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度夏商周時期考古發現與研究綜述

許宏、李宏飛：《夏商周時期考古》，《中國考古學年鑒（2012）》，文物出版社，2013年10月

2011年，夏商周時期考古續有新的發現，在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共發表考古報告、簡報和論文260餘篇，考古發掘報告17部，研究專著與論文集26部。召開了浙江湖州·東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窯址考古成果研討會、「中日共同開展西南地區北方譜系青銅器及石棺葬研究合作」學術研討會和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會第十二次年會。

一、二里頭時代

作為廣域王權國家都邑聚落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又有新的發現。本年度勘探面積3萬平方米，基本摸清了宮城北部的遺存分布狀況。發掘的5號基址為三進院落，年代為二里頭文化二期，中院和北院內發現同期貴族墓葬。宮城東北部的巨型坑內發現二里頭文化第一～四期連續堆積，其內發現祭祀遺迹（《中國文物報》11月4日）。5號基址一體多進院落宮室建築是迄今所知同類建築中最早的，祭祀遺存的發現則為探索偃師商城國家級祭祀場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線索。

對於二里頭遺址出土遺物的研究是本階段考古研究的重點之一。廉海萍等通過對二里頭遺址出土青銅器、陶范和澆勺的考察，探討了二里頭遺址所出銅器的鑄造技術（《考古學報》4期）。魯曉珂等對二里頭遺址所出白陶、印紋硬陶和原始瓷進行了化學組成、燒成溫度、晶相組成和顯微結構實驗，結果顯示其胎料組成明顯區別於日用陶器，不同顏色的白陶燒制氣氛也不同，少量原始瓷胎料與泛灰色白陶接近，不同於其他原始瓷胎料的南方瓷石特徵（《科技考古》三輯）。彭小軍分析了二里頭遺址出土陶器上的指紋痕迹，指出陶器生產者的年齡構成可能較為多樣，當時的未成年人很可能參與到了陶器生產過程中從事輔助性工作（《南方文物》1期）。趙春燕等測定了二里頭遺址出土部分動物牙釉質的鍶同位素比值，推測豬由當地飼養的可能性最大，羊和黃牛在二里頭早期多來自外地，晚期則多來自本地（《考古》7期）。此外，王青對二里頭綠松石鑲嵌龍形器的面部紋飾進行了復原（《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四十八期），陳國梁討論了二里頭遺址出土的4種小件文物（《三代考古（四）》）。

其他遺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河南新鄭望京樓遺址發現二里頭文化城址，城內保存有大量二里頭文化二、三期遺存，城牆與「外郭城」之間也發現有豐富的二里頭文化遺存（《中國文物報》1月28日），李德方等認為其應是「與亳為鄰」的葛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河南登封南窪遺址發現3條溝狀堆積和11座豎穴土坑墓，出土遺物以白陶最為豐富（《中原文物》6期）。河南淅川下寨遺址發現豎穴土坑墓28座，年代相當於二裡頭文化一、二期（《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陝西商洛東龍山遺址「夏代早期」遺存的文化面貌與伊洛地區的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大異小同，應是一支地域性文化；「夏代晚期」遺存則與二里頭文化三、四期大同小異，應屬於夏文化的一個地域類型（《商洛東龍山》，科學出版社）。李維明推測河南滎陽大師姑遺址出土的一件二里頭文化陶大口尊殘片上的「手」形刻符可能與族屬標識有關（《中國文物報》7月8日）。

對於二里頭文化的研究是本階段考古研究的另一個重點。秦小麗通過陶器組合變化的分析，探討了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東部地區與周邊諸地區的關係，並就該地發現的漳河系、岳石系等外來因素的流入過程以及在二里頭文化向二里崗文化過渡中的動因關係進行了分析（《考古一生》）。飯島武次根據二里頭文化與「先商文化」所見鼎、鬲、甑、甗等陶質炊具資料，從考古學角度探討了穀物的烹飪方法（《考古學研究（八）》）。李宏飛指出二里頭廣域王權國家流行以環濠作為聚落的主要防禦設施，聚落內部流行窄環濠，外部流行寬環濠，這一傳統與龍山時代和二里崗文化時期城址林立的局面形成了極大反差，可稱之為「二里頭文化設防聚落的環濠傳統」（《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向桃初將南方地區所見與二里頭文化相關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劃分為九個區，討論了二里頭文化南傳的路線、時間和方式等問題，並指出二里頭文化南傳對南方地區古代文化和歷史發展影響巨大（《考古》10期）。段天璟辨析了盤龍城等遺址二里頭文化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遺存，指出長江中游沿岸地區延續下來的「石家河文化組」遺存是當地的土著文化因素，該地區約在二里頭文化四期前已出現了三星堆文化因素（《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

另有部分學者以二里頭文化的考古材料為基礎對「夏文化」問題繼續進行探索。陳旭將文獻記載與考古學對夏文化探索的研究成果相結合，對禹都的歷史糾葛進行了討論（《考古學研究（八）》）。王震中贊同夏商文化分界在二里頭三四期之交的學術觀點，認為早期夏文化為中原龍山文化晚期，中期夏文化為「新砦期」文化和二里頭一期遺存，晚期夏文化為二里頭二、三期遺存，並將夏文化重新定義為「夏王朝時期夏後氏（夏王族）的文化」（《華夏考古》4期）。尚友萍對王立新《也談文化形成的滯後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形成為例》提出了商榷意見，認為「二里頭夏城」內的四期偏早階段與「二里頭夏城」外的二里頭四期文化總稱二里頭四期文化，是「晚夏文化」；二里頭文化四期偏晚階段是進入商紀年的「夏遺民文化」，性質上已不屬於二里頭四期文化；二里崗下層與偃師商城早段同屬早商文化，但前者出現的時間比後者略早（《文物春秋》1期）。魏繼印認為可將「新砦期」前段歸入王灣三期文化，「新砦期」後段則是最早的「夏文化」（《考古與文物》3期）。陳隆文認為「夏族興起於河濟之間」、「禹都陽城在河南濮陽」等說法均不正確，重申夏族興起應在伊洛流域，禹都陽城在河南登封（《殷都學刊》4期）。呂琪昌認為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爵源於良渚文化的小型陶鬶，「夏朝」應來源於良渚文化（《華夏考古》4期）。

