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方丘祭地】

經文之中，「地祇」、「地示」二者通。《說文·示部》；「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此為地祇之本字。《周禮·大宗伯》：「掌建邦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薶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玄注亦作「祇」。祭地之禮源自上古，古人亦有「父天而母地」說。故鄭玄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土地，自古就是華夏先民生命線之所系。有土則有民，無土則民失。《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土地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古人對於地祇的祭祀，和祀天一樣極其重要，且充滿了神聖感。自古以來，關於這方面的文獻蔚為大觀。而在整個儒學十三經之中，又以《周禮》一書於祭祀尤詳。《大宗伯》雲祀天神，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祀其在天者以蒼璧禮之；言祭地祇，則有血祭、薶沈(埋沉)、疈辜之法，祭其在地者以黃琮禮之。此皆所以順其陰陽，辯其方位，倣其形色，此二者之異別。

《周禮·大司樂》云：「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鄭註：「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薶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鄭註：「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賈疏：「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有薶沈與疈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祇。《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禋相對，故鄭雲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類似的解釋還可見於朱子之說：《中庸》雲「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注曰：「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

《廣雅·釋天》曰：「圓丘大壇，祭天也；方澤大折，祭地也。」戰國之後，隨著陰陽學說的興起，「地」被賦予了陰的屬性。陰屬北方之性，而天圓地方，故以方丘象徵大地。水澤，言以水環繞之；方丘，則指方形祭壇。水澤、方丘，以象徵四海環繞大地。方澤，亦作方丘，因壇設於澤中，故名之。方澤之壇，即後世所謂地壇之原型。後世對地祇的正祭，就是方丘祭地。冬至一陽始生，夏至一陰始生。取其義，祭地祇之神的時間是每年夏至日。

《周禮·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禮記·曲禮》雲「天子祭天地。」《文獻通考》引孔穎達疏：「疏曰：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雲，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祭地源自上古，夏以五月、殷以六月、周以夏至祭於澤中之方丘。另外，根據《禮記》所云，地神之祭和祀天一樣，祭前也先要選用龜卜決定郊祭，必須先受命於太祖之廟，這是尊重父祖意見之意。卜辭所決定者，即其父祖之命。

《通典》云：

夏以五月祭地祇。殷以六月祭。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地祇主崑崙也。必於澤中者，所謂因下以事地。其丘在國之北。就陰位。禮神之玉以黃琮，琮，八方，象地。牲用黃犢，幣用黃繒。王及屍同服大裘。牲用黝犢，地官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云「謂祭地北郊。」幣用黑繒。幣色無文。按崑崙牲幣用黑色，則神不宜異也。其壇，於北郊築土為壇，名曰太折。祭法云：「瘞埋於太折祭地也。」注云：「折，照晰，必為昭明之名，尊神。」配亦以后稷。鉤命決雲「郊祀后稷以配天地。」……其日，王服大裘，立於方丘東南，西面。乃奏函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並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屍前既置玉幣等訖，次則王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屍，謂之朝踐。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於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屍；大宗伯以匏爵酌醍齊以亞之，所謂饋食之獻。凡四獻也。屍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屍，所謂朝獻；大宗伯次酌饋食之醍齊以亞之，所謂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酌沈齊以獻屍。凡七也。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通典·卷四十五》「吉禮四」）

《郊特牲》「蒲越藁秸，器用陶匏。」如前文所引《周禮》、《禮記》諸篇言祀天之禮一樣，經文中天地一般皆以並列而言。如《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大宰》「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樽，大祭三貳。」《大馭》「掌馭玉路以祀」，《節服氏》「袞冕六人，維王之太常。」《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大司樂》「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鞀、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祇之祭，於經文可以得見。此不具錄。

