱為「出郭樓台三四里，遊人不得見山容」。政府在早期多把這些民間祠廟斥為「淫祠」，曾多次禁毀，因為他們妨礙了國家確立的正統信仰的權威性。從唐代的狄仁傑到清代的湯斌，無數官吏都致力於江南地區的淫祠禁毀運動。他們將五通神、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毀去，但這都只是一時奏效。最後的結果是，國家對民間信仰的態度與地方進行了妥協。明代，政府將城隍神納入國家祭祀體系，清代，又先後將關帝、劉猛將、文昌帝君納入了國家祭祀範圍，每年由各地政府撥款進行祭祀活動。有趣的是，搗毀淫祠的力將湯斌，死後卻入祀了惠山聽松坊的五中丞祠，也成了「淫祠」中的一員，且和自己生前搗毀、後又重建的劉猛將廟比鄰而居，共享祭祀，實在是莫大的諷刺。民間信仰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其神靈有一定的地域性。有些神靈只享祀於一處，到了別處甚至聞所未聞。就拿各縣均有的城隍來說，各縣均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城，在不同時期也會更換不同的城隍神。至於局限於一縣的神靈，那就更多了。比如在無錫香火很盛的泰伯廟，春申君廟，西水仙廟，南水仙廟，到了武進，根本未有廟宇。而武進的二賢祠所祭祀的蘇東坡等人，在無錫也沒有香火。主要原因是，這些神靈大都只是在某地有過貢獻的歷史人物，被神化後也只受該地崇拜，並未影響到臨地民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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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南門外南長街南水仙廟。原祭祀無錫知縣王其勤，因其抗倭保城有功於無錫百姓，所以被尊為「水仙」，現在該廟作為無錫的道教活動場所。明清兩代對民間信仰的妥協也表明了國家對宗教信仰的進一步控制，使之更規範化、國家化、儒家化。而一些低俗神靈，始終沒有得到官方承認，如五通神之類，由於持續的禁毀，這種信仰到了清末已基本絕跡。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江南地區居民善於營生，水利工程也長期得到重視與維護，以農業生產為代表的經濟持續發展，直到明清時期，這種發展達到了極盛。明初朝廷要求民間凡有田五畝至十畝的，要種桑、麻、棉半畝，十畝以上的則加倍。江南的土地在明代中後期已經開發殆盡，田種稻，地栽桑，山種茶，水盪養魚蝦，國家征賦也無所不及，所以出現了與水爭地的現象。最典型的就是無錫武進江陰三地交界處的芙蓉湖的圍墾，水域面積原有太湖的三分之一大，但是到了清末已消失殆盡。明代太湖地區水稻的平均畝產為2.3石，相當於今天的333.5公斤，清代下降至2石，也就是277.5公斤，都高於唐宋時期。江南地區的田賦也居全國之首，根據明萬曆六年（1578）的統計，當時全國的夏麥秋糧稅約為26638413石，蘇松常鎮與浙江就約佔了5505574石，也就是全國的五分之一多，而到了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這個比例又翻了一翻。江南地區每年的糧賦，也就是漕白二糧及歲貢絹布，都是通過大運河北運進京。而到了清代，江南的米糧生產已經次於湖廣地區，「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諺已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但糧賦卻仍居全國首位，因此本地糧食北運後，還要靠大量輸入湖廣地區的米糧來維持本地市場，解決糧食的緊缺狀況。這種情況並不是江南生產力衰退的表現，而是農業結構更趨合理化的結果。在清代，江南地區根據土壤條件和水利狀況，形成了三個農作物集中產區：濱海地區的「棉產區」，湖州、嘉興及吳江為主的「蠶桑區」，以及太湖西北部無錫、宜興、江陰為主的「稻產區」。相應的，松江和嘉興的魏塘是著名的棉布棉花市場，湖州的南潯和吳江的盛澤則是有名的絲綢市場，而無錫和蘇州楓橋則成為繁榮的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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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無錫三里橋米市江南手工業和商業的主導產業主要有棉紡業、絲織業和米業三種。明清江南棉花的種植主要分布在松江府及太倉州所屬各縣，越往西部則種植越少。本府的棉花種植遠不如松江府，主要分布在江陰、靖江兩縣，宜興也較多，武進較少，無錫幾乎沒有。但無錫的紡織業在本府卻是最盛，以致棉布之利遠超過農田所產。黃印在《錫金識小錄》中說道：「常郡五邑唯吾邑不種草棉，而棉之利獨盛於吾邑，為他邑所莫及。」這主要是由於無錫境內水運便利，便於原料的輸入與產品輸出，加之本邑人也善於逐利。江南棉花及棉布的貿易，其市場範圍從明代以來就幾乎遍及全國，在明代已有「衣被天下」的記載，清初則更發達。在《錫金識小錄》中還有一段記載：「成於邑人之手而行於四方者，棉布最廣。……布有三等，曰長頭、短頭，皆以換花；曰放長，則以易米及錢。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處交易不下數十百萬。嘗有徽人言漢口為船碼頭，鎮江為銀碼頭，無錫為布碼頭，言雖鄙俗，當不妄也。坐賈之開花布行者，不數年即可致富。蓋邑布輕細，不如松江，而堅緻耐久則過之，故通行最廣。」這段記載將無錫布碼頭的由來說得很清楚。此外，據文獻記載，當時江陰的雷溝大布，武進的東門闊布，在全國也都享有盛名。