與「先商文化」相關的太行山東麓也有新的發現和研究成果。河北臨城補要村南區發現較豐富的「先商文化」遺存，年代相當於二裡頭文化三、四期，填補了冀中南地區漳河與滹沱河之間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缺環（《考古》3期）。河北唐縣南放水遺址的「夏時期」遺存表現出多元的文化特徵（《唐縣南放水》，文物出版社；《考古》4期），發掘者指出南放水遺址的「夏時期」遺存受到了來自夏家店下層文化、晉中地區「夏時期」文化遺存、岳石文化的影響，其主體仍應屬「先商文化」（《考古》4期）。河北武安崔爐遺址、河北衡水武邑大谷口也發現了「先商文化」遺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王立新等由分析鄭洛地區洛達廟三期遺存、南關外期遺存、鄭州化工三廠遺存、二里頭四期偏晚遺存和偃師商城第一期第1段遺存等過渡性遺存以及湖北黃陂盤龍城一期1段遺存文化因素的構成與主體因素來源，討論了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路線及其相關社會背景（《考古學研究（八）》）。

二里頭文化以外，安徽銅陵師姑墩遺址「夏時期」遺存與大城墩類型面貌相似，並與鬥雞台類型、二里頭文化和點將台文化有一定的聯繫（《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陳鈺指出馬橋文化的鴨形壺來源於浙南閩北地區以江山肩頭弄期第一單元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後向中原地區和閩浙地區傳播（《南方文物》4期）。彭鵬嘗試使用隨葬品定量分析的方法對內蒙敖漢旗大甸子墓地的墓葬等級進行了探討（《邊疆考古研究》10輯）。段天璟著重討論了朱開溝遺址早於二里崗上層文化時期遺存的分期和相關年代等問題（《邊疆考古研究》10輯）。

二、商代

關於二里崗文化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主要集中在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偃師商城2007～2008年的勘探發掘表明，西城牆中段的東折向東錯開了一個城牆的寬度；西城牆北段發現了西三城門，其所在位置的城牆呈凹字形，整體形制類似後世的瓮城；西一城門外找到了商代早期的橋樑遺迹以及為宮城池苑提供水源的南北向古河道（《考古學報》3期）。谷飛在此基礎上對偃師商城西一城門外護城壕內橋涵設施作了復原（《三代考古（四）》）。曹慧奇通過偃師商城宮城出土深腹罐的器形特徵和器物上殘留的痕迹對其功用進行了探索（《三代考古（四）》）。李維明重申鄭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辭上應有以往被忽略的「乇」（亳）字（《考古學研究（八）》）。鄭傑祥對鄭州商城瓮棺葬死者的身份進行了探析，認為M151應是一位商族「國人」的墓葬（《考古學研究（八）》）。方輝通過考察鄭州及周邊地區二里崗期中型墓的特徵及其分布，探討了商王朝早期對周邊地區的擴展及經營策略，進而對形成期的早商文化和商代早期國家的性質展開了討論（《考古一生》）。

關於夏商分界以及「鄭亳說」的學術爭論仍在繼續。殷瑋璋對鄒衡否定二里頭遺址西亳說，創建鄭亳說的有關論述進行了批評（《殷墟與商文化——殷墟科學發掘80周年論文集》，科學出版社），劉緒則就夏商文化分界與偃師西亳等學術問題做出了回應（《考古學研究（八）》）。楊育彬重申鄭州商城為隞都的舊說（《中原文物》2期），李維明對其進行商榷，指出其論據與論證方法多有可商之處（《中原文物》4期）。此外，張立東對偃師商城名「湯」說進行了補充考證（《考古學研究（八）》）。

