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三匝：下一步改革 思想界毫無共識

蕭三匝：下一步改革 思想界毫無共識

（台灣） (201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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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早報網訊）台灣中時電子報報道，評論解讀中國思想界存在著幾種聲音，資深媒體人、獨立學者蕭三匝撰文指，自由主義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影響較大，新左派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群體中有影響力，思想界紛爭主要體現為左右兩派的對立，中國新一代思想家必然是能夠融匯左右。

　　中國當代思想界之形成，始於上世紀80年代。那是一個舉國振奮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具改革共識的時代，共識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必須擺脫教條主義與政治浪漫主義，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基於上述共識，政治家有效推動改革進程，理論家積極論述這種改革的合法性，社會大眾踴躍地投身改革的洪流。

　　思想界嚴重分化

　　但改革是一個利益重組的過程，它必然帶來不同利益主體的相互博弈。到了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改革向何處去的爭論出現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人都贊成進一步深化改革，但具體到如何深化改革的問題上，可以說毫無共識。

　　思想界最敏感地反映了社會變遷，由此也導致了思想界本身的嚴重分化。1997年前後，知識分子中所謂新左派（以汪暉、甘陽、崔之元、王紹光、劉小楓等為代表）和自由主義（以劉軍寧、徐友漁、朱學勤等為代表）的對立逐漸形成，這種對立後來甚至發展到了部分流品低下者相互進行人身攻擊的地步。

　　很難想像，中國的左右兩派能在今天坐在一張桌子旁冷靜地討論思想問題。在一些思想討論沙龍里，某些所謂名人的表現無異於潑婦罵街。在網路世界，自由主義者被新左派封為「帶路黨」，新左派則被自由主義者反譏為「五毛黨」。

　　導致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左右雙方對中國社會在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的認識截然不同。左右分歧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左右兩派漸趨對立

　　一，自由主義擁抱普世價值，認為自由、民主、憲政、法治、市場經濟、全球化是一個整體。中國已經實行市場經濟，下一步應該全面落實其他普世價值。新左派認為，中國當下的問題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必須在反思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走一條超越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道路。

　　二，在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腐敗問題的診斷上，自由主義認為，腐敗產生於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對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介入。要剷除腐敗，就得限制政府權力，徹底推進市場化。新左派認為，在經濟市場化的過程中，腐敗正是打著自由主義和私有產權的旗號進行的，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不過是為權貴掠奪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提供了合法化的論證而已。自由主義強調起點的公平和程序正義，但新左派認為僅有這兩點是不夠的，應該追問並落實結果的公平，而經濟民主就是實現結果公平的有效手段。

　　三，自由主義認為，當今中國所有問題的癥結是尚未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代議制政府，通過代議制落實公民權利，實現權力制衡。新左派認為，自由主義倡導的自由的實質是「貴族的自由」，與老百姓無關，以「間接民主」為特色的代議制民主不過是「選主」，他們要落實的是「積極自由」和真正的民主，甚至是「直接民主」。

　　在思想界左右兩派漸趨對立的前後一段時期，另外幾種思潮開始形成自己鮮明的特色：

　　其他幾種思潮成形

　　新權威主義及其後來的新保守主義（以蕭功秦為代表）作為激進的自由主義的對立面認為，中國要走向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道路，但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新權威來主導，否則就會產生政治失序和社會大亂。新權威主義強調社會穩定的重要性，但它無法證明，穩定的社會就一定會走向自由、民主、憲政。更何況，改革即便需要權威主導，但「權威何來」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沒有程序正義，權威何以服人？

　　文化保守主義即新儒家（以杜維明、陳明等為代表）認為，儒家思想不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阻力，反而是一種積極的推動力量。儒家的內聖即便開不出外王，但它至少可以為中國人提供文化認同和心靈安頓。自由主義要想在中國落地也必須融入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之中，否則很難穩立。但文化保守主義者是一個思想紛雜的群體，其中一部分人（如蔣慶）甚至公然反對現代化，明確主張復古，並以「反動」為榮。

　　社會民主主義（以謝韜等老幹部為代表）與憲政社會主義（以華炳嘯為代表）則是在承認中國現實的前提下，試圖指出一條阻力最小的改革路徑。但社會民主主義僅限於倡導層面，憲政社會主義則難免過於顧及現實，以至於妥協性大於建設性。

　　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民族主義（以王小東、摩羅等為代表）也逐漸成為了一種極具影響力的思潮。民族主義者強調國家利益的重要性，他們主張中國「耀武揚威」，擴展勢力範圍，但清醒的批評者指出，民族主義的亢奮非但不會為國家帶來利益，反倒會帶來災難。

　　一般來說，自由主義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影響較大，新左派在西方某個學術圈子內和在改革中利益受損的群體中有影響力，新權威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的現實，新儒家對重拾世道人心產生的影響力大於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力，社會民主主義與憲政社會主義對中國政改而言或許是中短期內最現實的方向，民族主義是一把雙刃劍，執政者與其處於若即若離的關係較佳。

　　中國思想界的紛爭主要體現為左右兩派的對立，其他各派思潮間的論爭幾乎都可以從左右對立中找到線索。

　　盼出現大思想家

　　改革需要共識，一個能彌合分歧、產生共識的社會才有可能穩步前進。「十八大」後，舉國上下都表達了對深化改革的關切，但改革到底應該向何處去，從上到下必須形成廣泛共識。要知道，一個「撕裂」的社會是無法進步的。

　　共識是否可能產生？我認為，只要左右雙方都具備歷史感和現實感，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實上，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都存在嚴重的不足。中國既沒有自己的哈耶克，也沒有自己的哈貝馬斯。

　　在左右問題上，我贊成吳敬璉的看法。他認為，對中國而言，「極左和極右都危險」。中國下一步改革必須對民意進行積極響應，但民意是需要融匯的。大轉型時代呼喚大思想家出現，中國新一代思想家必然是能夠融匯左右，並為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提供可操作性理論的人。思想界分崩離析、黨同伐異的局面必須結束，知識分子不能止於抱怨，而應該進行嚴肅地理論思考。沒有任何國外的現成理論對中國的大轉型進行過足以服人的論證，思想界必須具有歷史擔當。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自由主義者（如秦暉、許紀霖）正在進行融匯左右的努力，他們強調自由，同時呼籲平等，他們反對把自由主義看成一個新道統。中國思想界的前景因此值得期待。

　　（摘自財經網2012-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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