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意義：中國學術思想的另一半(2)

　　「內戰問題」可以轉化為「自由民主問題」，但由於它們具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儘管在20世紀中國它們具有太多的交叉，因此它們還得分開來論述。在大陸，單維的以同質和不斷同質化為基礎的民主主義被發揮到極致，因此運用這種民主觀念批判1949年前國民政府的專制，人們自然具有一種革命的快感。而在台灣是另一種情況，那些不僅僅追求民主，而且對自由有一定透徹認識、對同質化後果有一定洞察的學者往往去了台灣。他們帶著對自由固有的追求在台灣將自由民主貫通起來反對專制政府。他們無需反對現代極權，但具有天生對自由的熱愛，而需要反對現代極權的地方卻只有根本無法反對現代極權的單維的民主觀念。專制下沒有民主但可能有一定的自由；現代極權往往以極端民主的形式出現但很難有自由。這也是1949年在中國的意義之一，是胡適、傅斯年、徐復觀、殷海光等去台灣的原因之一。

　　1949年前後遷台的學者許多並不是不知道國民政府的專制、腐敗和無能。早在抗戰後期，徐復觀就對國民黨產生失望，因此總想「把當時龐大而漸趨空虛老大的國民黨，改造成為一個自耕農為基礎的民主政黨」(《文錄自序》)。正如陶希聖在勸殷海光不必退出《中央日報》的信中所說：「總覺得今日如以三民主義打擊自由主義，為黨人至死不悟之舉，我等不能隨同此輩死去，一息尚存，必為自由而爭。」徐復觀也曾給蔣介石草擬一份《中興方略草案》，文件的「大意是分析三民主義與民主自由，如何能融合在一起，以團結廣大知識分子，重新建立政治陣容」。殷海光後來也說：「我的用意……是要把自由民主的精神注入到國民黨內部來……但在大陸上，政治權力葬送了國民黨；所以國民黨的新生，是要靠社會而不是政治權力。」因此大陸是在運用政治權力將中國共產黨獲得勝利的原因進一步鞏固，而在台灣則是將國民黨之所以失去政權的原因努力轉化為教訓。勝利的原因與失敗的原因不必然是同一條線上的相向。這也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癥結。正因為如此，海外這部分學人開拓了另一個思想天地。

　　徐復觀曾說：他起初「對民主政治並無了解，並無信心。到了(民國)三十八年，我才由『中的政治路線』摸到民主政治上面，成為我後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點。」(《對殷海光先生的憶念》)1949年國民政府遷台，徐復觀在這年摸到民主政治，並創辦《民主中國》雜誌，到1966年停刊，歷時17年，不斷地鼓吹自由民主，批判國民政府的專制。徐復觀還提出自己的「消極民主」的觀念：「從舊社會走到新社會，一定要使政治力量退處於消極地位，以讓社會、和個人，可以在自由氣氛之下，根據自己的志願與力量站了起來，使社會成為有力的社會，個人成為有力的個人。有力的社會與個人，逐漸代替了無力的社會與個人，國家的內容也為之改變；於是消極地民主政治，實際是培孕著一個強大的國家。」(《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

　　胡適1948年前後對有此有彼的黨爭格局還抱有一絲希望：「向來的政治鬥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被壓迫的人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卻漸漸養成了一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胡適《自由主義是什麼》)「容忍反對黨，尊重少數人權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會改革的唯一基礎。」(胡適《自由主義》)他希望中國早日結束「東風」與「西風」非此即彼的政治鬥爭。後來他發現這是不可能的，就一方面走上徹底反共的道路，另一方面在台灣極力主張和宣傳自由民主。他所支持的《自由中國》雜誌生存11年，在時間上超過大陸文化大革命1年。