相比棉紡業，絲織業的分布範圍更為狹小，主要為浙江的湖、嘉、杭三府和蘇州府，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中葉後，隨著太平天國運動後的經濟恢復，以及通商口岸對外貿易的刺激，蠶桑業由於巨大的利潤，逐漸被推廣到太湖沿岸各地，並及本府、鎮江、松江、太倉等一些原先並不養蠶桑之地。據施建烈、劉繼增《記無錫縣城失守克複本末》序，言及無錫：「老氏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吾邑獨否，十餘年來屢豐，間遇偏災不為害，且兵燹後，濱太湖之民習蠶桑，利倍農畝，天於吾民，若有偏愛。」光緒六年五月十四日《申報》載：「向年無錫金匱兩縣飼蠶之家不多，自經兵燹以來，該處荒田隙地盡栽桑樹，由是飼蠶者日多一日，而出絲者亦年盛一年。」市場利潤的動機使得農民棄農畝而就桑蠶，並逐漸發展專業化與分工的生產方式來。 米業在江南的發展，一是由於漕白二糧的北運，二是由於湖廣米糧的輸入。由於桑棉等商品作物的種植侵佔了糧食生產，從事紡織業和其他手工業的非農人口增加，江南地區每年糧食北運後都會出現嚴重的缺糧現象。明末，江南一帶已經從湖廣輸入米糧。《錫金識小錄》載：「邑中之田所收尚未足供邑人之食，更欲接濟他食，勢必不能，每歲鄉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借客米，非邑米也。」太平天國爆發之前，江南米市的中心是蘇州閶門至楓橋一帶，其次是無錫和周邊地區，太平軍後，江南各大米市均被毀。由於當時運河航運地位的喪失和通商口岸經濟的影響，蘇州米市未能恢復，而無錫在洋務運動後本地工商業的不斷勃興使米市得以迅速恢復並且成長為江南首位。據當時旅中日本人所編寫的《蘇杭事情》載：「無錫為米、麥、大豆、小豆、菜種等交易中心，此等雜鋪眾多，實為江南第一雜糧集散地。」本世紀初年，無錫居全國四大米市之首，邑內大小米糧行約有五百家；不但附近宜興、江陰、常熟、武進的鄉貨販戶多在此銷售，而且江北寶應、徐州、蚌埠、巢湖，甚至鄭州、洛陽等地豆麥雜糧，紛由船舶火車運送而來。本邑東亭幫的水販商，以及常熟幫和上海幫商人，則多在此地米行採購，直運上海及南通等地銷售。有的米行每年儲囤達四五十萬擔的稻米；甚至有每日門市銷售飯米百石，可見規模之大。此外，除了以上三大產業外，江南地區的手工業和商業還包括出版印刷業、造紙業、鹽業、釀造業、窯業，以及其他特色手工業等等。其中，武進的造紙業相當發達，為當時全國15個造紙業中心之一，同時無錫和武進的出版印刷業也相當繁榮，明代常州府共有印刷書籍千餘種，其中無錫524種，武進410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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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清名橋街區古窯址，位於大窯路。該地的磚窯燒制從明初一直延續至建國初，明都南京的城牆即用此出產城磚修築。現保存完整的磚窯還有19個。每個窯都有自己的名字。明清時期的江南出版印刷業是中國出版印刷史上最重要的發展階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廣，以及彩色印刷技術的出現與改進。明代中期，主要是用木活字板。龔顯曾說：「明人用木活字板刷書，風乃大盛」。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費用低。活字印刷的這種優越性已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著名的出版家、無錫人華珵就是一例。他「逾七十，而好學過於弁髦，又制活字板，擇其切於學者亟翻印以利眾，此集之所以易成也。自沈夢溪《筆談》述活板法，近時三吳好事者盛為之；然印有當否，則其益有淺深」。後人認為華珵利用活字板，所以出書很快，而選印的宋著名詩人陸放翁的《渭南文集》《劍南續稿》等，也是深有益於人的。康熙版《無錫縣誌》卷二十二也說：華珵「又多聚書，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這充分說明活字板的優越性。除了木活字，還有鉛活字和銅活字。我國創用鉛活字，首見於明代武進。可惜明代武進鉛印本沒有傳下來。使用銅活字印書比鉛活字普遍。武進也有銅板，當時頗為有名，但未見流傳下來，最有名的銅活字使用者，是無錫出版家華燧與安國。華燧是華珵之侄，字文輝，號會通，「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閱異同，輒為辨證，手錄成帙。……既乃范銅板錫字，凡奇書艱得者，悉訂正以行，日：『吾能會而通之矣』」；「既而為銅字板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矣』，乃名其所曰『會通館』。……君有田若干頃，稱本富，後以劬書故，家少落，而君漠如也」。他自己說：「始燧之為是板也，以私便手錄之煩，今以公行天下」；又說：「燧生當文明之運，而活字銅板樂天之成」。當時有人打算把《朱諸臣奏議》重新刻板，而怕費用浩大，就請「會通館活字銅板印正，以廣其傳」，在弘治三年印成５０冊。這次因為試印性質，對於金屬活字不易受中國墨的技術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墨色不好，模糊邋遢，沾手便黑，有的字只印出一半，排的參差不齊。因為只有一副活字，因此正文和小注，不分大小，每行雙排，看起來正大像小注。又校勘不精，脫文誤字，每卷都有，印刷質量不高，但恰是我國現在所知最早的金屬活字印本。過了兩年他又印宋代類書《錦繡萬花谷》。這部書用小字印的稱「華家小銅板」用大字印的稱「大銅板」。後來他又陸續印行卷峽浩繁的《百川學海》、宋潘自牧的《記纂淵海》、謝維新的《古今合壁事類前集》等。他自己的著作《九經韻覽》、《十六史節要》也用銅板印行。正德元年又印了《君臣政要》與《文苑英華辨征》等。