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畔衚衕文化】——定阜街的今昔變化
定阜街簡介
定阜街位於德勝門內大街東側,東西走向,全長470米,與護國寺街隔街相對。這條街明代稱定府大街,最早在這裡建府的是明初朱元璋的大將徐達,他攻下元大都後,改城名為北平,將其府邸設置於此。因為徐達戰功赫赫,朱元璋封其為魏國公,賜有免死鐵券。其後,徐達之子徐增壽追隨燕王朱棣,立下大功,朱棣登基,遷都北平,追封徐增壽定國公,其子世襲定國公爵位,在此街北側興建定國公府,這條街因此得名,清代一度稱之為定府樓街,民國以後,街名又改回明代之稱,將「府」改為「阜」。1965年整頓街巷名稱時,將「定阜大街」改為「定阜街」,沿用至今。
定阜街中的王府
在定阜街內,至今保留著兩座清代王府,分別是位於衚衕西側的慶親王府和東側的濤貝勒府。
慶王府坐落在定阜街西側的慶王府,本是大學士琦善宅邸,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琦善擅自許諾割讓香港予英國,因而獲罪,被抄沒家產,咸豐年間清廷將這所住宅賞賜給奕劻。奕劻是慶僖親王的後人,靠迎合慈禧太后青雲直上,光緒十年晉封為慶郡王,其住所也升格為王府。晉封后,奕劻對王府大規模改造,府邸東西長400餘步,南北闊230餘步,呈長方形,擁有5進院落。
慶王府中還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兩層綉樓,因其平面呈「卍」字形,被稱為「萬字樓」。民國以後,慶王府逐漸衰敗,1940年奕劻之子載振將慶王府變賣,新中國建立後至今,慶王府一直由部隊機關使用。
濤貝勒府
濤貝勒府原為康熙十五子愉郡王允禑居所,1902年,光緒皇帝之弟載濤承襲貝勒爵位,遷入該府,府邸由宅院、花園、馬廄三部分組成,院落六進,房舍五六百間。
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被馮玉祥驅逐出宮,皇親國戚斷了皇糧,只能坐吃山空,載濤也漸漸陷入困境。
1925年,載濤將貝勒府以16萬大洋的價格賣給了天主教教會,教會在花園南側的空地興建起了輔仁大學教學樓,府邸開辦輔仁附中,招生施教。
1951年,輔仁附中改名為北京第十三中學,輔仁大學也在第二年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
定阜街的革命歲月
在抗日戰爭中,定阜街內的輔仁大學由於教會背景,沒有淪入日偽手中,成為當時不用懸掛偽旗、不用必修日語的少數學校之一。
聞其消息,那些留在北平繼續工作的學者,想繼續學習的青年,紛紛投向輔仁大學。
隨著國土的大片淪喪,輔仁大學師生們的地下抗日熱情也越發高漲。校長陳垣經常利用授課的機會宣傳抗日愛國思想。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不久,張懷、英千里等輔仁大學教師便成立「炎社」,以明末具有民族氣節的學者顧炎武為楷模,宣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抗日愛國思想,抵制奴化教育,搜集日偽情報,向後方輸送抗日青年。
1944年,因混在學生之中的特務告密,「炎社」30餘名師生被日寇逮捕,史稱「華北教授案」。1945年7月15日,日本投降前一個月,輔仁大學在押全體師生得到假釋,回到闊別已久的母校,受到了輔仁師生的熱烈歡迎。
在監獄的1年零4個月里,被關押的輔仁師生頂住了侵略者的嚴刑拷打,保持了中國人的氣節,與日寇做針鋒相對的鬥爭,最終迎來了抗戰的勝利。
老居民追憶今昔變化
打定阜街走過的3路公共汽車今年83歲的劉德成老人年輕時曾是光明日報的印刷工人,1963年從東城區搬到與定阜街一街之隔的龍頭井街16號院,談到定阜街的過往,老人記憶深刻的便是打定阜街走過的3路公共汽車。
據他介紹,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3路公交車從地安門始發,穿過定阜街,開往護國寺,最終到達動物園。「那時候『定阜街』還叫『定阜大街』,街的東口就是3路公交車站牌,站名就叫定阜街。我經常坐3路公交車到地安門副食店買東西,車很小,差不多和現在的中巴車一般大,座椅是木製的,包上人造革,車能座30個人,由於車廂狹窄,售票員只能站著售票。」
「別看衚衕窄,那時3路公交也是能雙向行駛的。後來因為衚衕里客流量少,3路汽車也就不在定阜街上行駛了,居民們也都去平安大街坐公交車了。」劉德成對記者說道。
當年的定阜街3路公交站早已淹沒在歲月的長河中,我們也只能從這些居住在什剎海的老人們的隻言片語中,去找尋那段逝去的歷史。
實習記者丨潘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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