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集:風雲新途(蘇聯)
【序】
1917年11月7日,晚9點40分,伴隨著這門大炮發出的一聲怒吼,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掌握的政權——蘇維埃政府誕生了!
二十年間,在這個政府的領導下,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奇蹟般地變成了一個工業化 強國。
從彼得大帝改革開始,歷經230多年的努力,俄羅斯民族終於第一次憑藉國力而不僅僅是武力,佔據了世界的制高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們以巨大的犧牲力挽狂瀾,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作為一個曾經對世界產生過巨大影響的超級大國,蘇聯在20世紀探索了一條國家發展的新道路。這一前所未有的社會實踐,究竟是如何進行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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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是莫斯科最具風情的季節。1924年1月21日,漫天的風雪席捲著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但這一天的莫斯科城沒有風情,有的只是無盡的悲哀。
就在這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數萬名工人、農民、士兵排著長隊,來向他們的領袖告別。蘇維埃政權的締造者——列寧,已經為這個新生的政權耗盡了最後一絲精力。
來自西伯利亞的狂風怒吼著,如同隨風飛舞的雪花,每個弔唁者的臉上都充滿了失落和彷徨,蘇維埃的明天怎麼辦?誰來帶領大家完成這段未竟的旅途?
俄羅斯高爾基文學院 院長 謝·葉辛:
俄羅斯人是非常適應非個性的社會生活,因此我們也就有了社會主義。當我們聯合起來的時候,我們就非常強大。當我們為了一種思想或者圍繞著一個人團結起來的時候,你明白我們非常需要英雄,為了這個英雄,我們可以戰鬥到最後。
俄羅斯是一個崇尚英雄、需要英雄,同時也是英雄輩出的民族。在歷史上,政治家的個性氣質曾決定性地影響了整個國家的命運。彼得大帝的改革,拉近了俄國和當時歐洲強國的距離;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獨立思考的俄羅斯知識分子;而列寧對革命的執著,則使這片土地勇敢地承擔起為人類開拓新航道的歷史重任。
在列寧登上歷史舞台之前,俄國曾經出現過許多共產主義小組。其中,一個名叫維拉·扎蘇里奇的女共產主義者給馬克思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問道:馬克思提出的與大工業、工人階級緊密聯繫的社會主義,是否可以在俄羅斯實現?馬克思回答說,應該首先在歐洲發達國家實現。
當時,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信仰者都認同:社會主義是工人階級領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應該首先在工業基礎發達的英國、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發軔,工業基礎薄弱的俄羅斯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深刻了解俄國現實的列寧則認為: 「如果沙皇制度由於有了13萬貴族,這些在自己的地區、各自行使警察權的封建領主,便能維持幾個世紀,為什麼我們不能依靠擁有13萬忠誠的活動分子的黨,堅持幾十年呢?」。
美國耶魯大學 教授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俄國大革命是不是必要呢?我不知道。但是它卻發生了,因為這個國家崩潰了,那就是它為什麼發生的原因。它發生了,不是因為列寧計划了,而是因為列寧抓住了提供給他的布爾什維克的機會,來做他想做的事情。
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布爾什維克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決心和信心,人們相信,在列寧的領導下,蘇維埃俄國將走出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人民將行使權力,所有人都有工作,再也不受剝削。然而,建立新社會卻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十月革命四年後,在歐美髮達國家的封鎖和包圍下生存下來,並剛剛平息了國內叛亂的蘇維埃政權,遭遇了一場自下而上,突如其來的風暴。
這是畫家弗·塞羅夫創作於1921年的一幅油畫,它所反映的內容正是那場席捲全國的風暴。
