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清淡春節

06-20

　一個人的「清淡」春節

　　在父母的支持下，安一陽連續七年春節都一個人度過，他嘗試體會各地不一樣的「年味兒」，也充分享受這段「清淡」時光

　　本刊記者/王臣

　　已經連續有七年的春節，公關公司客戶總監安一陽是自己一個人，用他的話來說，「清淡」地過。

　　在家過年的日子

　　獨生子安一陽出生在重慶，父母都是國營工廠的普通工人，他也一直在工廠大院里長大。工廠離市區要兩個小時車程，安一陽只有暑假和寒假才可能去外婆家和兄弟姐妹匯合，也因為如此，那時的他很盼著過年。

　　最吸引人的是「年夜飯」。準備工作從中午開始，一直持續到晚上。六點，大餐準時開桌，雞湯、水煮魚、花椒兔，平時吃不到的菜，大人們都各顯身手做出來。兩張大桌拼在一起，大人們喝酒聊天，孩子們在席間跑來跑去，一直等到春節聯歡晚會。零點放完鞭炮之後，孩子們都去睡了，大人繼續支桌子打麻將。

　　這樣的日子從初一持續到正月十五。上大學之前的18年，安一陽沒嘗試過其他的過年方式。

　　2000年，北京理工大學大一學生安一陽依然準備回家過春節。學校幫忙定了一張硬座火車票，從北京到重慶，36個小時，安一陽把隨身帶的一本《讀者》翻爛了，連「讀者來信」都看了幾遍。車廂里站滿了人，想上廁所，安一陽花了二十多分鐘抱著自己的包擠到「目的地」，發現廁所里也坐滿了人。

　　不願一個人長途跋涉，第二年，安一陽跟幾個同學一起訂票。當時只有臨時列車，走一趟要花48個小時，還沒有暖氣。上車前，安一陽穿了兩雙襪子，套上所有的厚褲子，買了一大袋的零食。靠著和同學們一起打撲克，困了睡，醒了玩，他終於熬到了站。下車時，安一陽幾乎忘記了怎麼走路。

　　隨著年紀漸漸增長，春節對安一陽的吸引力卻越來越小。工作以後，每年和父母在春節的團聚，變成了陪著父母到處串親戚，和同學趕場似的聚會，連一家三口在家裡踏踏實實地吃上一頓飯的機會，都很少。

　　他有點厭倦了。

　　這次不想回家過年了

　　轉變發生在2005年。安一陽的公司元旦在成都開年會，他請了三天假，連上周末回重慶陪父母過了5天。

　　母親終於有時間好好地為兒子做上幾道愛吃的家常菜，她買回一整條豬腿，切成兩塊，放上藕，燉湯，熬了整整一天。每天一家三口在一起吃飯，平時安一陽帶著父母逛商場。之前雖然每年過年都回家，但安一陽並沒有像這次一樣，真正意義上地陪伴父母。

　　臨走前，安一陽試探地問父母：過幾天又要過年了，這次就不想回家過了。沒想到，母親一口答應了：「是啊，你別折騰了，回來一次飛機票不少錢呢，而且我知道，你過年在家也休息不好。」

　　父母的支持讓安一陽長舒了口氣。

　　初具經濟實力，也使安一陽能夠在平常時節回家。清明、中秋、元旦、甚至周末，安一陽都恨不得給父母搞個「突襲」，陪他們吃幾頓飯，或者跟老同學聚會。他漸漸覺得，這樣的團聚，比過年更充分，交流更暢快。

　　不回家，安一陽最初用這段時間旅遊，深圳、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作為一名普通遊客，他體會各地不同的春節氛圍：香港的春節依然上班，只有霓虹燈上的盆菜(客家人過年的傳統菜)廣告讓人感受到一絲春節的氣息；新加坡的春節，則是一家人在中餐館吃頓團圓飯，家族裡每個未婚的年輕人，都收到老人派的象徵性(100新幣)的紅包……偶爾，他還能看上一場電影，放鬆放鬆。