　　儘管《自由中國》被查封，負責人雷震也被判10年刑，胡適也從此病重，直到離開人世，但並不能因此說胡適和雷震、殷海光的努力，在台灣失敗了，儘管他們在生前並沒有看到一個自由的社會，但他們廣播了自由的種子，在後來的歲月里發芽了，抽枝了。一種新思想、新觀念要轉化為一種社會現實，即使它自身具有多麼美好的價值和多麼務實的可操作性，也往往是要等新一代人起來，啟蒙者終究是落寞而去的。真的啟蒙者往往能夠認識到這一點，並具有非凡的耐心和毅力，否則他就會走向啟蒙者的對立面，成為一個狂燥的鼓動家。或者這個啟蒙者由於某些機緣巧合沒有直接面對啟蒙對象的現實，而只是新思想、新觀念的創造者、發現者和撰寫者。

　　為中國文化說話：哲學路徑與和史學路徑

　　內戰之疼如割肉，但另一種疼，更加根深蒂固，有時是隱隱作疼，而一旦爆發卻又是那麼激烈，爆發也是那麼頻繁。那些平時比較溫和的人們也只有到這時才知這種激烈原來一直潛藏於內心深處，甚至一些自以為是世界主義者的中國人也難以逃脫這種厄運。這種疼就是常常被人們所稱謂的「中／西文化衝突」或者「現代／傳統衝突」。這種「疼」發生於1949年之前，繼續於1949年之後，然而只能繼續於1949年之後大陸以外的中國地區。這種局面在大陸改革開放後才得以改變。「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耳提面命，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我全心震撼。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穆著，北京三聯1998年，p46)這又是20世紀下半葉不斷探索的中國人的另一個天地。當年許多學者何嘗不是因為洞察到一種滅絕民族歷史文化的事實將有發生，而為了保存中國歷史文化不得不拋國去鄉。

　　中西之間的戰爭雖然常常令中國人難受，但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無論大陸和台灣已經不再有這種直接的疼感，然而因此而來的自由、民主、科學三大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在大陸主要是民主和科學)。這三大被稱為來自西方文明的觀念與中國歷史文化的關係，成為人們努力予以彌補的東西，而彌補的艱難、甚至彌補的無望常常使他們處於一種深刻的「疼」之中。中西之爭，歸根結底是一種古今之辨，而古今之辨又可以歸結為中國歷史文化的延續性，即司馬遷所說的「通古今之變」。大陸學者鄭家棟曾這樣寫道：「近些年來經常縈繞於我腦際的問題是：在現時代已經大大改變了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儒學是否還具有生命力？……傳統與現代的接榫之處究竟在什麼地方？儒學能夠重新成為知識精英心靈世界中活生生的精神力量和重新找到切入更廣大層面的社會生活的現實途徑嗎？」(《當代新儒學史論》鄭家棟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p79)此之謂時移也。

　　在探討中國歷史文化在當代的延續性這一問題上，出現兩種路徑：義理路徑與義例路徑，也即人們常說的哲學路徑與史學路徑。余英時在論述《錢穆與新儒家》關係時就不得不處理這個問題。李澤厚在《略論現代新儒家》一文也注意了這種區分，指出「錢穆和徐復觀基本上是歷史學家或思想史家」。筆者之所以採用傳統的說法，是因為這兩種說法本身就區分了他們的異同。余英時說：「錢(穆)先生和第二代新儒家之間雖有最低限度的一致立場——為中國文化說話——並且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交往甚密，但是彼此的學術取向以及對儒學傳統的認識都格格不入。」(《錢穆與中國文化》)。「義」者，大而言之，「為中國文化說話」也。以哲學建構為中國說話，還是以歷史敘述為中國說話，此之謂義理路徑與義例路徑的區別。

