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億總中流」：中產階級龐大的日本

本文摘自《日本重新崛起》，作者：李培林，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在社會學中，龐大的中產階級一直被作為現代民主、富裕、發達社會的人群結構特徵。日本的學界和政府都非常重視對中產階級的研究。總共1.26億人口的日本，當年卻號稱「一億總中流」，日本人都為此而感到自豪。現實的數據也表明，日本相比而言，收入和財富差距較小，生活水平的均等化程度較高。

在日本的近代史上，關於對中產階級的認識以及現實中的中產階級的實際狀況發生過幾次大的變化。早在19世紀下半葉的明治維新時期，具有革新意識的知識精英們從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變化中體會到，中產階級將是未來社會的主流，他們提倡以中產階級作為標準階級，使下層階級逐步改善生活水平，促進社會的平等化過程，以減少快速發展和變化中的社會矛盾。在這個時期，「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概念，是比較古典的含義，即表示一個以收入和財產劃分的中間階級。

古典中產階級也稱為「舊中產階級」。20世紀初日俄戰爭以後，日本產業資本獲得較快發展，一些原來在生活底層的人群成為擁有一定財產的「新富階級」，並形成不同於傳統貴族的自身生活方式，居住在東京山手地區的「山手階級」成為舊中產階級的象徵符號。但是，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的舊中產階級的人數還是相當有限，甚至被西方學者稱為「沒有『中產階級』的國家」。

二次大戰後，日本在1950年代興起了大規模產業革命，產業結構中的服務業比重大幅度提高，與此相伴隨的是大量白領工作人群的出現。迅速成長的社會知識精英和一般職員、政府行政人員、學校教師、醫生、律師、技師等掌握各種專業技能的人群，形成了一個不是僅僅以財產和收入，而是以職業、生活方式、觀念意識等綜合特徵為標誌的「新中產階級」。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東亞社會的專家傅高義教授，曾寫了一本很有影響的著作《日本的新中產階級》，對戰後日本新中產階級形成的經濟社會因素進行了細緻的分析和描述。當然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收入是中產階級的一個核心指標，如當時產生的以「中產階級化」為基本綱領的新政黨「民主社會黨」，就把具體政治目標定為「實現標準家庭的年收入增長兩倍，達到平均5萬日元」，低收入者也不低於3萬日元。

隨著日本經濟在戰後的迅速發展，「新中產階級」的人數不斷擴大，成為政黨生活中誰都特別關注的選民群體。但所謂「新中產階級」，其實與「舊中產階級」有很大的區別，它是一個非常龐雜的群體，並不符合傳統的階級定義，因而很多學者為了區別經典的階級定義，把「新中產階級」稱為「中間階層」，日本的學者則愛用「中流」、「新中間大眾」等辭彙來表述它的現實含義。日本的一般民眾中，多數人認為「中流」比「中產」或「中間」更容易正確理解含義。1960年的調查結果發現，日本人選擇「中流」的佔56%，「中產」佔29%，「中間」佔19%。到1980年代日本的泡沫經濟熱潮時期，日本人似乎突然感覺到日本的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媒體中到處洋溢著「全體中流」之類的豪邁話語。

在社會學的研究中，「中產階級」的劃分基本上有兩種方法，一是根據收入、職業、消費、生活方式等客觀的綜合指標，二是根據階層認同的主觀指標，二者的定量分析都要依據大規模的問卷抽樣調查。從1955年開始，日本社會學界進行全國的「社會分層與流動調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簡稱SSM調查，到1995年已經進行了五次調查，現在正在籌備2005年的第六次SSM調查。日本首相府宣傳室也從1958年開始，每年都舉行「國民生活輿論調查」。

根據社會學界的調查數據，日本以白領職業為特徵的「新中產階級」人數比重從1955年的25.5%上升到1995年的43.2%，與一般發達國家白領職業人群比重差不太多。日本東京大學的名譽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富永健一告訴我，「一億總中流」的說法來自日本政府的「國民生活輿論調查」，調查的提問是把人群分為「上層、中上、中中、中下、下」五個階層，結果選擇「中上、中中、中下」階層的達到總樣本的90%。而社會學家的「社會分層與流動調查」，提問是把人群分成「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五個階層，結果選擇「中上、中下」階層的近70%。這說明調查的結果，其實與調查的提問方式有很密切的關聯。但「一億總中流」的說法，經由媒體的渲染，成為一種很流行的說法。

問題是，在其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類似調查中，「中產階級」認同率都沒有如此之高。如在1980年代的調查中，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的，在美國是66.7%，在瑞典是75%，在台灣是57.7%。對於為什麼日本人的自我感受這麼好這一點，日本社會學教授盛山和夫的解釋是，日本的企業組織制度遵循一種符合日本傳統的重視「社團集體」的「會社主義」，所以從來就沒有形成過西方國家產業革命時期那種「勞工階級」，「終身僱傭」、「年功序列」等日本特有的企業制度促進了工薪階層的平等化意識，而且在1940—1950年代日本最大的社會差別，即城市工薪階層和鄉村農民的生活差別，到1973年發生逆轉，農戶的人均消費水平開始超過城市工薪階層，日本人從此產生了進入「富裕社會」的社會認同。村上泰亮教授認為，這種社會認同最終促成「新中間大眾」時代的到來和「階層去結構化」的現象，即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失去了階層結構化的意義，現實社會不再存在意識形態上的階層或階級。

