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風雲》之八：文明太后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中國史學的一大「傳統」是，凡女主當政，幾乎無一例外必有穢史。漢人政權中有西漢呂后、唐代武則天、韋後，胡人政權中則有大遼蕭太后、大清慈禧太后，這些女性無論成敗，她們的私生活總是最為後人詬病的一部分內容。文明馮太后當然沒有任何例外的理由。

　　封建統治者出於男權的傳統意識，對於太后當政的現象一直是極力壓制的。拓跋珪為了防止皇權旁落，首創了「子貴母死」的規定，客觀上的確起到了一些效果。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北魏唯有的兩次太后當政，對於其影響卻是巨大的，前一次直接導致了其政治制度的全面漢化，後一次則直接導致了其政權的衰亡和分裂。半個多世紀前的拓跋珪定不會對後事預料得如此深遠。

　　誠然，在男權社會中，一位女性為了維護她的統治，必然會得罪一批人，傷害到一批人的利益，其中的行為，未必全對，也未必全錯；誠然，作為一名女性統治者，她與男性統治者一樣有著正常的生活需求，男性皇帝可有佳麗三千，她為什麼就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求呢。關於那些非議與苛責，我們在後面也會陸續提到，不過我們更關心的一點是，這位不到三十歲的年輕的皇太后，究竟做出了哪些改變後世的大事，或者說，她當政期間，究竟對北魏政權作出了哪些所謂的貢獻。

　　事實是，文明馮太后當政期間所能完成的，竟有許多是她的男性前輩們想做而無法做到的事情。北魏立國將近一百年，終於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質變了。

　　首先是拓展疆域。

　　我們不該忘記，將魏國的南部邊境從黃河流域推進到淮水流域，是從拓跋嗣時代起就一直夢寐以求的目標。拓跋嗣的南征因為過分側重於攻城，而收效甚微；拓跋燾的南征，因為準備不夠充分，同時也缺乏攻城的信心，雖然飲馬長江，仍然不能取得淮水流域的一寸土地；文成帝拓跋濬罷兵多年，只有小規模的邊境衝突，更是難以單方面改變現狀。馮太后掌權，對南朝實現了劃淮而治，雖拜劉宋內亂所賜，卻也有北魏用兵的功勞。

　　劉宋在淮水以北的重鎮，主要是兩座，東面是彭城，西面是懸瓠，以往的北伐，宋軍都把這兩個地方作為根據地。劉子勛之亂平定後，淮南重鎮壽陽也很快被平定。原本擁護劉子勛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汝南太守常珍奇在懸瓠，害怕朝廷秋後算賬，向北魏獻城投降。這是宋明帝劉彧在政治上出的最大的敗招，《南朝煙雨》已有論及，此處不再詳述。

　　北魏派來接收徐州的將軍尉元是一位很有經驗的將領，他軟硬兼施，擊退了宋國的軍隊，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劉宋在彭城與懸瓠以北雖然還有青、冀、兗州的數十座城池，但它們與南面的聯絡已經被掐斷，不再可能自守，加之內部自相殘殺，守將們只得向尉元投降。

　　劉彧對於自己錯誤的決策後悔不已，他可不願意輕易失去淮北諸郡。投降北魏的青州刺史沈文秀的弟弟沈文炳在朝中為將，劉彧就派他與輔國將軍劉懷珍帶著詔書，率馬步軍三千，北上青州說降沈文秀。

　　劉懷珍對手下將士說：「沈文秀雖想以青州歸降索虜，齊地（即今天的山東）一帶的民眾豈會心甘情願左衽（即穿胡人的衣服）呢！如今我們大軍向前，應向各地宣揚威德，必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

　　劉懷珍說得不錯，青州、冀州等地的民心並不穩，北魏剛獲得這些地盤，只能直接任命原先劉宋的守將，一時無法進行有效的管理。沈文秀起初並不接受弟弟的勸說，但底下的部將毫無戰心。劉懷珍的軍隊不多，卻並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青州各城的防禦非退則潰，完全不是對手，沈文秀只好向劉宋朝廷請降，冀州刺史崔道固也隨之請降。

　　劉彧表示對他們統統既往不咎，重新任命他們做兩州的刺史。然而這時候他又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讓劉懷珍等人的步騎兵撤回，這樣一來，南北兵勢不得相接，劉宋失去了最後一個繼續控制這兩個州的機會。

　　北魏方面正好相反。鮮卑人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集結了強大的軍事力量（鮮卑騎兵的組織速度的確迅速，這對他們把握戰機非常有利），以平東將軍長孫陵為前鋒，開往青州，而統領五萬後援大軍的，則是慕容家族又一位值得一書的人物——慕容白曜。

　　慕容白曜乃是前燕開國君主慕容皝的玄孫，由於是庶出旁系，在燕國的幾次內訌中都沒有受到什麼牽連，待到北魏攻打後燕時，他的父親就投靠了北魏，做了北魏的地方官，為人清廉正直，死後被追封為公爵。

　　慕容白曜秉承了父親的品性，文成帝拓跋濬在位時也地方上做尚書，執法如山，剛正不阿，很受賞識。乙渾倒台後，他仍然受到重用。面對青州方面的忽叛忽降，馮太后加封他為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屯兵於碻磝，尋隙而進。

　　首當其衝的城池便是無鹽（今山東東平東），守衛無鹽的東平太守申纂本是北方人，北魏攻打後燕時，全家南逃過黃河，被劉宋收用。北魏的騎兵剛剛渡過黃河不久，攻城器具都沒準備好，眾將認為不宜輕進。