　　最近兩年，安一陽的春節更簡單了——一個人在北京。

　　享受清淡的日子

　　同事和朋友都對他的做法感到奇怪，但安一陽很享受這種清淡的日子。

　　有一年，安一陽大年三十晚上十一點，約了幾個北京的朋友去放炮，然後去朝外的一家24小時茶餐廳打了一通宵撲克；還有一年，他窩在家裡看了兩部電視劇，惡補了一下平常缺位的消遣；去年年三十，安一陽在朋友家吃過年夜飯後，坐在夜晚11點多的公交車上，一路看著北京四處的煙花，空曠的街道，空曠的車廂，閑適的心情，他覺得，「特別美」。

　　對於現在的安一陽來說，春節更是個適合專心做自己事情的時期。他平常每周至少要加四天班，常常深夜十一點才下班，有時甚至通宵上班，而春節假期，剛好可以空出時間和頭腦，看看書，學學東西。

　　親戚們也會問追問安一陽的父母：這孩子怎麼過年都不回家？父母都幫他應付過去了。時間一久，他們也傾向安一陽平時回去，只要能見到，什麼時候見都一樣。

　　事實上，安一陽父母的春節也漸漸簡化了。前年，安一陽的外婆去世了，父母決定在自己家過春節，一道魚、一道雞，兩個家常菜，就是年夜飯，十點多，父母就上床休息了。沒放炮，沒看春晚，沒走親戚。初一早晨七點，老兩口就起床鍛煉身體，然後約朋友打麻將，到小區里跳老年舞，和平常沒什麼差別。

　　父母過春節程序的簡化，使安一陽覺得，回家過年沒有以前那麼「恐怖」了，也完全可以延續「清淡」的風格。他不覺得這個追求有什麼反傳統，「這不是不過年，恰恰為了過個『好』年。」

　　身高一米八的安一陽，高高瘦瘦，短短的寸頭，剛滿30歲，看起來還像個大學生。2012年春節，他依然打算一個人在北京，並開始為這個假期準備閱讀書籍。

　　(應採訪對象要求，安一陽為化名)

　　他鄉團聚的春節

　　從期盼過年，到害怕歸鄉之路，再到他鄉團聚過年，郝雨萌的經歷或許是80後一代的心路縮影。而他預言，對於他的下一代，春節將變得更為純粹

　　本刊記者/劉子倩

　　算上這個春節，郝雨萌已經6年沒有回家過年了。

　　每到春節，他會讓父母來北京過年團聚，父母嘮念的那座他曾經熟悉的東北小城，在他記憶里已愈發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北京的鋼鐵森林、霧霾的天氣和天天被塞進車廂的八通線地鐵。

　　郝雨萌，33歲，吉林洮南人，某門戶網站編輯。看名字，一定以為是位美女，可偏偏是一個理著平頭、戴著黑框眼鏡，說話擲地有聲的爺們兒。這位來京9年的爺們兒，今年依舊準備在北京過年，儘管他覺得北京的春節最沒有年味。

　　「沒辦法，買不到火車票啊！」郝雨萌說，從2007年起，他就讓退休的父母趕在春運前來到北京團聚，等著一起過年。這既少了路途的奔波，也算變相延長了假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父母。

　　有年味的春節

　　在上大學之前的18年里，郝雨萌一直生活在洮南這座人口僅有40萬的縣級市中。他是家中獨子，在出生前，父母就想好不論生男生女都叫這名字，期望孩子日後茁壯成長。

　　1980年代，身為公務員的父母，每人一個月有五十多塊的工資，生活條件自然優於其他家庭，而郝雨萌的童年也註定是快樂的。如今，他對兒時的新年記憶猶新，可以穿新衣服，有鞭炮放，有糖和肉吃，最重要的是有壓歲錢拿。「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幸福指數特別地高。」郝雨萌回憶說。