1921年春,蘇俄發生大面積的災荒,三千多萬老百姓掙扎在飢餓的邊緣。由於在剛剛結束的保衛新政權的戰爭中,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顯現出極大的威力,蘇維埃政權決定繼續推行對農民餘糧的無償徵集政策。然而,這個政策引起了農民的不滿,一些富農甚至藉機拿起了武器。連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的堅強堡壘——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們,也支持農民的要求。
俄羅斯高爾基文學院院長 謝·葉辛:
當問題表現在要一碗粥、還是要理論的時候,人們通常會選擇那碗粥。你吃飽了那你就會去唱歌,如果你肚子里沒食,那你只有沉默。列寧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因為戰爭以後,要想發展經濟,沒有其他的路。
外部世界的封鎖包圍和軍事壓力,國內的糧食危機和政治叛亂,促使蘇維埃政權採用新的方式來發展經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政權,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此,列寧對黨內的同志說:「我們在奪取政權後就知道,不存在將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根據實驗做出判斷。」
1921年3月,蘇維埃政權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並且首先從解決農民問題入手,變餘糧無償徵集為市場買賣。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徐天新:
就是說呢,要對農民做讓步,要允許農民能夠個體地經營自己的經濟,允許市場的存在,要利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來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為社會主義的建設準備條件。
俄羅斯世界歷史研究所 所長 阿·奧·丘巴利揚:
當然了,這根本就不是完全的資本主義,新政策的主要內容涉及商業、減稅、允許小型企業存在,這一切都是試圖使經濟復活。
在商業領域,新經濟政策剛開始實行的是直接用工業品換農業品,但是,俄羅斯大嬸們卻更習慣於貨幣交易,不願意進行物物交換。而且,工業品也遲遲到不了位。
於是,蘇維埃政權宣布恢復國內自由貿易,重新建立銀行系統。
今天,運營了85年的莫斯科國營百貨商店,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然而,八十多年前,這裡卻很難看到外國人。
當時的歐美等發達國家對俄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充滿了恐懼,一心想把它扼殺在搖籃之中。美國不僅拒絕在外交上承認它,而且華盛頓的官員們對請求去蘇聯的旅遊簽證的回答竟然是:「我們不知道有這樣的國家!」。 在這樣的敵視中,蘇俄獲得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之難是可想而知的。
1921年8月,在莫斯科市民驚異的目光注視下,一位23歲的美國青年走進了克里姆林宮,他的名字叫阿曼德·哈默。
哈默的父親是美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同父親一樣,哈默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充滿關注,他為蘇俄帶來了大批急需的醫療設備 。
就在這個辦公室里,年輕的美國商人懷著極大的熱情,傾聽列寧暢談新經濟政策,其中最讓哈默感興趣的是工業領域。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徐天新:
因為我們都知道,(蘇聯)國內戰爭打退了外國武裝干涉,把外國資本家趕走了,那麼現在勝利之後呢,列寧又同意外國資本家回到俄國,來經營一些當時蘇聯沒有力量經營的一些項目。特別像在西伯利亞開發礦產,採伐森林等等。這個做法是非常英明的,非常有遠見的。
10月28日,第一份給外國人特許權的合同在這裡正式簽署,哈默獲得了一所石棉礦的特許經營權。同時,在列寧的支持下,哈默成為二、三十年代美蘇貿易的核心人物。
他在美國企業界遊說,聯絡了30多家美國大公司,組成美國聯合公司,將美國的產品運到蘇俄,換取蘇俄的物產,美蘇的易貨貿易由此開始。
但是,蘇俄並不想單純從國外進口產品。列寧對哈默說:「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美國的資本和技術,這樣就可以讓我們的車輪再次轉動起來。」
嘎斯車是蘇聯時代的代表性符號之一。而最早在蘇聯生產「嘎斯」車的,是美國的汽車製造業大王亨利·福特。
福特原先把蘇維埃看做「勢不兩立的敵人」,聲稱除非蘇聯的意識形態變得適合他的口味,否則他「不會運一個螺帽去那兒」。哈默勸他說:「要是這樣,你會有太長的時間沒法在那裡做生意,那裡可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事後證明,福特對這筆與蘇聯的交易十分滿意。