　　慕容白曜的左司馬酈范則有不同意見，他說：「如今我軍長途奔襲，深入敵境，不可滯留，錯失良機。申纂這個時候一定以為我軍來得快，來不及攻城，因而放鬆警惕，以為靠幾個弱卒就可以守城了。我們正好對其示弱，整肅精兵，出其不意，一戰而攻克。」

　　慕容白曜點頭道：「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我軍若放緩進兵速度，等他們民心穩固，就不好辦了，酈司馬所言極是。」

　　他下令逼近無鹽的軍隊佯裝退兵，離城越來越遠，申纂漸漸不設防備。入夜時分，慕容白曜緊急下達軍令，周密安排各部行動，天蒙蒙亮就回兵臨近城下，發動進攻。申纂並沒能組織起有效的防禦工事，被魏軍攻殺。

　　破城之後，按照鮮卑人的習慣，要將城中的男人充為奴役，將女人收為軍賞。酈范勸阻道：「齊國古時號稱東秦，不好好下工夫經營，恐怕不那麼容易平定呢。如今我們剛剛佔領了無鹽，正是讓老百姓感受皇恩澤被的好時機。應該好好向他們宣揚信義，給予幫助，若得民心，則青、冀二州自然就到手了。」慕容白曜十分讚許，將捉來的老百姓全部釋放，揮師進攻無鹽東北的肥城。

　　酈范又向慕容白曜獻計：「肥城雖然不大，但要攻打的話也得花些時日，即便打下來也沒什麼了不起的，要是不慎打不下來可就有損軍威了。我看不如給肥城守軍飛書傳信，把我們攻下無鹽的詳細情形告訴他們，讓他們不打就投降；就算不投降，肯定也會逃散，不敢再做抵抗了。」

　　慕容白曜依計行事，肥城守軍果然被魏軍的氣勢震住，不戰而逃，魏軍大獲全勝，取得了大量糧食作為軍需。慕容白曜興奮地稱讚酈范：「此行有卿相助，三齊之地不足定也。」

　　魏軍乘勝前進，以騎兵衝擊，又攻下麋溝、垣苗兩地（均在今山東西部）。慕容白曜連下四城，前後只有了十天左右的時間，山東一帶的宋軍盡皆喪膽，談慕容白曜而色變。

　　唯有打升城（今山東長清西南）用了些工夫。守衛升城的并州刺史房崇吉拒不投降，城中只有七百守軍。慕容白曜築起長圍，穩紮穩打，用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攻下了城。房崇吉乘夜逃跑，慕容白曜聽從參軍事韓麒麟的建議，安撫升城的百姓，讓他們重操舊業，並對房崇吉的母親妻子以禮相待。付出的是點滴，收穫的是民心。沒過多久，退到盤陽（今山東淄博西南）的房崇吉就向慕容白曜獻出升城，贖回了自己的家人。

　　掃平了邊境上的幾座小城，魏軍長驅直入。冀州刺史崔道固守在歷城（今山東濟南），青州刺史沈文秀則守在東陽城，都直接暴露在魏軍的正面，危急萬分。（需要說一下的是，劉宋時期的冀州、青州，其管轄的其實是同一塊地方，基本等同於漢朝時期的青州，真正的冀州在河北，東晉以來南朝就一直沒有控制過，青州也是在劉裕攻下南燕後才得以恢復，於是將青州、冀州置於一處，接收北方南來的流民。）

　　反應遲鈍的劉彧這時候才想到派沈攸之等人攻打彭城，以救青州之急。然而這年入秋，清、泗兩河乾涸，水運不暢，糧道不通，宋軍無力進軍。劉彧一開始嚴令北上，繼而又開始反悔，派人召沈攸之回師。北魏把守彭城的尉元怎會放過這樣的機會，他派部將孔伯恭追擊，大敗沈攸之，把宋軍趕到淮南。

　　徐州的屏障阻礙了劉宋的援兵，慕容白曜進圍歷城，並於北魏皇興二年（公元468年）拿下東城。崔道固無力繼續支撐，只得面縛出降，慕容白曜為他鬆綁，將他送往平城。

　　慕容白曜的先頭部隊由長孫陵率領，早就攻到了東陽城。沈文秀本來已經遣使投降，可長孫陵卻不知好歹，在進入東陽外城後，縱容士兵四處搶掠。沈文秀大怒，立即命令士兵閉城拒守，長孫陵屢攻東陽，始終拿不下來。

　　慕容白曜攻佔歷城後，聽說長孫陵的所作所為，把這個敗家子恨得牙痒痒。無可奈何，只好帶上圍攻歷城的經驗，又包圍了東陽城。

　　宋明帝劉彧的計劃多次挫敗，仍不罷休，他任命沈文秀的弟弟沈文靜為輔國將軍，從海路北上再援東陽城（沒辦法啊，陸路走不通唄）。宋軍登陸後，到達了不其城（今山東嶗山西北），而魏軍也已截斷了其後路。沈文靜嬰城自守，擋不住魏軍的輪番強攻，城破，沈文靜被殺。

　　東陽城則又多熬了大半年。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沈文秀與將士日夜作戰，這座南朝留在北方的最後堡壘直到皇興三年（公元469年）的春天，才被魏軍攻破。

　　城破當天，沈文秀仰天長嘆天不我助，解下甲胄，褪下戰袍，換上會客的衣服，端坐正堂之中。

　　北魏士兵們殺到面前，用刀架著他的脖子問道：「快說，青州刺史沈文秀在哪裡？」

　　沈文秀厲聲答道：「我就是！」

　　北魏士兵們未曾想到眼前這位面容憔悴卻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便是讓他們頭疼了幾年的沈文秀，都怔住了，半晌，才扒了他的衣服，將他捆了去見慕容白曜。魏兵推推攘攘，逼他向慕容白曜下跪。