　　那時候，孩子的娛樂項目不多，電視上的動畫片更是少得可憐。孩子們最期盼的就是過年時拿到壓歲錢去小攤上買零食和鞭炮。對於這座典型的東北小城，正月看冰燈也是一大風景。郝雨萌還記得當時人山人海，萬人空巷。「城中心還會放大型煙火，現在看是太稀鬆平常，可當時特別激動。」

　　1999年，郝雨萌考入吉林大學計算機專業，他開始逐漸感受到，家，對於一個在外求學的人有多重要。剛進入新千年的一月，郝雨萌就坐不住了。放寒假前，郝雨萌好不容易買到了一張站票。從長春到洮南有300多公里，火車要走4個小時，這四個小時就是一場煉獄：車廂內到處都是人，「車廂門好不容易才關上，想去衛生間，只能踩著桌子從椅子背上邁過去。」

　　但擠在角落裡的郝雨萌仍然覺得回家過年是理所應當的。「是親情把我牽了回去，為了團聚，什麼力量都無法阻擋。」

　　他鄉團聚

　　大學畢業後，郝雨萌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負責網站維護，轉眼到了2004年春節，回家的心情跟大學時一樣迫切，當然，火車票同樣是個難題。

　　那時候，從北京站到洮南只有兩班火車，很多票都掌握在黃牛手中，通宵排隊都很難買到，曾在鐵路系統工作的父母也只能幹著急。最終，郝雨萌在代售點多交了50元訂票費後買到了一張車票。最痛苦的是2005年，買不到直達車票，郝雨萌不得不先坐火車到長春，再坐大巴回家。

　　每年回家，郝雨萌會發現，這座小城在發生變化：高樓越來越多，路越來越寬，市內原來都是「倒騎驢」(一種車廂在前面的人力三輪車)，慢慢有了公交車，每年只回去一次，許多地方都已變得陌生了。每到過年，雖然也吃餃子、串親戚，鞭炮更響，紅包更大，但人不再興奮，年味漸漸變淡了。「從那時開始，再也沒有過年的感覺了。」話語間，郝雨萌有幾分沮喪。

　　在北京漂了3年後，郝雨萌結了婚，貸款買了一套90多平米的房子，總算有了一個落腳的地方。這一年，他去了一家網路公司，月薪也漲到三四千塊錢。但過年回家依然讓他頭疼不已。他算了一筆賬，高價買兩張往返車票，路上要花掉兩天時間，在家只能呆上四五天，一旦買不到返程票，整個假期便都消耗在無盡的焦慮中。

　　於是，郝雨萌盤算著讓已退休的父母趕在「春運」前到北京，過完年躲過「春運」再回去。這樣，一家人團聚的時間就延長了。父母同意了。

　　2007年春節，是郝雨萌一家第一次在家鄉以外過春節。郝雨萌的父母不適應北京的新年，北京沒有老家熱鬧，沒有親戚，菜市場離家太遠，飯沒有老家的香，鞭炮都沒有老家的響。郝雨萌也有幾分不適，路上不再堵車，八通線上幾乎沒有乘客，北京似乎成了一座空城。

　　兒子降生後，父母從老家趕到北京來過春節已順理成章。但郝雨萌不會像自己的父母一樣，刻意為孩子添置衣物和玩具。能吃到好吃的，曾是郝雨萌這代人對新年最大的企盼，但他的兒子也不需要一個節日來慰勞自己的腸胃。

　　又到春節時，看著已是IPAD遊戲高手的四歲兒子，郝雨萌也會想念家鄉的春節，鄰里互相登門拜年，而在這座混凝土灌注的城市裡，春節只是眾多緊鎖家門的節日之一，他的兒子大概再沒機會體會那份浸在喜悅和親情中的熱鬧。

　　下一代人的春節也許會變得更純粹——只為團圓，郝雨萌說，「這或許也是社會的一種進步吧。」

　　「逃婚」的春節

　　這樣想來，方芳對家鄉和家的感覺變得複雜起來，有時想念，有時厭惡，有時渴望親近，有時又希望疏離

　　本刊記者/陳薇

　　洗髮水有兩瓶，沐浴露有三瓶，每瓶都打開著。被子沒有疊，床上有娃娃和抱枕，紙桶外還有公仔布套。「原來他就是一個童心未泯的大男孩」，看到朋友潘振的卧室，方芳不禁笑了起來。