《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孔疏：「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者，謂瘞繒埋牲祭神祇於此郊也。」天地之禮，各順其陰陽，辯其方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此二禮不得不異也。和圜丘祀天所區別的是，由於天在上，所以用燔燎（禋祀）之禮；而地在下，則用血祭「瘞埋」之禮。就是用犧牲的血及其他祭品澆灌、瘞埋於地，使其下達，及於地神，供神祇享用。清人金鶚《求古錄禮說·卷十四》「燔柴瘞埋考」云：「血祭，蓋以血滴於地，如郁鬯之灌地也。血祭與禋祀正對，氣為陽，血為陰，故以煙氣上升而祀天，以牲血下降而祭地，陰陽各從其類也。然血為氣之凝，血氣下達淵泉，亦見周人尚臭之意也。」

（北京地壇鳥瞰）

如前周禮及鄭注之說，後世所謂的單獨與祭祀昊天上帝對應的方丘祭地之禮，於先秦並無見。周人無北郊之禮，更無專門的后土之神。先秦所謂的祭地祇之禮，主要指的是社稷、五祀、五嶽之類而已。如《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所云「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是說祭天與祭社分開職掌，以祭天賦之於天子，祭社賦之於諸侯。而所謂的圜丘方澤，則為冬夏二至之祭。古禮南北二郊以辛日，圜丘以冬至、方澤以夏至。故周禮之說，後世亦聚訟紛紜。

秦蕙田《五禮通考·卷四十》「方丘祭地」條引《陳氏禮書》之說：「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

馬端臨《文獻通考》亦引胡宏之說：「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社不修。』而周公祀於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後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示之位。『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神；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

清人秦蕙田則在《五禮通考》云：「土亦是地，而與祭地異者，隤然下凝，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子得祭之。於地之中，別而為土，職主稼穡以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是也。故自天子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主谷之祭，所以達乎上下也。」（《五禮通考·卷四十一》「社稷」）

後世文獻所謂的單獨祭地祇之禮，當早見於《史記·封禪書》所云秦始皇二十八年封禪東巡故事：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樑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雲。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雲。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圭幣雜異焉。

除了封禪之外，秦始皇還「祀八神」，這其中包括了天地諸神，乃至於還有傳說中的兵神蚩尤，「各用一牢具祠。」

秦始皇「祀八神」故事畢竟只是東巡之中，而《史記·孝武本紀》載史公司馬遷之父、西漢太史令司馬談與「祠官」寬舒所議漢武故事，則是明確可見尊地而北郊之「最早」記錄：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

這是記載漢武帝時亦以澤中圜丘為祭地神之事，而在汾陰立后土祠以與郊雍相對。（《漢書·郊祀志上》亦所記此事與之相同）。按照《漢書·郊祀志》的解釋，這個「后土」，就是「澤中方丘也」。

《史記》所載這兩則故事，皆言及祭地祇之禮，這是先秦所無見者。

《禮記·禮運》曰：「是故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大一」即「太一」，也作「泰一」、「太乙」、「泰壹」，其本乎戰國之時「太一神」的出現。大體來說，太一是當時天文、陰陽、五行等家均認可的宇宙本源神和至上神，《淮南子·天文訓》云：「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微宮者，太一之居。」《史記·天官書》：「中官天極星，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也。」《正義》：「泰一，天帝之別名也。」太一作為「最高神靈主宰」及「禮」的終極源泉出現於儒學經典《禮記》中，正說明戰國間儒家學者適時應變、以當時的哲學理論擴充至儒學觀念之中。漢武帝在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後，又於元鼎五年立太一畤（泰畤）於甘泉並親祀之。《漢書·郊祀志上》云：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

漢武帝之立太一、后土之祠，從歷史上國家禮典的層面來看實則具有重大意義。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使宗周文明散亂無存。秦「雍五畤」之祀上帝，嚴格來說實際上為先秦時候的諸侯方祀而已。武帝以太一作天、后土為地，尤其後來又經過經學家們的改造，雖然名稱有所改變，但從此天地二禮完備，天地之祀更為後世歷代王朝國家祀典所繼承。但需要明白的是，與宗周禮樂文明相比，究其禮義、儀節、嚴謹與否等，是不可與周代的郊天禮等量齊觀的。特別是其源於讖緯之說的部分，更因之遭到歷代禮家的諸多批評。