　　沈文秀一臉不屑，說：「彼此是兩國的大臣，為何我要給他下跪？」

　　慕容白曜哈哈大笑，並不計較沈文秀的無理，心中暗暗慶幸劉彧有如此將領，卻不能信任。他讓士兵將衣物交還給沈文秀，並為他安排飯菜，然後送往平城。

　　拓跋弘這時候已經親政，他待宋國的幾名將領都還不錯。沈文秀幾降幾叛，拓跋弘也赦免了他的罪，後來更是欣賞他威武不能屈的氣節，拜他為大夫。

　　宋魏之間的最後一場大戰——青州之戰至此結束。慕容白曜功勛卓著，被拜為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青州刺史，而且得到了濟南王的最高爵位。

　　濟南王慕容白曜所統領的各州，基本與當年慕容德建立的南燕所控制的地區相當。慕容家族的後裔再次來到其祖先創造過輝煌的地方，卻終究不復當年之勇。慕容白曜打敗了劉裕後人的軍隊，算是為被劉裕屠戮的數千慕容貴族報了仇，可他無法逃脫北魏朝廷對他的猜忌。

　　北魏皇帝拓跋弘雖然在戰場上任用慕容白曜，但那不過是權宜之計。「狡兔死則獵狗烹」，仗一打完，慕容白曜就不再具有重要的利用價值。乙渾專權時，慕容白曜就依附於他，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立場問題；而慕容氏與拓跋氏本是世仇，怎麼說都不可能完全信任，何況慕容白曜在山東一帶的安民工作做得不錯，很得民心——老百姓一放心，上級領導就不放心了。於是，青州之戰結束僅一年多，拓跋弘便捏造了一個謀反的罪名，強加到慕容白曜頭上，將他與他的弟弟慕容如意一同收捕殺害。這起冤案直到後來拓跋弘的兒子拓跋宏做皇帝時，才得到平反。

　　這個時候的拓跋弘已經親政差不多三年了，說起來還得感謝他的長子拓跋宏。馮太后對於皇族的孩子尤其喜愛，天安二年（公元467年）拓跋宏出生，馮太后和拓跋弘都很高興，大赦天下，改元皇興。不久，拓跋宏就被立為太子，馮太后宣布將精力投入到撫育皇太子的工作中去，而把執政大權交還給了拓跋弘。

　　拓跋弘也像他父親一樣十分勤政，賞罰分明，對地方官拔清黜貪，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然而對於貪污成風的朝廷大官們，他卻一籌莫展。

　　我們在前面介紹高允的時候，就曾提到過官吏多貪這個北魏建國以來統治者一直頭疼卻無可奈何的大問題。北魏官員沒有俸祿，大部分人都本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原則，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是能拿則拿，能貪則貪。拓跋燾就曾對這一現象深惡痛絕，但是他南征北戰，還得靠著這些文臣武將為他賣命，所以他常常斥責手下官員，卻不可能痛下決心處罰貪污的人。拓跋濬時代休養生息，對於州郡上的官員進行考核，依然不能觸及貪官的根本利益，更別說監督皇帝身邊那些重要的王公官吏了。

　　拓跋弘有心攻克難題，他下詔書說：「官員凡是收受一隻羊、一斛酒以上的，一律處死，同時行賄之人以從犯論處。如若有人揭發尚書以下官員的貪污罪狀的，則可以取代被揭發官員的的職位。」

　　詔書一頒布就嚇壞了不少人，這可是非常重的懲罰措施了，要擱到現在，一多半的官員恐怕腦袋都保不住了。皇帝身邊有個叫做張白澤的官員趕緊勸諫，說：「這法子怕是行不通。從前周天子的時代，即便是小官，都有找人代耕（即僱傭農民代為耕田）的俸祿。現如今我們皇朝的達官大臣，辛勤付出卻毫無回報。陛下讓收禮的官員受刑，讓揭發的人代替他的職位，微臣擔心奸人有機可乘，真正的忠臣則會灰心喪氣，想要如此就得以簡政民安，也太難了吧！於今之計，還是得參照過去的律令，對於清廉的官吏頒發俸祿以作為獎賞。」

　　張白澤的建議，實際上是以賞「清官」取代罰「貪官」，來避免嚴刑治貪可能引發的危險。表面看起來嚴懲貪官大快人心，但若真正操作起來，的確很可能像張白澤所說的那樣，被小人所利用，造成社會的動蕩。光靠懲和光靠賞的手段都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貪污現象的，只有從制度上來規定和約束，才會有所成效。拓跋弘覺得張白澤所言有理，只好又廢除了新法。

　　拓跋弘在革除舊弊的過程中受挫，很是懊惱，而更使他不爽的是來自太后的重重壓力。

　　馮太后退居二線之後並不完全放棄對於權力的控制，她提拔自己的親哥哥馮熙為太傅，時刻監督皇帝的言行。做了父親的拓跋弘怎麼甘心就這麼被人擺布，他對於馮太后的敬畏漸漸演變成了怨恨，決定要好好報復一下。

　　馮太后年輕孀居，自是寂寞難耐，她的宮中就常有面首出入，當時最為受寵的，名叫李奕，就是以前被太武帝拓跋燾處死的李順的兒子。

　　李奕仗著哥哥、南部尚書李敷是幾朝的舊臣，皇太后又對自己寵愛有加，很不把皇帝放在眼裡。拓跋弘對於太后不滿，也把李奕視為了自己的眼中釘。

　　機會是不難找的。李敷在官場上的老友李擔任相州刺史，收受賄賂，碰上拓跋弘嚴打，有人就出來檢舉揭發。李敷出於過去的情誼，想方設法地為李掩飾，沒想到還是讓拓跋弘知道了。拓跋弘就下令把李押回平城，親自審訊，證據確鑿，依律當斬。