他印的書，版心下方有「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字樣，多為白紙大本，有的紙張拼接印刷，或直接，或橫接，粘成一頁。會通館印書可考者約15除《毛詩白文》為木刻外，余均為活字銅板。其中《宋諸臣奏議》、《錦繡萬花谷》、《容齋五筆》、《文苑英華纂要》、《百川學海》、《音釋春秋》、《九經韻覽》、《古今合壁事類前集》等八種，出版均在弘治十三年以前，相當於歐洲１５世紀的「搖藍本」，在印刷史上顯得特別珍貴。過去外國學者稱宋板書為「中國的搖籃本」，其實宋本為木刻，與歐洲金屬活字搖籃本，有本質上的不同。中國印本書有此資格者，也只有上述華燧印的８種而已。華燧的親侄華堅也印書。華堅字允剛，事迹不詳，其所印書多有「錫山蘭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板印行」牌子，或刊語，又有「錫山」兩字圓印及「蘭雪堂華堅活字銅板印」篆文小印。蘭雪堂印有唐人類書《藝文類聚》及漢蔡邕的《蔡中郎集》、唐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元稹的《元氏長慶集》等。《藝文類聚》有華堅的兒子華鏡正德十年寫的後序。無錫華家銅活字印書多，出版快，雖因校勘不精，為世詬病，而在創用銅活字方面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與華家同樣著名的，又有無錫安氏。安氏家族主要人物安國，字民泰，自號「桂坡」，是明代17個巨富之一，他「鑄活字銅板，印諸秘書，以廣其傳」。安氏活字印的板心上方每頁有「錫山安氏館」五字，而木刻本《初學記》則注「安桂坡館」四字。《初學記》、《顏魯公艾集》，除銅字印外，又均有刻本。此外用活字印的又有《魏鶴山集》、《石田詩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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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中水利通志》 安國桂坡館排印的銅活字印本到了清代，使用活字板印書更為普遍。武進人趙翼說：「今世刻工有活板法，亦起於宋時，……但宋時猶用泥刻字，今則用木刻，尤為適用耳」。木活字印書成為時尚，直到清末仍然通用。而木活字也成為一種動產，不僅可以借用，而且可以典當、出賣、饋贈。這些活字或為書坊所有，或為譜匠所有，皆以盈利為目的。除了書籍之外，木活字還普遍用於印刷宗譜，因此清代十分之六七的家譜都用木字排印。武進、無錫印工在清代最負盛名，以致有四川人把宗譜稿本寄到常州府排印。安徽人更將省立的官書局――曲水書局，設立在武進龍城書院。除了出版印刷業，無錫和武進的窯業也很有名，主要燒制的是各類磚瓦，曾大量進貢北京和南京，用於都城和城牆的營建。此外，特色手工業還有無錫的泥人，紙馬，武進的篦箕等等，在市場上都有很好的銷路。科舉與教育江南的科舉之盛毋庸贅言，特別是在明清兩代，進士和狀元人數都居全國首位。雖然在後期，科舉制度成為阻礙科技發展的因素之一，但科舉制度的產生與存在自有其歷史原因，它對社會的影響並非百分之百負面，至少它能體現出各地的教育狀況。能夠通過各級考試的多數是勤奮讀書的學者，因此各地科舉人數是對當地教育狀況的反映。根據繆進鴻的明清進士統計，明清兩代武進縣的進士數為515人，狀元數為5人，無錫縣進士數為400人，狀元數為4人，兩者比例基本都為5比4。考慮到兩邑的人口數，可以看出無錫武進兩邑的科舉水平基本一致。還有一點要說的是，明清兩代蘇州府城（包括吳縣、長洲、元和）的進士數為927人，約為武進無錫兩縣總和，但考慮到當時蘇州府為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每平方公里高達1073人，而當時常州府的人口密度還不到500人，因此蘇州府城的人口甚至高於無錫武進兩縣總和，因此有如此多的進士也可以理解了。無錫科舉曾出現「一榜九進士」「六科三解元」的盛事。「一榜九進士」是發生在明萬曆十七年的事，葉茂才、周繼昌、華士標、楊應文、陳幼學、高攀龍、何湛之、華國榮、堵維垣同時高中進士。其實，乾隆元年無錫也是「一榜九進士」，崇禎十六年和順治四年、九年、十二年四次都是一榜十進士，順治六年甚至是一榜十一進士。那麼，為何要堅持以「一榜九進士」為榮呢？《錫金識小錄》對此有一解釋：「康熙中，修學有欲易此兩額者，有士人爭之，謂九進士中有高忠憲（攀龍），三解元中有顧端文（憲成），為一代名賢，不可去，乃仍從舊額。夫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看來無錫人除了看重功名，更看重實績。而「六科三解元」，是指明隆慶四年和萬曆元年、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中，吳汝倫、顧憲成、周繼昌在鄉試中連獲第一名。其實，這還不是最高榮譽，順治九年鄒忠倚中狀元、順治十二年秦鉽中探花、順治十六年華亦祥中榜眼，七年「三鼎甲」，才使無錫出足了風頭。 武進也有父子同科，兄弟同榜或世代聯弟等突出事例，官府為褒楊他們的功績而建立旌表牌坊，改居住地名以志紀念。於是坊以人傳，人以坊傳。清代，常州城區有牌坊30餘處，大都與科舉有關。最有名的世科坊，來源於「世科第」牌坊，該牌坊是庄氏家庭所建。庄氏是常州的望族，名場盛極一時，族中中舉者、為官者頗多。「世科第」的意思就是世世代代有人登科及第。該牌坊上記有庄氏104名有功名的成員姓名。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建坊時，常州知府祖進朝、武進知縣賈國棟均為其題詞、題名。在「世科第」牌坊附近，還建有一座「翰林坊」亦為庄氏所立，可見庄氏名聲之顯赫。在無錫和武進，還同有和科舉相關的古塔。無錫錫山上的龍光塔，就是一座振興無錫文風的「風水塔」。