　　這天是2010年2月13日，農曆年三十。在深圳工作的方芳出差到潘振所在的上海，後者便力邀方芳去他家一起過年。不然，她將在酒店獨自度過除夕。

　　這天傍晚，方芳拎著兩瓶紅酒，踏進潘振的家門。

　　被催婚的恐懼

　　桌上6樣菜，3人圍坐著，倒了紅酒和椰汁，電視里上演春節聯歡晚會，窗外時不時響起鞭炮聲。潘振的媽媽，一位剪著青年頭的中年的婦女，將滷蛋、鴨腿呼啦一下全撥到方芳的碗里。

　　起初，潘振的好意讓方芳拿不定主意。當她最終決定赴約，遠在湖北的父母聞得此訊，立刻追問兩人到底是什麼關係。

　　方芳完全明白父母期待的那個答案。事實上，這也是她恐懼回家過年的原因。

　　儘管她自小成績優異、出國留學、如今月薪上萬，儘管她的父母蓋了六層新房、開了照相館、吃喝不愁，但只需一件事，便可以將這份驕傲完全打消：她曾是山溝里飛出的「金鳳凰」，如今也是方圓兩里內出了名的「老姑娘」。

　　方芳今年30歲，仍未婚。這在大城市不新鮮，但老家，親戚朋友拜年時，說話都帶著刺兒：「你看這麼大的人了，還不嫁人，看你以後怎麼辦？」

　　客人一走，被打擊的爸媽便抓住機會思想教育。爸爸說，要抓緊，要求不要太高，找一個「人品好、性格溫和、會賺錢的就好了——方芳一聽，這十個字的要求可不低；媽媽說，她每月寄給家裡的錢，媽媽都存著，他們還準備賣掉2層樓房，一定拿得出十幾萬塊錢做她的嫁妝。

　　方芳曾邀媽媽去深圳小住。媽媽卻說，「如果你迅速地、努力地有孩子了，我才過去。」

　　結婚這件事，眼下不只關係著方芳個人的幸福，還關係著是否讓她父母感到幸福，甚至成為兩代人最大的矛盾，往往還發展成「戰爭」。

　　因為備感壓力，從2006年起，方芳只選擇在平時回去看看，春節絕不回家。深圳、洛杉磯都曾收容過她的新年，如今輪到上海。

　　潘振是安徽合肥人，大學畢業後當了飛行員，在上海郊區安了家。方芳和他，是通過開心網認識的，一年間，見過兩次面。事實上，這位同齡人的春節，也不具有傳統意義。因為工作關係，潘振不能回安徽老家，於是媽媽特地到上海來陪他過年，而爸爸，則留在家鄉陪伴年邁的奶奶。

　　兩個世界的變遷

　　潘媽媽招呼著方芳，一定要多吃點。習慣了口味偏重的湖北菜，方芳覺得菜式有點淡。上海天冷，一桌菜還沒等到吃完就涼了下來。

　　方芳有些懷念家鄉的火爐和吊鍋。照湖北黃岡的風俗，一家人要在農曆年三十凌晨便起床做飯。前一天晚上放進吊鍋的豬肉燉得爛爛的，米飯煮上三四天的量，六七點天微亮時，放了鞭炮就開始吃這天里最豐盛的一餐。

　　小時候，從襪子到鞋子、上衣，每年都穿新的。方芳記得，爸爸帶她去買新衣服，問她喜歡什麼樣的。她只說，要口袋大的——因為裝的零食多。這個小心思被爸爸看穿了，嘲笑了好久。

　　潘媽媽和潘振的熱情，使方芳不斷回想起故鄉曾一起長大的朋友。只不過，如今，她已很難和舊日好友找到共同話題。不同的生活道路，把她們帶入全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有一次，方芳戴了一塊卡地亞牌玫瑰金的手錶，一位女同學很是喜歡。