　　拓跋弘有意藉此做文章，並不急於結案，他派有司的執法人員向李暗示說：「如果你能招供李敷兄弟的醜事，就可以憑此免除死罪。」

　　李很鬱悶，這是條求生之路，但李敷是幾十年的老友，又這麼幫助他，良心上說服不了自己，每天做思想鬥爭，幾乎要崩潰。這時候他的女婿裴攸來獄中看望他。他就對裴攸說：「我與李敷雖說同姓不同宗，可恩情如同親兄弟一般。如今有司的官員勸我做這種事，我於情不忍，幾次拔下頭簪刺死自己，解下腰帶上吊，都沒能死成（這就恐怕是虛偽的託詞了，沒有求死的決心倒是真的）。何況我又怎麼可能知道李敷兄弟的醜事呢？你看怎麼辦好呢？」

　　裴攸想了想，說：「這是皇上要殺李敷兄弟，你又何必做替死鬼？我聽說有個叫做馮闡的，被李敷害死了，他家裡人對李敷可是恨之入骨。我幫你去問問他弟弟，一定能探聽到一些李敷兄弟的罪行。」

　　李咬咬牙，贊同了這個主意，裴攸果然從馮家收集來一堆李敷的罪證，呈到皇帝面前。同時，李的好友范檦也上書朝廷，告發了李敷兄弟所犯的三十多條罪狀。

　　拓跋弘被壓抑了好久，這還不狠狠地發泄一把。他立即以這些罪狀，下令誅殺李敷、李奕兩兄弟。李舉報有功，得以免死，鞭笞剃髮之後，發配服役，後來又重新做回了尚書的職務。

　　馮太后讓皇帝給奪走了心愛的情人，又悲又怒，差點沒把肺給氣炸了。她認定自己辛辛苦苦拉扯大的拓跋弘忘恩負義，要是這樣發展下去，將來還不知道自己會是個什麼下場呢。她想方設法對皇帝掣肘，母子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

　　拓跋弘行事剛毅果斷，尤其討厭身後有人對他指手畫腳；他又受了貴族風氣的影響，喜好佛、道兩教的學說；加之北魏境內連年災荒，反叛也不時發生，年紀輕輕的他心灰意冷，對政治失去了興趣。皇叔拓跋子推為人雅量仁厚，名望頗高，對柔然的戰事中也立下功勞，拓跋弘就召集大臣們商量，要把皇位禪讓給叔叔。

　　群臣一邊倒地反對，意見幾乎出奇的一致，認為北魏開國以來一直是父子相承，現在要是開了這樣一個先例，以後還不知道會造成什麼樣的混亂局面。何況皇太子沒有任何過錯，即便是要禪讓，也應該內禪給太子。

　　拓跋弘很為難，對群臣說：「太子才只有五歲，實在太小了，朕以為還是傳位給年長的子推為宜。」

　　老臣高允在旁邊沉默了半天，一直沒發話，這時進言說：「微臣不敢多言，只願陛下上思宗廟社稷之重，追念昔日周公輔佐成王之事。」（以輔政之臣自居，這樣的話也只有高允這樣的元老敢說得出口。）

　　拓跋弘思慮半晌，只好讓步，嘆道：「也罷，那就讓皇太子繼位，諸公輔佐吧！」

　　北魏皇興五年（公元471年），拓跋弘禪位於年僅五歲的太子拓跋宏，改元延興。登基大典之上，拓跋弘把兒子抱到皇位上坐定，小拓跋宏已經泣不成聲。拓跋弘納悶，這麼小的孩子為什麼哭呢，就問他到底怎麼了。小拓跋宏答道：「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意思說，我取代的是父親的皇位，內心感到非常的悲痛。天，這麼小的孩子居然能說出如此讓成年人折服的話語，與那個登位時狂傲不馴的宋帝劉子業簡直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群臣上奏，尊奉拓跋弘為太上皇帝，拓跋弘接受。有意思的是，拓跋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既做過皇帝，又做過太上皇帝的人，太上皇帝的稱號，也自他開始。以前劉邦給其父劉太公的尊號為太上皇，而非太上皇帝。

　　拓跋弘名義上做了太上皇帝，實際上與皇帝並沒有什麼太多的不同，國家大事還是要由他批示。不過平日的生活總算清閑了一些，他移居到別宮，宮殿的房椽和台階都用天然的木材和土質，每天又找一些和尚談經論道，一派怡然自得。升任太皇太后的馮氏對他的嫉恨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愈發強烈了。

　　魏獻文帝拓跋弘做太上皇，有一半的原因來自於馮太后的壓力。他雖退居幕後，但並不放棄努力與馮太后爭奪權力制高點，這實際上不是拓跋弘一個人的意願，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團，某種程度而言是與馮太后對立的。「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兩股勢力即便表面上看起來相安無事，私底下也是斗得不亦樂乎。拓跋弘多次巡察各地州郡，一方面提拔自己賞識的官員，懲罰貪官污吏，一方面也故意與馮太后作對，重新恢復了一批被馮太后罷免的官員，比如延興三年（公元473年）他視察懷州（今河南泌陽）時，就任命鮮卑人薛虎子為鎮將，而薛虎子的職務原先正是被馮太后下令罷黜的。除此之外，小拓跋宏每個月還要去父親所居住的崇光宮拜見，一向十分看重這個小孫子的馮太后感到莫名的失落，看在眼裡，怒在心裡。