安陽依舊是商代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重要著力點。發掘報告《安陽殷墟徐家橋郭家莊商代墓葬》（科學出版社）報道了2004～2008年徐家橋村西和村南、老六庄東南、郭家莊東南等地的多項考古發掘成果。2010年安陽劉家莊北地宜家苑小區發現房址6座、灰坑8座、道路1條、墓葬69座（《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2008年，安陽舉辦了「殷墟科學發掘80周年暨殷墟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兩周年學術紀念會」，前引《殷墟與商文化》論文集收錄該次會議提交的考古學、歷史學和古文字學研究論文近40篇，其中范毓周就殷墟王陵的年代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杜金鵬對殷墟宮廟區乙十一組基址進行了深入研究，鄭振香回顧了安陽殷墟圍溝的發現及其意義，谷飛提出了關於殷墟宮廟區研究的若干思考，荊志淳等就商代用玉的物質性展開了討論，岳洪彬等探索了商代的計量基元問題，內田純子就商末周初青銅彝器的斷代及其製作地等問題展開討論，孟憲武等對安陽殷墟邊緣區域考古發現與研究情況進行了評述，張慶久概述了腰坑墓葬的研究現狀及相關問題，劉源對殷墟「虎首人身」石雕像和「彊良」進行了討論，郭妍利等從青銅兵器視角考察了夏商時期中原地區在早期文明中的地位，鈴木舞對小屯東北地鑄銅作坊的年代做了再探討，孔德銘對殷墟墓葬中青銅生產工具組合進行了初步研究，張國碩討論了商文化的階段劃分，江雨德對商代晚期的禮制改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何毓靈等回顧了洹北商城發現與發掘以來十年間的研究情況，梳理了洹北商城的城址布局，重申洹北商城應是盤庚遷殷的最初地點（《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岳洪彬等探討了洹北商城與殷墟的關係、洹北商城的城牆、殷墟的道路網路、小屯宮殿宗廟區的布局以及殷墟的動態發展模式等殷墟布局研究中的問題（《三代考古（四）》），還對殷墟王陵區出土銅彈形器的功能展開了討論，認為有可能是盛色器皿（《三代考古（四）》）。何毓靈探討了殷墟時期的手工業生產管理方法，認為當時的管理方式主要有王室和家族兩種模式（《三代考古（四）》）。岳占偉等就殷墟出土叉形器的功能展開討論，認為其應是弓末端的弭（《三代考古（四）》）。張敏通過對殷墟王陵區大墓之上晚期遺迹的系統梳理，重新論證了早期盜掘坑的形成年代，並為「殷墟文化第四期最末階段的部分遺存，儘管文化屬性仍可歸於商文化，但其年代應已進入西周初年」的觀點補充了相關證據（《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路國權在判斷孝民屯東南地鑄銅遺址廢棄水井2000AGH31的絕對年代的基礎上，就相關陶范所反映的銅器年代和孝民屯東南地鑄銅作坊的年代下限展開了討論（《考古》8期）。劉克甫認為殷墟四期晚段的墓葬M1713和後岡圓葬坑HGH10年代當屬成王時期，而絕不可能早到武王克殷以前（《考古》11期）。湯威討論了薛家莊殷墓的墓主、出土銅器的年代、族屬性質等問題（《中原文物》3期），還通過對滎陽小胡村和安陽薛家莊兩地舌族銅器的比較研究，探討了殷商舌族的族屬性質、封地、流徙以及族間關係等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韓金秋對大司空村墓葬2005AGM3出土青銅短劍的年代、用途、影響、使用者和來源等問題展開了討論，認為其反映了商代晚期中原文化與北方文化的交流（《河北省考古文集（四）》）。

近年來科技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應用日益增多，本年度關於殷墟遺址的科技考古研究成果也很豐富。李清臨採用X射線熒光、熱膨脹等分析手段對比了殷墟出土的陶水管與普通陶器的製作工藝，結果顯示陶水管具有明顯不同於普通陶器的化學組成、更高的燒成溫度和更好的物理性能（《江漢考古》2期）。吉姆·海耶斯通過對殷墟出土人類頭蓋骨的研究，認為早在殷商時期即存在中原人與中亞人、歐洲人的來往（《中原文物》3期）。李志鵬等對殷墟晚商制骨作坊與制骨手工業的研究進行了回顧與再探討（《三代考古（四）》）。李志鵬還對商代墓葬殉葬狗牲的現象展開了歷時性梳理及量化統計，分析了商墓中隨葬狗牲制度的起源及動因，探討了殉狗與墓葬的社會等級關係等問題（《南方文物》2期），討論了殷墟孝民屯出土家豬的死亡年齡結構、宰殺模式、畜產品開發與晚商城市的肉食供應等問題（《江漢考古》4期）。

中心都邑以外的商代考古也有較為豐富的發現與研究成果。河南新鄭望京樓遺址發現二里崗文化城址，始建於二里崗下層一期，廢棄於白家莊期，東牆南部的城門呈「凹」字形，城內發現大型迴廊式建築，城外至外郭城之間也分布有大量二里崗文化遺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陝西商洛東龍山、湖北鄖縣店子河遺址發現的商代遺存與鄭州二里崗商文化基本相同（《商洛東龍山》，科學出版社；《考古》5期）。《山東菏澤安邱堌堆遺址1984年考古發掘報告》公布了該遺址龍山、岳石和商文化遺存的材料，其中商文化遺存自二里崗上層延續至殷墟時期（《考古學研究（八）》）。河北武安崔爐遺址發現晚於白家莊期而早於殷墟一期的商文化遺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臨城補要村北區發現的中、晚商遺存十分豐富，相當於洹北商城階段至殷墟四期，進一步完善了冀中地區中、晚商時期考古學的編年體系（《考古》3期）。河北永年鄧底遺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南登封南窪遺址（《中原文物》5期）發現殷墟文化遺存，為研究殷墟文化的分布和內涵提供了新材料。安徽銅陵師姑墩遺址的商代遺存表現出濃厚的中原風格，與長江中游地區同類遺存也有一定的聯繫（《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盛偉將盤龍城廢棄的年代下限推定在中商三期，並探討了盤龍城的廢棄與周邊地區文化面貌變化之間的關係（《江漢考古》3期）。張昌平指出，大辛庄M139出土的多數青銅器年代屬於殷墟文化時期，同時又具有若干較早的二里崗文化時期特徵，說明該墓所出青銅器屬於商文化系統內本地獨立生產的青銅器（《江漢考古》1期）。宋艷波等分析了魯北地區殷墟時期動物遺存種類構成在不同區域不同經濟功能聚落及同一區域不同等級聚落的呈現，以及這些聚落內居民的肉食消費模式，並從社會政治、經濟和自然環境等角度探討了相關問題（《海岱考古》4輯）。