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股市大量縮水，企業破產、勞工失業、銀行壞賬等問題不斷出現，經濟低迷不振，進入長期低增長甚至負增長時代。與此同時，收入差距也開始拉開，雖然仍有一批IT技術精英躍升為全球跨國公司「新企業首領階級」，但大量的中間白領在日本企業的組織變動中失去了原有的社會位置，從1980年到1992年十幾年間，日本基尼係數從低於0.3升到0.4以上，甚至超過了美國。

在這一背景下，1990年代末以來學界產生了關於「中流崩潰論」的大爭論。京都大學教授桔木俊詔的《從收入和財產看日本經濟差距》一書成為引發論戰的導火索。他在書中指出，日本過去即便在高增長時期，工薪收入的分配也是比較均等化的，但到1980年代的泡沫經濟時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人們都把財富投入到升值預期高的股票、證券和房地產上，很多日本大資本甚至到美國和歐洲去一幢樓一幢樓地買，資產收益迅速擴大，並成為決定生活和消費方式的重要因素，而泡沫經濟的破滅進一步使中產階級的狀況惡化，「中流意識」徹底崩潰。其實在此之前，已經有類似的著作，但都因不夠學術化而沒有引起學界的重視，如1987年上野千鶴子的《中流幻想的崩潰》、1998年田中勝博的《2010年中流階級消失》等。

東京大學社會學副教授佐藤俊樹所著的學術著作《不平等社會日本：再見，全體中流》於2000年出版後，短短半年便再版14次，躋身日本暢銷書行列，這在學術著作中是很少有的現象，可見當前日本民眾對這個問題極其關注，因為泡沫經濟的崩潰，是繼二次大戰日本戰敗後對日本民眾精神最大的打擊。佐藤俊樹在研究中發現，現在占就業人口約20%的白領上層僱員，代際間在地位、職業、學歷等方面的繼承性出現「逆轉上升趨勢」，造成知識精英的複製，有戰前「舊中產階級」複製機制回潮的趨向，原因是出現新的選拔機制的機會不平等，結果是加劇「新中流大眾」的分化。

站在爭論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東京大學的盛山和夫教授，他認為，所謂新中產階級或中流大眾從來就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人們塑造的支撐和穩定社會秩序的象徵性符號，日本仍然是一個富裕平等的社會，「中流崩潰」的說法只是一個故事而已，是對社會事實新的變化的誤讀。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中流意識分化」所反映的是在後現代社會中，人們在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行為選擇上的「個體主義化」趨向，是社會政治繼注重階級利益關係調整的「階級政治」（class politics）和注重地位獲得機會調整的「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之後，產生的向注重生活格調的「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轉型。

在生活環境惡劣和地位獲得機會不平等的境況下，過去人們動員起來為民主、平等和改善生活機會而鬥爭，那時階級政治和地位政治具有中心地位，而當一個社會實現基本的民主、平等和富裕的情況下，人們開始追求個體主義的多樣性的生活價值。「生活格調」（lifestyle ）與「生活方式」（mode of life）不同，它不是群體性的選擇，而是個體主義化的選擇。

在後現代社會中，知識—技術轉化為財富的過程也大大縮短，大企業組織為降低成本而採取的「外包」和「訂購」策略使中小企業獲得新的發展，網路、生物、文化等新型產業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大量新的社會階層流動機會，彈性工作方式和社會服務的多樣化使個體化工作大量產生，所有這些因素都使社會流動速度加快，並弱化了傳統的組織權威和科層等級。而生活格調和社會態度的個體化也在消解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傳統分野。在這種大的背景下，人們的社會身份認同也更呈現出「斷裂」（breaking）和「碎片化」（fragmentation）的特徵。

一個常被引證的美國例子是，根據美國「阿爾福德階級選舉指數」（Alford Index of Class Voting），在1940年代的政治大選中，有75%的勞工階級投左翼政黨的票，只有25%的中產階級投左翼政黨的票，但到1980年代，數據顯示中產階級中有50%投票給左翼政黨，政黨選民的階級分野非常不清晰了。

在日本，年輕的學者似乎對「中流崩潰論」這樣的爭論已經失去興趣，他們仍然在談論左翼和右翼，但含義完全變了，都是圍繞一些人們關切的實際生活問題和新型社會問題，如失業、社會保障、生態環境、老齡化、婦女權利、文化多樣化、新型社會風險等等，而不再是傳統政治問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態度「碎片化」的趨向更加明顯，但他們已經成為選民的基本力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