　　總而言之，到了延興六年（公元476年），不滿的情緒積抑已久的馮太后終於忍無可忍，搶在拓跋弘一派還沒來得及全面搶班奪權之前，秘密派人在拓跋弘的酒菜中下了毒，將他毒死。接著，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宣布改元承明，第二次臨朝聽政。（中國歷史上，只要是皇后這一邊出現類似馮太后這樣的強勢女性，那麼帝後之爭從來都是權力之爭的一支主旋律。有趣的是，這種對抗由於男性主導這一客觀因素的存在，常常顯得不對等，或者說，後派的成功，需要通過某些非常的手段。女性若是十分渴望達到某個目的時，其手段往往比男性要狠毒得多，這就是所謂的「不擇手段」，這一點到今天也是如此。不過我得說，這不是女性或者男性本身的問題，而是由性別失衡的社會現實所造成的。）

　　馮太后拿到大權之後，我們大概就可以猜到她最想要對付的一個人了吧。沒錯，就是當年被拓跋弘利用，導致馮太后的寶貝情人李奕被殺的尚書李。

　　李在拓跋弘的朝中很受重用，威信也很高。馮太后不方便馬上動他，就先把他調任徐州刺史，以防他在朝中糾結黨羽。

　　樹大招風，痛恨李的當然不止馮太后一個人。她很快就找到了合作夥伴，此人是個太監，姓趙名黑（這名字非常奇怪，和「李白」倒是正好配成一對。他的本名叫做趙海，在北涼時代的涼州做小官，拓跋燾滅北涼，他做了太監，得以入北魏朝中為官），原先也混得不錯，是為數不多的既受到拓跋弘寵信又得到馮太后喜愛的官吏，一直做到侍中、河內公。天有不測風雲，拓跋弘禪位後，趙黑因為一件小事，得罪了李，李就千方百計找他的碴兒，想把他整下去。這茬真不難找，趙黑有貪小便宜的習慣，利用職務之便把自己家裡「改造」成了公物儲藏所，還走漏了風聲。李不知道從哪裡找來的線人，把物品清單列得清清楚楚，向拓跋弘遞上。

　　拓跋弘最痛恨的就是官員貪污，令人到趙黑那裡一抄家，果不其然，東西都清清爽爽擺在家裡呢。念在輔政有功，拓跋弘還算是開恩，把趙黑的侍中撤了，讓他去做宮裡的門士，就是現在傳達室看門大爺的職務，當然咯，看的門級別比較高，是宮門。

　　這可把趙黑氣的，好長一段時間吃不下飯，睡不安覺。幸好拓跋弘過了一年又想起他的好處，又重新把他調到身邊任職。現在太上皇帝死了，趙黑心想君子報仇的時候到了，就跑到馮太后面前表忠心、訴衷腸。兩人一拍即合，由趙黑出面，挖出了可以置李於死地的人——范檦。

　　范檦是李的同黨，李敷、李奕兄弟被誅他也逃不了責任。但是范檦懂得見風使舵，馮太后一上台，他就明白風向要變，趙黑來聯繫他，他就徹底倒向了太后。范檦與李那是多少年的朋友（對不起，大約是「酒肉朋友」吧），基本上是無話不談。他向馮太后密告，李打算在徐州任上叛逃，而且這話是李親口所說，絕對不假。

　　逮到這麼個證人，還不大肆發揮？馮太后立刻傳命，讓李回平城述職；這邊則跟范檦說好：「你得給我做好這個證人，以防李那傢伙抵賴！」

　　李上任才一年，沒搞清怎麼回事呢，就去晉見馮太后。馮太后說：「你企圖外逃的罪行，已經被人揭發了，還不從實招來？」

　　李大驚，說：「太后從何得知？空口無憑，絕無此事！」

　　太后就把藏在簾後的范檦叫出來，與李當面對質。范檦背了一通演練好的台詞，李如夢初醒，知道是自己給人設局害了，忿忿不已道：「連你都來誣陷我，我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你受過我的厚恩，怎麼忍心做這樣的事！」

　　范檦不以為然地說：「李大人以前也受過李敷的厚恩，比你給我的可強多了。你忍得下心，我憑什麼就忍不下心來呢？」

　　李一個勁地嘆道：「怪我看錯了人，悔之晚矣！」馮太后靠著趙黑、范檦的幫助，給李定了罪，將他一族全部處死。此後，她用類似的伎倆，誣陷拓跋宏的外祖父李惠一家叛國，又除掉了這個大政敵。北魏的朝廷成了馮氏的天下。

　　馮太后殺李的那年，北魏改元太和。這是一個長達二十三年的年號，在整個北魏王朝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中，獨一無二。與明、清時代帝王一朝一年號的傳統截然相反，中古時代的封建帝王，更換年號那是家常便飯，像劉宋前廢帝那種不講禮法的人更是可以變態到一年就改元兩次的地步。在這些短命年號之中，長命年號尤其是超過二十年的年號就顯得彌足珍貴。那麼「太和」這個長命年號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不妨做個小小的統計，從魏晉到隋唐的大王朝中，時間超過二十年的年號一共只有七個，在南北朝之前，有晉孝武帝的「太元」，南北朝之後，有隋文帝的「開皇」、太宗的「貞觀」、玄宗的「開元」、德宗的「貞元」。這幾個年號中，「太元」的狀況相對較差，但也是東晉中後期相對比較穩定的一段時間，淝水大捷也是發生在這一時期（太元八年）。其他四個隋唐的年號都比較為人所知曉，隋文帝開皇年間是一個大一統的時代，中國結束了南北割據的分裂局面，另外幾個則分別以「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和「貞元中興」而知名，是初唐、盛唐、中唐的高峰時期。由此我們大致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古時期中國的長年號，往往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重要特徵。南北朝僅有的兩個長年號也進一步佐證了我們的結論：南朝的「元嘉」，我們已經說過，是南朝最為重要的治世時期；與之相對應，北朝的「太和」標誌著北朝的鼎盛時期。北魏的統治在太和年間達到了空前絕後的巔峰，半個世紀後的楊衒之在他的《洛陽伽藍記》中是這麼追述「太和盛世」的景況的：