墓葬研究是商代考古的傳統研究課題。郜向平的《商系墓葬研究》（科學出版社）系統梳理了商系墓葬材料，考察了墓地、墓葬的形制結構與方向、葬具與葬式、墓內殉祭遺存、器用制度等問題，進而探討了商系墓葬所反映的商代社會變遷和商系墓葬的地域差異等相關問題，是首部系統全面研究商系墓葬的專著。他又對小屯M5進行了再討論，認為該墓可能附屬於周鄰的以房址F7為代表的建築群，雖具備殷墟墓葬的一般特徵，卻有可能兼有獻祭的性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2期）。張明東討論了商周俯身葬及其相關問題，指出俯身葬是殷商墓葬中一種正常的埋葬方式，但在西周時期卻急劇減少，且分布地域較為集中，墓主身份亦較低，應是王朝更替所導致的文化變遷的反映（《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3期）。翟勝利對商代毀物葬俗展開了討論，指出商代墓葬中有意毀壞隨葬物品的現象應是殷商時期非商部族的一種葬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3期）。

宏觀研究層面，曹斌從商文化在南方的分布變化探討了商王朝的南土，指出商文化在二里崗上層至殷墟一期階段突破石門皂市—岳陽銅鼓山一線，推進至江西樟樹附近，西南方推進至商洛東龍山、東南方至鹽城龍崗，殷墟二至四期階段滎陽小胡村和正陽傅寨兩處族墓地填補了安陽至羅山一線晚商文化發現的空白，此外還總結出南方地區商周分界的三項標準（《中原文物》4期）。韋心瀅通過分析山西靈石旌介商墓及周邊同時期的文化形態，提出靈石旌介商墓主人的身份應為商人子姓貴族，商後期商王國西部邊域已擴張至今山西呂梁山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4期）。

商文化以外，浙江東苕溪流域商代原始瓷窯址調查共發現30多處窯址，發掘的南山窯址是一處商代幾乎純燒原始瓷的窯場，為探索瓷器起源、原始瓷產地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考古》7期）。孫華從三星堆出土的爬龍銅柱首的尺寸、形態和裝飾特徵入手，對其進行復原，進而推斷其應是一種有龍、虎等動物裝飾的權杖（《文物》7期）。宋治民認為廣漢月亮灣遺址二期文化是從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橋文化過渡階段的文化，並討論了十二橋文化尖底器和蜀文化對外交往的通道問題（《南方民族考古》七輯）。於孟洲從金沙遺址蘭苑地點入手，討論了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橋文化的變遷問題（《南方民族考古》七輯）。何錕宇通過對十二橋文化成都平原類型和渝東類型典型遺址所出動物骨骼的可鑒定標本、最小個體數和肉量估算的統計來考察其生業方式，結果顯示前者的肉食資源以家畜為主，而後者則以狩獵為主（《考古》2期）。

三、西周時代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家族墓地是本年度西周考古最重大的發現（《中國文物報》10月12日），其中M65為曾侯諫墓（《江漢考古》3期），已經發表材料的還有M1、M2和M27等高規格墓葬（《文物》11期）。李學勤、李伯謙、朱鳳瀚、劉緒等學者對墓葬年代、墓地性質與文化屬性、出土器物及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討論（《文物》11期）。

2008～2010年，山東高青陳庄遺址取得重大考古收穫，發現一座西周城址，城內發現1座「祭壇」和2座甲字形墓，貴族墓葬中發現有「齊公」銘文，為早期齊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考古》2期）。李學勤、劉慶柱、李伯謙、李零、朱鳳瀚等學者就陳庄遺址發掘成果發表了各自的見解（《考古》2期）。《海岱考古》4輯也收錄了多位學者關於陳庄遺址新發現的多篇研究成果。

陝西扶風庄李村西鑄銅作坊2003～2004年發掘收穫（《考古學報》2期），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霸伯家族墓地的發現（《考古》7期），中美歸城考古隊對山東龍口歸城遺址的系統調查（《考古》3期），安徽銅陵師姑墩遺址與青銅冶鑄有關遺存的發現（《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都是周代考古的重要成果。此外，河南洛陽北窯發現一座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好的西周車馬坑（《文物》8期），河南淅川下寨遺址發現西周時期灰坑21座、陶窯1座和祭祀坑1座（《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河北唐縣南放水遺址發現西周中晚期遺存（《唐縣南放水》；《考古》4期），四川酉陽鄒家壩遺址（《酉陽鄒家壩》，科學出版社）發現西周至春秋時期遺存。位於湖北武漢盤龍城近旁的磨元城城址的始建年代，可能早至西周時期（《文物》11期）。

豐鎬、洛邑和周原等西周都邑研究仍是本年度西周考古研究的重點。徐良高從「殷材周用」的視角推測周原鳳雛甲骨的主人是歸降周人的商朝高級貴族家庭，在周王室擔任高級史官類職務，同時又保持著對自己祖先的祭祀（《殷墟與商文化》）。付仲楊通過豐鎬、周原和洛邑三個都城遺址的材料對西周時期車馬埋葬制度進行了討論（《三代考古（四）》）。

晉文化也是西周考古的傳統研究熱點。李伯謙探討了僰馬盤銘文與晉侯墓地排序問題（《考古學研究（八）》）。孫華對晉侯邦父組墓所出銅器銘文反映的人物關係、墓葬形制及其墓主、飾棺及隨葬器物問題等展開了討論（《考古學研究（八）》）。孫慶偉討論了堯公簋與叔虞居「鄂」、晉侯尊與燮父都「向」以及向、曲沃、絳、翼關係等與早期晉都相關的問題（《考古學研究（八）》）。田建文則就晉侯墓地M113：135所出青銅繩紋雙耳罐展開了討論，認為其可能屬早期遺物（《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四十九期）。

數位學者圍繞土墩墓發表了見解。楊楠就浙江海寧夾山土墩遺存的發掘及若干問題展開了說明和討論（《考古學研究（八）》）。黃建秋認為土墩墓內挖有土坑的源頭可上溯至崧澤文化，韓國馬韓墳丘墓可能源自與其時代相當的漢代土墩墓，此外還考察了吳越土墩墓的一些葬俗（《東南文化》3期）。林留根根據土墩墓的形制和營建過程，結合古文獻和民族學材料，對土墩墓相關建築遺存的性質進行了分析研究（《東南文化》3期）。