在高爾基市,福特與蘇聯建立了汽車聯合企業,從1932年起,每年有十萬輛嘎斯牌客車和卡車下線,在蘇聯的道路上奔跑。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蘇聯經濟得到了恢復。列寧對此感到很欣慰,他說:「在戰爭結束的時候,俄國就像是一個被打得半死的人……而現在,謝天謝地,他居然能夠拄著拐杖走動了!」
中國中央編譯局 研究員 鄭異凡:
這個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把市場,實際上就等於把商品、貨幣、市場機制引進到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裡面去,在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上,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1923年11月20日,列寧在蘇維埃全會上說:「社會主義現在已經不是一個遙遠的將來,或什麼抽象的幻影,……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這是列寧的最後一次公開演說。
在這張桌子上,歷史永遠定格在1924年1月22日。列寧每天離開辦公室前,都從這裡撕下一頁日曆。但是那天,他已無力撕下這頁日曆。
蘇聯人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兄長,一位和藹的領袖,一個根據實踐要求為俄羅斯謀劃未來的舵手。
俄羅斯高爾基文學院院長 謝·葉辛:
列寧給了人類一種鮮明的典範,即人類還可以有另外一種生活方式。有可能在他去世之後,俄羅斯走上另外一條繁榮的生活道路。很遺憾,列寧所實施的這種實踐活動最後還是沒有繼續進行下去。我認為,整個世界失去了一個面向未來的機會。
接下來領導蘇維埃政權的,是以行事嚴峻果斷為世人熟悉的斯大林。也許純屬巧合,列寧以發源於西伯利亞的大河——勒那河的名字作為自己的化名,而他的繼任者則以一種硬度很強的金屬——「鋼」作為自己的姓氏。
正如這兩個姓名的文字意義一樣:列寧時代,國家的經濟政策具有相當的彈性;而斯大林則以強硬的手段,加快了國家工業化的步伐。
美國耶魯大學 教授 保羅·肯尼迪:
他們認為這個廣大的國家,想要發展,必須集中所有的資源,必須限制資產階級,限制資本主義體系,控制所有的資源,包括農業資源。
中國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研究員 左鳳榮:
斯大林就認為,我的工業化資金只能靠我自己內部來積累,內部來積累呢,那主要當然要來自於農業,所以,他就明確提出一個要貢稅論,就是說要農民,除了他要交的糧食,應該交的國家任務之外,在工業品上,他要把工業品的價格定得更高一些,然後這樣讓農民買東西的時候付出更多的錢,就是說通過這樣一個方式來積累工業化的資金。
以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來積累工業化資金,意味著此前為保護農民利益而推出的新經濟政策將被捨棄。斯大林說:「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
在斯大林看來,時過境遷,新經濟政策不利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了,因為蘇聯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經常說:「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
20世紀20年代,西方各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恢復過來,各個主要工業國家的工業生產總值都達到或超過一戰前水平的1.5倍。一些歐美經濟學家稱資本主義已消滅了貧困,空前的繁榮讓他們充滿信心,並繼續封鎖蘇聯經濟。
1927年,英國宣布斷絕英蘇關係,並廢止1921年簽訂的英蘇貿易協定。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發起六國外長會議,提出要「和共產國際做鬥爭」。
孤零零的蘇聯看起來似乎不堪一擊。雖然新經濟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直到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還不到德國的一半,美國的八分之一,全國只有不到三萬輛拖拉機,99%的耕種要靠畜力和人力來完成。
俄羅斯《斯大林傳》作者 尤里·茹可夫:
為了保證國家繼續發展,必須採取新的、強有力的措施,因此,為了使國家不再成為一個農業國家,為了使國家不再從國外進口小到鉛筆、大到飛機等商品,必須建立自己的工業。
這就是為什麼要放棄新經濟政策的原因。
而同樣龐大的亞洲近鄰——中國的境遇,也更加堅定了這個鋼鐵般的領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意志。斯大林說:「沒有重工業,那我們就不會有一切現代化國防武器,那時我們的地位就會和目前中國所處的地位多少相似:中國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沒有自己的軍事工業,現在只要誰高興,誰就可以蹂躪它。」