　　「多少錢？」女同學問。

　　「幾千塊吧。」方芳特意將價錢往少里說。

　　女同學嫌貴。方芳只好解釋起大城市與小縣城的消費水平。比如，買大蒜頭，家裡是1塊8一斤，深圳是3塊5。

　　「對，你們賺得多，花得也多。」女同學點頭。

　　然後，再尋找下一個話題。這樣的談話，還不如和潘媽媽聊天來得輕鬆有趣。這樣想來，方芳對家鄉和家的感覺變得複雜起來，有時想念，有時厭惡，有時渴望親近，有時又希望疏離。

　　背井離鄉過春節的這些年，有時在除夕給家裡打電話，聽著電話那邊的鞭炮聲，自己好像立刻就聞到了鞭炮的味道、感受到了過年的氣氛一樣。電話掛斷，她又回到了現代的城市白領的生活。

　　潘振家的年夜飯，方芳吃得輕鬆愉快。她事後回想，大概也是潘振和媽媽覺得她一個人過年太冷清，正好來家裡熱鬧熱鬧，才好意邀請她前去赴宴。不過，方芳還是覺得有些打擾，有些拘束。

　　2012年，方芳將滿30歲。她終於決定結束一個人過春節的生活。機票是1月18日的，沒有折扣，提前三個月就買好，「為了不給自己留後路，防止自己臨陣脫逃。」

　　無法確定，是不是潘振家的這頓年夜飯，使她有了回家的勇氣。她只記得，離開潘振家時，已是大年初一凌晨。霧氣繚繞，雪花飄落。方芳聞見空氣里有爆竹炸開時特有的火藥味道，「那正是小時候穿著藍襖、舉著竹竿放土炮，自己感受到的氣息。」

　　為了未來，暫別家鄉

　　對於大學生來說，他們有人願意利用春節和寒假為自己考研的計劃做準備，也有人試圖利用勞動力最緊俏的時段展示自己的能力，為日後就業鋪路。除夕，他們想念家鄉，但是為了未來，他們放棄回家

　　文/李源

　　周陽(化名)決定整個寒假都在學校度過，包括春節。作為北京某藝術高校影視導演專業的學生，他心裡還有導演夢。他希望能利用這個寒假讀書以備考研。

　　以往的寒假，周陽自己形容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過年那些天，每天都面對太多繁瑣的禮節；其餘的日子總會被自己的慵懶所消磨，最終一無所獲。「春節對我來說，就是給自己一個放鬆的理由，其他的什麼也沒有。」周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覺得自己對過年越來越感到疲憊和無聊。「還不如在學校看看書，多學點東西。」

　　「考到北大，那曾經是我的夢想，為了夢想，自己付出一些，也值得。」周陽說。這段時間，他每天保持著規律的「寢室——圖書館」兩點一線的生活，但同學們漸漸離去，春節日益臨近，他也開始想家。

　　夜色下的學校一片沉寂。這所大學在寒假中並不清校，但漆黑的寢室樓僅僅剩下幾片燈光。周陽的同學中因為考研而不回家的，大約有四五十人，大家還建立了一個QQ群，經常一起討論吃年夜飯的地點和目前自己複習的進度。

　　在他的計劃中，今年的除夕，周陽可能會和同在北京的同學，找個熱鬧的地方一起過節。「除夕那天，我不敢自己一個人，再怎麼說也是春節，我怕自己會特別想家。」周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對於周陽的決定，父母還算支持。其實，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在外過春節。2009年，大一的寒假他覺得自己遇到了一個實現導演夢的機會。一個唐山的劇組答應讓他擔任導演助理。父母也替他高興。