　　「當時四海晏清，八荒率職，縹囊紀慶，玉燭調辰，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焭獨不見牛馬之衣。」

　　一手造就了輝煌的人物，正是馮太后本人，以及她一手培養的得意「弟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即便是再優秀再有預見性的統治者，也不可能從一開始就一直執行完全正確的政治路線。二十三年的太和時代，卻是以一場決策錯誤的南北戰爭拉開序幕的。

　　拓跋燾死後，北朝的統治者忙著撫恤四方，南朝的統治者忙著苦鬥不休，都沒有閑暇投入大規模的邊境作戰。宋明帝泰始初年的那一次南朝的喪師失地純粹是劉彧處理失措造成的。那一次以後，邊境上雖有小的摩擦，但都未對各自的管轄範圍產生什麼影響。十年滄桑巨變，彈指一揮間，宋魏對峙換成了齊魏抗衡。太和三年（南齊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北魏聽說蕭道成代宋自立，感到有機可乘，決定大舉伐齊。鮮卑人想到了一面貌似正義的旗幟，他們打出了丹陽王劉昶這張牌。

　　劉昶歸降北魏之後，受到北魏很高的禮遇，不但被招為駙馬，而且還被封為丹陽王。宋文帝劉義隆的十九個兒子中十八個早已灰飛煙滅，活到最後的，竟然就是這位「叛逃外邦」的劉昶。

　　北魏扶持劉昶，以討齊復宋為名，對南朝作戰，是有其獨特用意的。佛狸飲馬長江的那次遭受失敗後，拓跋鮮卑對於南侵這個問題其實是諱莫極深的，他們逐漸認識到，純粹用軍事征服的手段掃平北方沒有問題，對付水鄉澤國的所謂「島夷」還是有相當難度。經過將近兩百年的大分裂時代，南北方的某些差異之巨大近乎於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這種情況下，局部的軍事勝利並不能改變分裂的根本局面，只會產生無謂的財物與人力的消耗。於是鮮卑人退而求其次，扶立一個傀儡政權，從而達到控制南朝的目的，就算不能夠徹底消滅南方的政權，在江、淮之間建立一個緩衝附庸國，對於北方而言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如意算盤的確有其合理之處，然而北魏在出兵的時候就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充分贏得南方民眾的支持。

　　你推一個姓劉的做皇帝，大家未必就反對，問題是你硬要推翻姓蕭的政權，大家也並沒有覺得這會有什麼好處。劉氏家族在二十年中相互征伐，生靈塗炭，失去民心也不是一天兩天了，老百姓對他們早就沒什麼感情了，也並不關心是誰在掌權。何況除了國號國姓改了以外，整個南方的改變並不大。在這種情況下，北魏也沒有挑唆邊境上的叛亂，而是直接以大兵壓境，渡過淮水，進入南齊境內。

　　兩相比較，蕭道成的準備要充分許多，他在稱帝前後，做了兩件大事來對付北魏：一件是將兗州刺史垣崇祖調任豫州刺史，鎮守壽陽（今安徽壽縣）。垣崇祖在劉宋末年就戰功卓著，後來在淮南一帶擔任太守，一度與蕭道成共事，十分敬服蕭道成。蕭道成對他也十分器重，稱帝時不僅把垣崇祖安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還叮囑他說：「我現在剛剛得到天下，索虜肯定會以護送劉昶的名義興師動眾，進犯我國。壽陽首當其衝，能制服強寇的，只有將軍一人而已。」垣崇祖深感重任在肩，積極備戰，以待外敵。

　　另一件事是派遣驍騎將軍王洪範出使柔然，共同商議討伐北魏。當時的柔然面對東南的北魏是弱勢，在西南的西域各國則擴展了不小的勢力。王洪範的使團從蜀地出發，經過吐谷渾和西域長途跋涉，見到了柔然可汗。當時柔然的可汗已經換成了吐賀真的兒子予成，汗號是受羅部真可汗，鮮卑語的意思是「惠」。這位可汗確實比較實惠，他與北魏之間沒有發生多少正面的衝突，只在北魏的統治薄弱環節西域與北魏展開勢力圈的爭奪，維持住了柔然的基本生存空間。予成受了南朝使臣的鼓舞，於建元元年冬天出兵，騷擾北魏的長城。

　　不過這次騷擾並不成功，大約還是出於對北魏的畏懼，予成的十幾萬騎兵在長城北面跑了一趟就宣布撤軍了，沒有起到任何夾攻甚至牽制的作用。

　　北魏進攻南齊的軍隊名義上以劉昶為統帥，實際上兵分三路，梁郡王拓跋嘉進攻淮陰，隴西公拓跋琛進攻廣陵，河東公薛虎子進攻壽陽。

　　太和四年（南齊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拓跋琛的一路魏軍首先發難，攻下了南齊的馬頭戍（今安徽壽縣西北），繼而進攻鍾離（今安徽鳳陽東北），被徐州刺史崔文仲擊敗，退到壽陽北面。

　　北魏軍隊重新集結，由拓跋嘉與劉昶共同率領，號稱步騎二十萬，直取壽陽。一百年前苻堅八十萬大軍在這裡栽了跟頭，現在魏軍並不信邪，還要再試一回。劉昶臨戰動員，場面十分隆重，他面向四方將士各拜一遍，聲淚俱下地號召道：「大家一同努力啊，為我報仇雪恥！」