1929年5月,蘇維埃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討論的內容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劇院里燈火輝煌,主席台上掛著大幅的蘇聯地圖。報告人每提到一項建設工程,在地圖上相應的地點就會亮起一盞小燈。等到報告結束時,蘇聯地圖上已經布滿了五顏六色的燈光,一千多個迷人的亮點閃爍著。
俄羅斯《斯大林傳》作者 尤里·茹可夫:
第一個五年計劃,整個的制定過程將近五年,作為第一個五年計劃,人們想把所有的各個方面都寫進去,這樣寫的量就非常大,最後又想方設法減少它的內容,然後又增加了內容,最後的結果是通過了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容量,足足有三本這麼厚的書。
在世界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此全面而細緻地規划過自己的發展進程,這是蘇聯人的一個創造。在那個時代,所有的生產、運輸、銷售都由國家計劃安排。國家計劃力爭精確,在列寧格勒生產的一粒紐扣售價1盧布,那麼700公里外莫斯科的價格也是1盧布,而萬里之外的海參崴仍然是1盧布。
對於蘇聯而言,它未來幾十年的興衰都和這種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聯繫在了一起。
就在蘇聯人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這一年,一場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危機爆發了。從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市的瘋狂下跌開始,危機很快從美國蔓延到全球,襲擊了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 教授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這是一個全球的大蕭條,之前有很多關於社會公平的考慮,只有少數人像今天這樣富有,而大多數人卻沒有從經濟繁榮中獲得利益。那時候,美國社會的不公平程度很高,有意思的是我們又回到當時那種不公平的程度,歷史驚人的相似。隨著經濟的崩潰,人們開始知道資本主義並不像他們想像的那樣運作,應該有政府的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美髮達國家的損失是1700億美元,而1929年到1933年這次全球經濟危機造成的損失則到達了2500億美元,危機震撼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也充分暴露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弊端。
而特立獨行的蘇聯,卻在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指導下,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這時,歐美的資本、技術和人才,開始轉向蘇聯尋找出路。全球最大的移民國家——美國,也第一次出現向外移民的傾向,先後有10萬美國人申請移居蘇聯。
中國中央編譯局 研究員 鄭異凡:
斯大林的公開言論裡面,我沒看到他說什麼要用西方的技術,整個五年計劃,或者五年計劃以前,用糧食,從農民那裡徵收的大量的糧食,徵收來幹什麼,就是用來出口,出口換匯,然後用這個去進口國外的技術。國外的這些設備進口了以後,當時國內不會運用,所以他當時講技術決定一切的時候,就是說,我現在從國外買進了那麼多設備,我這些設備得有人去掌握它。
拖拉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工業化的重要標誌,因為,它解放的是最廣大的農業生產力。
就在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最嚴重的時刻,一個規模宏大的拖拉機廠在斯大林格勒破土動工了。十個月後,工廠建成投產。
這個奇蹟般的速度,來自於計劃經濟體制的有效運作,也來自蘇聯對世界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利用。
拖拉機廠的建設者,除了蘇聯人,還有美國人和德國人,先後在這裡工作的美國工程師就有730名。斯大林後來告訴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蘇聯約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業是利用美國的技術建成的。1932年時,在蘇聯重工業部門工作的各國專家約有6800人。
與歐美國家的整體低迷形成鮮明對比的,不僅是蘇聯的工業化成就,還有蘇聯人民建設國家的巨大熱情。
1935年9月2日,蘇聯《真理報》刊登了這樣一則不大的簡訊:「中伊爾敏諾的採煤工斯達漢諾夫同志為慶祝國際青年節21周年,創造了風鎬勞動的全蘇新紀錄。在六小時一班的工作時間裡,斯達漢諾夫開採了102噸煤,這是礦井一晝夜開採量的10%,掙了200盧布工資。」