　　然而，等他到了「劇組」，才發現那是一個傳銷組織。每頓飯都是清湯白菜和冷饅頭，夜晚就席地而睡。

　　除夕那天，要不是聽見外面密集的鞭炮聲，他根本沒意識到當天就是大年三十。父母打來電話，奶奶也在電話里顫顫巍巍地問候。「我奶本來就耳背，再加上外面到處燃放的爆竹聲，話要重複好幾遍，她才聽得到。」周陽回憶。當晚，他蜷著身子，哭了整整一夜。他當時就決定，「過年了，我得回家，爬也要爬回去！」

　　在歷經十八天的煎熬、最終繳納了四千元「入會費」後，周陽幸運逃出。回家後，他沒向家人說起這次經歷，只是繼續向父母編造關於劇組的趣聞。「那些事沒什麼好說的，除了讓爸媽擔心，沒什麼用。」周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第一次「擁抱社會」就體會到了「江湖險惡」，但周陽對未來還是非常樂觀。今年，他同樣在外過年，但選擇了在校讀書這個更為安穩的方式。

　　周陽在空空的校園讀書的時候，陳涵已經決定留在鄭州打工。作為鄭州輕工業學院人力資源管理專業的大三學生，她的前兩個春節都在打工中度過。

　　上大學前，陳涵按部就班地考試升學，從未出過遠門。「對外界特別好奇。」陳涵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她家庭經濟條件小康，並不用為自己的生活費心。但她還是想利用寒假較短的假期看看「真實的世界」。

　　陳涵的父母在外地做生意，家人聚少離多。對於她這次仍不回家過年的決定，父母表示堅決反對。但陳涵決心已定，軟磨硬泡讓姐姐做自己的說客，終於說服父母。學校寢室就將被封閉，陳涵仍沒找到廉價的出租屋。最後她還是只能向父母伸手，通過父母借到了一個朋友的空房。「我無論什麼時候，遇到困難了，首先想到的還是家，還是爸媽。」陳涵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大一那年寒假，她在超市紅酒櫃檯做銷售。除夕當天，陳涵可以提前下班，她回到出租屋內，聽到外面第一聲炮響時，突然大哭起來，「我從小學就一直住在學校，一直都很獨立，不戀家，但那時候，突然就控制不住了」。她回憶。哭完，就給父母和姐姐打電話。她聽著外面的爆竹聲，和母親聊了三個半小時。

　　第二年寒假，陳涵仍然留在了鄭州做紅酒的銷售。那年除夕，為了避免孤獨，陳涵下班後來到鄭州最大的超市，「因為那裡人多，可能心裡不會那麼脆弱」。她把自己想買的東西，堆滿了手推車，在超市中「轉了一圈又一圈」，直到超市快關門，她才把手推車推到一個角落，只是從上面拿出了一個送給外甥的幼兒玩具。那時，陳涵還沒有領到工資，囊中羞澀，「但除夕了，給外甥買一個小禮物，也算是寄託了點思念，心裡好受一點。」陳涵說。

　　「我沒有什麼才華，更沒有背景。我的優勢就在於勤快、肯吃苦。這兩點看似很簡單，但真正堅持到底的人並不多。」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所以她才選擇在勞工最稀缺的春節時段打工，讓自己的能力能被人賞識，能夠儘快地進入社會。

　　每一個人都應無愧故鄉

　　故鄉的榮辱牽掛著我們一生的命運，我們惟有將熱愛轉化為行動，才無愧於一方水土的養育之恩

　　文/江菲

　　似乎一瞬間，鄉愁，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集體病症。

　　事實上，只有離鄉的人，才會想還鄉；只有離鄉的人，才會發現，故鄉，已非故鄉；故鄉愈難回，鄉愁，便越深。

　　鄉愁情結的背後，是安全感的喪失。

　　心理學理論認為，歸屬的需要，即融入某些社會團體的社會需求，是人最基本的心理需要之一。我是哪裡人？我的家在哪兒？我的身份是什麼？當人們問自己這些，正是出於歸屬感的需要。這也是為什麼，即使遠走天涯，人們依然需要在心底保持與某此地區的一種緊密的聯結。