早期楚文化亦為本年度的研究熱點之一。陝西商洛東龍山遺址的周代遺存與關中地區同時期文化差異甚大，若宏觀來看，丹淅流域的西周時期文化應當與早期楚文化具有較密切的聯繫（《商洛東龍山》，科學出版社）。尹弘兵認為江漢地區的早期楚文化遺存最早出現於夏商時期的盤龍城遺址，以鼎式鬲為代表，主要分布於鄂東地區；晚商至西周早期漢水東北地區出現柱足鬲遺存；西周中晚期時早期楚文化正式形成，重心在鄂西地區。夏商時期的早期楚文化與楚國無關，西周時期的楚國也只是早期楚文化中很小的一支（《江漢考古》3期）。胡剛就早期楚國與楚族、早期楚都、楚式鬲及早期楚文化面貌、性質等問題進行了學術史的回顧與思考，對今後早期楚文化探索的思路與方法提出了若干建議（《江漢考古》3期）。《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三次年會論文集（2010）》亦收錄了數篇關於三峽考古的研究論文，其中張昌平對三峽地區的早期楚文化展開了回顧和再討論，黃鳳春分析了秭歸廟坪及巫山雙堰塘陶鬲的年代和文化屬性，王然等探討了鄂西南地區西周「鬲」類遺存與楚文化的關係。

此外，張天恩結合最新考古材料對周代的荒帷、池及振容等棺飾和銅翣展開了探討（《考古學研究（八）》）。印群通過琉璃河遺址殷遺民墓和周人墓隨葬車馬坑的對比，探討了商周兩種文化因素的演變與融合（《三代考古（四）》），他還將琉璃河商周居址所出陶器與墓葬陶器分期進行了對比（《殷墟與商文化》）。韓建業認為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女性墓M2當屬商遺民性質的燕國墓葬，墓主人可能為燕國女將軍，隨葬的少量北方系兵器可能是戰利品（《中原文物》4期）。田畑潤從隨葬品擺放位置分析了弓魚國墓地西周墓葬葬制的時代變化，並對其背後原因加以考察和解釋（《三代考古（四）》）。

四、東周時代

黃河流域包括周、三晉所在的中原腹地，秦文化所在的陝甘地區以及齊魯諸國所在的山東及左近地區等。

作為首都，東周洛陽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十分豐富。《洛陽體育場路西東周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報道了1959、1960年的兩次重要考古發掘。洛陽木材公司家屬樓基建工地發掘春秋墓C1M3529（《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8期），西工區發掘春秋墓M8781（《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8期），體育場路發掘春秋車坑和馬坑各1座（《文物》5期）。徐昭峰認為東周王城不僅存在內城外郭，晚期又於郭城之外的西南部形成一座小城，從而形成內城外郭和小城與大城南北並立的複雜形制（《考古》5期）。潘付生等認為東周時期的四代西周君王桓公、威公、惠公、武公葬於洛陽東周王城內，陵墓自成一區（《中原文物》6期）。

邯鄲趙王城城垣建築的考古工作收穫頗豐，城垣牆體表面加固的布紋及夯窩痕迹，城垣內側台階式結構、散水及鋪瓦與排水槽設施，城垣外側遠近兩重城壕系統等都是其鮮明特徵（《中國文物報》3月25日）。段宏振論述了趙文化發生與孕育、初步形成、正式形成和獨特性等問題（《河北省考古文集（四）》）。雷建紅論述了趙王陵2號陵的考古收穫及其相關認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石磊就中山王族墓三號墓出土的六博局石雕板與古代之博戲展開了探討（《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永年鄧底遺址發現戰國時期遺存（《河北省考古文集（四）》）。河北內丘張奪墓地發掘東周200座墓葬（《內丘張奪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河南新鄉老道井墓地發掘了戰國兩漢至宋代151座墓葬（《新鄉老道井墓地》，科學出版社）。徐團輝對戰國時期韓國三大都城宜陽、陽翟和新鄭進行了對比研究（《中原文物》1期）。

秦文化也是東周時代黃河流域的重要研究對象。通過對咸陽「周王陵」的考古調查和勘探，結合陵園形制、布局特點及出土遺物分析，研究者認為其時代為戰國晚期，可能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考古與文物》1期）。2005～2006年對秦雍城豆腐村制陶作坊遺址的發掘，出土遺物的絕大部分是瓦當（《考古與文物》4期）。甘肅張家川馬家塬和秦安王家窪發現西戎貴族墓葬（《2010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李峰將禮縣大堡子山所出秦公銅器分為兩組，討論了金文中字形和文辭的特殊配合關係和兩組銅器在器型方面的聯繫和區別，認為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墓主人為庄公和襄公，大堡子山發現的祭祀遺址應是晚期埋葬遺迹的組成部分（《文物》5期）。凌雪等分析了陝西寶雞建河墓地出土戰國時期秦人人骨的化學元素，結果表明該地秦先民的食譜結構主要是以植物類食物為主，肉類為輔，經濟模式可能以種植黍、粟等旱地作物為主，並輔以畜牧《西部考古》五輯）。