　　關於哲學建構這一路徑體現最明顯的是熊十力及其門下弟子唐君毅、牟宗三等所努力創建的「當代新儒家哲學」：「把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關係單純歸結於由儒家固有的內聖心性之體開出民主、科學之用，至少是不全面的；它還必須包括如何調整、轉化、充實儒家內聖心性之學，以便為民主、科學的發展提供某種形上基礎這一層含義。」(《當代新儒學史論》鄭家棟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p79)這一路徑本文將略過不表，僅引用筆者在另一篇文章的話來表明自己關於「內聖」與「新外王」的看法：「內聖從來沒有開出過外王。內聖與外王在過去一直是循環論證，互開互闡。原因在於它們有自己的中介：無意識無知和社會基礎。假如儒學轉換以後，真的能日常倫理化，換言之成為公民社會的主要價值，這時內聖開外王又可行了。這個可行不是邏輯意義上，而是信念層面上的。」換言之，邏輯上的綜合是不可能的，但有實踐和信念作基礎則大為不同。邏輯上的綜合總是建立在一種無意識信念之上，而這種信念是可以通過某種實踐實現的。

　　關於史學路徑，主要以錢穆和徐復觀及後來的余英時等為代表。徐復觀就曾這樣區別自己和錢穆的學術：「我和錢先生有相同之處，都是要把歷史中好的一面發掘出來。但錢先生所發掘的是二千年的專制並不是專制，因而我們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而我發掘的卻是以各種方式反抗專制，緩和專制，在專制中注入若干開明因素，在專制下如何保持一線民族生機的聖賢之心，隱逸之節，偉大史學家文學家面對人民的嗚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義士，在專制中所流的血與淚，因而認為在專制下的血河淚海，不激發出民主自由來，便永遠不會停止。『述往事，思來者』，史公作史之心，應當是一切史學家之心。」(《良知的迷惘——錢穆先生的史學》徐復觀)

　　對於錢穆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獨特的描述，筆者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重新建立當代中國人與古代中國人的歷史關係，意義是深遠的。我們所意識到的和感覺到的『形象』(某種意向性)，總是框定我們的思維和經驗。我們建立怎樣的古史觀，我們就建立怎樣的現代觀。……我們過去可能更多的是看某個人在維護傳統或者在批判傳統，而比較少地去看他所批判的傳統在他的批判中所呈現出來的形象。換言之我們只知道誰在批判傳統，誰在敬意傳統，但不去想他批判了傳統中的什麼東西，是怎樣批判的，或者是他「敬」了傳統的哪一部分「意」，對這一部分「意」是怎樣「敬」的。就以錢穆為例……1)在錢穆看來，中國古代『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徵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皇權和相權之劃分，這常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題目。我們幾十年來，一般人認為中國從秦漢以來，都是封建政治，或說皇帝專制，那是和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2)在他的《國史大綱》里，關於先秦諸子的章節名是『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關於漢朝的章節里有『平民政府之產生』、『士人政府之出現』等節。這樣一來，假如錢穆想對這段歷史有所保守，那麼保守的就不僅僅是一段已經過去的歷史，而是新的社會秩序和原則已經在歷史獲得堅實的根據，即得到歷史的呵護。」

　　余英時則在此基礎上走了另一條路，即探索中國歷史文化在新時期可能發生轉換的內在機制，他把這稱之為「內在理路」說：「我稱之為內在的理路(inner logic)，也就是每一個特定的思想傳統本身都有一套問題，需要不斷地解決；這些問題，有的暫時解決了；有的沒有解決；有的當時重要，後來不重要，而且舊問題又衍生新問題，如此流傳不一。這中間是有線索條理可的。」(《戴震與章學誠》)這種理路的內在多元和此起彼伏隱含了中國歷史文化與現代的接榫。這條路徑與徐復觀又相似之處，即都是從中國歷史文化中發現與現代相同或相通的因子。

　　非無關語：從殷海光到秋風

　　這篇文章是不完整的。四條線索也不能一一舉例，將各路學人囊括進來，但筆者自信這四條線索所蘊含的問題意識和思想意義存在於大多數海外學人之中。本文的意義在於彰明某些問題意識以及隱含在這些問題意識之中而可能被人們忽略的求解路徑。筆者不想坐實這種意義，就採用一種義例的處理方法，將兩個人們難以同意相提並論的人聯繫在一起，也許能琢磨出一些某種軌跡的眉目來。