　　魏軍還沒殺到，壽陽城中的齊軍已為魏軍的氣勢所深深震撼，文武官員雖多卻缺少對策。垣崇祖見眾人一籌莫展，開口道：「敵眾我寡，需得以奇制勝。當年苻堅大敗於淝水北岸，我看咱們也可以做做淝水的文章。將士們現在就開始整修外城，並在淝水上修築堰堤，加強防禦，你們意下如何？」

　　眾人都不理解，說：「拓跋燾攻打壽陽的時候，南平王劉鑠兵多將廣，士氣高漲，兵力超過我們十倍，尚且認為外城太大，難以防守，而退入內城自保。自從有淝水以來，從未聽說有人在上面修築過堰堤，就是因為地形並不利於修堰，這能有用嗎，怕是浪費時間吧。」

　　垣崇祖搖頭道：「你們這些人啊，光知道拿以前的那些舊例來說事。假若我軍放棄外城，毫無疑問索虜就會佔領，並且在外面修建樓台，在裡頭築起長牆，我們的軍隊可不就坐以待斃了嘛！說定了，守衛外城，修築堰堤，你們都不用再勸我了！」

　　垣崇祖下令，乘魏軍還在進軍途中，派人在壽陽城西北火速修築起堰堤，攔截上游的淝水，並在堤北修築小城，四面挖好溝塹，在城中布置了數千守兵。工事完畢，垣崇祖對眾人說：「索虜貪得無厭，見此城狹小，以為可以一舉攻克，必然會全力攻打。到時候我們決堰放水，不費一兵一卒，定教他們有來無回，全都變成浮屍。這難道不是事半功倍么！」

　　北魏大軍來到小城之下，果然如垣崇祖所說，集中兵力來攻城。垣崇祖在城頭看得真切，指揮若定，命城中守兵吸引住圍城的魏兵。與此同時，一支特工隊已經悄悄跑到堰堤之上，準備就緒。

　　黃昏時分，魏兵的攻城沒有多少進展，只好先休戰吃飯。還未開飯，上游的齊兵就決開了堰堤，大水奔瀉而下，魏兵全部被衝進了溝塹，小城之外頓成汪洋一片。對於垣崇祖的這支「奇兵」，魏軍完全沒有防備，淹死的人馬數以千計，僥倖逃生的，也是倉皇北竄。信誓旦旦的劉昶也傻了眼，只得以時值春夏之交、雨水量增多為理由退兵。齊魏之間的第一場攻防大戰——壽陽之戰，以垣崇祖的大勝告終。

　　北魏的軍事行動在壽陽挫敗之後，並沒有善罷甘休。太和四年和五年（公元480年至481年），他們又改換進攻路線，連續發動了兩次攻城戰。在朐山（今江蘇連雲港錦屏山）攻防戰中，拓跋嘉試圖通過攻下這一海上的據點，從東面包抄建康。然而朐山的守軍十分頑強，大破魏軍。南齊水軍又經由淮水從海路增援，魏軍無奈，只得退兵。

　　在淮陽爭奪戰中，魏軍同樣沒能在淮水流域的戰場上撈到任何便宜，傷亡士兵有上萬之多。垣崇祖率軍渡過淮水，突擊魏軍，又殺了幾千士兵。魏軍在退兵途中攻滅了徐州一帶擁兵起義的桓標之等人，擄掠了淮北的三萬多百姓回到平城，才算勉強交差。（從這一事件中，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出作為南北朝之間的緩衝區，淮北幾乎成了三不管地帶。北魏在行政上對淮北四州進行管轄，但由於這一地區傳統上與南方更加密切的聯繫與紐帶，以及多年戰亂使這一地區基本成為荒蕪之地，北魏的統治是十分鬆散、缺乏實際效果的。擄掠百姓以補充統治中心人口的不足，是北魏前期取得新的土地後所常用的一種手段，現在卻用來對付淮北四州的軍民，如此「打一槍就跑」的心態，正好印證了在他們心目中還沒有實實在在把這些地區當做自己的國土；而淮北地區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多次叛亂與起義，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淮北人民對於北魏這個新主人毫無認同可言。這樣一種嚴重的隔閡，才是導致南北朝繼續分裂對抗的根本原因，需要克服這個問題，也就要求北魏在某些方面做出根本性的變化，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遷都，我們放到後面再說。）

　　客觀現實使北魏統治者不得不做出改變自我的決策。對於北魏政權而言，他們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有一位漢人太后來指引他們改變的步伐；對於鮮卑人而言，他們又是不幸的，改變自我，同時也意味著喪失自我。

　　太和八年（公元484年），第一道擺上檯面的改革令就是「俸祿制」。從前的小恩小惠，小賞小罰，都只是短期性的，沒能革除北魏官員貪污受賄的風氣。馮太后出面主持，頒布詔令，將班俸祿徹底制度化。具體舉措是：「戶增調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新制度說到底，就是增加百姓的賦稅，用這部分收入來作為官員的俸祿。有了俸祿保底，你官員要是再被發現用各種名目收受贓款，就要嚴懲不貸。換句話說，以往官員利用職權對百姓三番兩次徵收的錢財，由政府一次性徵收的賦稅所取代。對於普通百姓來說，至少可以避免被各級官員無端盤剝搜刮，他們自然是以接受為主。然而對於官員情況就不同了，俸祿制一頒布，一個月中，贓款受到查處的一下就倒了一大片，包括孝文帝的舅舅，擔任秦、益兩州刺史的李洪之在內的四十多名官員，由於貪污數目超過了限額，被下令自裁或處死。

　　這下子那些貪婪成性的鮮卑官員可就坐不住了，皇上簡直是用「白色恐怖」政策斷了大夥的財路啊，怎麼受得了？宗室之一的淮南王拓跋佗代表大家上奏，說還是恢復舊體製為好。馮太后明白拓跋佗背後的這股力量來勢洶洶，專門召集群臣討論。