無錫歷史上自從在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出了狀元蔣重珍之後，直到明代的近三百年中，雖然每榜都有進士不斷，但都一直沒有再出過狀元。這對於學風歷來昌盛的無錫，不得不說是一件怪事。到了明正德二年（1507），大學士崑山人顧鼎臣，跑到無錫看風水，斷言無錫沒有出狀元是因為錫山無塔，就像龍頭無角而造成的。於是在嘉靖元年，邑人為振興無錫文風，集資在山頂建了一座實心石塔，但此後仍未出狀元。又有人說：「龍以角聽，宜中空。」因此在明萬曆二年（1574）又改建成八角七層的空心磚塔，當年恰巧出了無錫歷史上的第二位狀元孫繼皋。之後，孫的老師、常州太守施觀民為塔題名「龍光塔」，由王仲山書額。武進的文筆塔建於南齊建元年間，原為太平寺塔，相傳每當塔頂有祥光騰現，武進地區必有文人中狀元。因此，該塔便成了武進文人心目中的筆魂，每次上京趕考前必來登塔祈禱。此塔也就成為了常州文化的象徵。這也就是文筆塔的來歷。文筆塔造型優美別緻，體態輕盈，風格獨異，在古塔中獨樹一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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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錫山龍光塔中國在清末現代學校出現之前，地方教育機構主要有官學和私學兩種。明前期是官學興盛的時代，但到了後期開始逐漸衰落。早在明太祖立國之初，既在全國諸府、州、縣設立府、州、縣學，又在防區衛所設有衛學，鄉村設社學，還在各地方行政機構所在地設置都司儒學、宣慰司儒學等有司儒學。最盛時全國合計有學校1700餘所。清代地方官學基本沿襲明制。依其地方區劃設有府學、州學、縣學，並於鄉間置社學。各地均設專職學官。私學則在明清時期逐漸達到鼎盛。私學有鄉校、小學、冬學、村塾等名稱。為年齡較大，程度較高的學生而設的私學，則有「經館」和「書院」等名稱。在明代，江南地區和全國都興起了大量書院。武進因為是府治所在地，所以城內既有常州府學又有武進縣學，無錫則有無錫縣學。無錫和武進也出現了大量書院，其中最有名的是無錫的東林書院和武進的龍城書院。東林書院創建於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當時為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嫡傳高徒楊時長期講學之地。明代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被罷黜的顧憲成，偕弟顧允成，及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史孟麟、薛敷教、錢一本等人重建東林書院並在此講學。明後期，東林書院名聲極大，一度成為左右全國輿論的中心。從北宋到明代，東林書院一直是全國重要的學術領地與思想文化中心之一。龍城書院由明萬曆年間郡守施觀民創建於晉陵治址，有傳是堂，千古一脈坊，經正堂，次川堂。嘉靖年間，朝廷拆毀各省書院，遂廢，三十一年（1552）郡守歐陽東鳳贖地建祠，祀延陵季子而下六十九人。雖避書院之名，而實質集學子講課其中。天啟年間，魏忠賢專權，又令廢天下書院，太守曾櫻多次上表堅稱：「龍城系課文之所，非講學之地」，因而書院得以留存，其間因倭寇犯我東南沿海，江浙用武，書院一度改為兵備道署，後以寇情稍平，復為書院，一直延續至清光緒二十八年。武進百姓都稱他「與東林並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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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書院牌坊士人階層士農工商，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中，士是一個中國特有的階層，是四民之首，而且被認為是秀民，是社會道德的標誌、感化人民的表率。士，或稱士人、士紳、士大夫，包括社會上的讀書人，學者，朝廷官吏等等。士是官僚隊伍的主要組成成分，也是官僚隊伍的重要後備力量。士在入仕前，催化和維持當地良好的社會風氣，研究學術，監督吏治，推動社會進步；入仕後，則參與國家管理，為國家辦事。士人階層在江南地區的發展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有人甚至認為士是推動江南發展的最大動力。總體說來，江南和全國一樣，明清兩代的士風是不斷衰退和墮落的。整個明代，士風每況愈下，到了清代，士人更受到前所未有的精神打擊。明初，政府將程朱理學奉為官學，思想統治較為嚴格，整個士風也較為嚴謹，因此在明初整個社會風氣、政治局勢、主流思想總體來說都是欣欣向榮的，在太祖成祖之後還出現了「仁宣之治」，整個官僚集團都很敬業，以國家社稷為己任。從現存的明實錄也可以看到，裡面關於當時敢於冒死直諫的良臣、諍臣的記載比比皆是。其中有被稱為「錫谷四諫」的四位無錫籍名臣：顧可久、楊淮、黃正色以及張選。到了中期武宗統治時期，人君的個人問題也帶動了整個朝綱的日益敗壞，並且隨著社會經濟的長期的增長所帶來的繁榮，帶動了整個社會風氣的變化，士風自然也從社會到朝廷都不可避免的急轉直下。在江南地區，商業繁榮，生活安逸，社會風氣逐漸奢靡，人們「爭以求富為務」，士紳們「好奢宮室」，江南地區的傳統園林、景區很多都是這個時期開始大量建造的。士與商的界限也變得模糊起來，士人們逐漸承認商業的地位，並積极參与其中。朝廷則是宦官當道，官員都以明哲保身為重，已很難看到明初那種欣欣向榮的仕風了。到了萬曆朝以後，王陽明的心學逐漸興起，他拋棄了理學的束縛，強調人的主體意識，客觀上起到了個性解放的作用，在社會上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結果導致社會士風繼續墮落。朝廷則開始出現大規模黨爭的跡象。東林黨就在這時出現了。