　　殷海光被稱為台灣自由主義第二代代表人物，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裡，成為台灣自由主義思潮的一面旗幟。他曾在中國歷史文化問題上與徐復觀一度決裂，並演變成《自由中國》雜誌和《民主評論》雜誌的激烈論戰。1957年殷海光曾在《重整五四精神》一文中指出：「返屬稍有知識的人士都看得明明白白，時至今日而講復古，無論講得怎樣玄天玄地，根本是死路一條，不會有前途的。」但到了60年代後期，殷海光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在病床上寫道：「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要如何溝通？這個問題很值得我們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對這問題下一點功夫去研究。許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國而後施以抨擊(胡適和我以前就犯了這種錯誤)，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莊子的世界是多麼的自由自在？……再從社會層面看，中國在強大的帝制下，人民卻有很大的社會自由。……歷史的社會應與歷史的社會比較，拿歷史的社會與近代西方的社會比較，是一個根本的錯誤。」

　　殷海光的這一轉折一直為認同中國文化的人津津樂道，也是那些不認同中國文化但自以為是自由主義的人忌諱的一件事。殷海光自己解釋這種轉變，認為有三個原因：對故鄉生活的回憶；學生張灝的影響；「半個徐復觀」的影響。徐復觀曾這樣解釋殷海光的轉變：「真正的原因，是中國文化。乃在憂患中形成，也只有在憂患中才真能感受。他這幾年正陷在深刻的憂患之中。」(徐復觀《痛悼吾敵，痛悼吾友》)

　　無論怎樣解釋，但是這個自由主義者走到認同自己民族文化的道路上來，實在是有點漫長，從而耽誤了在一種張力中而可能的思想創造，進一步的行動就少了一種具有細節的觀念的引導。

　　在大陸那些自以為是自由主義的人那裡，中國歷史文化的形象還停留在文革水平，即認為中國歷史文化是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的時侯，大陸青年學者秋風發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他一直自稱原教旨古典自由主義者，對奧地利經濟學派特別著迷。他是那種真正的著迷者。我一直認為20世紀中國既沒有忠臣，也沒有叛徒；活學活用總是那麼來得特別早。但秋風對自己著迷的東西總是能付出萬培的努力，努力地翻譯，努力地寫作。他的變化就是開始對中國歷史文化做某種辯護了。自稱為當代大儒的蔣慶編選了一套儒家經典讀本，主張兒童讀經，被一海外學子斥之為「蒙昧主義」。秋風就站起來為讀經辯護，而且是幾度辯護，直到他認為爭論已經淪為口水之爭才退出。

　　根據筆者的了解，其間的變化還穿插著一個環節，即「普通法憲政主義」。但他及其同仁發現自由憲政與普通法難以割離之後，就開始著迷於「普通法憲政主義」的翻譯和寫作。普通法的要義不是現有的規則，而是其演進的規則。「普通法憲政主義」在某種意義上將這種演進的規則彰顯出來。而這種彰顯的意義自然包括了從普通法教條主義走出來這一層，但更是發現了傳統在普通法憲政之路的必由之義。沒有傳統的保持和作用，就沒有「普通法憲政」。

　　秋風現在還只有30多歲，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完成殷海光將近50歲才走完的路。這雖然不能說就一定是一種標誌，即一個自由主義者走到認同歷史文化之路上來得時間已經大大縮短，但不能不說已經有了開始，特別是秋風曾經是他及其同仁的一個代表。

　　中國歷史文化不僅在現代自由社會中獲得形而上之基礎的意義，而且獲得普通法憲政之內在必由環節的意義。秋風把這一現象稱之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已經浮出水面」，筆者則持另一種看法，即認為在發生學意義上的中國古典自由主義開始形成。過去中國只有觀念意義上的所謂的古典自由主義，而從現在開始，古典自由主義獲得了發生學意義。

　　2004-8-3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原標題為《1949年的意義：中國學術思想的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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