山東棗莊東江村發掘了6座東周時期小邾國貴族墓（《海岱考古》4輯），學界圍繞這批材料展開了熱烈討論。尹秀嬌等概述了小邾國貴族墓的發現與研究進展（《海岱考古》4輯），王琦等綜述了小邾國墓葬所出銅器銘文（《海岱考古》4輯），石敬東等對小邾國都城、疆域及相關問題進行了討論（《海岱考古》4輯），閆志通過小邾國墓地所出文物探討了小邾國的有關歷史事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此外，山東棗莊二疏城遺址發現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遺存（《海岱考古》4輯），山東郯城大埠二村發現東周居址和墓葬（《海岱考古》4輯），山東章丘杲家村搶救發掘了1座戰國墓（《海岱考古》4輯）。羅勳章討論了齊長城的走向、地形選擇及築造、緣起和修築，防及相關諸地的地望問題（《海岱考古》4輯）。畢經緯以山東地區的東周墓為例，探討了邊緣墓葬的族屬和國別問題（《考古與文物》4期）。

北方地區大體包括東北三省、河北北部及內蒙古長城一線等地區。

《平洋墓葬》報道了黑龍江泰來磚廠和戰鬥兩個墓地的考古發掘收穫（文物出版社），潘玲以北方系青銅器等金屬器物組合變化線索為主要依據，結合陶器和葬俗等方面的變化對平洋墓地進行了分期研究（《邊疆考古研究》10輯）。遼寧新民偏堡子遺址2010年的發掘材料顯示出該遺址青銅時代的遺存具有高台山文化和新樂上層文化的因素，同時又有較強的地域性（《考古》10期）。北京延慶發現東周時期聚落遺址，為探究該地區文化的族屬與南北文化間交流提供了材料（《中國文物報》7月15日）。滕銘予等通過東周時期三晉地區所見北方文化因素探討了該地區與北方地區的文化互動以及相關問題（《邊疆考古研究》10輯）。陳暢通過毛慶溝墓地的葬俗和隨葬品的特徵組合和時空分布規律探討了該墓地布局和結構（《邊疆考古研究》10輯）。張禮艷從性別研究視角對井溝子遺址西區墓地進行了討論（《邊疆考古研究》10輯）。

南方地區包括楚文化、吳越文化及百越文化分布的東南地區以及巴蜀文化、滇文化分布的西南地區。

楚文化在東周時代南方地區的考古研究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年度的考古發掘取得了豐碩的收穫。最引人矚目的是2008年荊州博物館發掘的熊家冢墓地的6座馬坑、3座小車馬坑和1座大車馬坑的大部分，車馬坑的年代約為戰國中期（《文物》2期）。河南淅川下寨遺址發現楚文化灰坑、水井、墓葬、陶窯和祭祀坑（《2010中國重大考古發現》）。江蘇淮安運河村發掘了1座戰國貴族墓（《淮安運河村戰國墓》，文物出版社）。河南南陽發掘了春秋楚彭射墓（《文物》3期）。此外，河南南陽豐泰墓地（《南陽豐泰墓地》，科學出版社）、淅川劉家溝口墓地（《淅川劉家溝口墓地》，科學出版社）、淅川東溝長嶺墓地（《淅川東溝長嶺楚漢墓》，科學出版社）、鎮平程庄墓地（《南陽鎮平程庄墓地》，科學出版社）和湖北襄陽古鄧城遺址一帶墓地（《余崗楚墓》，科學出版社）均系東周楚系墓葬。對豫南地區楚長城資源的調查與發掘也取得了突破，初步斷定了楚長城牆體的年代並掌握了楚長城的分布路線（《中國文物報》9月30日）。

王紅星通過梳理近年來新見材料對楚郢都提出了幾點新的「假說」（《江漢考古》3期）。《楚文化研究論集（九集）》集中收錄了多篇關於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劉彬徽探討了楚鄂地和楚都丹陽的地望，楊華就三峽地區東周時期的城址展開了討論，尹俊敏討論了古呂國的地望問題，傅玥等通過湖北隨州羊子山M4青銅器群考察了西周鄂國的地望，闞緒杭介紹了安徽舒城、鳳陽和蚌埠發現的春秋鍾離國墓葬，徐少華分析了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與族屬，劉志升對湖北孝感的東周墓葬進行了討論，張方濤考察了春秋葉邑周圍分布的墓葬，王先福分析了湖北襄樊秦墓中的楚文化因素，喬保同就河南南陽八一路楚申縣貴族墓地的埋葬制度展開了討論，郭勝斌等論述了湖南嶽陽楚文化考古，李全立等初步研究了河南周口地區發現的楚國文化遺存，王蔚波概述了河南出土的楚國青銅兵器，任義玲探析了河南南陽兩周墓出土的楚系玉璧及相關問題，黃瑩討論了楚式鎮墓獸的形制和內涵，院文清分析了楚文物中的怪異神獸造型。

本年度吳文化的發現和研究以江蘇蘇州為重心。2010年的發掘表明，蘇州木瀆古城是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質的城址，為探索吳國都城所在提供了重要線索（《考古》7期）。徐良高在此基礎上對吳文化考古的主要成果進行了評述（《三代考古（四）》）。唐錦瓊對蘇州城內東周遺存的時代進行了分析研究（《三代考古（四）》）。孫明利等以蘇州雞籠山D1石室土墩的發掘為例討論了石室土墩的多次利用問題（《三代考古（四）》）。

浙江德清亭子橋戰國時期原始瓷窯是一處戰國早期為越國上層貴族燒造高檔次生活和喪葬用瓷的窯場（《德清亭子橋》，文物出版社）。陳元甫結合近年來的考古新材料及相關研究成果認為越國貴族墓隨葬仿銅的原始瓷或硬陶禮樂器的葬俗應是該民族傳統葬俗的繼承與發展（《文物》4期）。張愛冰等闡述了江淮群舒青銅器研究的意義（《中國文物報》3月4日）。2009年，江西萍鄉博物館對田中古城進行系統勘探；唐際根等指出田中古城的族屬應與「百越」有關，該城衰落的原因很可能是楚國南侵（《考古》2期）。劉中偉認為西江流域東周青銅文化的主要特徵是兵器和工具的組合及擺放位置、本地化的鑄造技術、器物群的多種文化因素組合三個方面，文化的主體創造者應是戰國秦漢時期的「南越」等土著民族（《中原文物》5期）。