東林黨是明朝中後期中國學術和政治上的一座高峰。在學術上，他們反對王陽明的心學，認為空談心性無益宗廟社稷，治學應以國家為重，喊出了「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東林黨人因東林書院而得名，顧憲成（1550—1621年）字叔時，別號涇陽，稱東林先生。高攀龍（1562—1626年）字雲從，存之，別號景逸，與顧憲成並稱「高顧」，兩人是東林領袖。1954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被罷官回到家鄉，修復楊時講學的書院，稱為東林書院。自1604年起，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及高攀龍等一此地誌同道合的朋友在書院講學，稱為「東林八君子」，分別為無錫的顧憲城、高攀龍、顧允成、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和武進的錢一本、薛敷教。他們每次講學，聽講的有數百人。相比較在學術上的影響，東林黨在當時政治上的影響更巨大。東林黨作為明朝中後期最有實力的政治團體活躍在政壇上，這也是無錫人唯一一次以團體的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台上。以往的學者都將東林黨視為正人君子的代表，擁有高風亮節的名士。「黨」是個貶義詞，是魏忠賢扣在東林人士頭上的蔑稱，因此後人更願意將「東林黨」視為貶詞褒用來稱呼東林人士。但從另一種歷史角度看來，東林黨在當時確實是個「黨」，他們做的很多事確是黨爭之舉。東林黨是以無錫籍官員顧憲成、高攀龍等人為黨魁的一個龐大的全國性的官僚集團。東林黨人在人格上都能稱得上正人君子。他們希望重建道德權威，並通過道德手段解決當時的一系列危機。但道德的力量並非無限，它常常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黨同伐異的武器。許多東林黨人都是絕對的道德理想主義者，他們對不符合他們心中道德標準的人事，動輒口誅筆伐，與對手在一切問題上都要針峰相對，互相傾軋。東林黨掌權開始於萬曆朝中期，他們參與了萬曆朝第一任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死後的大清算，隨後又和其他黨派一起扳倒了第二任首輔、吳縣人申時行。在萬曆朝後期，東林黨的主要對手是浙江人主導的浙黨，以及依附於浙黨的齊黨、楚黨、宣黨、昆黨。雖然開始時東林黨處於下風，但到了天啟朝前期，內閣掌握在了東林黨手中，浙黨被清洗出政壇，齊、楚、宣、昆的骨幹也通通被排擠。但不久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迅速竄出，將東林黨扳倒並大肆誅殺。到了崇禎朝，閹黨又被崇禎帝剷除，東林黨得以平反後又重新得勢，並對所有與閹黨有關的人員進行了大規模清算。但不久宜興人周廷儒從東林黨手中奪得首輔之位，將東林黨人趕出了內閣，還沒到東林黨人反撲，國內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關外後金滿人的進攻，都使明帝國走到了窮途末路。持續半個世紀的黨派鬥爭，歷經四朝。可以說，東林黨對明朝的滅亡是要負一定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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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水潭即為「高子止水」處，存於無錫江南中學校園舊址內。現校園因地鐵建設搬遷，此處急需打理。此處原為明代高攀龍宅院，高聞悉將獲罪，溺於院中此水潭。為紀念高攀龍，高宅旁的巷子被邑人命名為「水曲巷」（吳語中諧「水缺巷」）但總的來說，東林黨人大多還是人臣中的佼佼者。特別是被閹黨誣陷坐贓而先後殉節的「東林前六君子」：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以及「東林後七君子」：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升、周宗建、黃尊素。而在之後清代三百年中，卻再也看不到如此忠貞的文官集團了。明清易代之際對江南士人的打擊接踵而至。這些打擊除了物質上的，更多的則是精神上的。首先是崇禎帝死訊的南傳。崇禎帝在崇禎甲申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破京時自縊於煤山。時逢戰亂，這一消息通過大運河傳至江南時已是四月底五月初。「甲申之變」對於長久處於安逸生活中的江南士人而言，堪稱「天崩地裂，悲憤莫喻」，在他們的記述中，多將此「萬古痛心事」喻作「日月湮淪」。忠於明室正統的士大夫們為大明的覆亡痛泣，當時江南的社會秩序已十分混亂，許多士紳都絕意入仕，對已入主北京的滿清採取消極抵抗的姿態，還有人則積極跟隨南明小朝廷。他們都公開反對李自成和滿清，對已降順的士紳進行了嚴厲的聲討，斥之為「家人小畜」。這時期江南也湧現出了大量忠節之臣。無錫有名的「錫山三忠」，分別是華允誠，龔廷詳與馬世奇。華允誠是明天啟二年進士，也是東林黨一員，明朝覆亡後曾出仕南明，清順治五年，因其拒不剃髮而被捕，最後遇害於南京。龔廷詳，崇禎十六年進士，清兵南下時他正任官南京，順治二年，他穿戴明朝官服官帽，在南京武定橋頭秦淮河自溺，隨亡明而去。馬世奇，崇禎四年進士，北京陷落後，他便整肅衣冠，向煤山方向叩拜，拜畢便自縊而亡。這三人在後來清廷安撫漢人時都受到了追封。清朝建立伊始，就下達了嚴岢的「剃髮令」，江南地區士紳百姓所有反抗行為都在「一人不剃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的高壓政策下無一倖免。有的地方組織了武裝反抗，結果發生了「江陰保衛戰」「嘉定三屠」等事件，全縣遭屠。