　　具體到中國，每年春運的數十億人次流動，或許正在印證，有多少人正在尋找這種心理上的緊密聯繫，有多少人，正在精神上的出發點與物質上的奮鬥地之間，疲憊地奔波。

　　他們或許別無選擇。

　　嚴重的城鄉二元化分割，東西部巨大的經濟差異，以及文化、醫療、教育等種種資源的政策性不平等分布，使得年輕人若想獲得實現夢想的機會，便不得不選擇沖向大城市；若想讓下一代獲得更好的發展路徑，無論多艱難，也要掙扎在大城市；若不想在人生的最終時期老無所依，他們不得不，努力在大城市耗盡最後一滴血汗。

　　從某種角度講，人們雖然獲得了遷徙的自由，卻無法獲得平等遷徙到任何地方的自由，因為並不是每個地方，都值得放棄故鄉去遷徙。

　　這其實是已被選擇的自由。

　　然而城市也在拒絕他們。限制入戶、限制購房，限制購車，限制入學，限制就業……他鄉，亦不能成為故鄉。

　　這種情況在進城務工人員中更加明顯。據一份對廣州新生代產業工人的調查，48.2%的被訪者，認為自己對於廣州是外地人；14.0%的被訪者，認為自己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14.1%的人，認為自己是本地人；只有11.8%的人，認為自己是新本地人。也就是說，超過半數以上的人，雖然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自己和廣州創造財富，他們卻無法從心理上認同，這個為之付出辛苦的城市。

　　故鄉，卻又不可回。

　　不只是物理距離的遙遠，不只是交通運力的限制，還因為巨大的精神鴻溝。

　　當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奔向大城市，鄉村便成為了空殼。田野荒蕪了，房屋倒塌了；鄉間小路，變成了高速公路，傳統的村落，變成了統一規劃的「新農村」；留在故鄉的，年老的，成了沒有兒女的父母；年少的，成了沒有父母的孩子。原來得以維繫這個小社會的人倫體系、共同活動的情感消逝了，而附著在其上的互相利用、互相攀比和純粹的儀式，便赤裸裸地凸顯成為一種荒謬。

　　回鄉的人，找不到回鄉的共鳴，回鄉，因此成為一個符號，成了負擔。

　　這是一種矛盾。不該消失的，卻完全消失了；該有所改變，卻似乎一點也沒有變。在大城市進入加速發展的快速通道時，故鄉，似乎進入了另一個向下的逆向螺旋。

　　事實上，即便在城市，這種問題同樣存在。老房子被拆掉，小巷成了通途，千篇一律的摩天大廈，像給城市穿了一件光鮮卻淺薄的時裝——缺少了故事，砍掉了血肉，在只顧向前奔跑的運動中，忘記了歷史與記憶。

　　因此，找不到故鄉的人，不止於從鄉村走出的人，還有上千萬在各個城市間遊離的人。

　　沒有故鄉的人，有什麼？

　　你或許可以期盼不久後的的未來，但無法找到很久以前的自己；你或許有拼搏奮鬥的勇氣，但沒有了享受成功的愜意；你或許有在競爭中取勝的技巧，但沒有可以分享勝利的家族；你或許更聰明，卻在林立的樓宇中，難以獲得真誠的溝通；你或許更富用，卻無法在他人跌倒時，放心地伸出自己攙扶的手臂。

　　從這個角度說，故鄉不在他鄉，在每個人心底；若說故鄉會淪陷，那將不只是地理意義的淪陷，更是精神世界的危機。讓故鄉成為故鄉，成為我們精神家園的永久居所，成為我們城市奮鬥者的後援團，成為我們的親人樂於生活自然蓬勃的生機之地。

　　而不管是遊子還是留守者，都對故鄉有著不容推卸的責任。故鄉的榮辱牽掛著我們一生的命運，我們惟有將熱愛轉化為行動，才無愧於一方水土的養育之恩。

　　說聲回家太辛苦，說聲回家太歡欣。

　　不管時代發展到什麼階段，每個中國人的血脈里始終流淌著一種叫做春節的血液，在這一刻，我們踏在回鄉的路上，或者遙祝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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