重慶雲陽李家壩遺址發現商周至漢初文化遺存，發掘者認為屬於巴文化（《南方民族考古》七輯）。江章華探討了岷江上游石棺墓出土青銅樂器及隨葬品的變化所反映出的社會與觀念的變化（《南方民族考古》七輯）。

2008～2009年對雲南澄江金蓮山墓地進行發掘，石寨山文化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年代為戰國至東漢初期，人骨保存完整，葬式複雜，隨葬品以銅器為主（《考古》1期）。蔣志龍等探討了金蓮山墓地的葬式與葬俗、布局與等級及與其他相關墓葬的關係（《考古》1期），並對金蓮山墓地部分墓葬的人骨葬式特點提出了初步看法（《邊疆考古研究》10輯）。此外，吳敬從滇文化塑牛青銅器討論了滇國社會的發展與演進（《邊疆考古研究》10輯），張合榮通過滇東黔西戰國秦漢時期考古遺存對夜郎的地理位置展開了討論（《南方民族考古》七輯）。

五、區域及專題研究

區域調查與研究對特定區域的考古調查與研究有助於更為深入了解古代社會的演進過程。本年度的區域調查與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運城盆地東部聚落考古調查與研究》（文物出版社）、《濁漳河流域2010年夏季考古調查》（《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期）、《踏遍寶雞尋遺珍：寶雞市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紀實》（科學出版社）和《內蒙古自治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新發現》（文物出版社）為研究上述區域的社會演進提供了重要材料。

《邢台商周遺址》（文物出版社）通過對東先賢、南小汪、古魯營以及曹演庄、葛庄等遺址分期結果的縱橫排比、通聯，構建起了邢台地區從先商至戰國商周文化的分期框架，歸納了當地先商文化、商文化、西周邢文化、東周趙文化的特徵，在梳理當地商周文化分布格局和聚落演進歷程基礎上，明確了七里河流域應是商周邢都所在地，進而重點探討了商中期「祖乙遷邢」的邢都、商晚期邢侯封地之所在及西周邢都等問題。

韓建業對北京地區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聚落形態、經濟形態、人地關係等進行了綜合考察（《北京先秦考古》，文物出版社）。徐海峰對灤河中下游地區「夏」至戰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進行了初步梳理，指出特殊地理區位造就了多重結構的文化格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常懷穎對晉中地區夏商時期考古學物質文化現象的差異進行討論，並指出該地二里頭文化時期與商時期的政治統治形態可能有所不同（《三代考古（四）》）。王立新討論了秦統一前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文化多元化及其歷史背景（《邊疆考古研究》10輯）。趙賓福探討了遼西地區漢以前文化發展序列的建立及文化的縱橫關係（《邊疆考古研究》10輯）。楊勇的《戰國秦漢時期雲貴高原考古學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將戰國秦漢時期雲貴高原的土著青銅文化分為了9個區域，並對各個區域進行了具體論述。楊傑的《嶺南地區青銅時期文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系統考察了嶺南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馬幸辛的《川東北考古與巴文化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探討了巴文化的起源、巴文化的多元發展、巴蜀青銅文化的形成等問題。段渝根據渝東長江幹流的考古發現，結合相關歷史文獻資料，對該地區青銅文化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初步探討（《考古與文物》5期）。

青銅器研究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等完成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二）》子課題「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國文明形成與早期發展階段的技術與經濟研究」之「冶金術研究」專題，公布了中國早期冶金術研究的新進展（《科技考古》三輯）。

陳建立等主編的《商周青銅器的陶范鑄造技術研究》（文物出版社）收錄了「指南針計劃」商周青銅器陶范鑄造技術的研究成果，分別從青銅器上裝飾藝術與鑄造工藝、商代青銅器鑄造技術、兩周時期青銅冶鑄技術和商周青銅器研究方法等四個專題對商周青銅器的陶范鑄造技術進行了討論。

常懷穎通過鑄銅工業操作鏈方式對鄭州南關外和紫荊山北鑄銅廢棄物的共存組合、埋藏環境以及廢棄物所反映的操作空間進行了探析（《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21期）。鈴木舞通過東京大學文學部陳列室收藏的兩件二里崗時期青銅爵器表留下的范線嘗試復原了這兩件爵的合范方式，並對基於器物類型與基於合范方式確定的年代的差異展開了討論（《三代考古（四）》）。趙春燕將殷墟和三星堆所出青銅器的化學組成進行比較後指出，殷墟青銅容器中大多數器物的鉛錫比高於三星堆的青銅容器，兩者合金整體的用錫量高於用鉛量。殷墟青銅容器鋅、鐵含量較高，或許說明兩地的礦料來源不同（《三代考古（四）》）。張昌平通過對湖北隨州羊子山M4出土的20件西周青銅器的討論指出墓主應為一代鄂侯，這些銅器應是噩國獨立生產的（《文物》11期）。孫華在對城洋銅器埋藏時間、埋藏空間、埋藏種類等問題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城洋銅器埋藏的歷史背景（《四川文物》3期）。

彭裕商的《春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中華書局）選取了春秋時期最為常見的鼎、鬲、簋等十餘種青銅器作了詳細的型式劃分和年代判定，並在此基礎上作了分區分期整理，梳理出了各個時期器物組合的基本情況和器形演變的大致脈絡。

彭適凡的《中國南方青銅器研究》（上海辭書出版社）集中收錄了作者關於南方青銅器的19篇學術論文，內容包括研究綜述、銅器造型和裝飾藝術的研究、青銅器形態特徵及其共存器物分析以及斷代方法等。作者還通過比較，將南方特色的銅器與源自中原文化因素的銅器區分開來，深入理解土著銅器的特點及其與中原青銅文化之間的關係，從而明確南方青銅器在中國先秦銅器系統中的位置。