清初經學家毛奇齡在《郊社禘祫問》中說：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中圜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不止冬至為然。故《漢郊祀志》雲，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線。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於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於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為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四庫全書·經部四》「禮類四、三禮總義之屬、郊社禘祫問」）

毛氏的觀點是「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於周禮，而並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於大司樂文。」「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但「天地雖不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於郊而社稷山川俱從祀焉，即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在《郊社禘祫問》中，毛氏所論尤詳。茲錄此說。

錢賓四先生在《<周官>著作時代考》中亦認為：

原來《周官》著者，正在陰陽的對偶上玩把戲。一面是『天神』，一面是『地示』；一在冬日至，一在夏日至；一在地上之圜丘，一在地中之方丘；一樂六變，一樂八變。如此安排，何等整齊？何等勻稱？然若細究此等思想之來歷，其實乃從莊周《齊物論》是非生死一切對稱互辨之後，經過後來道家引申發揮，形成自然哲學之陰陽二元論，然後此等對稱的禮制才得發生。當其先，上帝乃獨一至尊者，《詩》、《書》惟稱『天』、『帝』，不見有『天地』對偶相稱之說。後人天地並列，則天之尊嚴已失。……而《周官》制禮，顯已採用此等見解，因而來玩此一套天地方圜、陰陽寒暑兩兩相對成偶的把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考察先秦經籍之說，錢先生此說甚確。與「天」相對的單獨的祭地之禮於古而無徵，當是隨著戰國間陰陽學說的興起而產生的。

從歷史上來看，西漢時武帝於汾陰立祀后土，至新莽之時，后土遷至長安北郊，此即後世所云「地祇」。再至東漢，營建北郊，地理群神如山川瀆岳等屬陰者均按方位各設於北郊方壇之中，此為北郊之禮之來歷。這說明，「地祇」之禮，是漢代（東漢）為了和南郊天神相應對而產生的。《史記》和《郊祀志》所述汾陽后土之祀，實際上在漢武之後久而不行。前文祀天章已引宋陳襄[1]所言「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親行北郊之禮者，僅四帝而已。」宋神宗元豐年間以合祭天地有違古禮，詔令議禮。時名臣陳襄、王存等人駁斥范祖禹、蘇東坡合祭之說，堅持南北郊分祀。時樞密院直學士陳襄認為「合祀天地於圜丘為非禮，請依古禮祭地於方澤。」其《南北郊議》云：

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五禮通考·卷十三》「吉禮十三」）

宋代朱子贊同陳襄之說，認為南北郊當分祀：

朱子曰：「《周禮》有圜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卻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文獻通考·卷七十六》「郊社考九」）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於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卻合為一。」(《朱子語類·卷九十七》「禮七、祭」)

馬端臨《文獻通考》載朱子門人楊復之說：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噓而萬物生，此又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噏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於上帝，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於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於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謂仿郊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祭可以該地示，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為南、北郊。南郊則周人之圜丘也，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之人主，欲行親郊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為難，而常以北郊為難。夫五月雖盛暑之月，他事之當舉、他事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文獻通考·卷七十六》「郊社考九」）

至明初，洪武元年中書省臣李善長等奉敕撰進《郊祀議》，略言：

「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禮天神，夏日至，禮地祇。』《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明地道。』《書》曰：『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按古者或曰地祇，或曰后土，或曰社，皆祭地，則皆對天而言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秦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復增北畤，兼祀黑帝。至武帝有雍五畤，及渭陽五帝、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魏、晉以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宗王肅者，以為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雖因革不同，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因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又鄭玄惑於緯書，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為二。後世又因之一歲二祭。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於南郊。由漢歷唐，千餘年間，皆因之合祭。其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玄宗四帝而已。宋元豐中，議罷合祭。紹聖、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成宗始合祭天地五方帝，已而立南郊，專祀天。泰定中，又合祭。文宗至順以後，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夏至則祀皇地祇於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太祖如其議行之。建圜丘於鐘山之陽，方丘於鐘山之陰。（《明史·卷四十八》「禮二、郊祀之制」）