　　中書監高閭上表駁道：「發放俸祿對於官員是最佳的保護措施，廉潔的官員會更加清白，而貪污的官員也有機會改過為善。如此措施要是被廢止，那麼貪官污吏會更加肆無忌憚地貪，清官廉吏卻連自身維持生計都做不到。請太后想一下，淮南王這樣的建議，豈不荒謬？」

　　高閭是一名政治上很有見地的漢族官員，北魏軍隊討伐南齊時，他就提出了不同意見，預言戰爭必然徒勞無功，馮太后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事後也很後悔。關於俸祿制的這番言論又是頗具遠見，馮太后對之表示讚許，下詔新制不變，繼續大力推行。

　　隨著俸祿制步入正軌，馮太后的下一項改革措施也很快跟進。第二年，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在給事中李安世的建議下，馮太后又頒布了「均田制」。

　　均田制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簡單地說，就是北魏政府將境內的無主荒田重新分配，授予農民的措施。北魏初年由於戰亂的影響，眾多流民紛紛依附豪強大族，成為佃戶。這些佃戶雖然不用交納賦稅，但豪強對他們的強征暴斂絲毫都不比國家的賦稅要少。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很多地無人去種，同時又有很多人失去土地的不合理局面。

　　均田制大致分為五條。第一條是關於土地分配的數量：十五歲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四十畝農田，女子則可獲得二十畝，奴婢與普通人待遇相同；每擁有一頭耕牛，可以另外得到三十畝農田，但是有上限，超過四頭後就不再補給。各地配給的田地會有差別，有的土地肥沃，有的則貧瘠，怎麼辦呢？詔令規定，如果是兩年才能耕種一次的田地，那麼要多給一倍；如果是三年才能耕種一次的，則要多給兩倍。以保證理論上的公平性。

　　第二條是關於土地分配的方式：只要達到納稅的年齡，就可以配給田地；年老或去世後，田地則自動歸還國家；並且根據奴婢和耕牛的數量發生變化，政府相應地配給或收回田地。

　　第三條是鼓勵種植桑田：對於初次受田的男子，另外分配二十畝田，要求必須種植五十棵桑樹。這類田地可以被後代繼承，死後不用上交國家。

　第四條是對於現有土地者的管理辦法：根據戶口標準，土地盈餘的農民，既不配給新田，也不令他交還舊田；土地不足的農民，依照規定補齊；有盈餘的農民，可以自由出售田地。

　　第五條針對地方官員的田地分配：地方官可以就近根據級別配給一份公田，卸任時要把該田轉交給接任的官員；嚴禁買賣公田。

　　均田制在中央政府派遣到各地的使臣的督促下，得到了比較有效的實施，從而使大量佃戶重新獲得土地，國家控制了充足的稅收資源，社會也趨向於穩定。還有一點尤其值得注意，均田制的對象不僅僅針對漢人，胡人只要符合條件，也同樣可以獲得土地，客觀上進一步促進了整個北魏社會的農耕化。這一制度在北朝的齊、周、隋等朝被沿襲採用，並不斷改進，直到唐代中後期，由於土地兼并的日益嚴重才被廢除。單單這一點，就足以讓決策者馮太后名垂史冊。

　　一年後的太和十年，第三項制度也出台了。這一次是由馮太后的寵臣、內秘書令李沖發起的改革地方組織的「三長制」。

　　所謂「三長」，就是指五家為一鄰，五鄰為一里、五里為一黨，分別選擇能力強、德行高的鄉人擔任長官，稱為鄰長、里長、黨長。各長負責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檢查戶口、徵收賦役。這實際上是脫胎於漢人政權的鄉黨制度。我們在《大晉王朝》里也提過，十六國時期的北方豪強聚眾自守，設立「塢壁」這類獨特的社會單位（陳寅恪先生曾作考證，認為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桃花源」影射的就是「塢壁」）。北魏的行政管理簡單化，直接任命塢主為宗主，建立「宗主都護制」。結果呢，人們都在宗主的庇護下隱匿戶口，以逃避賦役，嚴重的地方，居然出現了一戶裡頭有三五十家的情況，這個戶口就失去了真正的意義了。

　　有了三長制，北魏的基層組織就有了制度性的保障。與俸祿制一樣，三長制的頒布也遇到了莫大的阻力，李衝上奏後，馮太后向百官一公布，滿朝文武可就炸開鍋了。

　　秘書令高祐、中書令鄭羲的觀點是三長制看起來很有用，其實難以推行。鄭羲補充說：「如若不信，不妨試行；失敗之後，就知道臣等所言不假了！」

　　太尉拓跋丕贊成施行，認為此法若行，國家與個人都可受益。

　　著作郎傅思益堅持守舊，說：「民俗已久，一旦改法，恐怕會滋生禍亂！」

　　多數大臣處於兩方之間，認為時值農忙，新舊制度難以銜接，不如緩行，等到秋收之後再頒布。

　　李沖很不以為然，對一干大臣說：「新制度若不湊準時間，大家得不到好處，肯定會有怨言；眼下改制，正好讓老百姓立即享受到實惠，認識到改制的目的。」

　　馮太后最終力排眾意，採納李沖的意見，果斷迅速地向全民推動三長制度。不出半年，各地戶口數就大量增加，豪強們不高興了。馮太后又下令降低賦稅，這可讓大家開了心，反對的聲音也越來越小了。

　　連續三年的三大制度，成為馮太后政治生涯中最值得一書的一筆。經過一系列改革，北魏的改制逐漸駛入了一條半自覺的軌道。馮太后與剛剛成長起來的孝文帝拓跋宏，又將面臨什麼新的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