李剛的《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以文化因素分析與文化因素比較的方法對中國北方地區青銅器中的武器、工具、馭馬器、生活用器作了分類研究，探討了中國北方地區青銅器中存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併兼及來自西亞地區青銅文化的影響。

賈臘江的《秦早期青銅器科技考古學研究》（科學出版社）選取甘肅禮縣，陝西隴縣、寶雞、鳳翔地區出土的秦早期青銅器，利用多種技術手段，對其金相結構進行觀察，測定其中的主量元素、微量元素、鉛同位素組成以及物相結構，探討了秦早期青銅器的材質、製作技術、鏽蝕情況及礦料來源，早期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和途徑。

李曉岑等的《古滇國金屬技術研究》（科學出版社）以古滇地區主要墓葬出土的金屬器為研究對象，通過光學顯微鏡金相檢測、掃描電鏡能譜分析，對上百件銅器、鐵器和金銀器進行了科學檢測和分析，並對鑄器實物進行了鑄造工藝的考察，揭示了古滇地區金屬技術的特徵和發展演變的規律。

井中偉的《早期中國青銅戈·戟研究》（科學出版社）在建立起中原地區青銅戈·戟的分期與編年序列的基礎上，分區分期考察了中原地區以外的同類器，構建了先秦時期青銅戈·戟的時空框架和譜系關係，並從形制、自銘內容與文獻記載三方面，較為深入地解析了青銅戈·戟與先秦軍隊編製、配屬以及戰爭組織方式的內在聯繫，此外還對青銅戈·戟的其他部件以及合金成分進行了綜合考察，並探討了這兩種重要兵器的產生與消亡原因。

王彤運用考古類型學方法對北方出土商周時期銅胄進行了型式劃分，判斷各式銅胄的年代，還依據銅胄的出土地點劃分出中原和長城地帶兩個區域，從縱橫兩方面對銅胄進行全面分析，還探討了北方式銅胄和歐亞草原腹地銅胄之間的關係（《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4期）。代麗鵑提出了四川盆地出土銅「鉞」作為農具使用的可能性（《南方民族考古》七輯）。

玉器研究《玉根國脈（1）：2011「岫岩玉與中國玉文化學術研討會」文集》（科學出版社）收錄了關於商代玉虎、晉侯墓地和鴻山越墓所出玉器的研究論文。楊岐黃對陝西夏商時期考古發現的玉石器的分類、發現地域、加工、玉料等方面做了嘗試性分析（《西部考古》五輯）。代麗鵑對早期玉劍具進行了專題研究，指出玉與兵器的結合自西周晚期始，春秋時期產生了用於裝飾劍柄和劍鞘的玉質劍具；早期玉劍具受到草原民族的影響，又有不同程度華夏化的趨勢（《文物》4期）。張偉通過大量西周玉禮器實物資料探討了《周禮》中六瑞六器說的可信性（《西部考古》五輯）。石榮傳等根據兩周出土的葬玉種類和玉器出土位置等情況分析總結了該時期的葬玉制度（《中原文物》5期）。

董俊卿等綜合利用多種無損分析方法分析了河南出土新石器時代至東周90餘件玉器的材質（《華夏考古》3期）。魏國鋒等採用X射線衍射和熒光分析技術對九連墩楚墓出土的碧玉、石磬和鑲嵌物進行了物相分析和成分分析；對鑲嵌物的分析表明當時可能採用的是紅銅鑲嵌技術（《江漢考古》3期）。朱勤文等對曾侯乙墓出土的126件古玉器進行觀察，輔以部分樣品的寶石學參數測試和物理譜學測試，將這批玉器區分為主要是透閃石質和陽起石質的軟玉，和主要是粉砂岩質的石質礦料（《江漢考古》3期）。

鹽業考古燕生東等報道了渤海南岸東周時期鹽業遺址群資料，重點介紹了鹽業遺址群分布規模、堆積特點、年代、出土製鹽用具及其所反映的製鹽工藝流程和生產性質，並探討了該地區東周時期鹽業遺存資料與相關文獻所記載齊國鹽業生產情況的關係（《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9期）。崔劍鋒以山東壽光雙王城製鹽遺址為例，就製鹽遺址性質判定的最重要化學證據、製鹽工藝的判斷和遺迹單位的功能判斷等問題展開了科技考古研究（《南方文物》1期）。

車馬研究趙海洲的《東周秦漢時期車馬埋葬研究》（科學出版社）對目前發現的東周秦漢時期有關車馬埋葬的遺迹、遺物進行了系統梳理，結合文獻資料，利用類型學等方法進行型式分析，考察了該時期內車馬遺迹的埋葬方式、馬車結構以及車馬器具的演變規律，並對車馬祭祀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岳洪彬等針對考古發現的馬車軌距普遍較寬而發現的車轍痕迹相對較窄的情況展開了討論（《三代考古（四）》）。

其他專題研究黃川田修以製法及相關問題為中心回顧了東亞的陶鬲研究歷程並提示了若干啟示（《三代考古（四）》）。石永士對先秦貨幣中的空首布定名、平首布定名、「類」字的使用、仿鑄與盜鑄、鑄幣權與鑄造地以及圜錢與圓錢等問題展開了討論（《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科學出版社）。林樹旺對戰國時代琉璃器物的製作使用及其在當時日常生活、文化禮儀中所具有的代表意義進行了分析（《戰國琉璃巡禮》，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趙明星指出仿木構建築起源於漢代晚期，但在戰國至西漢前、中期的墓葬中即已出現仿木構的因素（《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4期）。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