但李善長此議僅僅執行了十年，旋即天地又改作合祭：

十年秋，太祖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命作大祀殿於南郊。是歲冬至，以殿工未成，乃合祀於奉天殿，而親制祝文，意謂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遂定每歲合祀於孟春，為永制。十二年正月，始合祀於大祀殿，太祖親作《大祀文》並歌九章。永樂十八年，京都大祀殿成，規制如南京。南京舊郊壇，國有大事，則遣官告祭。（同上）

有明一代郊祀之禮，從洪武十年直到嘉靖初期皆為天地合祭，嘉靖九年，世宗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改制：

嘉靖九年，世宗既定《明倫大典》，益覃思製作之事，郊廟百神，咸欲斟酌古法，釐正舊章……帝復諭璁：「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殿擬周明堂或近矣，以為即圜丘，實無謂也。」璁乃備述《周禮》及宋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且言祖制已定，無敢輕議。……乃敕禮部令群臣各陳所見。且言：「汝梅等舉《召誥》中郊用二牛，謂明言合祭天地。夫用二牛者，一帝一配位，非天地各一牛也。又或謂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擬之夫婦同牢。此等言論，褻慢已甚。又或謂郊為祀天，社稷為祭地。古無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猶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社之名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隨所在而祭之。故《禮》有『親地』之說，非謂祭社即方澤祭地也。」璁因錄上《郊祀考議》一冊。……於是禮部集上群臣所議郊禮，奏曰：「臣等祗奉敕諭，折衷眾論。分祀之義，合於古禮，但壇壝一建，工役浩繁。《禮》，屋祭曰帝，夫既稱昊天上帝，則當屋祭。宜仍於大祀殿專祀上帝，改山川壇為地壇，以專祀皇地祇。既無創建之勞，行禮亦便。」帝復諭當遵皇祖舊制，露祭於壇，分南北郊，以二至日行事。（同上）

自此以後，天地分祭，遂為嘉靖至有清一代制度。《大明會典·卷八三》「郊祀三」載嘉靖朝祭地祝文：

維嘉靖某年歲次某某，某月朔日，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於皇地祇：時當夏至、群物方亨。生長發育、有生咸賴。功德至厚、上配皇天。爰遵典禮、謹率臣僚、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奉茲瘞祀。奉太祖高皇帝配神。尚饗。

根據史料來看，後世祭地之禮基本與祭天同，依次為迎神、奠玉帛、進俎、初獻、讀祝、亞獻、終獻、受福胙、徹饌、送神、望瘞、禮成。《明史》中還記載了明洪武二年的郊祀：「二年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其儀並同。惟迎神後瘞毛血，祭畢，奉牲帛祝饌而埋之，與郊天異。」[2]現存北京地壇的皇地祇室，就是明清收藏皇地祇及從祀諸神木主的地方。

在《左傳》中，亦可散見祭祀天地之禮。桓公六年，季梁正告隨侯云：

「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又，庄公十年曹劌對魯庄公：「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又，庄公三十二年史嚚之言：「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古人對祭祀天地極其虔誠，此即敬畏之心使然。同時，「神依人而行」，亦如《左傳》中鄭子產所云「天道遠，人道邇」一樣，這種人本觀念在整個儒學義理中是極其清晰和一貫的。周公制禮作樂，在中國文化里首次注入「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後經孔子而發皇，其要旨正是要從制度上追慕堯舜之治，以期建設道德禮治為主要目的。上引《左傳》之言，正是此義。

[1] 陳襄，侯官(今福建福州)人。北宋理學家，「海濱四先生」之首，仁宗神宗時期名臣。字述古，因居古靈，故號古靈先生，與鄭穆、陳烈、周希孟並稱「古靈四先生」。著有《古靈集》二十五卷傳世。

[2]《明史·卷四十八》「禮二、郊祀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