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開採量,因為它超過了普通定額的13倍!但一周以後,斯達漢諾夫又刷新了自己的紀錄,一個工作日採煤175噸。
此後,斯達漢諾夫不再是一名普通礦工的名字,他成為一面旗幟,引領了蘇聯工業化進程中一場轟轟烈烈的生產技術革新運動。在各行各業,無數個斯達漢諾夫的推動下,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勞動率提高了82%,大大高於原計劃的63%。
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俄共中央主席 根納季·安德烈耶維奇·久加諾夫:
俄羅斯在1929年時,不能生產一架飛機,不能生產一輛聯合收割機,也不能生產一輛汽車,十年以後,到1941年時,我們已經擁有了最好的技術,這些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這樣,在臨死的時候他就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這個佔世界陸地總面積近五分之一的國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它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歐美國家通常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路程。
蘇聯的一枝獨秀和它所採取的「計劃」方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極大興趣。20世紀30年代,西方人士紛紛前往蘇聯取經。美國的一名記者從蘇聯回國後告訴國人:「我看到了未來,它行得通」。一時之間,「計劃」成為最時髦的名詞。
通過國家力量對經濟生活進行宏觀調控,其中最成功的就是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通過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加入政府干預的手段,美國經濟開始復甦。
俄羅斯《斯大林傳》作者 尤里·茹可夫:
比如說英國的一個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汀,她就是《東方快車謀殺案》的作者,在這本書的開始部分,書里的主人公在車廂的過道上討論俄羅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一個非常準確的對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反映。
在當時,蘇聯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成功的光芒掩蓋了快速工業化背後的問題。
多發一個月的工資,提供一套帶電話的技術人員的住房,配備一切必要的沙發傢具,一個家庭療養證,兩個電影院里永久的專座,這些就是蘇聯工業化道路上的精神偶像——斯達漢諾夫獲得的物質獎勵。但成千上萬忘我工作的建設者們並沒有得到太多的回報,尤其是廣大的農民們,每天都不得不去面對嚴重的物質匱乏。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教授 徐天新:
斯大林的經濟發展也存在著一些致命的弱點,首先是經濟發展不均衡,重工業、軍事工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輕工業、農業受到了很大的傷害,特別是農業。第二方面呢就是人民的生活沒有能得到重大的改善,沒有能夠和工業發展同步得到改善,到斯大林逝世的時候,人均的糧食的產量、人均的肉類的產量,還沒有達到沙皇時代的水平。
美國耶魯大學 教授 保羅·肯尼迪: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吸取教訓,認為任何計劃都是危險的,任何長期考慮都是錯誤的。我認為應該吸取更加微妙的信號。就是說國家和地方政府擅長什麼,不擅長什麼。
不過,計劃經濟在當時的成功,使人們不可能像今天一樣去反思它的弊端。更何況,當時的蘇聯,正面臨越來越緊迫的戰爭威脅。
為了擺脫經濟危機,德國、日本、義大利等國建立起法西斯專政。就在蘇聯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的1937年,中國已經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全面抗日戰爭,而斯大林一直擔憂的戰火,最終也不可避免地侵入了這片廣袤的土地。
這是莫斯科紅場上的無名烈士墓,墓前的這簇火焰已燃燒了幾十年,它象徵著不屈的鮮血和頑強的靈魂。墓志銘上寫道:「你們的名字無人知曉,你們的業績萬世永存」。陵墓下面掩埋著數千名在蘇聯衛國戰爭中犧牲的紅軍戰士。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時,德國軍隊突襲蘇聯。一星期內,蘇軍損失兵力100萬人以上,西部工業區全部淪陷。
希特勒微笑著聲稱要在莫斯科紅場舉行慶祝的儀式,但很快他就笑不出來了,德軍不僅被全線扼止,而且開始遭遇反攻。
希特勒不明白,已經失去西部工業基地的蘇聯,為什麼會越戰越強?