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有士人堅持留髮。無錫人華鳳超在國變後閉門不出長達七年，後在其子的婚宴上現身，依然鬢髮宛然，即被人告發，終受慘刑而死。在江南士紳的觀念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應無損」，剃髮是蠻夷、牲畜的行為，漢人剃髮無異自絕於中華，這一打擊對江南士人不可謂不大。接著發生的從順治十二年到康熙元年的奏銷案，進一步打擊了江南士紳。本來，明代江南士紳們的稅錢賦糧累年拖欠是「習以為常」的事，這也是對讀書人的尊敬和面子，連縣官也莫可如何，政府也從不追究。而順治十七年頒定新條例，規定未交錢糧的士紳限期交清，否則「革去名色，枷兩個月，責四十板」。開始江南士紳十分抵觸，但政府擒拿了數十人作為榜樣，這令地方倍受震驚。但仍有人堅持抵抗。到了康熙元年，中央將所有抵抗的士紳「概行革職」，一次共奏銷去包括本府在內的蘇、松、常、鎮四府進士、舉人、貢監生員的身份多達13500多人，衙役250餘人也受到懲辦。奏銷案的發生使當時士人「人皆落膽」，打擊十分巨大。與奏銷案同一年發生的還有號稱「江南第一巨案」的「明史案」。湖州府南潯鎮巨富朱家之子，因擅修明史，被族誅，處以死刑的達百人，婦女都被發配滿洲。此案牽累到江浙兩省富宦名家二十餘戶，在任的各級地方官員都被削籍查辦。它與發生在五十年後的「戴名世《南山集》案」並稱「江浙兩大獄」。文字獄在中國古以有之，但到清初可以說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江南士人經受了這一次次的巨大打擊，士風空前低落。在此後兩百多年中，中國的士人始終處在一個「萬馬齊喑」的可悲境地。在朝中，漢族官僚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始終無法進入決策層，更不用說黨爭，大權永遠在滿族官僚手中。在社會上，士人們的地位大不如前，讀書人受到的思想束縛和各種限制大大超過明代，到了晚清，士人的社會主導地位則完全被商人取代。學術上，明亡之後，理學、心學都被歸為亡國之源而遭屏棄，但清政府的嚴格控制又限制了學術的自由發展，最後，清代的學術正統逐漸被考據學取得，學術發展也慢慢進入了死胡同。無怪乎晚清的士人們對六百年前那欣欣向榮的士風作任何回顧時，都不禁會潸然淚下。文化與科技傳統文學明前期，程朱理學為官方哲學，受到尊崇。到了中期，心學興起，並與理學展開了長達百年的論爭。明末清初，隨著明朝亡國，理學和心學都受到了批判。知識界積極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重新闡釋五經，於是出現了研究漢學古籍的考據學。加之統治者大興文字獄，也促使知識分子逃避現實，醉心於考據學。考據學達到最盛是在乾隆、嘉慶時期，世稱乾嘉學派，又稱古文經派。與之對立的是研究今文經學的常州學派，成員以武進庄氏家族為主。清代武進的古文與詞的發展達到極盛，出現了陽湖文派和常州詞派。陽湖文派以惲敬、張惠言等武進人為主，還有薛玉堂、秦臻等無錫人，以及其他江南地區的文人。他們既受當時文壇霸主桐城派的影響，又對他們進行了批評，在探索古文創作發展方面脫穎而出，獨樹一幟。常州詞派創立於嘉慶二年，其骨幹主要為陽湖文派的成員，他們的成就在於詞學理論方面的深入研究。清初無錫還出現了一位著名詞人，顧貞觀。他是顧憲成曾孫，他與陳維崧、朱彝尊並稱「詞家三絕」。康熙十五年，因大學士納蘭明珠之聘為其子納蘭性德授課。他和納蘭性德經常與著名文人學者朱彝尊、嚴繩孫、陳維崧等吟詠唱和，促進了清初詞壇的興盛，並為納蘭性德編訂了《飲水詞》集。他所作的《金縷曲》詞兩首，被稱為「千古絕調」。書畫伴隨文學發展的還有書畫藝術。明代初年無錫就出現了一位被後世譽為「中國古代十大畫家」之一的王紱。他以山水竹石畫聞名於世，其竹畫為明代之「開山手」，洪武初年以能書畫而被薦入翰林，擢為中書舍人。王紱其人品性高潔，據史載，王紱 「志氣高逸，襟度瀟爽，不與人苟合」。王紱與其他兩位無錫籍書畫家浦源、王達，合稱「錫山三傑」。明清時期無錫其他較為重要的畫家還有王問、談志伊、許儀、鄒一桂、秦祖永等等。清代在常州府還出現了以武進畫家為主的「毗陵派」，主要畫家有武進人惲壽平、唐熒、范廷鎮等，以及無錫人鄒顯吉、鄒一桂等。市民文學與傳統文學同樣發展起來的還有小說、戲曲等市民文學。從明朝中後期開始，隨著商品經濟和城鎮的興起，市民文學迅速發展，尤其是在江南地區，大量優秀作品應運而生。明清時期的長篇小說成就輝煌，四大名著均產生於此間，短篇小說則以《三言》《二拍》為代表，這些小說作品通過江南發達的出版印刷業而流行於坊間。明初，南戲在江南興起，到了中期，兼收南戲各派之長的崑腔最終成為南戲主流，從此崑曲一統天下數百年，直到清中期才逐漸衰落。此間，江南地區各階層對崑曲都十分痴迷，各地也湧現出了不少名家名社。明代的無錫，家庭戲班、曲宴、曲社蔚然成風。「無錫曲道之盛，自明季已然」。明萬曆年間，無錫人鄒迪光的私園寓公谷，擁有兩套戲班子，為江南第一，「優童數十，極一時之選」，曾上演全本55出《牡丹亭》。崇禎年間，無錫曲友創天韻社，發展到清同光年間，「社中曲友善度曲器樂者，多至七八十人」，天韻社綿延300多年。無錫人吳畹卿「精音韻，善度作曲，工三弦、琵琶、曲笛，定音笛，為梁溪清曲之集大成者」，自光緒年間起主持天韻社長達50年，梅蘭芳曾受教於門下，晚年弟子有楊蔭瀏等。到了乾隆年間，崑曲由於日益高雅化而脫離群眾，崑曲地位逐漸被京劇取代，同時，各地方曲藝也大量興起，江南地區的灘簧、評彈、彈詞等曲藝形式受到民眾歡迎。乾嘉年間形成於無錫東北部的無錫灘簧與形成於武進東部的常州灘簧，逐漸合併形成了後來的錫劇，成為華東地區三大地方戲之一。建築繁榮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藝術也催生了建築的發展，明清兩代江南地區湧現出了眾多能工巧匠和各種優秀建築。本府雖沒有像吳縣香山幫那樣的匠人團體，但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匠人。