俄羅斯《斯大林傳》作者 尤里·茹可夫:
如果我們沒有在庫茨涅茨克、扎巴洛日等地建立鋼鐵聯合體,如果我們沒有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在斯大林格勒、哈爾科夫、車裡亞賓斯克等地建拖拉機廠,我們就不可能將這些工廠直接建成坦克製造廠。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 聞一;
由於戰爭條件呢,採取了一種幾乎是24小時工作制,就是機器不歇人休息,輪班倒制度,所以西伯利亞的工業也很快地發展起來了。
即使在最艱苦的1942年,蘇聯飛機產量仍達到兩萬架以上,比德軍幾乎超出一倍。
蘇聯巨大的工業能力壓倒了納粹德國,成為制勝的利劍。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刻,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的工人們駕駛著剛剛造好的坦克直接出廠,迎戰德軍。
1945年5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終於迎來了最後的勝利。
蘇聯紅軍攻克柏林,紅旗插上了德國國會大廈的頂端。德軍在蘇德戰場上共損失兵力1000萬,占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總傷亡人數的73%,蘇聯以2000萬人的犧牲為代價,捍衛了正義,捍衛了和平。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悲壯的一頁,僅此一點,蘇聯就無愧於一個大國的稱謂!
在德軍敗局已定的1945年2 月 ,當時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三個國家——美國、蘇聯、英國的首腦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在雅爾塔會晤,一起商談確立戰後的世界格局。
這是世界對蘇聯強大的軍事政治力量的承認,也是對蘇聯所承擔的大國責任的尊敬。
在20世紀中葉的萬里晴空之下,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隔洋相望,共同主導了世界未來幾十年的走向。
1957年,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闖入了太空,它的身上鐫刻著「蘇聯」的字樣。
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乘「東方」號飛船,第一次實現了人類進入太空的
夢想。從太空俯瞰地球,是人類文明的高度,也是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高度。任時光流逝,這一高度將永載史冊。
而能否超越這一高度,將取決於俄羅斯一代代領航者的視野是否足夠高遠。
這是一本被封存了五十年的書,它的作者是法國文學大師羅曼·羅蘭。
1935年,羅曼·羅蘭應高爾基的邀請訪問蘇聯,在蘇聯他處於鮮花和歡呼之中。後來他寫信給斯大林說:「我看到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整個國家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跟千百種障礙做不斷的鬥爭,在英勇而秩序井然的高潮中,正在建設一個新世界。」
中國中央編譯局 研究員 鄭異凡:
當時他們到那邊去看了以後呢,確實也發現了,蘇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說,當時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還有當時的官僚主義的作風,還有廣大農民和一般老百姓的貧困生活,還有國內他們,有意識地封鎖國外的情況。
在日記中,羅曼·羅蘭寫道:「目前這些政策包含著某種消極的東西,這是不可避免的;我絲毫不懷疑,世界更美好的未來是與蘇聯的勝利連在一起的。」
出於對蘇聯的熱愛,羅曼·羅蘭決定這本日記五十年後再發表,他不想因為這本書造成對蘇聯的哪怕一點點傷害,他認為五十年後,蘇聯一定已經解決了這些問題。
1984年,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正式發表了。但是,蘇聯的領袖們並沒有像羅曼·羅蘭期待的那樣,及時發現和糾正,包括高度計劃經濟體制在內的一些政策弊端,以至於積重難返,喪失了讓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機會。
1991年,克里姆林宮的紅旗悄然落下,紅色的年輪在大國興起的舞台上刻寫了74圈。
蘇聯的迅速崛起是20世紀引人注目的大事。作為一次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它的經驗和教訓,都成為人類發展的寶貴財富。因為,對歷史的判斷,必須用大尺度來衡量,社會變革的完成可能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
對一個偉大的民族而言,挫折意味著新的出發。今天,俄羅斯已經走在了民族復興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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