《哲匠錄》是一本詳細記錄中國歷代優秀匠人的傳記，其中收錄的明清兩代巧匠中就有無錫人陸賢、陸祥、秦梁，以及武進人蔡信。明代初年，國家先後進行了規模宏大的開封、南京、鳳陽、北京四大都城的規劃與營造活動。在這些大興土木的建設活動中，湧現出來許多能工巧匠，他們大多都來自社會底層。其中陸賢、陸祥兄弟為洪武年間南京故宮的營建大師。他們的先祖在元朝世代為可兀蘭(可兀蘭即漢語將作大匠)，歷代都出巧匠。明太祖在南京定都建宮殿，陸賢與陸祥應召人都。宣德初年，朝廷選拔陸祥為工副，陸賢授命營繕所。陸祥歷事五朝，官至太僕少卿，累加工部侍郎，所受賜予累萬。陸祥年九十餘卒，賜祭歸葬錫山。蔡信也是明初應召入京的巧匠，明成祖時定都北京，又修建了北京故宮，而它的設計者即是蔡信、以及安南（今越南）人阮安等，主持施工者則是吳縣香山幫巧匠蒯祥和無錫的陸祥。江南地區的優秀建築主要有各種寺廟與私家園林。明清是江南園林建築藝術的集成時期，幾乎每個城鎮都有士紳的私家園林，參與造園的除了匠人還有詩人畫家。武進的主要園林有約園，無錫有寄暢園、寓公谷。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寄暢園，它被譽為「疊山理水的典範」，獨擅山水之勝，深得借景之妙。乾隆帝更是將它仿建於北京頤和園中。中醫學江南地區的中醫學在明清時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名醫名家不斷湧現。由李經偉主編的《中醫人物詞典》中收錄了中國從漢代至近代的6100位名中醫，無錫、武進分別有128人、100人入選。其中明清兩代，無錫有94人，武進有81人。明末清初，武進還出現了「孟河醫派」，主要為費、馬、巢、丁四大家。天算學與近代科學明清江南地區的天文學與古典數學也進入了一個發展的高潮。清代阮元的《疇人傳》、羅士琳的《疇人傳續編》以及諸可寶的《疇人傳三編》，詳細記載了明萬曆至清光緒十二年的著名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對上述三種資料進行統計，發現江浙兩省的天算家佔全國60%，其中無錫和武進各有7人，並列全國第五。到了清後期，隨著西學東漸，江南地區最新接觸並且吸收了西方的先進科技。中國公認的近代科學之父有三人，徐壽、華蘅芳與李善蘭，其中前兩位均為無錫人。災變江南地區自明初至清末，遭受到的各種災變包括明代的倭亂，崇禎朝末年的水、旱、蝗、疫並行發生，清軍南下的屠殺以及太平天國運動。明代倭亂主要發生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三十七年（1558）期間。起先主要侵掠沿海各縣，受害最重的是松江府和蘇州府的崑山縣。後來逐漸深入內陸，三十四年時更是把無錫、武進、溧陽、宜興各縣都掃了一遍，連當時尚在湖中的馬山都沒有放過。在抗倭鬥爭中，無錫知縣王其勤表現英勇。王其勤，是嘉靖三十二年中進士，授無錫縣知縣。當時倭寇正大舉入侵內地，無錫告警。他到任後的第三天，就召集地方耆老士紳，商議抗倭與修築城牆。自嘉靖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至四月二十日，用了70天時間，將原來無錫土城垣改建成一座長18里、高2丈 l尺的磚石城牆。接著又向民間募兵，將招募來的兵卒編成窯兵、腳兵、弩兵、僧兵、柴兵、子弟兵、義勇兵、園兵，進行訓練。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倭寇侵犯無錫，他親自督戰，歷時18天，擊潰倭寇，全城得保。武進人唐順之，也是當時有名的抗倭名將。唐順之字應德，又號荊川。嘉靖八年（1529年）會試第一，歷任兵部主事，翰林院編修。他武藝高強兵法嫻熟，戚繼光曾向他學習槍法。他通過實地考察，制訂了抗倭對策，取得了三片沙大捷和姚家盪大捷，因此升任右僉都御史、代風陽巡撫。他為布防、籌餉、賑災而奔波江淮海濱，終因長年賓士殲寇，積勞成疾而去世。人們對於崇禎末年的大動亂大約只知道李自成、張獻忠的農民起義和清軍入關。其實這些都發生在北方地區，與江南基本無關，當時發生在江南地區最可怕的災難，是崇禎十三年（1640）、十四年的兩次水旱大災，以及十五年的旱疫並行，連續三年的災害對於江南的經濟和社會以及整個明王朝的統治都是一個致命打擊。從崇禎十三年五月開始，江南發生了大規模的集中降水，為歷史罕見。農曆五月本來就是梅季，最怕有暴雨發生，雨後農田被淹，直接導致秋季歉收。該年因大水而出現的大飢謹，造成「道謹相望」，人死不可勝數。而到了第二年的梅季卻出現了大旱，江南地方「澤以鬼圻，水萋嘆槁」。大旱再次引起了荒歉現象，從立夏開始，蝗蟲又驟起，三個月的乾旱加之鋪天蓋地的蝗蟲，田野中已看不到青草。饑荒再次侵襲，地方百姓的生活出現了嚴重困難，貧民開始逃荒，很多人就死在流亡途中。此時大規模的死亡已經產生，疫病開始悄悄流行，十家中就有五六家死於此。百姓熬到秋季，以為大災到了極點，可以結束了，不料該冬日子更艱難。因為年底照例要交租，結果饑民大量增加，草根樹皮能吃的早都被剝去，「人相食」現象的出現已不是誇張。崇禎十五年春天，青草初生，鄉野地方到處可見挖草的人。田野中的草很快就被挖乾淨，而餓死的人一天天在增加。很多小孩被遺棄，「呼號哭泣之聲徹於通衢」，但旁觀者只能「徒扼腕頓足，莫可誰何」，更多的嬰兒被父母投入市中小河。該年的旱情與蝗災仍然嚴重，糧食早已空絕，吃人肉的現象大量出現。早在崇禎十四年，許多地方就發生了疫疾。武進在十四年出現旱蝗和小疫後，十五年河道枯涸，發生了大疫。十五年的特大瘟疫席捲了整個江南，無錫 「人多暴死」「死者相藉」。到八月後，禾苗漸長，米穀價格開始下降，百姓生活的緊張狀態得到緩解。但連年災荒，地方生民一死於水、再死於旱、三死於疫，勉強活下來的堪稱九死一生。地方社會處在十分脆弱的狀態，盜匪與流民並發，構成了社會動蕩的主要因素，直到崇禎末年，災害從未停止。緊接著明朝覆滅，清軍南下，江南地區更是處於空前的混亂之中。其中禍多因「削髮令」而起，大規模的反抗和屠殺發生在江陰、崑山和嘉定，甚至發生了全縣遭屠的慘劇。經歷了明末清初的動蕩，江南地區總體的經濟又逐步回升，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清後期，太平天國運動的爆發又一次給江南地區造成了類似明末自然災害的嚴重打擊，只是前次是天災，這次是人禍。關於太平天國運動大家都有所了解，史學家對它向來也是褒貶不一。這裡不對它的性質下定論，但就其對包括本府武進無錫的江南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破壞，無疑是有史以來較為沉重的一次。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於咸豐三年二月十一日佔領南京，定都於此，改名天京，並以天京為基地，展開北伐與西征。咸豐十年（1860）四月，太平軍將領李秀成、陳玉成，破解了兩年多的天京之圍，並開始東征。四月初二攻取了常州，四月初十攻克了無錫。四月十三日清晨又攻下了江陰，同一天，佔領宜興。太平軍與清軍在無錫進行了慘烈的戰鬥。清軍在無錫被占以後屢屢反攻，太平軍在無錫進行了長達1年之久的保衛戰，最後終於在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二退出無錫。這時太平軍的敗局已定，在無錫撤出以後半年多，天京就被清軍攻陷了，這標誌著太平天國的告終。從太平軍佔領無錫，至展開無錫保衛戰，共3年7個月。太平軍撤出無錫後，戰爭仍在周邊地區繼續進行，農民無法從事耕種勞動，土地荒蕪，以致在1864年春，無錫西南、西北各鄉發生大饑荒，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慘事。據《光緒無錫金匱縣誌·兵事》記載，同治二年十一月，淮軍攻克無錫時，「城中民居十無一二存。蓋賊（太平軍）毀其二，土匪毀其一。其五六則兵勇爭賊遺物不均，遂付之一炬耳。」因此，無錫較之江南其他各城尤為殘破。除了遭受經濟損失外，無錫和武進的人口也銳減，戰後整個常州府的人口比戰前減少了近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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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湘昭忠祠，位於惠山寺大雄寶殿後，由李鴻章主持修建，祭祀在克複江蘇與太平軍戰鬥中陣亡的所有淮軍、湘軍將士。故此處會保有如此較大規模的徽式祠堂。太平軍有獨特的宗教信仰，他們不信神佛，不祭祀祖先，所以其所到一處對當地的廟宇、寺院、觀庵、祠堂的破壞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有些寺廟在兵災後雖有重建，但規模大不如前；有些寺廟則就此淹沒，如無錫首剎惠山寺。在太平天國後，江南地區的社會經濟重新逐步回升，在同治、光緒兩朝出現了所謂的「同光中興」，而受到太平天國影響的宗教也在中興中重新發展起來。後語：結合之前本人閱讀的若干書目，此文應當是比較翔實準確的，故經略微添加，於此供有意者閑暇時一睹。文中圖片均為本人添加，或自攝或下載。且因本人為錫邑人士，對武進縣知之甚少，故未添加武進縣圖片，甚是遺憾。同時同樣期待江陰、宜興、靖江地區的相應研究成果。補充：常州府是明、清兩代的一個行政建制。在明代，常州府屬於南直隸，下轄武進縣（相當於今常州市市轄區）、無錫縣、江陰縣（今江陰市及張家港市一部分）、宜興縣（今宜興市）和靖江縣（今靖江市）5縣，轄區範圍基本上相當於今日常州市市轄區、無錫市全境、隸屬泰州市之靖江市以及隸屬蘇州市之張家港市部分地區。1726年（清雍正四年），常州府的大部分縣份都因人口、賦稅繁多，而一分為二：從武進縣分出陽湖縣（今江蘇省常州市區南部）;從無錫縣分出金匱縣（今江蘇省無錫市北部），從宜興縣分出荊溪縣（今江蘇省宜興市西南部），因此常州府的轄縣增加到8個，稱為「常郡八邑」。從這個時代開始，常州便有了「八邑名都，中吳要輔」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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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常州府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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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常州市無錫市轄域相對與武進縣來說，無錫縣與相鄰的吳縣（蘇州）在文化上似乎更為相近。從吳語分區圖上即可發現，常州府的大部分，包括現無錫所轄的江陰、宜興均歸為毗陵小片，唯獨無錫方言更接近於通行於蘇州府地區的蘇滬嘉小片的吳語。文化上的差異加之經濟上的均勢，都導致了認同方面的離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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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南地區吳語劃分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於目前行政上的分離，致使曾經非常輝煌的常州府地區文化較之蘇州府地區並不為世人所熟知。亟待各邑有心人士通力發掘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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